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国民党论文,大学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5-0092-07
抗战之初，教授们大多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因此不愿意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更不赞同将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学者身上仍然有所体现，他们不愿依附于某个政党，更不愿意因加入某个政党受到束缚而丧失自由和独立的身份。
教授们基本上都奉行学术独立的主张，不希望把学术与政治搅和在一起。西南联大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指出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都应“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甚至“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他认为，“假使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他指出中国大学教育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之所以能够“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正是由于当时学术界人士“完全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的污浊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净土，影响许多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1]贺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两分的，只有当学术远离政治的干扰时，它才能取得成果，才会得到发展和提高。这是当时教授们所设定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在当时党国体制的政治情境中并不能实现，其实早在抗战之前政治就已经开始渗透和影响学术了，抗战开始之后，大学教授更是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和控制的对象，教授们不得不被迫卷入政党之间的竞争中。
一、党国体制下的国民党
根据G.萨托利的理论，无论是在抗战前还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都是执政党，掌握并垄断了国家政权，属于典型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2](P70)党国体制倾向于用政党来吸收国家，先有政党然后才有国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成为其思想表征，①萨托利认为：“在党国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府官员都必须是持党证的党员。除其他因素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党制下政党的党员制度是否很严格。其次，凭才能任命的文官制度倒很可能和党务职业体制同时存在。只要政党控制着官僚，这种处理方式肯定有利于效率的获得。第三，在技术工作上，党必须吸收技术人才。这里，磐石暴露出其巨大的裂纹，因为政党政客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2](P71)党国体制下的执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一党的专制和独裁使其敌视其他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也无法容忍和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党国体制成为社会的塑造者和全部政治资源的垄断者。党国体制无疑是一种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如果按照G.萨托利“意识形态—强制”标准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那么这种党国体制应该属于独裁主义的一党制，“独裁主义一党制是一种具有较低意识形态烈度、较低的压榨行和动员能力的、致力于排斥性政策的政党体制；……独裁主义样式阻碍次体系但却容忍某种次集团的自主性，至少在事实上是如此”，[2](P321～322)不过，这里的次集团不是指其他政党的存在，而是仅限于一些非政治性团体。1929年3月21日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成为国民党独裁主义一党制的正式政治表达，其中“第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第五，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力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第六，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3](P659)如此规定使“以党治国”成为“训政”的核心，其结果“就是一党独占政权，不但不允许其他政党过问政治，而且也不容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4](P589)由于缺乏竞争性政党和反对党的存在，国民党逐渐丧失了活力和自我革新的压力，开始退化、变质和衰败，特别是在党员的吸纳上，蝇营狗苟之流大量涌入党内，而社会上的一些精英要么是被排斥于党外，要么是不屑于入党，党员数量虽然多了，但总体素质呈下降趋势，吐故纳新的能力变弱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日益凸现，长期的一党专制使其无法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而达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国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方面开始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拉拢、控制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则成为国民党组织竭力争取的重点对象，教授入党成为一时风潮。
1939年11月，教授出身的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深感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并不浓厚，乘机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笼络知识分子，先后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人士入党。所以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期，被国民党认为是学人报国的最盛时代。朱家骅认为：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发展组织。”[5](P322)由于朱家骅是个亦官亦学的人物，在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朱家骅在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6](P134)除此而外，在抗战期间，CC系的首领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近七年时间，教育的政治化及教师的党化趋势日益得到加强。