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1-0071-10
全球化给民族文化带来了什么?民族文化在遭遇全球化时应该如何应对?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大的、长时段的思考，要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对其分别作具体的分析。
一、发展的困惑：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现代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带来各种各样的改变。人们曾经无保留地拥抱现代化，拥抱全球化。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随着文化多样性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的发展，这些思考也就变得愈加复杂。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首先从一个大视野开始，这个大视野就是：不可避免地席卷全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到应该如何应对，一方面是一个客观的大过程，另一方面是，人生活在其中，有着自己的愿望和追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里”和“外”的问题。谈别人容易，谈自己难；居高临下泛泛而谈容易，设身处地来谈就难；当“看客”容易，一旦进入其中，就会发现，有着诸多的内存逻辑起着作用。“里”与“外”都各有其道理，但又不能各执一端。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是，我们许多文化上的争论，许多有影响的观点，都是由于各执一端形成的。不考虑内在的复杂性，提出一个响亮而肤浅的口号，引起学界一片骚动，招来一片骂声，于是就有名了。在文化的“里”与“外”问题上尤其是如此。原因是，这个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关，于是，争论的观点可以“雅俗共赏”。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有一次，我与国外的老一代老学家聊北京，他们都对北京的发展表示伤感，几十年的建设，毁了一座无比美丽的城市。我曾经在瑞典留学。瑞典有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家，中文名叫喜仁龙，他写过一本书，名叫《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写老北京的建筑。我去瑞典较晚，没有见过喜仁龙，但读过他的书，也曾经与他的学生们很熟悉。与他们一道分享过这种淡淡的哀愁，他们的伤感的确使人感动。如果老北京完全保留下来一定很美。假如历史可以重来，也许可以换一个思路来建设北京。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讲无数个保护的故事，遭遇到那个建设的大时代，破坏的还是比保留下来的多。
历史不可能重来。今天我们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今天当然不能那样大拆大建了。但现在人们进行争论时，意图并不在此。通过历史的解说，有人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使文化博物馆化或化石化，让人们永远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使来看的人能够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过去的或远方的某个时空点，感受那里的生活。确实，到这些时空点上去感受感受，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我曾在湘西的一个古镇，看表演县官断案和镖局接生意。同一个场景每天都演，而且要演十来场，演得有点疲惫和敷衍，如果他们更敬业一点，也许会效果更好。总的说来，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好，既丰富了旅游项目的内容，也可对大众进行生动的历史教育。但是，如果有人想再进一步，使全部民族文化都博物馆化或化石化，以满足观看者的趣味，这就有问题了。这就回到所谓的“里”与“外”的问题。身处这种文化之外，只是看看而已，我们会觉得保持一种古老的原貌，满足现代观众所需要的古朴感和对异域情调的追求是很好的。城市可以保留，建筑可以不动，新城旧城可以分开，但是，古老北京人的那种旧式的城市文化，旗人的生活做派，旧式的茶馆，街上的叫卖声，都注定会一去不复返。文化是人的文化。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些民族的人生活在化石状态，满足“看客”的趣味，或者充当活标本，等待文化研究者的光临，把他们放上标本台。
二、全球化的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
我愿从一个最平淡无奇的故事说起。有一次，我曾陪一些外国学者到九寨沟。一位很友好、对中国艺术很喜爱的美国教授，在看了九寨沟演出团的演出后说：“真是精彩极了，他们应该到纽约去演出!”他能克服文化差异，欣赏中国人的艺术表演，的确难能可贵。但是，为什么演得好就应该到纽约去演出?当然，这位教授绝无任何不好的意思，他只是陈述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在做的一件事：在小地方成功了，就到大地方去；在小城市成功了，就到省城去，再到中心城市去，到首都北京去；然后就出国，到巴黎、伦敦、柏林、纽约去。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一位歌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唱一个专场，就表明或暗示他或她达到了一个档次；一个演出团体如果访美演出成功，身价就从此不同。画家也是如此，如果在县城办画展，能得到一个县的承认，到了省城办画展，影响就会更大了，但是，如果到中国美术馆或北京的某个重要美术馆办画展，那会是你一生的荣耀。更进一步，如果巴黎、柏林、纽约这些世界中心城市的一些大画廊向你开放的话，那么，你就是世界级的艺术家了。
