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历史的真实与文本的愉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愉悦论文,文本论文,真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文化及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分析和批判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对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规范和根基的缺失深表忧虑，他哀叹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往日严肃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戏仿(parody)已经被杂烩式的模仿(pastiche)所代替，文学中的历史再现陷入对过去写作风格的随意拼凑和吞噬(cannibalization)。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对历史可知性的怀疑导致了对过去的表象和时尚的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而非对过去的实质有真正的兴趣，互文性写作因而变得毫无积极意义可言，而沦为一种索然无味的对过去写作风格和叙述声音的无意义甚至是无聊的回归(Jameson 17-18)。詹姆逊对某些后现代文学现象或倾向的批评虽然切中要害，但对后现代的文化生产，特别是文学创作未免过于悲观。对某些当代作家而言，对历史的回归和对文化记忆及对叙事的多种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显然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写作灵感和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当代英国女作家拜厄特(A.S.Byatt)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占有》(Possession)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占有》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地将作家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注延伸到历史深处，自觉、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前人的叙事话语和方法，频繁自如地穿梭在大量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文本话语之间，引经据典，道古话今，交叉灵活地使用戏仿、拟写、改写和互文等叙事手段，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两对文学恋人在各自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过程中所经历的浪漫旅程，借此表达了作家对于社会、历史、艺术和人生的理性思考。小说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想象、斑驳的内容、富有个性的文字，繁复巧妙的结构以及历史与现在交错映照的主题使得小说不但不属于当代“精疲力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相反还成为大洋两岸一致公认的“充盈饱满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replendishment)①。《占有》1990在英国由Chatto & Windus,Ltd.出版，同年荣膺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Booker Prize)，并多次重印，后又由美国的Random House出版发行了美国版，远销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和地区，《占有》还被译成德、法、意等多国文字，享誉全世界，拜厄特因此名声鹊起，大有超过其胞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势头，读书界和学术界对当代历史小说的关注也由此日盛一日。2002年由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改编的同名电影终于问世，再度掀起《占有》热潮。在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翻印版(20世纪外国文学精选版)，《占有》如在其他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一样，逐步进入我国大学英文系的讲堂和学位论文的选题。② 本文以考察《占有》的“充盈饱满”为出发点，探讨小说所表现的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距离和张力，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的历史内涵以及小说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在创作情节和情境以及在进行情节和情境的组合过程中以其特有的较为充分和自由的表达方式所能给予的阅读与写作的愉悦。
