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183;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汉书论文,罗马帝国论文,中国论文,公元论文,大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432年前后，南朝宋著名文士范晔作《后汉书》，其中的西域传专列一章，介绍大秦国：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环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毛，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赉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①
所谓大秦即罗马帝国，但是，范晔对于这个神奇的国度似乎疑虑颇多，他觉得“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他的怀疑并非个人偏见，在介绍了大秦国的富饶、公正和宝货之后，他也说明了这些记载的来源，“其所表贡，並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显然，关于大秦的种种知识并非中国人亲眼所见，而是传闻。
传闻而非亲见，这是《后汉书·大秦传》信息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到5世纪中国史料关于大秦记载的基本特征。从《后汉书·大秦传》开始，关于汉晋时期的诸史西域传中多专列大秦传或提及大秦，包括《魏略·西戎传》（约撰于270年前后）、《后汉书·大秦传》（撰于432—440年间）、《宋书》（约撰于487—488年）。此后，《魏书》（约撰于551年）、《梁书》（约撰于629年）、《晋书》（约撰于645年）中也包含关于大秦的信息。《后汉书·大秦传》是正史中最早出现的大秦传，其后《晋书》、《魏书》中的大秦传都不出其窠臼。② 传闻意味着其真实性令人怀疑，因此也影响到后人的研究。对于《后汉书·大秦传》的研究，从19世纪以来就有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包括考证大秦的地理位置及相关的古地名，还有大秦记载中的各类物产。③ 另一种是西方罗马史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希腊拉丁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模糊稀少，说明罗马并不了解中国。同样，《后汉书·大秦传》中所描述的“罗马帝国”也是面目皆非，和真正的罗马对不上号。因此，中国史料中对于罗马的记载是通过许多中间渠道辗转得来，不足为信。中罗之间直接交往的证据薄弱，研究双方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的影响下，对《后汉书·大秦传》的学术性研究仅限于汉学研究的范围，深受西方汉学重视语言学和博物学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西方古典学界来说，讨论中国与罗马的交往只是通俗性历史读物中的话题，《后汉书·大秦传》中的传闻还没有被当成“史料”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④
传闻的特点就是似是而非，貌合神离。因此，《后汉书·大秦传》呈现出的罗马具有非常独特的面貌，它的内容不仅和希腊拉丁史料不同，而且也很难在中国史料里找到足够的材料相互参证。这一特点使得学者们研究《后汉书·大秦传》中的地名和物产时，常常会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谁都拿不出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猜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讨论《后汉书·大秦传》呢？即便这是不足为信的道听途说，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追问：这些关于罗马的传闻究竟是沿着哪些道路，由哪些人传递给中国的？今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东西，古人为什么会郑而重之地记载到史书里？古人是怎样看待这些道听途说的？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虑。所谓纵，是指从《后汉书·大秦传》开始，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史四夷传中大都包括了大秦传，从时间上形成了一个序列，通过比较这些形成于不同时代的大秦传在篇幅和内容上的变化，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对于大秦的认识在几个世纪中的演变过程。所谓横，是指从《后汉书》开始，大秦传一直都是西域传中的一章，研究诸史西域传的内容结构和写作格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古人的西域地理知识中，大秦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为什么会被纳入西域的地理范畴中？
下面就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一、从诸史西域传的内容结构看《后汉书·大秦传》
正史西域传的内容结构是由班固开创的。⑤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首先说明西域的地理范围、汉朝拓展西域的主要过程，关于通西域的道路，他这样概括：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⑥
之后，他从南道距离阳关最近的婼羌开始，然后是鄯善等国，一直到南道的终点乌弋山离，之后转北而东，开始介绍和南道相联，在葱岭之外的安息、大月氏等国，然后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记叙北道诸国，先从葱岭以西的康居、奄蔡开始，接着是大宛、莎车、疏勒等国，最后以北道起点车师后国结束。
在西域诸国中，安息是西域这一地理范围的西界，也是西汉时期所了解的位于最西方的大国，《汉书·西域传》云：
安息国……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知晓也。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
在分叙各国时，《汉书·西域传》也有比较固定的格式，班固在开篇就写道：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⑦
由此可见，班固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组织西域传的：在一国一传的格式中，首先是王治、然后是和首都长安的距离，户、口、士兵人数，和汉西域都护治所的距离，再后才是相邻国家，风土物产，最后是该国同西汉王朝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同心圆，西域诸国根据距离汉朝首都的远近，以及是否处于汉朝的政治控制范围——在班固笔下被分为“至都护治……里”或“不属都护”两类——被一一安置在这个同心圆中，从而构成了内臣、外臣、不臣的三层次。⑧
范晔编撰《后汉书·西域传》时完全遵循了《汉书·西域化》的体例，以下为西域传中诸国的排列次序：
南道诸国
（鄯善、且末、精绝）拘弥——于阗——西夜——子合——德若（排持，前书为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
北道诸国
粟戈——奄蔡——莎车——疏勒——焉耆——蒲類——移支——东且迷——车师