其他各门艺术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有各种艺术的奖项，例如，各种文学奖、电影奖、音乐奖、美术奖、戏剧奖，等等。这些艺术的奖项也有着不同的等级，有地区的，国家的，也有世界性的。这些艺术的奖项意味着什么?是否在为艺术划定等级?获得世界级大奖的，就必定是最好的艺术?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意味着世界第一?艺术家之间，艺术作品之间，我们当然也常常说，是不可比较的：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很难一决高下。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作比较，并且这种比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比较的标准多种多样，在不同的语境中，标准也各不相同。市场在作比较，于是，电影的票房、画作的售价、文学作品的销售量等等，都成了标准。但是，票房、售价和销售量只是一个方面。专家的评价与大众的评价不同。专家说好的，大众不买账，但“大众”也不见得就说了算。艺术评价的标准是不同人群间博弈的结果。一时的市场效应与长久的影响力也不同，前者是当作品刚出来时的效益如何，后者是多年以后作品仍受到人们欢迎的程度。这两者中，一个是横向的维度，一个是纵向的维度。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标准在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地方，艺术风格也不同。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要把不同地方的艺术放在一起来评价。这当然是困难的，但却变得不可避免。
不同地方的艺术相互比较，这也许是艺术家的晋升之道。从小地方的艺术家，到大地方的知名艺术家，到成为大艺术家，有很多的阶梯要爬。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文化的丧失。艺术间的不可比较的差异变成了可比较的等级差异，多中心变成了单一中心。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文学，可以放在一道比高低吗?不同地方和画种的画家，可以放在一道排序列、等级吗?原来不可以，现在变得可以了，而且一定要这么做。不管是否合适，这么做已经成了通行的惯例，并且，艺术要想被承认，就必须进入到这种序列之中。我们在体育运动中有这种等级比较，我们可以根据体育的成绩，形成地区的、全国的、全球的冠军。但文学艺术的比较，就不那么容易。在等级的规定中，牺牲了许多最有意义的东西，牺牲了许多无法相互比较的独特性、许多特有的精彩。
回到前面所说的“内”与“外”的话题上来。在现代化与保持传统的两难之中，我们究竟怎么办?这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探讨可以极端化，从而使理论观点趋向于两极。但现实操作则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迫使人们持一个较为中庸的态度。然而，现实操作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
三、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三种倾向
当前，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至少有明显的三种做法或倾向，或者是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种做法是建风情园。在许多民族地区，都有民族风情园。有一段时间，建风情园成了一阵风，最早建风情园的地方，一定是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收益的，但此后建的，大都是在跟风。风情园所带来的问题却是很严重的。这种做法，是一方面拆真古董，另一方面建假古董，如在仿作的羌族和藏族小楼，苗家和土家的村寨等里面，文化成了表演，展示他们生活中场景：如何过节、过年……文化本来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早就在改变。于是，剩下的只有表演。这种转化对于民族文化本身来说也许是致命性的。前面说到“内”和“外”，就有是为了自身而保存，还是为了看客而保存的区别。现在这种区分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不再过自己的节，却为了看客天天在过节。生活表演化了，内在的真实转化为浮面的真实。为了表演，不必发自内心地为着自身的节日而愉快，而是表演自己的愉快。这些表演，也呈同质化的现象，一些不同的少数民族，表演趋一致性，那是表演的设计者相互学习的结果。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发自内心的美，而是看上去很美。于是，不同民族的表演团体相互学习，寻找表演性、娱乐性因素进行综合。这时，是否真是民族特色并不重要，只要看上去有点民族的特点，且表演得热闹好玩就行。由此，他们以表演文化为名，其背后是文化本身的丧失。造假古董与拆真古董形成一种因果关系。在建假羌楼藏寨之时，拆掉了真正的羌楼藏寨。表演如何过年过节与忘了如何真正庆祝节日也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一切都仪式化、外在化、戏剧化。朴素的家人亲友团聚，发自内心的亲情，作为休息的节日，被紧张地工作、保证来客快快交钱，并向他们完成规定的关于过节的表演所取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家乐”也已呈现出这种现象。