《占有》的“充盈饱满”集中体现在它的双重故事结构和丰富的文学性。历史与当代、虚构与现实的并行不悖和相得益彰，古今双重叙事结构的交叉并置以及戏仿、拟写和互文的充分运用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明显增大，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然而，《占有》并不是第一部将历史和虚构并置、以过去与现在的交叉和互动为主题的历史小说，在它之前，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当代历史小说就有英国小说家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 s Woman,1969)和意大利作家艾柯的《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3)。这些小说都有诉诸历史，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混杂交汇，将过去和现在并置在一起的叙事特征。那么《占有》的叙事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作为历史小说，其主要看点又在哪里呢？
首先，小说的叙事结构由两条叙事线组成，而这两条叙事线又都以最古老的话题——爱情——为叙事主线。19世纪叙事线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坛为背景，20世纪叙事线则以20世纪的西方英美文学学术界为背景。这两处背景对读者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读者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它们一出现就牵动着读者的好奇心。19世纪叙事线讲述虚构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已婚的著名诗人伦道夫·阿什和年轻未婚的女诗人克丽斯塔贝尔·拉默特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罗曼史，故事委婉动人，男女主人公从谈吐到仪表无不表现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人所特有的博学和优雅，叙事模仿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体如散文、诗歌、书信、日记等，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与真实性。20世纪叙事线讲述一对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学者罗兰和莫德由于一次意外的手稿发现而经历的一场学术考古和由此引发并受其推动的一段后现代式爱情，叙述机智幽默，洋溢着时代气息，读者紧紧跟随当代学者们考据史实的几次旅行，分享其研究和发现的挫折与快乐。这两条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叙事线，时而分离，时而汇合，随着20世纪叙事线中罗兰和莫德等当代学者一系列关于维多利亚诗人的新的发现，日记、传记、书信(情书)、诗歌、童话等历史文本带着悬念和疑问将19世纪叙事线连成一体，并与20世纪叙事线一起共同构成历史感和现实性相互渗透的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将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别具一格、令人回味地演绎出一幅古今交织、亦幻亦真的关于文学、艺术、爱情和人生的多彩画卷，为当代英国文坛提供了一份近几年少有的文学大餐。
其次，小说广泛借鉴各种叙事手段和文本，在叙述中一方面巧妙地诉诸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借用和拟写神话传奇和童话故事，用互文的方式将历史变成一种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将传奇化的“故事”配上现代的演绎吸引当下的读者。阿什和拉默特的一见钟情发生在19世纪英国文人克雷布·鲁滨逊(Crabb Robinson)当年名声遐迩的每周一次在伦敦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30号家中举行的早餐会上，而科勒律滋、罗萨蒂、罗斯金等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人墨客又都是拉默特的父亲或阿什本人的至交或文友。两位诗人之间的几次幽会地点也都是在有名有实的伦敦里斯满公园(Richmond Park)、伦敦开往约克郡的列车上和位于北约克郡的以盛产黑宝石闻名的海边小镇惠特比(Whitby)等地。20世纪的故事场景也不乏具体的真实性：莫德的妇女研究资料中心是英国林肯大学的一座塔楼，布莱克埃德的“阿什工厂”在大英博物馆的一间地下室里，而罗兰有关阿什和拉默特的重大发现则发生在典雅古朴的伦敦图书馆：“这里卡莱尔曾经光临，乔治·艾略特曾穿梭在书架之间。罗兰看见了她的黑丝长裙和天鹅绒的裙摆在宗教经典之间飘过，听见她的脚步声有力地踏踩在德国诗人书架间的金属地板上”(Byatt,Possession 2)。在众多文学先人曾经走过的甬道里，在被他们的手指无数次触摸过的书架之间，读者随着书中的人物一起走进图书馆浓厚的文化历史氛围之中，心中情不自禁地涌动着对历史、对知识、对故事强烈的好奇。当罗兰小心翼翼地打开沉睡了一个半世纪、沾满岁月的尘埃、曾经被阿什无数次翻阅过的《新科学》时，读者和罗兰一起共同面对着一个神奇的八宝盒，随着罗兰的手指在书页间的翻动，各色各样的纸片从中弹出，上面赫然记录着诗人亲笔写下的阅读维柯的笔记和注解。