从这个次序可以看出，大秦取代安息，成为东汉社会所了解的最西方国家。“发现”大秦，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意味着西方世界的拓展。这一点《后汉书·西域传》在篇首和结尾部分都着重指出，如开篇写道：“（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结尾传论云：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⑨
但是，东汉时期所了解的大秦是个怎样的国家呢？如果我们将《后汉书·大秦传》和同传中的其他国家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差异。如关于大秦的邻国安息，《后汉书·西域传》遵照前述班固的模式写道：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⑩
在接下来的大秦传中，我们找不到此国同洛阳或者西域长史的距离，也没有人口、军队数量，周边邻国的记载，甚至连首都所在也不清楚，这些都说明大秦国始终不在中国所了解的地理范围之内，关于大秦的记载确实是一些传闻。这一记载也说明，传闻在延熹九年（166年）之前就基本形成了，其内容丰富而夸张，所以等到自称为罗马贡使的人到达中国后，反而让满怀期待的中国人感到失望。
这些道听途说中的大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我们可以归纳出3个基本的特征：
1、多宝之国
大秦是以多宝闻名的，《后汉书·安息传》以从安息西界到大秦的路线结束：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可见关于大秦的第一句介绍就是多宝，这一特征在《后汉书·大秦传》中被进一步强调。大秦传在介绍大秦物产时，首先就指出“土多金银奇宝”，在叙述了各种物产后，又以“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作为总结。这说明我们在研究大秦时不能忽视种类繁多的大秦珍异，这些物产在有关大秦的传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2、理想化
传闻之中还有不少关于大秦风土民俗的描述。其中一类是失真的，如“多种树蚕桑”。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如说大秦人体貌“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大秦人的慷慨则表现在“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如果我们把这些描述放到两汉对西域文化的整体印象中来观察，就更能发现其中的理想化色彩。
《史记·大宛列传》对西域文化有一个大致的概括，其内容如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11)
这一概括在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再次出现，说明中国社会对于西域文化的这些印象一直延续下来。西域人的深目多须从汉文化的审美观来看，并非值得倾慕的体貌。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这样描述殿中浮雕上的胡人形象：“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仡欺以雕，顤顟而睽睢，状若悲愁于危处，憯嚬蹙而含悴。”(12)
又如东汉繁钦《三胡赋》中写到：“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页，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13)
相比之下，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没有西域人因深目高鼻形成的忧郁憔悴之相。大秦人慷慨正直的性格和西域人善于经商，喜欢计较金钱的民俗也恰成对照。这一特点后来又得到进一步的阐扬，约作于东晋至梁的道教文献《太清金液神丹经》中，描写商人向大秦王请求海西奇珍，大秦王答曰：
我国固贵尚道德而慢贱此物，重仁义而恶贪贼，爱贞贤而弃淫泆，尊神仙以求灵和，敬清虚以保四气，眄此辈物斑驳玄黄，如飞鸿之视虫螮。子后复以此货来往者，将竟吾淳国伤民耳目。奸争生于其治，风流由此而弊，当勑关吏不令子得进也。言为心盟，戒之。(14)
在这段后世文献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所了解的大秦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以后才能演化成为道德完美的乌托邦。
3、神异化
《后汉书·大秦传》云：“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
大秦的神异之处在于它的特殊位置，按照当时的地理观念，大秦是现实世界的西极，从大秦继续西进，就进入神仙世界。文中所谓的弱水、流沙正是隔绝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的地理屏障。如杨雄《甘泉赋》云，“梁弱水之濎濙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15) 所谓日入之处，张华《博物志》卷一云：“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深目、高鼻、多毛。”(16) 日入之处即是现实世界的边缘，明人仿东汉笔法而作《天禄阁外史》云：
曰：然则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则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之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内也。内则以日月为涯，故厘度不易而四时……是以日月之外，圣人不能范围之而作历，日月之内，圣人不能损益之而成岁。(17)
很可能因为大秦接邻仙界，所以大秦的物产也沾染了不少仙风，即范晔所谓“诡怪多不经者”。下面仅举琉璃为例，略作说明。琉璃是大秦国的特产，是指罗马帝国的玻璃制品。(18)《后汉书·大秦传》云，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又云其土出产琉璃。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中提到，“大秦国，以琉璃为墙则其事也。”(19) 东汉社会还不了解罗马玻璃的工艺，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时常数名并举，如称之为琉璃、玻瓈、颇黎，还会将玻璃混淆为天然矿物，因此文中的“水精”也是指玻璃。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两晋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中，这种大秦特产常被描述为仙界的建筑材料，约作于南朝时期的《海内十洲记》云：“方丈洲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20) 又如《汉武洞冥记》卷二云：“元鼎元年，（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编翠羽麟毫为帘，青琉璃为扇，悬黎火齐为床，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21)
大秦琉璃的转化从一个侧面说明大秦和想象中仙界的密切联系，因此，研究《后汉书·大秦传》时，其中的神异特征很值得注意。
二、安息道、疏勒道和天竺道——大秦传闻进入中国的渠道
