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者的自助与他助——从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角度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与他论文,透视论文,角度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人口贫困与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成为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应对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改善贫困人口的不利处境，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全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着力构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最后的安全网”，以保证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社区和非营利机构等主体也开始在城市扶贫中发挥积极作用，但目前它们的作用还只限于辅助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体现了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取向，也切实保证了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初步改善了他们在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状况。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它将在城市扶贫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强调的是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者的外部支持，政府向贫困者简单的、技术性的传递物质或服务福利，而作为贫困主体的城市贫困者自身则处于相对被动位置，他们只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救助。也就是说，现行城市扶贫政策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贫困者自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的外部支持和贫困者的自我救助未能实现有效结合。在城市扶贫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规定了一些积极发挥贫困者能动性取向的救助原则，但是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却表现出明显的单纯救助取向。基层工作机构往往把低保视为简单的分钱工作，有多少钱，就分多少人，分完完事。“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作为最具积极取向的城市扶贫政策，通过开展失业下岗人员转岗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来促进再就业脱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项政策的积极开发取向，并不能填补城市扶贫政策整体上忽视贫困者能动性的缺陷。况且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失业下岗人员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失业下岗人员的实际再就业率一直偏低。笔者认为，这种将对贫困者的外部支持（他助）与其自我救助（自助）相分离的扶贫方式，是不利于提高有限扶贫资源运作效率、帮助贫困者改善不利地位的。本文将首先分析城市扶贫中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必要性，进而着重探讨通过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来实现其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可能性及途径。
本研究中贫困者的他助是指政府、社会机构等向贫困者提供的外部支持，具体形式包括提供物质资源、服务、小额贷款等；贫困者的自助是指贫困者的自我发展以及从自身非正式社会网络中获得的帮助，这种帮助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或情感的。城市贫困者界定为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失业人员、下岗人员、困难企业的部分在岗职工以及部分退休职工等，而不包括城市农民工贫困群体。
二、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必要性
在中国传统的救济式扶贫体制中，政府是扶贫资源的控制者，是“不言而喻的”扶贫主体，它主宰着扶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而贫困者往往是被救助者、受益者和表达感激者，他们只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救济。我国农村扶贫最初采取的就是救济式扶贫，中央政府直接通过各基层政府把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或现金分配给贫困农户，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种“输血式”的扶贫，主要用于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缓解贫困人口的生存危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良好的扶贫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救济式扶贫的缺陷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农村扶贫的实践证明，救济式扶贫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但是光靠政府救济，一方面国家财力承受不了，另一方面它让贫困者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容易助长他们依赖国家的“等、靠、要”思想，贫困者的自我脱贫能力得不到提高，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贫困。
基于实践的探索，1980年代中期起农村扶贫开始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所谓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发展生产、提高教育和文化科技水平，以促进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的特点是借助于国家、地方和社会各界外力的作用，启动贫困者自身的主动性，提高贫困者的自我脱贫能力。通过开发式扶贫，农民的自助能力得到提高，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得到提高，农村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村扶贫方式转变的道路从侧面说明：城市扶贫有必要转变传统的消极救助方式，积极进行开发式扶贫，发掘贫困者自身的作用，实现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的结合。城市扶贫中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有何必要性，笔者将从现实入手进行分析。
1.城市扶贫中外部支持的有限性，要求开发贫困者的自助能力。
城市扶贫中政府外部支持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在社会保险方面，以失业保险为例，由于我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要明显高于政府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且由于就业困难而长期失业的人员占有很大比例，所以，失业保险制度难以有效保障所有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1年上半年统计报告，到6月底，全国失业保险覆盖率为76.4%，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18.7万人，6月份当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共有243.5万人，只占登记失业人员的39%（洪大用，2003）。在社会救助方面，政府资金缺口巨大，对庞大的贫困群体无可奈何。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例，2002年全国低保对象大约有2000万人，每个低保对象平均一年的补助金额约840元。这样，当年需要财政拨款160多亿元，而2002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资金分别是46亿元和59.3亿元，仅此一项的资金缺口即达50多亿元（朱晓超，2002)。另外，社会救助还未能充分考虑到贫困者的住房、疾病医疗、子女教育等需求。再就业工程实施以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有助于改善部分贫困者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是供大于求，加上经济结构转型和失业下岗人员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失业下岗人员的实际再就业率一直偏低。至于社区帮困，作为一种有发展潜力的扶贫方式，目前其作用还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说明，在城市扶贫中，政府主导的外部支持无论是资金还是实际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有限性，这就客观上提出了发展贫困者自助能力的要求。因为在外部支持有限的条件下，只有提高贫困者的自助能力，才有利于改善他们的不利地位。
2.城市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提高贫困者的自助能力。
外部的扶贫投入，如果只限于生活救济、缓解贫困者的生存危机，那么当贫困者消费完扶贫资源时，他们又将回到最初的生活状态：缺乏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扶贫过程将陷入贫困——扶贫——返贫，循环反复的怪圈。所以，外部扶贫资源的输入，只有在解决贫困者基本生活困难的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使扶贫资源起到治贫治“本”的作用，使外部扶贫助力转化为贫困者自我脱贫的持续动力，达到扶贫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贫困者自助能力的提高才是扶贫的最终目的。在现实城市扶贫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作为面向全体市民的“最后安全网”，在实际操作中变成简单的分钱工作，成为救济式扶贫。这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贫困者陷入“消费陷阱”，返贫现象突出；另一方面国家财力难以承受，扶贫投入效益低下。所以，要使城市扶贫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就必须通过外力开发内力，提高贫困者的自我脱贫能力，形成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合力。