邹韬奋对此曾有过记载：“左舜生李璜等诸先生曾在大会中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询问，说中小学教员被迫入党，否则即被解职，是否其他党员即不准许在教育界服务？陈部长答复，欢迎入党，否认强迫。但据在野各党派的亲历经验，确是强迫。不但中小学，即大学亦在所不免……”[7](P126)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政策。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吾党欲谋三民主义之实现，其唯一希望，在于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奋斗。……有志之士愤然而起，相与集合于本党，同心戮力，以完成撼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8](P472～473)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的政治见解与派别之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从事国民革命抗战建国之神圣事业者，无不诚挚欢迎。”[9](P547)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发表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等演讲，指出国民党员懒惰、虚伪、散漫、迟滞缺点的同时，大力号召发展党员。要中委以下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广征党员，发展党员为唯一要务。”他甚至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如半年之内，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要把“担任下层自治工作的各乡镇保甲长等尽量吸引，中委每人每半年至少要征求六人入党等”。[10]在蒋介石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会也认为，今后“应谋求本党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过去本党吸收党员，培养同志，似犹未能充分努力。此后全党同志务须注意吸收社会有守有为分子，以增加本党之新力量……”。[11](P553)吸收教授入党则成为增强国民党力量的一个选择，国民党中一些高级官员开始介绍一些社会名流及学者加入国民党。
二、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过程
如何推动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多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加入党派并无多大的兴趣。国民党吸收教授入党大致可分为强制入党、动员入党和介绍入党三种形式。
首先，强制入党的形式②，这主要是针对教授出身的政府高官和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翁文灏当时在政府中任要职，但还不是国民党员。1938年蒋介石介绍其加入国民党，要他“接受勿辞”。按照“以党治校”的方针，国民党规定“大学校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均须加入国民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教授都被拉入国民党内，并被委以国民党中常委、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事等职位。社会学家、中央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也于此时被拉入国民党内。通过罗致这些重量级的学者入党，然后再通过他们在大学内发展教授党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强制入党过程中，有些大学校长加入国民党并非出于本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充满了苦涩和无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其日记中对其入党的心路历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五月卅日 星期一 晴
……晚八点，晓锋与叔谅来，以布雷函相示，嘱余入国民党，因上月代表大会后，党中有改组之意，其中有一办法，即拉拢教育界中人入党。余谓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此趋之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12]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今晨，张子明以国民党入党书嘱填。余告以已经蔡先生函立夫调余回院，至于入党一事容考虑之，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12]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
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活动只有嫌恶和憎恨而已。固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痛绝。”[13]
竺可桢在政治上是不反对国民党的，也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不反对国民党和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实在是两回事。同时他对国民党种种腐败极为不满，对被强制入党一事表现得十分勉强。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遭遇和竺可桢相似，他直至1941年才加入国民党。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14](P320～321)其次，动员入党的形式，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大学校长以及知名教授的人望和人脉关系来鼓动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带有半强制性质。不可否认，大学校长加入国民党确实可以在教授中形成号召力和示范效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曾于1941年3月4日发出了一份公函，“据本部视察员报告称：(一)就现阶段各校校长之是否忠党仍为各校党务能否开展之决定因素，为冲破此障碍并积极鼓励各校校长发展党工起见，似应将发展党工列入各校校长考绩中。”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为了使校长重视党务工作，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许绍棣于10月14日给教育部写的一封复函中说：“大函承以奉，中央函知凡爱国富有牺牲奋斗精神之著名人士，过去持超然态度迄未入党者应特加注意，介绍其入党以期精选萃拔为党致才。嘱注意介绍到部俾便转为介绍等由，准查本大学有直属区党部组织，各教职员经陆续介绍入党者已不乏人，嗣后仍当一本初衷，继续注意，准函前由，相应函复，谨希登照为荷。”[15]其他一些大学校长对此也很积极，王星舟在1939年10月21日写给陈立夫的信中称：“罔交东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正医学院、光华大学、厦门大学五校员生入党申请书五十七份，业已交处办竣，所有党证及证明书经分别由部送寄各该校院校长院长。”陈立夫在回信中说：“顷据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藏名芳、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中正医学院院长王子轩及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先后呈送该校员生师众等入党申请书五十六份，又据国立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呈送入党申请书一份，请予介绍入党等情，查该校院校长及员生志愿入党，业已代为介绍，前特检送原填申请书五十七份，即希查核准予入党，并发给党证为荷。”[16]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入党似乎十分容易，几乎没有设置什么门槛，也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只要写申请书、有人介绍即可就可入党。