《后汉书·大秦传》中的大秦既然具有上述特征，我们接下来不禁要问，这些传闻有可能是从哪些中间渠道进入中国的呢？进一步研究《后汉书·大秦传》和诸史中的其他大秦传，可以大体归纳出3条渠道：安息道、疏勒道和天竺道。
安息道是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通大秦渠道，安息和罗马或者说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史记·大宛列传》云：“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黎轩善眩人献于汉”。(22) 此处的黎轩善眩人很有可能是来自当时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地区。《史记·大宛列传》云：“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西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3)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安息的贡物大鸟卵和眩人其实都来自东地中海地区，有关这一地区的传闻也是来自安息长老的。
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行的具体路线虽然有待详考，但是可以发现他启程赴大秦的最后一站是安息西界：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24)
这条安息通大秦道，《后汉书·安息传》也清楚地记载下来：“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不过，由于安息和罗马的长期敌对，这一条安息通大秦道很可能没有将大秦的确切情况传达到中国，反而使得传闻中的大秦更加虚无缥缈，难以到达。如前引安息西界船人的话，《后汉书·大秦传》中的记载也提供了证据：“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通大秦的第二条道路可以归纳为疏勒道。疏勒与大秦的联系见于《魏略·西戎传》：“阳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帶各一”。(25) 关于疏勒王臣槃的记载见《后汉书·疏勒传》：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槃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槃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槃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吾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槃，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槃立为王……
顺帝永建二年，臣槃遣使奉献，帝拜臣槃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勳为守国司马。五年，臣槃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槃复献狮子、封牛。(26)
由上述记载我们发现，臣槃与大月氏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他归国称王全靠大月氏的帮助。关于大月氏，《后汉书·大月氏传》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27)
显然，疏勒道的背后是大月氏，即贵霜帝国。虽然希腊罗马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联系，但是贝格拉姆出土的大量东地中海地区的物品证明罗马商品已经被贵霜人接受和欣赏。(28) 因此，臣槃贡献的海西青石、金帶也就是经由贵霜帝国到达西域的罗马商品。
通大秦的第三条道路是天竺道。关于天竺道，《后汉书·大秦传》中提供了了如下线索：与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后汉书·大秦传》则给予了更加明确的记载：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屠道，不杀伐，遂以为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29)
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前323年—前30年），埃及就从印度进口战象和黄金，不过，当时的贸易由王室控制，普通商人无法参与。公元前30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占领了埃及，公元前25年他又派遣远征军征服了南阿拉伯地区，说明罗马帝国非常重视从埃及经红海、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湾到印度西北海岸的海路贸易。(30) 公元1世纪初罗马商人发现了季风，从此开辟了从亚丁湾直航印度西南海岸的航线，罗马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在公元1到2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约写作于公元1世纪上半期的《红海周航记》就记载了发现季风给罗马商人们带来的新机会：
整个沿海岸的航线已经说明了，从Kanê到Eudaim
n Arabia，人们以前一直乘坐小船航行，顺着海湾里的海流航行。船长Hippalos通过确定贸易港的位置和海洋的形势，第一个发现了在大洋上的航线。在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朔风（etesian）的风按季节从海洋的方向吹过来，因此，在印度洋形成了西南风，不过风的名字取自第一个发现了这条横越海洋的航线的人。因为发现了季风，到了现在，一些人直接从Kanê出发，一些人从香料角出发（Promontory of Spice），那些从Limyrikê出发的船只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季风航行，也就是大部分的路程。(31)
罗马与印度贸易的繁荣使得印度成为罗马商品向东方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加上安息帝国在陆路上的阻隔，印度在海路上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我们从《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大秦人直接来到中国都是经由这条天竺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提到：“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阕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32)
掸国即今缅甸东北，所谓“掸国西南通大秦”就是通过永昌郡、经伊洛瓦底江、孟加拉湾进入印度，由此获得罗马商品。(33)
此外，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贡献也和天竺道有关。日南郡是交州七郡之一，今越南北部。《后汉书·天竺传》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这一记载说明天竺以前是从西域即陆路朝贡的。到了延熹年间（159—167年），开始从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罗马使者也沿着同一线路出现在中国，而且贡物为象牙、犀角、碡瑁，正是天竺的物产，不能不令我们联想到这批罗马使者和印度的密切关系。