更为神奇的是，在书的第300页，竟然夹着两页诗人写给一位未名女子的信，准确地说，是一封信的两份有些许改动的手稿！这封措辞含蓄，语气矜持，但感情率直、几易其稿的信，立刻激起了读者与罗兰同样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随着罗兰一念之下将手稿偷出图书馆，读者不但想要知道手稿的下落，更想知道隐藏在其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罗兰查阅维柯的《新科学》作为故事发生的契机绝非偶然，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小说关于历史回溯、历史探幽、历史再现的主题，也许就能领会作者的刻意用心。维柯在《新科学》里宣称：人类只能认识人类自己已经建造出来的事物。③ 不言而喻，维柯关于人类如何认识历史的命题与小说里关于怎样触及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主题相呼应。另一方面，维柯关于具有转义和比喻特征的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更是鲜明地指向历史书写或历史叙述具有语言建构的种种特征这一既古老又现代或后现代的历史书写观和叙事观，进而为《占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叙事视野，使其有声有色、别有洞天地从小说叙事的层面和角度探讨了通过文本的踪迹和文学的想象认识过去和再现历史的可能与局限。叙述者在讲到维柯的相关章节时这样写道：“维柯曾在神话和传说的诗性隐喻里寻找历史事实，这种汇集史实的方式就是他的‘新科学’。维柯的普洛塞耳皮娜是谷物，是交易和社区的起源……布莱克埃德相信，在阿什看来她是早期神话时期的历史的化身”(Byatt,Possession 3)。
阿什的长诗《普洛塞耳皮娜的花园》中的普洛塞耳皮娜在希腊神话中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德墨忒耳的女儿，被冥王强娶为妻，后得到宙斯的特许，每年春天离开冥府返回阳界与母亲团聚，因而普洛塞耳皮娜既是春归大地的象征又预示着死亡的冬季，二者共同指向自然和人类生生不息、生死轮回的主题，此主题不仅是阿什的叙事神话长诗《普洛塞耳皮娜》的中心寓意，它还传达了《占有》想要表达的关于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所具有的回溯历史、传承历史和复活历史的特殊作用和功能这一中心思想。小说多次提到维多利亚诗人阿什是一位既写历史又懂历史的诗人，而且非常着迷于维柯关于原始族群的历史论述，维柯认为古代诸神和后来的英雄皆是人的命运和抱负的化身，是普通人头脑里的想象(Byatt,Possession 6)。不言而喻，出现在小说开头的长诗《普洛塞耳皮娜》和维柯在《新科学》里的相关论述暗合了小说通过语言和神话回溯历史、再现历史的主题。根据维柯《新科学》里所表达的历史观，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因而是打开科学和知识大门的钥匙。阿什和拉默特与当时很多维多利亚诗人、哲人一样，对人类远古历史充满了好奇和迷恋，他们的大部分诗作和书信交流都围绕着借用神话传说和童话史诗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问题，而这些又成为后人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线索与依据。④ 实际上，《占有》对维多利亚诗歌和书信的模仿和拟写，是对文学表现历史、传承历史这一理念的一次自觉实践，作者所赋予男女主人公的历史情结，折射出她本人对历史、对文化遗产的温情与敬意。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再现都是为了借古喻今，从而为当代生活和生存状态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照。
由此可见，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以神话史诗、童话改写为依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里对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进行文学的再现和理性的思考。作者高度认同维柯关于历史植根于神话传说和神话传说参与历史建构的历史叙事观，通过阿什和拉默特追溯和重写人类远古历史的诗歌和以拉默特的名义对西方家喻户晓的童话经典进行改写，达到用童话传说映照历史，反观现实的目的。例如，拉默特，更准确地说拜厄特在故事叙述中对格林童话《水晶棺》进行了改写，以此来借喻19世纪的拉默特和20世纪的莫德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拜厄特坦承：“当我在《占有》中重写这个故事时，我让小裁缝用冰棱杀死了黑衣巫师，格林童话里没有这个情节，我让他在与富家女子结婚时为可能丢失自己的缝纫才艺感到后悔。《占有》中的这段故事的叙述者是克里斯贝尔·拉默特，一位深深地惧怕任何平常的幸福都要以自己的艺术为代价的女人和艺术家”(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57)。
