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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走向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中国的大动荡、大蜕变、大转折的时代环 境中创立的，期间自然带着焦灼与浮躁，也伴随着昂扬和奋进，最终以充满希望的神情 走进了21世纪。它经过几代研究者的筚路蓝缕，开拓创新，如今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实现了初步的成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品格。然而，和其他学术门类相比，尤其是和源 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显得十分单薄 、年轻和幼稚。从时间上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不过80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充其 量不过50年。从学科的确立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也只是近20年的事。就此 来说，它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比，仿佛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新世纪里，学术事业期 待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创的世纪，那末， 21世纪则是它的建设的世纪，而且是全面建设的世纪。如何建设与发展?向着什么方向 发展?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战略调整，进行学术上的选择与重构?这 是我们必须深度把握的严峻问题。
一、学术规范的整合与重构
就整个学术来说，20世纪的中国是辉煌的，涌现出了一批学术大师，开创了一系列研 究范式。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20世纪几代学人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发展与完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的整合与建构恐怕是该学科学 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走向。
首先面临着一个学科正名的问题。在学科门类中，似乎没有哪一个学科像中国现当代 文学那样，具有如此名目繁多的名称和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 学、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等。 以至在学会上有南会北会之分：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名称提出以来，由于它的通识的文 学史意识，以及具有自己的观念与框架，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首肯，被频频使用，甚至有 人主张干脆放弃“现代文学”一说，使“20世纪中国文学”名正言顺地进入学科名录。 但笔者则认为，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20世纪中国文学”有哪些合理的观念和理论 体系，但终因不能涵盖“当下文学”而显出它的时段性、过渡性。尽管名称问题并不具 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学术规范尚须建立的问题。依笔 者之见，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之恐怕是新世纪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它已写入学 科名录，而且因为非此不足以涵盖“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段，而将两者打通也是新 世纪学术整合的必然趋势。
其次是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以往在很多问题上研究者们一直纠缠不清， 争论不休，比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茅盾作品的理性问题；主题是否先行问题；《子 夜》是不是名著问题等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像杨朔、秦牧散文的估价与定位问题； 金庸与王朔之争问题；骂派批评问题等等。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我们的研究者是站在不 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层面来解读与阐释文学现象、作家 作品的。因此，往往同一个议题，结论却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在学术规范的整合与建构中，尤其要注重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的重 建问题。我们的研究者，应该在一些主要的学术理念上达成相对的、大家认同的学术规 范，比如价值判断体系问题就应该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这就犹如游戏规则，大家都要 遵守，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不能以“骂”代替严肃的批评，不能以道德激愤代替 科学的判断，否则会自我减轻批评的分量，降低学术的品位。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学术自 由，要在学理与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现象统观和学术整合，发扬学术民主，激活与再 造学术精神。
二、经典意识的自觉与强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对文学的筛选将越来越严格，甚至于苛刻。因此，经典化的筛 选与解读自然被提上日程。在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典意识的深度把握将 变得自觉，得到强化。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如何?这需要专门研究。但学者们在如下 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经典是长存于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 并非流行的，而是比流行更为久远的；它不是一、二年内最畅销的，但却是经久不衰的 。经典在艺术上具有原创性，是耐读的。经典具有丰富的内蕴和深刻的启示性。经典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并非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①(注： 转引自陈漱渝：《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于历史较短，时间较近，经典的遴选 与解读远没有完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开始。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有人主 张可以暂时“悬置经典”，而回到活生生的小说史现象中来，因为现象具有无限的丰富 性。这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明清的几大名 著太被看重，以至于遮蔽了其他小说作品。而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除鲁迅的《呐 喊》、《彷徨》等少数小说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对现当代小说研究诚然也需要回到 活生生的小说史之流中，但更需要对其进行经典的遴选和经典学术价值的判断。