第二种倾向是将文化遗迹符号化，使历史文化遗迹成为城市里的一个孤岛，失去其环境和语境。一些古代的遗迹被用来装点现代城市，但却使它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例如，我曾在三十年前去过西安，看过大雁塔。当年的大雁塔年久失修，塔前的建筑也凌乱破败。我曾经心生感叹：这个地方是如此重要，还是要花钱修一修的。不久前我故地重游却震惊地发现，大雁塔还在，修过了，而且修得极好，但周围的各种建筑却全部拆光了。现在是一个巨大的雁塔广场，有音乐喷泉。夏日的夜晚，到处灯火辉煌，到处都有人跳舞、拍照。我再次心生感叹：弄得这么热闹，唐三藏怎么译经呢?我们又如何感受这个译经处呢?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一个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已经变得光彩夺目，喧闹无比。这当然是众多的例子中的一个。走遍全国，到处都有这种符号化的现象。将一些知名的古迹保存下来，加以突出，然后将周围一些相对次要一点的建筑全部拆光。于是，原先古迹所赖以存在的环境消失了，这些古迹的意义所赖以存在的语境也消失了。
一个词被人们从一个语境中取出来放在另一个语境中，它的意义会发生变化，同样，这些文化古迹也经历了这样的语境变化，从而使它们的意义也发生变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擦亮文化名片”，这代表着一种典型的符号化的思路。认定某一样或某几样物代表一个城市，将它特别地突出，使它们成为城市符号。保留了这几个符号后，就可以肆意在别处大拆大建。这时，城市的同质化与名片的异质化同时发生，成为共谋关系。许多城市除了几个标志性建筑以外，其它地方都“千城一面”。“擦名片”的行为改变了部分著名古迹的意义，毁掉了其它的古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保护和建设的名义下进行的破坏活动。
第三种倾向是倡导一种被称为“文化融合”的东西。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技术具有普世性，学到什么就直接用上。我们不能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提出建立“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一类的提法。全世界的数学都应该是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在一些技术性的行业另立标准，还是要努力与国际“接轨”。但是，涉及文学艺术，还是各有其民族性。不同民族之间要实现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还是各自“以我为主”。外来文化的影响只能是营养、供消化的东西。画家潘天寿说过，人喝了牛奶，只是吸收牛奶的营养，不能变成牛。他指的是中国的国画。到了20世纪，国画当然要变，要适应新时代，要画出新内容，但是，不能简单地说融合。西画的技法、构图、素描技巧、色彩、明暗，用到国画上，不一定就能产生新时代的新国画，反而有可能毁灭传统。创新是很难的事。在一个中西交融的大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各种融合的个案，各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间的交配，其结果是否有生产力，是否真的指出了一条新路，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同一种审美追求，只是换了一个媒介，并不等于有原创性。前不久看青歌赛，有人提出，好的民族唱法歌手要兼有美声和流行歌手的才能，糅进其它唱法的技巧。听了这个说法，我想到现在流行歌坛的一种做法：男歌手能唱女声，女歌手能唱男声，并且同一人模仿男女声对唱。还有一种做法：一位歌手能兼唱高音和低音，并且在不同的音区转换自如。这么做很难，常人做不到，要有特殊的禀赋。但是，艺术的标准就是难吗?“难能”固然“可贵”，但“可贵”是否就是“难能”?当我们努力区分艺术与技能时，就已经说了这一点。展现特殊的才能不叫艺术。古人就说过，“难”只是“求乞计”，力求实现的，只是使观众吃惊，而不是欣赏。联系前面谈国画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学习的结果是一种画种的消失。我还是赞同让民族艺术像喝牛奶一样吸取外来艺术的营养，允许其走自身成长的路。时代、社会、市场、科技，都会影响民族艺术的发展。在一个一切都在变的时代，艺术的变是不可避免的，不变就会成活化石，就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变不等于取消。文化的融合应理解成在新时代寻找生存和发展之路。
四、多元现代性是否可能
文化多样性与地方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陕北高原出高亢的秦腔，江南水乡只能出吴侬软语。不仅是音乐，在美术、文学以及各门艺术中，这种差别都可明显被看出，被感觉到。这种差别直接与人的性格有关。我们常常说，不同地方人，有着不同的性格。东北大汉的豪侠与上海男人的巧智，湘西女人的热烈与浙东女人的水灵，性格上的对比可以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哲学家们曾讨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问题，即文化是否由种族、环境、气候决定。对此，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是经济决定论派与地理决定论派在争。其实，经济决定，本身就不应该是抽象的经济指标来决定，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既与人种和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地理和自然环境有关，经济是这两者结合的一个方面而已。在现代社会，这种地方性有着被克服的趋势。陕北与江南，在生活上的差别就已经变得很小了。现代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同质性，又使造成性格差异的后天因素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差异还是否可能?