在拜厄特改写的《水晶棺》童话故事里，拯救公主的王子变成了多才多艺的小裁缝，作为回报公主嫁给了他，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唯有一事令小裁缝感觉不安，那就是他的裁缝手艺将由于充裕的生活而荒废，于是他让人送来了布匹和针线，在王宫里继续他的裁缝生涯，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创造所给予他的欢乐。拜厄特由此告诉我们，她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写是为了暗合拉默特在结识阿什之后一方面诗情勃发，情感充实，令一方面又担心堕入情网会导致自身自由状态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这样一种洁身自好，追求独立自主、自我拥有的女性愿望与品性在19世纪英美文学作家群和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里屡见不鲜：布朗宁夫人的叙事长诗《奥罗拉·赖》中的奥罗拉、《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一个贵妇人的画像》中的伊莎贝尔、19世纪的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罗萨蒂等都是为了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为了艺术或精神的追求而不甘受男人或婚姻束缚的现代女性。⑤ 虽然拉默特深深地仰慕并爱恋着阿什，但却一直努力坚守着女性的自主和自尊，这正是她经常迟疑不对阿什的炽热情感予以同等热烈的回应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坚守使她有可能最终回避已婚的阿什，即便是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当然，对格林童话《水晶棺》的改写同时也暗合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莫德的生存状态、性别忧虑和精神追求：为了不让自己的金色长发让男人产生非分之想，她常年用一条绿色头巾将其束缚；她的住宅和办公室犹如囚禁公主的高塔，深不可测，拒人以千里之外。无论是19世纪的女诗人，还是20世纪的女学者，都企图为使自己的艺术之树常青，为追求“一个完整的O，一颗活石子”(Byatt,Possession 137)的生存状态而经受精神和情感的苦旅。正象莫德在故事接近尾声时所说的那样，“我有与她同样的感觉。我设防是因为我必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理解她对完整无缺的蛋的感觉。她的自我占有、她的独立自主”(Byatt,Possession 506)。《水晶棺》的故事与小说中其他很多叙述和情节一样充满了互文、暗合和隐喻。叙述者不仅将王子改写成小裁缝，还反复强调小裁缝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对人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艺术家，在钱包、饭碗和水晶钥匙之间毅然选择了非同寻常、通向神奇险境的水晶钥匙。作者这样写道：“好奇心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Byatt,Possession 60)，这无疑又暗合了温和而平实的当代青年学者罗兰对史实和真相的追求与选择。小裁缝对艺术的钟情和对未知的好奇使他寻得了公主，而相貌平平、失意潦倒的英国文学学者罗兰正是因为有着对历史、对真理的强烈的好奇心，才按不住冲动，偷了手稿，并不遗余力地加入了当代学术界的一场史料大战，他对过去、对知识的执着不但使过去变得有意义，而且也使他像童话里的小裁缝那样最终赢得了公主(莫德)的心，并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实质性的阶段——他将不再是苦心竭虑的英国阿什专家布莱克埃德教授的博士后助手，而是要在三所大学中挑选一所，并正式成为该大学的一名文学讲师。
贯穿全书的关于白衣仙女梅卢西娜的隐喻和传说是作家拜厄特通过神话传说重述历史、重构历史、反观现实的又一显例。梅卢西娜的故事在勾画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不难看出，拉默特的长篇史诗《梅路西娜》是一则古老的法兰西布列塔尼神话在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翻版。作为故事情节和故事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射了史诗作者拉默特和拉默特的创造者拜厄特本人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创作天才的思考与期望。白衣仙女梅卢西娜拥有女人的上身和蛇的下肢。为获取人的灵魂，梅卢西娜嫁给了人间凡人——云游骑士雷蒙丹，条件是他永远不可以在星期六见到她的女人身，但雷蒙丹出于人类对事实真相的强烈好奇，违背誓言，在一个星期六通过房门的锁眼窥见了正在沐浴的妻子的蛇身。结果梅卢西娜化作龙蛇，永远离他而去。在史诗《梅卢西娜》里，拉默特通过诗性的想象重塑了一半是仙女、一半是女妖、集男性阳刚之气和女性温柔特质、集激情与乖张、创造性与毁灭性于一身的具有雌雄双性同体特征的女性形象。从拉默特的表妹沙碧娜的日记里，我们得知拉默特“想创作一部这样的神话史诗，它将不依据历史真实，而是凭借诗人的灵感和想象真实，就像斯宾塞的《仙后》，或阿里奥斯图，其诗歌的灵魂不受历史或事实的牵制”(Byatt,Possession 373)。事实上，《梅卢西娜》不但不受所谓历史事实的羁绊，而且再三冲破性别的藩篱，使史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得以升华。从阿什和拉默特的通信中我们了解到在创作《梅卢西娜》的过程中，拉默特与阿什正经历着相识——相知——相爱的灵与肉激烈冲撞和欢愉的过程，阿什的诗歌观、历史观、世界观甚至妇女观都无不通过篇篇鸿雁直接影响拉默特的心智、情感和正在进行的史诗创作。