最为典型的就是国立西南联大有一批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被动员入党。1939年，蒋梦麟按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指示，邀请联大三校院处长以上教授“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的，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17](P297)军统特务要员来到西南联大，在梅贻琦宴请教授的会间，散发入党登记表，要教授们填表入党。以冯友兰为例，他曾于1924年冬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革命失去了兴趣，到1926年自行脱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冯友兰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对于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冯友兰是这样认识的：“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18](P111)冯友兰的个案很有代表性，当时的联大各院系的负责人对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一事，多持同意而非反对的态度，它表明，抗战期间相当多的学术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是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支持和回应，可以说是在非常时期愿意与执政的国民党共度时艰的一种意思表示，而并非真挚信仰国民党的主义。另据朱自清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提到，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心动，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自清的影响，闻一多打消了入党的念头。[19](P240)如此一来，西南联大从常委到各处处长都成了国民党员，院长、系主任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了国民党党员，这一做法成效显著，有些系如历史、经济等，党员占教授的一半以上，政治系除了张奚若坚决拒绝入党外，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到了1944年，“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有150余人。而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除兼任外)，其中教授155人。由次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6](P131)著名学者陶行知也有类似遭遇，他在“七君子”入狱后，游历欧美，揭露、批判国民党的暴行，并鼓动杜威致电蒋介石表示严重关注，使蒋介石在国际上相当被动，陶行知因此遭到通缉。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取消对他的通缉令，要求他加入国民党，但被陶行知拒绝。
再次，介绍入党，就是由政府高官或大学中国民党的代理人介绍普通教授入党。姚从吾是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联大教授中发展了几名党员，如贺麟、罗常培、雷海宗、华罗庚等。这些人的入党，多由姚从吾推荐，朱家骅亲自出面邀请，在本人同意以后，立即填写申请表，马上履行入党手续，可谓简便迅速。”[20]也就是说，这些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是自愿的，不排除其中有些人入党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其目的是为了攀龙附凤，借入党来建立起与国民党高官的私人情谊，谋取个人私利。正是为了迎合这样的心理，朱家骅亲自出马拉了一些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而这些学术界精英人物的入党，确实起到了带动和引领作用，联大的一些教授主动申请加入国民党，“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孟昭英、范绪筠、赵九章、苏国祯、王德荣、闵嗣鹤、施惠同、叶楷、马大猷、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6](P135)
但也有一部分大学教授对入党并不热心，即使被介绍入党，也不为所动，这些人成为战时教授入党风潮的另类。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既不愿意从政也不想入党，据他回忆，“三十二年冬天，我应邀到重庆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得与陈布雷先生见面。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如果有意，他极愿请适当的人介绍。我回答说，北伐完成以来，许多教育界同仁和我自己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唯一希望。因此我们于撰写时论，以非党员的身份，向政府作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这些间接拥护政府的文字虽然未必发生任何实际影响，似乎尚为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党员的身份来发表同样的议论，读者未必会加以同等的重视。布雷先生听了我这番话，点头说，‘很有道理’。于是我放过了入党的一个好机会。”[21](P170)说明即使在外在的压力下也仍然有部分大学教授十分在意自己的清誉，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丧失自己独立的地位。但不入党不表示象萧公权这样的不关心政治，相反，他认为以非党员的身份参与政治也许效果要更好。
为了拉更多的高校教师入党，国民党方面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1939年2月，教育部发出了一个通知，“召来渝听训之四川省内中等以上教育人员、本部人员，信仰三民主义、服从领袖，俭奉准予一同特予入党，并定于本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在军事委员会举行宣誓。”教育部后来发现，这些人虽然入了党，但是却没有申请书，因而不得不进行补救。1939年4月22日，教育部发出公函，“出席四川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主任会议时，曾于举行入党入团宣誓典礼前一日，签名自顾加入中国国民党，而入党申请书迄未见送来。兹特补发入党申请书表格一份，即希于函到三日内，详细填明，连同二寸半身照片三张寄本司收。”[16]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主计处发出训令，要求各机关调查党员从业状况，“查党员为本党动力之基础，关系至为密切，其数量逐年增加，向有党籍可改，其从业多无定态，因环境浮沉，抗战以来尤多变动，兹为明了本党党员最近从业情形，以资稽考起，奉谕举行全国党员服务总调查表，制其调查表式一种付说明，分别函请各机关转知，依法填报。”[16]教育部也给各大学发出训令，要求在大学中进行党籍调查，加强对大学党员的控制。国立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在1942年11月10日写给教育部的呈文中就提到：“钧部九月七日第三五六九号训令附发党籍调查表一份，饬依式填报等因。奉此，遵经依照填妥，理合随文呈送。”[15]其他大学也有相似的呈文。