语言差异是一个对文化差异有着深刻影响的因素。人是用语言思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不是表达某种既有思维成果的工具，它就是思维本身的工具和载体。语言的特点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而人们的思维成果也通过语言保存下来。进一步说，语言的丰富和发达是思维发达程度的标志。人们运用一种语言思维，同时就在实践和丰富这种语言。弗朗索瓦·于连说中国人不重视哲学上的“在”，是因为他们在印欧语言之外。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远离欧洲语言的使用者，自己没有重视和发展这种观念而已。加入佛教因素后的宋明理学，“在”的观念就出现了。一种流动的“本体”观，可能就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有人告诉我，德国出了许多大哲学家，是由于德语适合哲学思维。我倒愿意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出了许多大哲学家以后，德语变得适合哲学思维了。
语言的不同决定着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也是民族间保持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语言间的可通译性是民族间可交流性的标志。语言间的不可通译的要素，如不可译的词语、来自民间、日常生活以及古代典籍的习语和成语等等，是民族间差异被保存的标志。从长时段看，不同语言间是走在趋同还是趋异的道路上，这很难说，应该是既趋同又趋异。来自翻译的新词使语言间趋同，来自日常生活的新词又可能使语言间趋异。当代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在走着一条复杂而不确定的路。
如果仅仅从狭义的语言差异上讲是如此的话，那么，在一个更为广义的符号学的领域，实际也是如此。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符号表意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易象、文字、图画是三种符号表意系统，被认为分别表达理、识和形，即推理、知识和图像。进一步说，礼和乐，其实也是用动作和声音符号分别与理智和情感对应，并用它们的相互配合以达到社会上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别异”与“和同”。一些史籍，从《尚书》到《春秋》，其实都具有符号性，它们记录过往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见解，让历史活在当下，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符号承载了文化的传统，它与语言本身相联系，又比语言更直接。这种传统会融合到民族和文化的血液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它又被迅速改变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就呈现为反传统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传统的运动，有的激进，有的温和，但受外来影响，自身受到彻底的、翻天覆地的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段里，可能会给人以传统的彻底消失的印象。然而，传统还会回潮，会以某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去并展现出来，不断以新的形式活在当代。具体到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传统的承载体。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可能性。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一个封闭的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差异。将差异看成一种危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差异或以武力征服，或以文化融化，这是封闭社会的特点；将差异看成是一种财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认为这会激发出灵感，形成创造力，这是现代的、开放的社会的做法。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应该是一件幸运的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同一个空间之中，友好相处，相互了解。背负着不同的文化积累，面对同样的经历，处理共同的问题时，人们的见解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这就是说，文化在不同地域中形成的多样性，可以转化为在同一地域的多元性。“多样”应该得到保留，这种“多样”在现代化的大过程中会受到侵蚀，逐渐淡化，但仍会保留下去。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域、同一空间中的“多元”会兴起。“多样”向“多元”转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关于文化是否有高低的问题，依据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文化之间只有差异，没有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之间的高低。将一些文化看成是高等文化，另一些文化看成是低等文化，或者将一些文化看成是在进化的序列上高一些，另一些文化看成是在进化的序列低一些，都是错误的。具体说来，我们不应该将某种文化看成是我们的昨天，将另一些文化看成是我们的明天。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不是我们的昨天，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活状态也不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不应该按照一个进化序列表来把全世界的不同的文化都排列进去。世界发展的一些阶段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但这只具有可能性，不具有必然性。在不同的文化中，“进步”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因而，是现代化是复数的。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它们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寻求和生成自身的现代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文化。现代性也是复数的，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现代性程度。