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经典的泛化问题。反映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对 经典与非经典的解读与阐释模糊不清，普泛化倾向明显，降低了经典的水准。反映在当 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是经典性与先锋性模糊不清，精品与时尚相互混淆。一些研究者热衷 于所谓“先锋文学”，对其“捧”得太高，殊不知，先锋性的很多作品是难以转化为经 典的。一些批评家热心于文学时尚，喜欢弄潮，导致时尚对精品空间的挤占和精品意识 的消解。还有的学者对经典的选择与解读越来越自由与随意，导致经典地位的危机。当 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下文学，由于时空距离太近，还难以用经典的标准与眼光 来衡量，只能以精品意识来解读与评价。当代文学研究中精品意识的自觉与强化，无论 对当下俗滥的创作，还是对当代驳杂的作品都是十分必要的。21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由于经典意识、精品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将有效地克服上述问题，经典与精品将 被凸现出来。
三、不同领域的开放与融通
有人说，20世纪是文理分流的世纪，21世纪则是文理交融的世纪，科学和艺术在山脚 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21世纪就是两者会合的世纪。的确，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是不 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反映在学术领域，开放与融通，追求集大成也就成为新世纪学术发 展的必然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在自身上进行学术整合，而且还必 须向外发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它不仅在文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内打通，而且还 会向文学以外开放，比如向哲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开放。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质 ，使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哲学，尤其是优秀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作 家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文学又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语言又是思维的产物，因此，文 学研究又可以和语言学、修辞学、艺术思维学联姻，进而研究文本语言的驾驭，语言的 技术、技巧，语言的色彩、节奏、使用频率、修辞的方式方法，乃至作家艺术思维的特 质与类型等等。可以预见，现当代文学的哲学、语言学、修辞学、艺术思维学研究都是 大有作为的新的研究领域，它和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活动史、作品的传播史、读者的接 受史等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新景观。
总之，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以创新的姿态、稳健的步履，超越20世纪，以 恢宏的气度、开放的视野显示其学术的厚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来。
问题型的研究及其原创意识
谭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曾经是国内的一门“显学”，在国内学 界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等方面作出过很突出的贡献，而现代文学研究自身也在20余年 的风风雨雨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几年来，现代文学的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的研 究一样也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正可用当年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段名言 来形容：高升的高升，退隐的退隐，而有一些当年的旗手也将主要的精力投放到思想文 化评论的领域中去了。同时，由于现代文学的阅读很少文字障碍，国家的职称政策也促 使着大批的“南郭先生”克隆论文来谋取学术名利，因而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幸成为重灾 区，在低水平上重复操作的大量的所谓论文充斥着各种学报与文学评论刊物，严重地败 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声誉。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在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来提倡某些可贵 的学术品质，来呼唤某些可行的学术规范，我想这对新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颇为 有益的。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适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且主张“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如果撇开当时的政治背景不论，仅就其普泛意义而言，我认为倒不 失为新世纪中现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加以大力提倡的。新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迫切需要 的是真正确立起问题意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甄别、廓清伪命题，几十 年来，由于意识形态的牵引与影响，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流行着许多伪问题，而这些伪问 题不少至今仍然被研究者们津津乐道。所谓伪问题，伪就伪在问题本身不是由文学史的 事实得来。譬如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中国的 新诗、话剧等都是对西方文学体式的移植，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潮接轨的标志，而 中国作家在创作时渗透在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趣味因素实际上是不期然而至的 ，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所以到现代文学中去寻找民族化的轨迹与所谓规律，往往不是 牵强附会，就是捉襟见肘。确立了这样一个伪命题，赵树理的那些通俗故事被视为现代 新文学的方向，这就是必然的结论了。这个伪命题在本质上反映了过去的文学研究对西 方文化的一种拒斥的心态。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伪命题中解脱出来，研究每一个作家尤 其是那些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的大家总要去挖掘他的所谓民族化，我们又怎能触及到真 正的问题呢?甄别与廓清伪问题，不仅要注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也要检讨那些在某 种文化理论影响下所构设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至今十分流行的“20世纪 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一个最大的伪命题。这个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时无疑是 学术界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个命题在当时给现 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与观念方法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但 这种意义是当时的学术环境所赋予的，如果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来看，其伪命题的性质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的了，因为当20世纪作为历史已经定格之后，这个命题中所 包含的一些概念如“悲凉”、“改造国民灵魂”等等是无法覆盖这百年文学的丰富与多 元性的(关于此，我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一文中予以详 细讨论，可以参考)。当然，甄别与廓清伪命题的目的不仅在于辨伪，更重要的是要训 练我们的问题意识，以便在学术研究中寻找、发现、提出真正的问题来。而要做到这一 点，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就要求一是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依托，二是要有大量的文献检索 来考辨，因而也就带动了基本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而这恰恰也是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常 常被人垢病的地方。