三、大秦传闻在1到5世纪的演变
如果我们比较《后汉书·大秦传》和其他诸史大秦传的内容，就会发现从公元1到5世纪，有关大秦的传闻在不断演变，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序列，犹如考古学研究中的同类型器物一样，既保持着总体的一致，又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呈现出差异。在这个时间序列里，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后汉书》关于大秦的记载中，第一个拥有明确时间标记的事件是安息传中甘英出使大秦，发生于和帝永元九年（97年）。张衡在《东京赋》写道：“北焱丁零，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咸稽首而来王。”(34)《后汉书·张衡传》云：“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两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35) 汉乐府诗《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36) 朱乾《乐府正义》云：“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如客缇绮，强夺财货，篡取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讐。此诗疑为窦景所作，托往事以讽今日也。”(37) 如果我们接受朱乾的推论，以上的线索至少可以说明到了永元年间，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对于大秦的地理位置及物产有所了解。
永元年间之后到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的使节来到中国，关于大秦的传闻迅速增加，可以说是汉晋时期对大秦了解最多的一个时段，这些传闻集中保存在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史通·正史篇》中提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38) 又《题目篇》中说：“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榜之以略，考名贵实，奚其爽欤？”。(39) 说明《魏略》作于3世纪末，特点是巨细毕载，内容丰富。公元5世纪初范晔作《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魏略·西戎传》保存在裴注中，说明范晔写西域传时也参考了《魏略·西戎传》。比较这两种大秦传，可以发现《魏略·大秦传》比《后汉书·大秦传》的内容丰富得多。换句话说，范晔删节了《魏略·大秦传》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文本。被省略的内容涉及了通大秦路线，大秦物产，大秦属国。范晔对这些记载的评论是“诡怪多不经”，说明5世纪时人们已经无法相信和理解二、三百年前的相关传闻。另一方面，《后汉书·大秦传》也保存了一些不见于《魏略·大秦传》的记载，特别是延熹九年大秦王遣使朝贡一事，说明《魏略·大秦传》所记载的内容很可能完成于延熹九年之前。
延熹九年之后，关于大秦的新记载几乎都来自南海道，和天竺有关。三国时期，吴国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作《外国传》，提到“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月氏为马众，大秦为宝众”。(40) 这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关于四天子说的记载，其中独缺天竺为象众一说，暗示着此处的外国即天竺，四天子说很可能是来自印度的传说。(41) 三国至西晋时期大秦使者曾3次来到中国，都是经由南海道。(42) 反映到正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大秦的传闻在资料的编排上也出现了变化。如《晋书》《魏书》中的大秦传完全沿袭《后汉书·大秦传》，相反，《梁书·中天竺国传》中出现了关于大秦的新消息：
中天竺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址，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址，交址太守吴邈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俱以事对。(4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记载是夹杂在中天竺传中，而中天竺传被放在南海诸国传中，没有像《后汉书》、《晋书》那样把大秦编排在西域传中，进一步说明东汉之后，关于大秦的传闻主要经由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进入中国。因此，大秦传闻在公元1到5世纪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89到105年，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甘英出使（97年），中国社会开始接触到关于大秦的传闻，认识到在安息、条支之西还有大国名大秦。但是，甘英被安息船人有意带到条支，了解到由条支渡波斯湾可至大秦，这是从安息出发到达大秦的最艰难道路。
2.105到166年间，关于大秦的传闻迅速增多，了解到经安息到安条克，渡地中海到大秦，是更便捷的陆路，传闻中尤其突出了大秦的各种物产。
3.166年到5世纪，了解到通过东南亚、印度可以到大秦，一些罗马商人可能利用这一道路来到中国。
收稿日期：2009年6月19日
注释：
① 范晔：《后汉书》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19页。
② 自18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开始留意关于大秦的史料。参见裕尔注，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D.D.Leslie and K.H.J.Gardiner,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Roma:Bardi Editore,1996;余太山：《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文史》，2005年第2辑。
③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两篇综述性文章，龚缨晏：《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8期。张绪山：《近百余年来黎轩、大秦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④ 这方面的代表作如M.G.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in Hildegard Temporini and Wolfgang Hasse eds,Aufsteig und Niedergan der romischen Welt,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6,pp.604-1378。中文书评参见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再省察——拉西克著〈罗马东方贸易新探〉读记》，《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1997年）；相关介绍可参见李长林、杜平：《我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对古代罗马史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第2期（2008年）。