然而，这并不像文化相对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不同的文化都各有其自身的标准，绝对不能用一个文化的标准来看待和对待另一个文化。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年我在瑞典读书时，瑞典报纸上登过一个案例。一位穆斯林男子在街上的酒吧门口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理由是，他的妹妹与男人去酒吧，违反了教规，伤害了家族的荣誉。按照瑞典的法律，在街上杀人，当然是不允许的，但按照这个文化的规定，这是honour killing。争论的结果，当然在瑞典要按照当地法律处理。如果这样的行为在一些国家现在还被认可的话，那么，也许将来也会修改法律，不再允许这样的事。其实，文化本身也是在进步的。中国古代也有把自由恋爱的男女沉潭的惩罚，后来就作为恶法被取消了。过去，妇女裹小脚，西方人嘲笑，而中国人坚持，当作民族的特性。后来，也觉得西方人嘲笑得对，要废除。再后来，放脚、禁裹小脚，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文化的高低，需要以文化自身的历史参照系来比较，也需要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比较。文化是要进步的，这个进步，不是完全否定自身，谁先进就学谁。各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传统，自身的现实处境。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在自身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向前走，才能向上发展。在不同的现代文化之间，存有的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可以是在不否定自身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可以是相互激励、相反相成。通过这种对话关系所达到的是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而绝不是相互取消。
五、“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探讨“后现代”之后如何的问题已经统治学术界近三十年了，似乎讨论的热度还不减。我认为，首先是克服对这个话题理解的简单化，其次是克服对这个话题理解的复杂化。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三个词，常有被人们简单化地使用的倾向。例如，有人说：在前现代社会，就有前现代性；在现代社会，就有现代性；在后现代社会，就有后现代性。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什么错：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但这样的说法，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三个词背后的深刻含义没有说出来，所发明的新词也就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什么也不能说明。联系到这里所谈到的全球化，我们可以发现，与所谓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可用来说明三者差别的一个重要侧面。
“前现代”指传统社会，即以农耕和游牧为主的社会。这时，世界各地的民族和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一些民族有着自身的特性。例如，藏族是一个高山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地理环境有着一种互相选择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他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他们选择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生活；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有一批船民，或住在船上，即使不住在船上也以海为生；东北地区有一批人以狩猎为生；长城以北的人以畜牧业为生；而中原人以农业为主。这又有南北之分、山区和平原之分。这些生活环境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仅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有海上民族与山里民族之别，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别，有南方与北方之别，再加上种族、语言、所处的位置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因素，造就了不同民族的独特之处，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地缘政治格局，其原因在于，这种格局对民族特性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个有着宽松的周边环境，在实力上优于周边民族，因此，具有安全感的国家和民族，与处于大国或强国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民族，在心态上就会有明显的不同。一个由于高山或大海等地理环境而与其他国家隔开，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的小国，与处于大国附庸状态，随时会被吞并而又不甘心被吞并的小国，心态当然又不同。这些文化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有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但并没有出现一个主导的，完全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前现代的文化间相互关系呈现出网状的联系状态，通过战争、通商、人员的交流、文学与艺术的流传等各种情况而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现代”指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在工业上，指用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动力，用蒸汽机、内燃机等机器，开始在制造和运输业方面的革命；在科学上，指从观察转向实验，学科的分化和专门化；在教育上，大学制度的兴起，现代学科群和学科体系的形成，现代科学观念的出现。