在新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我认为应该大力提倡的还有研究者的原创意识。最近， 吴炫在《一个非文学性的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5期)中提出了“个体性”的 史学观念，要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通过引入“个体性”的史学观念，从文化影响 的思路返回到纯粹文学自身的思路上来，这当然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次很有 深度的思考。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仅仅引进“个体性” 的概念就能解释清楚的。如果我们有兴趣翻阅一下目前的文学史研究著述就可以看到， “鲜明的个人风格”、“独特的艺术个性”、“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等等与个体性大 致相似的形容语句在史著中俯拾即是，被非常廉价地馈赠给许多有点个性或者没有个性 的作家们。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本来就是属于民族审美共同性的内容，也被视为某 个作家的个体风格或者说独特性。赵树理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他一直被文学史家认作 一个有特色有自我风格的作家，但他的那种“特色”与“风格”实际上都是由中国传统 小说艺术承继与转化而来。郁达夫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例子，他也被文学史家定位为个性 独异的作家，但文学史家同样也知道，郁达夫的自叙传与日本近代文学的私小说有着不 同寻常的渊源关系。这种例子至少说明，文学的“个体性”只是存在于相对之中。在一 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环境内，某一个作家是有个体性的，但是一旦跨越了这一时 期或这一环境，这种个体性有时不过是一种共同性的表现，有时则只是另一个特定时间 、特定环境中的一种个体性的复制而已。如此看来，个体性其实同民族性、现代性等等 概念一样，不过是文学史观建构的一种维度，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显示出文学与它所 处的时代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由于这些维度都有赖于某种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才能 显现出来，因而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文学本体性的，都不能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恒常不变的 维度。吴炫将民族性、现代性视为非文学性的文化命题，这是很精辟的，但他将个体性 定位在文学史的文学性维度，并将个体性的建立视为文学史观建构由非文学性向文学性 回归的途径，这就忽略了个体性概念所受到的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制约。那么，文学史的 建构有没有一个终极维度，如果有，这个终极维度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学史研究作为 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分支，作为人类文化薪火相传的一种形式，它的根本任务不是详细 地记载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文学家们做了哪些事情，也不仅仅是说明、解释某个时代 某个地域的文学家为什么会呈现出某种个人特色，而是在于甄别、遴选、定位，为那些 在人类文学史上提供过前人没有提供过的东西的文学家建立一块永恒的纪念碑。从这个 意义上看，文学史的研究虽然可以有许多种维度，但它的终极维度却是文学的原创性。 文学的个体性、民族性、现代性都应植根于原创性这一基点上，缺乏原创性的个体性只 是一种有限的个体性，没有原创意识的民族性是一种没有生命的民族性；同样，现代性 如果不以原创性作为自己的追求，也无可置疑地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现代性。关于这一感 想，因本文篇幅所限，我将另文详论。这里想说的只是：只要我们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 中确立原创性意识，只要我们用自己的个人生命体验去感受、说明、阐释浸透着作家生 命汁液的原创性意象、典型、主题、技巧等等，我们的文学研究本身也就是原创性的。 只有这样，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能有效地克服千篇一律的雷同弊端，使现代文 学的研究真正迈入个人化书写的阶段。
梳理与探究：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按照逐渐为国内学界认可的观点，现代文学不仅包含从“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三十 年，还应该包容新中国成立直至今天的文学，这就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拓展了相当广 的空间。步入了新的世纪，如何将已经扩大了时空界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继续深入 与发展下去，这是值得研究者们深思的。我考虑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必须努力回到历史原点，进一步弄清历史史实 、梳理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力求重现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嬗 变、对于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等，须作出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评 价。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持政治标准第一的态度，往往站在党派的立 场、以阶级斗争的视角观照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以致于将诸多文学史写成了政治运动 史、路线斗争史、阶级斗争史，文学史往往成为了革命史的翻版，失去了文学史的独特 性。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对于文学史上自由主义作家的关注，对于非主流 的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研究，对于通俗文学发展的探究，对于文学运动与论争的细致梳理 ，等等，都可见出研究的新面貌。然而，我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必须努 力回到历史原点，这不仅因为现代文学的诸多历史史实、发展脉络仍然未得到客观的梳 理与历史的再现，尤其是对于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研究梳理，有时采取轻描淡写的淡 化姿态，有时干脆避而不谈，留在以往文学史上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影响，仍然无 法澄清和纠正。诸如20世纪30年代左联与“论语派”关于幽默小品文的论争、左联与“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究竟属什么性质的论争?后者是否也具有对左联的宗 派主义、文学创作概念化等的不满成分?诸如“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与林纾等复古派 、梅光迪等学衡派的论争，后者的言论中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文学研究会对鸳 鸯蝴蝶派的批判、延安时期对丁玲与王实味的批判、抗战时期有关“与抗战无关论”的 争论，等等，都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我们并非一味要去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实事求是 地呈现历史过程。倘若以农民起义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与笔法观照、撰写 文学史，那么论功行赏的文学史中必然会忽略了没有功绩的中间派，更莫说沦为阶下囚 者的文学了。