阿什或公开或隐晦地在《梅卢西娜》里“不可原谅地把自己的声音借给[她]”(Byatt,Possession 177)，使它真正吟唱出女人的双重特征：既是美女又是野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阿什的妻子艾伦在日记里也忠实地记录了自己阅读此诗时的感受：“史诗的品性至少在某些方面远离对第二性的期待……充满了活生生的想象力、力量和活力”(Byatt,Possession 120-21)。拉默特自己也向阿什坦承：“您读出了我的思想，或者说，您向我点明了我的预先想法——不是强加与人而是带着洞见”(Byatt,Possession 179)，“《梅卢西娜》和梅娅都应归功于你”(Byatt,Possession 501)。所有这些不但说明拉默特诗中具有的阳刚兼有的特质和倾向，还暗合着拜厄特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拜厄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头脑应该如佛吉利亚·吴尔芙和科勒律治所信奉的那样具有双性同体的特征”(Kenyon 61)。这样的作家才将更具创造力和表现力，才能写出伟大不朽的作品。正如拜厄特在转引她所极力推崇和效仿的维多利亚诗人布朗宁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优秀的、有魅力的作家应该能够占据任何性别立场，同时让男人和女人说话”(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30)。实际上，罗兰和莫德对阿什-拉默特的调查不仅仅搞清了一段罗曼史，而且还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双姓同体的诗歌传统和文化记忆范式，从而为阿什-拉默特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占有》的充盈饱满正是通过无数个诸如查阅维柯的《新科学》、改写格林的《水晶棺》、重述普洛塞耳皮娜和梅卢西娜时故事这样的细节和互文得以发生和发展。无论是历史现实中的维柯、还是神话传说中的女神或仙女，他们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环节又是与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互文性文本，叙述者和读者都尽可以就其大做文章、尽情玩味。了解维柯历史观的读者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维柯所推崇的通过神话传说来研究和考察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熟知西方神话传说的人不由得会在历史和当代的双重层面寻找传说中的镜像，并以此探求互相对话和关照的可能。
《占有》的丰满情节和丰富内涵还得益于小说引人入胜的标题《占有：一部罗曼史》和通篇一而再、再而三挖掘和凸显的有关“占有”的主题。卷首引语的运用，不但深化了主题，还丰富了读者的阅读经历和视野，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想象力。在全书的卷首引语中，作者首先引用霍桑的《七个带尖顶的房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的序言以阐明小说的创作动机：“试图将过去已经消逝的时光与正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现在联系起来”，并借此规定了小说的虚构“纬度”，这个纬度允许作者超脱于一般小说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写作框架，大胆地运用作家的神奇想象建构符合读者想象的真实。紧接着又引用布朗宁的长诗《斯洛基先生》中题为“媒介”的章节：“(他声称他能)真正占有天才、美丽、声名和财富”，从而在小说开始之前，就突出“占有”的主题。从故事情节看，占有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他人(也包括对自己，特别是对女性而言)情感的、肉体的占有，另一个是对历史、对知识的占有。情感和肉体的占有不但体现在阿什和拉默特灵与肉的结合之中，还折射在阿什与艾伦残缺的婚姻生活、拉默特与布兰奇小姐的近乎同性恋的特殊关系中。莫德与罗兰、莫德与前男友沃尔夫、莫德与女友利奥莉、罗兰与前女友维尔等等都在彼此情感和肉体的占有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障碍。而对历史、对知识的占有同样贯穿在过去和当代的双重叙事时空当中。作者通过阿什之口道出维多利亚诗人对历史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我们是浮士德式的一代人……我们试图知道我们的造物主规定我们(如果我们是被规定的话)可能无法企及的东西”(Byatt,Possession 215)。在20世纪叙事线里对过去、对历史则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分别由不同的人物为代表。一种是企图占有过去的人(to possess)，另一种是被过去所占有的人(possessed by it)。前者千方百计地想占有和控制，后者热切希望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和事实的真相，因而对过去和历史分外迷恋。美国学者克罗泊(Cropper)如其英文名字所示，是一个狂热的历史收割者，他凭着手中丰厚的支票本，企图通过积攒实实在在的物件(如阿什的手表、拐杖等)来拥有阿什及其相关的文学遗产。英国教授布莱克·埃德则企图以爱国主义的名义通过将所有的阿什手稿留在英国，或者更准确地说，留在他自己设立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的“阿什工厂”来占有过去。而莫德和罗兰则被过去所占有，近乎痴狂：罗兰在解释自己偷取阿什的信件手稿时这样说道：“我着了魔，我必须知道”(Byatt,Possession 486)。莫德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我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我想由我自己来发现”(Byatt,Possession 238)。面对形形色色的占有，读者不禁要问：占有过去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利比多式的冲动？一种挥之不去的贪婪？一种躲避现实的怀旧情怀？还是一种积极的认识论层面上的追求真理？