涉及我们这个学科，指现代美学学的建立，现代艺术观念和体系的形成。这种向现代的转化及其所形成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的要求，它以科学的普世性为代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发现的真理是普世性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在全世界都通用。由此，一些以科学的名义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思想在向全世界传播。这种传播能产生巨大效应的原因与它在逻辑上的不可辩驳性相关，也以其发达的制造和运输业，通过实验所形成的科学的发展为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更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得一些国家在全世界“在场”(present)和“介入”(engage)。这种存在对世界的影响持续深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全部感受到。它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改变各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其他社会政治体制，改变人们的伦理价值标准。这种改变，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曾经是“革命性”的。这种影响模式，打破了前面所说的网状结构而呈现出放射性结构，从而使一些原本“民族的”东西变成了“世界的”。
当我们探讨是否具有“复数的现代性”的可能性时，就具有一种对这种普世性进行超越的倾向。固然，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全世界都通用。但是，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由于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早已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方式。席卷全球的现代浪潮，会推动这些文化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会是影响深远的，几乎会彻底改变这些文化的面貌。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文化仍会按照自身的轨迹向前发展。现代化浪潮会产生文化间的碰撞，从而影响这些轨迹，其结果是形成一个合力。不同的文化仍然是在走着自身的现代化之路，从而形成自身各自独特的现代性。我说“复数的现代性”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复数的现代性”似乎是一种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倾向和理论思路，但其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后现代”理论来到世间，它本来是具有革命性的，它成为一种现代时期的多元化的理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后现代”要克服科学理性所带来的弊端，这都是积极的。
随着“后现代”浪潮的兴起，我们开始对此前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从不同的话题开始，不断深化，最后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洪流。例如，后殖民主义，原本有着具体的指向。“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独立，相应地，在思想文化界，要消除殖民的影响。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就批判殖民时代形成的价值观，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重新研读各民族的历史，说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思想、文化、语言，以及各种观念的深刻的影响，从而试图正本清源。再例如，女性主义，原本也有着具体的指向，女性要获得选举权，要男女同工同酬，后来就不断深化，出现了历史学的女性解读，开始研究文学史的女性视角，进而探讨上帝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20世纪的后半叶，还是人们热烈地讨论各种“终结”的时代。由千年情结引发的玄想竟成了一个大的话题，成为众多人的一种叙事策略。众多的潮流合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的理论与文化景观。
如果局限在艺术实践中来谈“现代”与“后现代”，可能会使这个模糊而复杂的话题显得更清晰一些。在艺术中，“现代”代表着一种追求，即美与艺术的结合。是艺术比生活更美，还是生活比艺术更美，这曾经是讨论的焦点。艺术比生活更美，是讲艺术要提高，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比艺术更美，是讲艺术要向生活学习，面对丰富的生活，艺术显得苍白。因此，可以而且应该向生活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争论，属于有关现代美学理论内容的一些争论。我们也将美学的历史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现代艺术观念的形成，及其与美建立概念上的联系，从而形成美学这个学科，还是在18世纪的欧洲才生成的。18世纪，美的概念与艺术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成了理论探讨的话题，审美范畴的探讨也开始出现。在美学史上，人们一般把探讨的重点放在美与艺术的概念上，实际上，审美范畴的作用也很重要，它在起着美与艺术的中介的作用。审美范畴不等于狭义的美，有些范畴很特别，与狭义的美相差很远，但它们仍然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艺术对美的突破，就是通过扩大审美的范畴的途径而实现的。崇高是一种突破，滑稽也是一种突破。艺术史的发展，呈现出审美范畴不断丰富扩大的现象。艺术中的从现代到现代主义，表现为从摹仿、再现，对美与和谐的追求，到走向抽象，形式脱离内容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审美范畴急剧扩大，将过去的各种不可能成为范畴的对象纳入其内，从而推动世界的审美化。与这种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代表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即美与艺术无关。
