英国新工党的社会福利政治与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英国论文,社会福利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2月出版的英国《国际社会主义》季刊第85期刊登了迈克尔·拉瓦列特和格里·穆尼写的题为《新工党，新伦理主义——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的福利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以“伦理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布莱尔自从1994年担任工党领袖以来，一贯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及其对他的政策的影响。他认为“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它以社会为出发点来压制个人。而教会在圣餐的圣仪中所颂扬的原则则是教导我们从个人的责任感出发，把自己同社区更大的利益和善良联系起来”；“主张由国家集中控制工业和生产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错误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没有认识到国家和公有经济部门可以像财富和资本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样，成为压制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团”。
布莱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用他称之为“伦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他声称“伦理社会主义”的原则将会支撑工党政府实现其主要任务。“伦理社会主义”包括了新古典供应学派经济学的观点，强调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使之作为反失业斗争的基石。“伦理社会主义”认为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观点同古典的自由派社会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但又不同于自由主义。它声称个人是“互相依存的社会存在”，个人的自我利益“是同社会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它在强调“社会生活互相依存”的个人的同时，又强调“社区”和“家庭”；而且“坚实的家庭是坚实的社区的基础”。
布莱尔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20世纪初苏格兰宗教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他认为个人只有生活在大家由履行相互义务而维系在一起的社区中，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另一个人是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者艾米塔·埃特蔡恩尼， 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都面临道德衰落、缺乏履行义务承诺的“非道德化”问题，“社群主义者呼吁恢复公民的美德，呼吁人们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只专注于自己的权利，呼吁人们支撑起社会的道德基础”。社群主义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描述对社区和社区价值观的政治和思想诉求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流行方式。这种思想既屏弃新右翼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又拒绝“老左派”家长式国家集中管理福利的模式，因此而被认为是在沿着不受制约的市场及无所不管的国家之间的道路前进。
改造福利国家，损害贫困阶层
布莱尔在1998年2月同克林顿进行政策讨论后， 声称要创造一种有别于“老左派”和新右翼的新的大西洋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种政策深受克林顿及其民主党政策顾问们的观点的影响，它认为全球化已成定局，单个的经济实体除了跟着世界经济的大流走，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措施，如增加劳动市场灵活性，严格控制公共开支特别是“浪费性”的福利开支等。这样便不再能指望国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也不能指望它对过度的市场活动进行校正。
“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即使在布莱尔的支持者中间也没有一个共同看法。新工党思想库的重要成员吉登斯声称，这条道路在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盛行的新世界中代表着一种更新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它立足于一种国家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不是对之控制的新型的混合经济。
“第三条道路”标志着新工党放弃了阶级观念。布莱尔和工党其他领导人声称英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同撒切尔夫人声称只要人们不再谈论阶级，阶级就会消失一样，把阶级当成了一种心理概念。布莱尔辩解说，“阶级划分是无益的而且是分裂性的”，“与阶级绑在一起的”政治属于“老工党”的世界。
新工党认为英国社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除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对缓解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无能为力外，还声称过去20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大量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上多余的”思想意识，而且那些为“旧世界”服务的组织、机构和体制尤其是福利国家也需要改造了。
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都强调政府的福利支出过高。但1998年政府自己发表的《社会趋势》报告表明，英国的人均福利支出是很低的，在欧洲11个国家中名列第9位。该报告还表明， 全国人口中有90%的人认为应增加福利支出和公共开支。然而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斥责贫困的受害者是“福利依赖者”。新工党的福利改革的核心就是号召英国全体居民“去工作”，对于那些已有工作的人则是号召他们要更卖力和更“灵活”地工作。重要的是，对工党政府而言，要人们不顾一切地去工作已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现在称为“社会排斥”）和福利依赖问题的关键。这样就可以因实行了低水平的最低工资制而置人数不断增多的有工作的穷人面临的困难于不顾。而根据欧洲委员会制定的“体面门槛”，凡收入低于平均工资2／3的工人都是贫困者，则目前英国48%的工人都是贫困者。由此可见，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要把英国变成欧洲的“血汗工场”。由此也可以理解工党政府为什么对工会如此冷淡和不愿取消保守党政府的反工会立法。由此更可以理解把最低工资定在每小时3.6英镑的低水平上， 不过是实现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更广泛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工党福利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社会排斥问题。它用这个问题取代处理不平等和再分配问题，标志着工党不再打算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不再打算处理日益恶化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工党实际上没有反贫困的政策，它的做法是通过就业推动企业和强调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来解决贫困问题。工党领导人说，反贫困政策只涉及“那些对家庭从而也对社区不履行自己义务的不负责任的人”。由于工党拒绝铲除产生贫困的真正根源，据测算，贫困人口将在1997年至2002年间增加一百万人。工党领袖们一方面斥责和惩罚贫困者，一方面又推行加剧他们困苦的政策。工党承袭和发展了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削减各项福利开支等政策，以致亲布莱尔的《卫报》也在1999年8月25 日评论说，政府的公共开支是40年来最低的，在这方面“撒切尔要比工党慷慨得多”。9 月份发表的一份政府报告也宣称英国正迅速地分成贫富“两个国家”。尽管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渗透于新工党内心深处的是保守主义，这就是布莱尔大肆宣扬的“新社会”的基础。
新工党的来龙去脉
在某些方面，新工党的福利政策是英国政府过去20年来改造福利制度并作出新安排的政策的延续。它力图削减政府开支，压低劳动力价格，恢复英国资本的活力并向跨国资本敞开大门。支撑这项工程的是一种保守的道德信念，它把贫苦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当作是一个问题，坚信必须强迫他们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工党的理论家认为，被社会排斥的人只有参加工作而不计较工作条件和报酬，才能使自己重新融入现代社会。在布莱尔及其一伙看来，资本主义行得通并且能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但这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福利承担责任而不能依靠国家；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是在全球劳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需要我们更廉价更灵活地工作；而且要求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失业是必不可免的。由于新工党的政策是让公民负担自己的福利费用，从而减少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因此尽管国库的“战争基金”余额估计已经高达120亿英镑，政府却不会自愿增加对工资或福利的支出。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战争基金”不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是政府拒绝向非常需要的社会和福利服务拨款的结果。
当我们审视新工党政府及其福利政策时，要注意避免进入两个潜在的误区。第一是把它们看成是对工党传统的异化和同过去历届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彻底决裂。第二是认为新工党没有一点新东西：工党总是出卖自己，布莱尔也不例外。尽管历届工党政府的确全都出卖自己，然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改良主义，终究还处理结构上的不平等问题，还通过综合教育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来促进机会均等，并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保护穷人——尽管这种保护很不够。但是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中显然有许多方面同工党的传统理念截然不同。新工党的伦理主义，它对贫困的结构性根源的否认，它对引人注目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认可，它将穷人病态化的态度，以及对一系列保守的家庭及社区观念的提倡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实质上同老工党的意识形态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