3.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很难自发提高，需要依靠外力支持。
城市贫困者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来源缺乏、教育水平低下、健康状况偏差、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社会网络同质性高、社会交往出现障碍等。这些特征使得他们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来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摆脱不利地位。这就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以帮助贫困者提高自身能力。
三、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含义
自从19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以来，社会资本研究越来越引起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视。社会资本虽然被学者们公认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但就像所有的新概念在出现之时都会出现争议一样，目前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多种多样。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与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包亚明，1997）。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形态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科尔曼，1999）。另一位美国学者费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费特南，2001)。
对于社会资本，尽管不同学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既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出现较晚的社会学概念，它在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区发展等诸多领域被运用，在解释支持型社会关系对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武考克把社会资本同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拥有较多社会资本（较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公民联系），也就在面临贫困和经济脆弱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武考克，2000）。作为世界银行的发展问题专家，武考克等人把发展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为反贫困的一项重要措施。
武考克等人的研究证明：社会资本在地区反贫困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社会资本对于贫困者个人缓解贫困又有何意义呢？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它可以减少人们达致目的的成本。如果人们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本，那么他就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获取相对更多的好处。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他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他就相当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对于缺乏资源的贫困者而言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贫困者可能因为其社会资本而在缓解贫困中得到帮助，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是贫困者提高自己的保障程度的重要途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明显的自助性质。
社会资本发挥保障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同非营利机构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及的领域。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化的：(1)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本身可能成为某种保障因素。贫困者往往存在心理上、精神上的障碍，这时亲人、朋友、同事以及社会等方面的信任、理解、支持可以起到重要的精神保障作用；(2)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可以提供给需求者，可以直接对他发生保障作用。贫困者可以从亲朋、邻居等方面获得金钱、物品的帮助，形成物质保障；(3)社会资源的转借也可以起到支持和保障的作用。贫困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亲属、朋友和邻居介绍和连接更广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源；(4)网络成员之间形成的某种规范，可以约束个人的某些不良行为，形成他们积极向上的发展动力；另外，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可以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比如，贫困者的自组织就有此方面的作用。
社会资本的自助性社会保障功能，使我们可以考虑在现今中国城市扶贫中充分发挥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以配合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支持，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城市扶贫。但现实中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状况如何呢？现实表明，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是呈下降趋势的，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关系日益简化，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作用减退；(2)城市邻里关系日益淡化，不利于贫困者获取支持；(3)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使得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急剧下降；(4)城市贫困者由于身处边缘地位，社会交往受阻，出现自我疏离倾向，这不利于他们积累社会资本；(5)主流社会对城市贫困者缺乏全方位的关注，这不利于形成贫困者与社会有关机构和人员的密切关系，从而不利于培育贫困者的社会资本；(6)整个城市社会诚信水平的下降，使得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本普遍衰减（洪大用，2003）。
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自助保障功能，而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却呈下降趋势。面对这一矛盾，社会资本的生产性理论（科尔曼，1999）给我们以启发：可以通过外力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助能力。
四、提升城市贫困者社会资本的途径
依据上文提出的城市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机制，可以发挥政府、社区和民间组织三方面外部力量的作用来提升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
1.政府。作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核心主体，政府在向城市贫困者提供物质与服务福利、保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样，在提升城市贫困者社会资本、提高贫困者自助能力中，政府必须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在实践层面上，政府可以从重构市民的社会网络入手来提升城市贫困者的社会资本。
(1)创造有利社会环境，推动贫困者的自组织。在现代化社会结构中，民间自组织的作用日益重要，其中主要是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在我国民间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本身及其行为构成了最基本的环境。民间的自组织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才能成立，必须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管制，这样它往往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和伸向公民社会的触角，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挥民间自组织的多样化社会功能，首先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与民间自组织之间关系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为自组织的自主活动提供空间。对于贫困者的自组织，政府要从政策上进行引导，从行政上予以合作，从法律上加以规范，从而实现政府与贫困者的双赢。