⑤ 近年来关于正史西域传的研究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⑥ 班固：《汉书》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72页。
⑦ 班固：《汉书》卷96，第3874页。
⑧ 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3页。
⑨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10，2931页。
⑩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18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4页。
(12) 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90页。又参见伏俊琏：《汉魏六朝的诙谐咏物俗赋》，《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50页。
(13) 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卷93，第977页。
(14) 《正统道藏》第3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5050页。关于文中对大秦的记载，参见Henri Maspero,“Un Texte Taoiste Sur L' Orient Roman”,in Me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 Histoire de la Chine,vol.III,Paris:Civilisations du Sud,S.A.E.P.,1950,pp.93-108；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选堂集林·史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10—572页。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补证》，《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5) 班固：《汉书》卷87，第3531页。
(16) 王根林等点校：《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17) 黄宪：《天禄阁外史》，卷2《天文》，《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828册，第35页。
(18) 关于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制品，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关于在红海地区、波斯湾、南印度考古发现的罗马玻璃，参见E.Marianne Stern,“Early Roman Glass from the Persian Gulf”,i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13(2000),pp.693-697。
(19) 刘纬毅：《汉唐方志集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20) 王根林等点校：《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69页。
(21) 王根林等点校：《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127页。
(22) 司马迁：《史记》卷123，第3162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123，第3163页。关于条支的考证，见余太山：《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文史》，2005年第2辑，第32页，注8。
(24)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18页。
(25)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1页。
(26)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27页。又见卷6，《帝纪第六》。
(27)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21页。
(28) 关于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联系，参见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97页，281页。
(29) 范晔：《后汉书》卷88，第2921页。
(30) 赫德逊著，王遵重等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6—47页。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12-13.
(31)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57,据Lionel Casson英译本转译。
(32) 范晔：《后汉书》卷86，第2851页。
(33)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34) 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卷58，第767页。
(35) 范晔：《后汉书》卷59，第1897页。
(3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9页。
(37) 转引自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6页。陈直：《汉诗作品之断代》，《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38)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5页。
(39)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第97页。
(40) 这段残文保留在《史记·大宛列传》索隐引中，见《史记》，第3160页。
(41) 伯希和：《四天子说》，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3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6—97页。
(42) 三次来使的时间是吴黄武五年（226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和太康五年（284年）。见余太山：《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文史》2005年第2辑。
(43) 姚思廉：《梁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