“后现代”当然是与20世纪中叶的各种思潮和艺术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提到后现代，人们会关注杜尚的《泉》，并将从它创作的时间来对“后现代”提出质疑。实际上，《泉》成为美学上关注的对象恰恰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泉》受到了美学界的热烈关注，它成了艺术与一切审美范畴无关的标志。《泉》成为艺术，不是由于它的光泽和造型。过去的艺术，不论是美还是丑，是震惊、恐怖、怪异、奇幻，甚至是恶心、无聊，都还是与价值观有关，而《泉》不是由于任何它的外观上的感性特征，不是由于它所激起的任何情感而成为艺术。这时，艺术成了某种与审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
六、结语：全球化之后
当代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是：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展，它深刻地改变着所有的文化，迫使它们走在一个“现代”的轨道上。中国人曾经有过恐慌，不跟上时代，不改变自身，就要被“开除球籍”。“开除球籍”可能意味着灾难深重、国破家亡、亡国灭种，但也可能是意味着失去“全球化”的机遇，从而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其实，不管是否愿意，“全球化”迟早都要以“现代”之犁把世界所有的角落深耕一遍。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这是人类新生活的福音，也是文化的绞肉机。依照这个发展逻辑，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独特性都将被消灭，走向同一化。然而，这一历史的大潮从其产生的一刻起，就包含着其回潮的可能性。与历史进步冲动并存的是文化自我保存的冲动。历史发展的辩证性，不仅意味着其曲折性，也意味着多样性、此起彼伏的竞争性。
我们曾谈到“复数”，“复数”一词可能意味着“前现代”时期由于地方性条件的多样而形成的不同地方的不同文化特征，也可能意味着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形成的在同一地域(例如在现代大都市)中，由于传统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上的多元。让一些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自己的文化，这是多样性；在发达国家中，保护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有保持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机会，从而使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是多元。
“开除球籍”之“球”如果指“全球化”之“球”的话，那么，就可能有两种应对：一种是听其“开除”，寄希望于“开除”后即使亡国也不至于灭种；另一种是愤而自强，走自己的现代之路。这种现代之路，是一种对全球化的主动接受和自我选择，这种选择性的接受和独立的发展就形成了“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复数的现代性”。不同的民族都会出现这样的“现代性”，出现一种在后殖民之后的现代竞赛。这种“复数的现代性”本身就带有“后现代”的特点，因而，多样性、地方性的意义才得以显现。
“后现代”意味着什么?它的意味是多种多样的，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多种多样的。“后现代”意味着工业革命以后的另一种革命。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现、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为基础，而新的革命与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大陆的开发，而新的革命出现了一个广大的赛博空间。如果工业革命带来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对全世界的征服的话，那么，新的革命则意味着对这种征服的抗拒和独立发展的开始。
在科学和人文领域，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原则，即知识以科学的名义，在普世性的要求下，使全世界都被改造。一些思想和原理以普世性的名义被传播到各地方，并对各地方的原有的思想进行改造或压制。另一方面，这种科学也在迅速分科化和专门化。分科化和专门化是知识发展的条件，但同时，这也造成了知识间的联系被切断，人们被局限于狭小的思维空间之中。
在艺术中，“后现代”意味着美与艺术的分离。艺术变得与美无关，它仅仅是“事件”，是某种效果的制作。作为“事件”的艺术被瞬间化了，而能获得持久存在的却是一些非艺术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在挤压艺术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的产业化”和“产业的艺术化”。“艺术的产业化”使“艺术”变成“生产”，从而使艺术欣赏被泛滥的文化创意产业所取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产生的艺术化”指工业制成品的泛美化。设计改变世界，设计加大规模生产，使人们生活在美的世界中。对此，艺术家和美学家们只能回到老子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式的执著了。创意成为产业，能否还有非产业的创意?处处皆美，是否会造成大众的“美盲”?于是，艺术却变得与美无关，能否在此之外，还有艺术的美?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愿寻求一种与“后现代性”不同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为全球与地方的结合、现代性与独特性的结合，为科技的发展与分工弊端的被克服，也为美与艺术分离的被克服寻找可能。所谓“当代性”，是指面向当下现实生活，并以此为立足点，从自身的过去和外来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出以自身为目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对其它文化有参考意义、启发意义的文化。在艺术中，要重新恢复美与艺术的联系，回到艺术家与欣赏者的联系沟通的直接性，让美介入到艺术中，让美的艺术介入到生活中。这也许可以称为“回到未来”，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述，如果用哲学语言表述这层意思，也许可借用老黑格尔的话——历史的螺旋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