(2)积极开拓阶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增强各阶层的相互认同。贫困者横向的社会网络，由于其网络成员的高同质性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因此，阶层之间的异质性网络对于贫困者获取所需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加大，利益结构出现调整，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变化，改革中的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与相对获益阶层之间相互认同程度较低，往往存在相互排斥心理。这种阶层认同状况是不利于利益相对受损的城市贫困者获取社会支持的。为此，政府应该积极进行社会宣传，使公众了解改革中利益分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减弱上下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心理；为各阶层共同参与社会生活开创机会，增强阶层之间的沟通与认同。另外，号召富裕阶层通过慈善形式向城市贫困者传递物质资源或服务，也可以使后者获益。
(3)把实施社会保障同组织贫困者结合起来。政府在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如果能把贫困者组织起来，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那么就能有效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率。
我国学者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群体中进行的社区公共服务实验就具有将社会保障同提升其社会资本联系起来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大连市进行的这项实验是针对失业和下岗职工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其做法是以街道为单位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吸收所有失业及下岗人员参加，参加者在领到基本生活费的同时必须参加学习、培训和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社区公共服务实验的结果证明，通过共同的学习、培训和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社员们学到了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促进了他们的再就业；加强了他们之问的交流，提高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支持性联系，即形成了初步的社会资本（杨团、葛道顺，2002）。
2.社区。从社区入手来提升城市贫困者社会资本，社区发展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所谓社区发展，概指居民、政府和有关的社会组织整合社区资源、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过程，是塑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加强社区参与、培育互助与自治精神的过程，是增强社区成员凝聚力、确立新型和谐人际关系的过程，也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徐永祥，2000）。作为一场旨在帮助人们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处境的运动，社区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联合国大力提倡而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该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反贫困的战略意图，并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为世界反贫困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中国社会，政府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主体，在这种意义上，社区发展是一定程度上的政府行为。在城市扶贫中，社区发展一方面可以提供社区保障和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在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中发挥积极作用。
(1)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贫困者的互助支持网络。社区自组织意即动力来自于社区内部的组织过程，包括社区自我传递、复制、整合和推动。通过培育贫困者的社区自组织，可以建立他们的互助支持网络，促进贫困者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提高他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另外，贫困者在自组织中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还能起到良好的精神保障作用。
(2)推进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整合，丰富贫困者的社会联系。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机构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各种事务的行为。社区内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相互交流与沟通，能够增强社区整合、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丰富贫困者的横向与纵向社会网络。和谐的社区人际网络对贫困者不仅具有物质保障意义，更具有精神保障意义。另外，推动社区内各成员单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密切贫困者与它们的联系，也能够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
(3)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互助网络。社区服务是根据社区居民的需要，由政府、社区内的各种法人团体、机构、志愿者所提供的具有社会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社会服务以及居民之间的互助性服务。社区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公益性的，它以福利服务为主，以非盈利为目的；它的对象主要是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也包括全体居民。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可以动员社区力量，开发社区资源，形成社区互助网络。这种社区互助网络是城市贫困者的重要社会资本。
3.民间组织。1980年代以来，民间组织在我国扶贫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1年国务院《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包括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扶贫活动，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成功实施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
民间组织持有一种新的扶贫理念：要相信穷人自己，扶贫是为了创造发掘穷人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要高度重视穷人的参与和能力提高的问题（洪大用，2002）。这种扶贫理念已经不是一方解放另一方的理念，而是在促进参与中共同进步的理念。一些民间组织从这种新的扶贫理念出发，在向贫困者提供物质资源或服务的同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互助支持网络，让他们集体决策和承当风险。这体现了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推进他们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内涵。一些民间组织在农村扶贫中广泛试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就包含了这一内涵。
天津市妇联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援助下，在下岗女工中试行了“小额贷款”项目。项目要求贷款户每5人一组，这5户负有连带责任，其中有1户不能还款，这5户第二年都将被取消继续贷款的资格；每4组组成一个基层的活动中心，每两周要进行一次学习、培训和交流活动（唐钧，2003）。这实质上是在构筑贫困者的互助合作网络，提升了她们之间的社会资本。通过项目的实施，下岗女工不仅得到了资金援助，更重要的是她们在一起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鼓励，消除了情感上的封闭，提高了脱贫信心与自我脱贫能力。天津下岗女工“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建立贫困者自组织的做法值得政府和民间组织扶贫的借鉴。
五、小结与分析
上文分析了城市扶贫中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必要性，着重探讨了通过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来实现其自助与他助结合的可能性及途径。笔者提出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这实质上是在探讨城市扶贫政策的新理念。传统的扶贫理念把贫困者看成是非理性的客体、被救助者和表达感激者，这直接导致了政策设计上忽视贫困者能动性的缺陷，造成政策的实施效率低下。因此，建立新的注重贫困者能动性的扶贫理念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上文提到的民间组织的扶贫理念是值得借鉴的。本文提出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相结合，强调的是必须发挥贫困者的能动性，更强调的是在扶贫过程中发挥政府、社会机构等外部力量的作用来发掘贫困者自身的潜能，形成外力调动内力、内外有机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传统扶贫是一种行政式的传递扶贫资源的过程，这与西方社会扶贫中的社会工作方法差异明显。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强调促进受助对象的发展，能实现贫困者自助与他助的有效结合。所以，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有重要意义。提升贫困者社会资本就是将传统的行政化的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同现代的社会工作方法结合起来的尝试。
另外，上文提到过，提高贫困者自助能力不只限于提升其社会资本这一条途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者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也能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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