小说丰富的文学性不但表现在大量的文学文本的互文式运用，还有大量的由语言文字组成的视觉文本穿插其中，使叙述形成特有的一种前拉菲尔画派的油画效果。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兴起的前拉菲尔画派特别强调作品贴近并反映自然的本质，主张大胆使用色彩的渲染和感官刺激功能，以烘托特定的情境中令人激动或令人不安的气氛。如前拉菲尔画派对文学经典人物、特别是对女性人物的浓勾艳抹一样，《占有》多处使用鲜亮的绿色来烘托拉默特和莫德的女性特征：莫德那条极富个性的绿色真丝围巾和擦得锃亮的绿色皮鞋，拉默特的那双迷人的绿色眼睛和脚下祖母绿的皮靴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们特有的女性气质和个性：绿色是大海的颜色，是仙女梅卢西娜的颜色，是地球孕育生命的颜色，是大地母亲的颜色。颜色对于拜厄特就像颜色对于前拉菲尔画派一样，是语言在感官和视觉上的特殊发挥，拜厄特似乎在刻意绘制一幅幅色彩绚丽、动人心弦的前拉菲尔画派的油画。实际上，前拉菲尔画派除了热衷表现令人振奋的清新的视觉美之外，还特别注重在作品中表现文学经典和中世纪传奇中的人物和场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普洛塞耳皮娜”、“夏洛特的女郎”、“无情的妖女”等都是前拉菲尔画派反复表现的绘画主题。在叙述中引入或加入前拉菲尔画派的绘画内容和表现风格无疑为突出和渲染作品的主题起到推动作用，它不但强化了激情与欲望的主题，还隐含了视觉艺术这一特殊的叙述语言在再现历史和传承文化方面的特殊记忆和表现功能。拉默特的女伴布兰奇小姐擅长绘画，画风追随前拉菲尔画派，她倾尽心力的作品《马琳与薇薇安》(Merlin and Vivien)描绘的是薇薇安用美妙的歌喉引诱马琳长眠不醒的那一瞬间，前拉菲尔画派爱德华·波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的名作《诱惑马琳》(The Beguiling of Merlin)再现的正是这一文学经典题材。⑥ 这个情节显然倾注了作者的刻意用心，其互文意义不只是如拜厄特研究学者凯利(Kathleen Coyne Kelly)指出的那样：“也许我们应该想象马琳与阿什、薇薇安与克丽斯塔贝尔之间的平行关系，虽然克丽斯塔贝尔不是企图摧毁阿什的女巫(一般反女权主义的解释)，她确实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影响”(Kelly 82)，还指向《亚瑟传奇》和前拉菲尔画派内部很多熟为人知的罗曼史及其对画家们所产生的终身影响，文本的内涵和意义由此得到延伸和扩展。由于面对拉默特对阿什的恋情而深感失落和绝望的布兰奇最终投河自杀，令人不由想起休斯(Arthur Hugles)和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等人以莎士比亚笔下溺水身亡的奥菲莉亚为蓝本的同名作品《奥菲莉亚》。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维多利亚诗人拉默特和当代女学者莫德在她们各自与世隔绝的寒舍和高塔里，一边与文学艺术相依为伴，一边奋力抵抗来自外界特别是男人的诱惑，绿色的衣裳衬托着苍白的面庞，活脱脱一个丁尼生同名诗歌中的夏洛特女郎(the Lady of Shalott)，人物与主题由此得以充实和深化。
所有这些文本的、风格的、形式的、视觉的叙述方法的借用、交融和转换无不生动而具体地说明拜厄特所津津乐道的关于创作《占有》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将阅读的愉悦与写作的愉悦结合在一起”(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大量互文和拟写的运用既产生意义，也导致意义的转化和再生。读者同时经历罗兰·巴特所说的惬意的愉悦(plaisir,comfortable pleasure)和令人不安的狂喜(jouissance discomforting bliss)(Barth 14)。在故事的结尾处，当我们跟随罗兰重新阅读《普洛塞耳皮娜的花园》时，我们再次领略了拜厄特关于阅读的洞见：“阅读有很多种，一种是责任性的阅读，这种阅读重在解剖和分析，还有一种是个人化的阅读，这种阅读寻找个人意义：我满怀着爱、恨和恐惧，于是我就寻找爱、恨和恐惧，还有一种非个人化的阅读，在这种阅读过程中，心灵之眼追踪着一行行文字奋力前行，心灵之耳听见文字在一遍遍地歌唱”(Byatt,Possession 471)。