吸收大学教职员工入党只是大学党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学中建立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强化对大学师生的思想和言论控制。从1941年开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在各大学成立校党部，其负责人要经过中央审核批准方可就任，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校长搞好党务工作。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在1941年9月5日对教育部的批文中就提到：“贵部三十年八月六日高字第二九八七号公函以据私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呈荐崔永福谭文伯张文才三人为该校党部筹备员，嘱查核办理见复等，由附名单一份过部，经查崔永福谭文伯张文才等资力尚无不合格，除转陈核派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知为荷。”[15]类似的批复函件在历史档案中还有许多，大学校党部的筹备和建立几乎包涵了所有的公私立学校。为防止有些高校阳奉阴违，国民党还在各高校内安插特务，对高校进行暗中监视，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置。1942年2月13日，福建省立农学院党员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密报关于该校在校党部成立上的不作为，“谨肃者省立福建农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之一，至今既未成立直属党部，而教职员同学又无加入区分部，甚至教导主任公然反对以党治国，训导主任符致远对同学公开宣布以不参加降旗为接受主任之条件，国父纪念周教职员无签到。谨此密报，请严加究办，以正党纲。”教育部接到密报后委托福建省教育厅予以彻查，1942年11月28日才调查完成，形成文字材料上报教育部，即“福建省教育厅密呈：呈覆奉令密查本省省立农学院情形请查核由”，其主要内容有：“遵即令派本厅督学徐叙贤前往密查，兹据该员报称：遵即前往该院密查，谨将事实录陈于下：一、该院直属区分院经于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呈请省党部派员筹备，并奉令派定教员张效良职员孙百洲林烟等为筹备员，指定张效良为召集人，后张君辞职他就，且在暑假期间，未曾召开筹备会议，因而无形停顿，现已改派该院秘书陈灼如为筹备员，正在开始筹备进行。”[15]这份报告似乎是福建省教育厅在为农学院开脱，有敷衍教育部之嫌。
除了强化大学教授入党机制以及在大学建立国民党部外，国民党还试图对教授进行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即对那些即将出国的教授进行政治集训，强化他们对国民党的认同感。“蒋介石强加于西南联大教授们头上的登峰造极的侮辱，就是提出应邀访问美国的6名教授在出国前必须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去受训半年，‘中国各种官员都须在这里接受5-6个星期的专门训练，课程内容有健身操、纪律程序和长官训话。’”[22](P303)1944年，国立湖南大学校长李毓尧写给陈立夫的信中说，“钧部戌号高字第五六七五○号电，略以本年度休假出国进修教授，已商准列入党政训练班二九期受训，仰转知吴教授准时来渝报到，受训后即可在渝办理出国手续。……兹吴教授树基来渝报到，同时请示办理出国手续，理合备文呈报，敬祈鉴核。”从中可以发现，教授要出国进修必须要参加党政训练班，这是必要条件。只有党政训练班培训后方可办理出国护照，国民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强制性逼迫大学教授接受党化教育。不过对于一些年龄超过五十岁的教授，经过教育部批准可以免训。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曾给教育部写过这样的呈文，“本年度休假出国教授，已商准列入党政训练班二十九期受训，仰转知郑宗海教授准期来渝报到，受训后即办理出国手续等因，当经转知该教授遵照去后，倾据声称‘宗海年逾五旬，比年来颠连劳瘁，身体颇欠康健，请转陈免予受训，又以家事牵缠，不易宁帖，并请将出国期酌予展缓’”，教育部的答复是：“查该教授现年五十二岁，合于免训年龄，除关于申请展期出国之饬该校特定时间报部具体核办外，相应函请查照，准予免训。”[23]
三、国民党对一些持不同政见教授的迫害
对于那些坚持不入党且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的大学教授，国民党则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排挤、刁难和迫害，这与吸收大学教授入党是相辅相成的。著名学者王造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王造时先生在我们朋友里面算是一位最‘和平中正’的了，中山大学许校长钦仰王博士的博学，以很大的诚意请他担任该校的法学院院长，王博士慨然答应了，但是因为他‘不是本党同志’，被党中主持教育的某要人所反对，以入党为给与法学院院长的‘代价’，王博士不愿做这一笔‘买卖’，同时中大和某地街上忽然发现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拒绝王博士法学院的标语和传单，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王造时‘不是本党同志’(此事发生于今年二月上旬)，法学院同学看到‘全体同学’名义的传单和标语，大家非常诧异，于是于二月十三日他们便开了第一次全体学生大会，所有在校及学校附近的同学通通都来参加，大会决议郑重否认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发出反对王先生的标语和传单，并决议以留坪全体同学名义电请王先生从速来院，同时请许校长彻查假借‘全体同学’名义的分子。三月一日许校长和法学院留坪全体同学同时接到王先生二月十九日从吉安寄到的给许校长和他们的信。”王造时被迫在信中提出了辞职的请求，邹韬奋对此极为感慨：“王博士虽博，他的唯一‘缺点’竟是‘不是本党同志’，奈何！奈何！”[24](P123～124)费孝通、金岳霖等教授赴美申请护照，国民党也以需加入三青团相要挟。国民党用“拉壮丁”的方式强制大学教授入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教授的控制和影响，把这些有号召力的学术精英纳入到体制内，以防止他们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唱反调。