《占有》提供给作者并要求读者能够体验的正是这样一种阅读，它引领读者在文字的迷宫中自由地穿行，以此充分享受文本的愉悦，并跟随作者的生花妙笔，逐一揭开历史叙述的层层面纱和文化记忆的重重皱褶，进一步了解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的却一直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和感受的历史真相和事物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占有》与《法国中尉的女人》、《玫瑰之名》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假如在一个冬夜》(If on a Winter' s,Night a Traveller,1979)等同类历史元小说一样，是一本既关于写作又关于阅读的作品，其中，真实和想象、现实与虚构、客观事件与主观再现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无一不在说明我们不管用何种方式书写和再现过去，无论是客观叙述还是主观想象，无论是戏仿还是拟写、改写还是互文，历史都逃脱不了被人们进行多元和多方位的描述和解释的轨迹和命运，而小说作为一种栩栩如生的叙事方式和一个诗性想象的过程，尽管不能原原本本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可以对历史或历史叙述进行“补充性干预”，把过去的事情更逼真、更有效、更合乎情理地呈现在当今人们的面前，使读者得以穿过千年的历史尘埃，拨开重重的话语迷雾，分享亨利·詹姆斯曾经所说的重建“可以触摸到、可以想象、可以身临其境的过去”(转引自张隆溪35)的快乐。
然而，历史叙述和历史再现与历史本身一样逃脱不了偶然性和选择性，因此具有虚构特征的文学历史文本便摆脱不了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纠缠，为了凸现这一点作者在拟仿19世纪小说大团圆的结尾之后，紧接着独具匠心地为小说增设了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后记(postscript)。在这个后记里，读者的阅读期待等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在1868年英格兰夏日的原野上，诗人和他的女儿终于见面了，他们还交换了纪念品！但读者的阅读使命也随之比原来来得重大和不轻松，他需要停下来，重新思考小说在此之前安排的、令故事里的当代学者们欢欣鼓舞的真相大白的封闭式结局：它真是那么笃定无疑、那么万无一失吗？一个偶然的事件，诸如诗人的女儿在疯跑中将她父亲请求她带给她母亲的口信忘记得无影无踪，犹如大地上被风吹散的落叶，就会改变历史再现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从而使整个历史事实永远以残缺的而又不被人知的形式被人们收藏在记忆里，于是，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出现无可挽回的裂纹甚至鸿沟：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女儿已经见到了父亲，她更不知道女儿赠给父亲的一缕秀发一直被后人当着自己的头发永远留存在文学档案和历史记忆当中。同样，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真相并企图以此改写文学史的当代学者们尽管从墓穴里找到了拉默特写给阿什的最后一封信，但由于这封信里所记录的已经是不完整的历史，他们也就无一例外地被作者历史地划在了历史全景之外，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与其研究对象一样，仍然是残缺的，真实、全貌的历史仍然无以触及。但是，正如作者在后记的开头所写的那样：“有些事情发生了，却未留下可见的踪迹，无人谈起，无人记录，但如果说随后的事情无动于衷地继续着，仿佛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那就大错特错了”(Byatt,Possession 508)。尽管历史的书写或书写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和这样那样的版本，历史事件本身的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逆性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探究和再现会因此而变得没有意义。相反，正是由于有了像罗兰和莫德那样深深地钟情于历史并对历史真实孜孜以求的当代学者，历史才得以更真实、更完整地重现本来之面目(哪怕它仍然是不完全的)，而当代学者自己的学术生命、个人生活乃至爱情也因此有了新的转机。因此，当他们的追踪和研究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的同时，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也获得了新的意义。
与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占有》含有很多难解之谜和不确定的意义。作者对过去和现在、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的思考亦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没有人可以完全占有过去，历史可以被追溯，但完全的还原则是不可能的。当艾伦烧毁阿什写给拉默特的那封未发出的信，当艾伦将拉默特写给阿什的信随着一缕神秘的头发一起与诗人埋入地下，读者不禁因为历史文本和历史事实的不可挽回的残缺而感叹并惋惜现存历史文本的不可靠和不完整。作者不得不启用全知的叙述者这一小说的虚构手段，运用文学的想象来对史实进行文学性“补充干预”，并以此证明叙述和想象的神奇力量终究会将历史和文本的残片织成一个完整的令人信服的故事，而叙事就如呼吸一样，是人类及其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活动和环节，拜厄特所推崇的《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不正是因为擅长叙事，才得以免去一死吗？
《占有》的成功得益于它的叙事，在这种叙事背后还隐藏着为写作而写作的欢愉和纯净，一种注重叙事的形式美和语言美的自我陶醉，一种具有怀旧和自我倾诉特征的文人的优雅。它既展示了作者多年来博览群书的丰硕成果，又激发起读者更广泛、更强烈的阅读欲望：我们忍不住要找出诸如《亚瑟传奇》、《格林童话》和科勒律治、丁尼生、布朗宁、狄更生、罗萨蒂等人的诗集，翻出前拉菲尔画派绚丽夺目的画册，我们甚至想亲历伦敦的罗素广场、约克郡广阔的原野和法国北部水天一线的布列塔尼。在功利主义盛行，信息传媒铺天盖地的强大攻势面前，虚构性叙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和可有可无。当代作家们在把玩了“意识流小说”、“新小说”、“纪实性小说”等诸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表现形式之后，其创作素材和叙事方法似乎已翻不出什么新花样。然而，《占有》丰富的文学性和它所提供的阅读的愉悦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认识在当代语境下小说叙事的新的可能性以及它在参与文化记忆和历史书写时所扮演和发挥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注解【Notes】
①参见John Barth,"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Surfiction:Fiction Now...and Tomorrow,ed.,Raymond Federman( Chicago:Swallow Press,1975) 19-33,和" 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Postmodernist Fiction," The Atlantic 245.1(1980):65-71。
②如北京大学英文系程倩的博士论文“历史的叙述和叙述的历史——拜厄特《占有》之历史性的多维研究”，2005年6月通过答辩。
③原文是" men could come to know...only what we ourselves have made" 。参见Giambattista Vico,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3rd ed.,trans.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Ithaca:Cornell UP,1968) 331( standard paragraph numeration) 。
④复兴和重新评价维多利亚的诗歌传统是创作《占有》的初衷之一。详见Byatt," Interview with Nicolas Tredell," Conversations with Critics,ed.Nicolas Tredell( Manchester:Carcanet,1994) 59。
⑤拜厄特曾宣称，拉默特的原型是埃米莉·狄更生和克里斯蒂娜·罗萨蒂的结合。参见A.S.Byatt," Choices:On the Writing of Possession," 2000,at 〈 http://www.asbyatt.com/Posses.htm〉 .
⑥英国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的《国王牧歌》(Idylls of the King,1859)和阿诺德的《德斯坦和依索德》( Tristram and Iseult,1852)等诗人的作品都曾以马琳与薇薇安为诗歌题材，讲述魔法师马琳受制于女巫薇薇安的故事。由拜厄特亲自选定的波恩琼斯的《诱惑马琳》被用作美国版精装版的护封，无疑进一步刺激了读者和图书消费者对《占有》的好奇。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th,John.The Pleasure of the Text.Trans.Richard Mill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
Byatt,A.S.On Histories and Stories.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0.
---.Passions of the Mind:Selected Writings.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1.
---.Possession:A Romance.1990.London Vintage,1991.
Jameson,Fredric.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P,1991.
Kelly,Kathleen Coyne.A.S.Byatt.London: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1996.
Kenyon,Olga." A.S.Byatt:Fusing Tradition with Twentieth-Century Experimentation." Women Novelists Today:
A Survey of English Writing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88.51-84.
张隆溪：“历史与虚构：文学理论的启示和局限”，《文景》1 (2004)：32-39。
[ Zhang Longxi." History and Fictionality:Insights and Limitations of a Literary Perspective." Culture Review 1( 2004)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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