国民党政权对那些敢于不满其统治的有正义感的教授，则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残酷打击和迫害。李公朴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初期，李公朴到华北敌后参观，主张全面抗战，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并组建了抗战建国教学团，“他们在通过正太路封锁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蒋介石又密电正太沿线的朱怀冰部，如捉到李公朴等人，立即就地枪决。”[25](P144)著名学者李达，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主办《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之一。脱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任教，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七·七”事变后，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当从沪绕道经香港、广州到桂林时，尚未就职，就被解聘。1938年，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才得以到该校经济系任主任、教授。第二年白鹏飞被撤职，他所聘的教授均被解聘，李达失业后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维持生计。1940年秋，李达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不到一年，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聘。1941年后，李达长期困居湖南家乡，但仍受到国民党当局和特务的监视。[26](P115)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在拒绝加入国民党后，其行动常常受到监视，他要创办晓庄大学，国民党政府以他的朋友和学生许多都是共产党为借口，不予批准。他创办育才学校时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连衣食也难以，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一分钱，还不时进行刁难，使陶行知不得不为筹款到处奔波。[27](P380、439)而在抗战期间遭到迫害最严重的教授要算是马寅初了。马寅初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和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1915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被北大选为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后，马寅初离开北大，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先后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对此极为不满，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公开的揭露和批判。1938年，马寅初到达重庆，蒋介石为将他排挤到国外，派他赴美“考察”，被马寅初断然拒绝，他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他郑重声明：一不出国，二不买黄金美钞，三要逐渐脱离立法院。抗战期间，国家对财政金融和工商业实行垄断，但因此而引发的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横征暴敛，使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马寅初对此十分痛恨，先后在国内和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痛斥国民党的“经济专政”政策，他还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产，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并强烈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开始实行。1940年以后，国民党不准马寅初在重庆各报发表文章，但他仍然四处奔走，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抨击战时经济。1940年秋，蒋介石要召见马寅初，被他拒绝了。蒋介石又想要他出任财政部次长或中央银行行长，试图以此来收买马寅初，但没有成功。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他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内的一些权贵趁着民族危机而大发国难财的罪行，大受听众欢迎，而国民党对此则十分恐慌，于同年12月6日，托辞委派马寅初去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令宪兵将其逮捕，关押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集中营达21个月之久。[28](P38、78)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对这些持不同政见教授的打击和迫害，来达到杀一儆百、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目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运用多种手段大规模地发展教授入党，成效显著，教授中的国民党员数量增加了许多，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趋势增强了。在此过程中，国民党采取了两手策略，即一手软、一手硬，对那些顺从者给予利益上的照顾，而对那些不服从的大学教授则进行刁难和迫害。从表面上看，国民党似乎在教授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而这似乎又与教授们学术独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教授入党与其说是对国民党主义的信仰，倒不如说是为了团结抗战的需要，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国民党的党义，而且在行为上他们也不受国民党党规和纪律的约束，许多教授加入国民党只是流于形式，是基于外敌入侵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同盟关系是十分脆弱的，也是暂时的，一旦遇到风暴袭击，这种同盟关系必然会瓦解。另外，国民党对一些知名教授的迫害，反而是把这些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坚决的反对者。
注释：
①以党治国的思想是由孙中山提出的，其意在于用革命政党的整体力量，且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度，是以“主义”来治国。但是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形式和内容上继承了孙中山的党国思想，但与孙中山原来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区别，此时的国民党就是要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控制一切，强化国民党在国家政权方面的作用，从“以党治国”发展为“以党专政”、“一党专政”，并最终导致少数强势党员的“个人独裁”。参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82.
②王奇生认为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并无强制大学校长和院系负责人入党的意思。参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6，(4)，133。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国民党方面的强制性要求，就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教授入党，尽管有个别人拒绝入党而没有受到惩处，那也只是说明大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办学的自主性，国民党政权尚无法完全左右大学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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