其次，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努力从整体的、发展的视角全面观照中国现代 文学的历史，尤其注重梳理清楚文学本体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 究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 是它至少使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了开阔的宏观的视野，可以从整体的、发展的视 角观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但是在已出版的一些20世纪文学史中，我们 常常看到一些新瓶装陈酒的倾向，将传统的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陈酒 ，装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新瓶之中，似乎这就是一部崭新的20世纪文学史了，却缺乏 整体的、发展的视角全面观照与研究20世纪文学的嬗变历程。在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 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努力从整体的、发展的视角全面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当然我 们不能用文学进化论的观念去研究，这种整体的、发展的视角主要强调梳理与研究文学 发展过程中前后的联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研究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在新时期 以前，我们的文学研究大多是社会学式的外部研究，忽略了对于文学本体内部特质的研 究。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对于文学本体性的研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 ，必须注重梳理清楚文学本体方面的发展与变化：诸如在现代小说的研究中，必须梳理 清小说叙事方式的发展与变化；在现代诗歌的研究中，必须研究现代诗歌体式的发展与 嬗变；在现代散文的研究中，必须观照散文艺术笔调的发展与变异，等等。在文学思潮 与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必须注重具有人性深度与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的关注 与研究，对于那些政治色彩浓而艺术价值弱的作品，可以采取相对忽视的态度，而对于 那些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仍然反映出深刻的人性、且具有相当审美价值的作 品，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与研究。
再次，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中，注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 国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以西方文化、文 学为中心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与欧风美雨的吹拂浸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历史中，常常注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及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忽略对于中 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继承关系的探索，以致于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的一个误识，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断层， 中国现代文学就几乎成了没有祖宗的、吃“狼奶”长大的孩子。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传承是勿容置疑的，这种渗透于中国作家血脉中的传统文化与 文学的因子，在诸多作家的众多作品中可以见到：诸如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 影响，诸如老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诸如传统话本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创 作的影响等。单看一部《红楼梦》，你就可见到它对于中国诸多现代作家产生了重要的 、甚至是直接的影响：巴金、林语堂、张爱玲、端木蕻良等的小说创作中，都可以见到 这种影响的迹痕。我并非否认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性，并非否认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 产生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相对忽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确实的。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注重对于中国现代 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
在近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以新的观念与新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前被忽略 的一些作家作品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和重视，以前被重视的一些作家作品却不断遭到 研究者的批判，这应该是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性的必然。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也出现了 某种偏向：诸如“老王卖瓜”式的研究，即缺少将作家作品置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背景 中观照的视野，而是对某作家某作品片面推崇与抬高，以致于使“五四”到新中国成立 这段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这三十年文学史的篇幅与提到的作家的数量 ，几乎可以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媲美了。我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 不应该一味做加法，而是应该做一些减法了。对于一些过去从政治角度或伦理角度得到 过度肯定与褒扬的作家作品，站在今天的角度予以重新解读与认识是完全应该的，但是 一味主观武断地采取无视历史的否定批判态度，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诸如不久前出 版的《十诗人批判书》中对于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舒婷等诗人创作的嘲弄调侃及否 定性的批判。我们必须将作家们的创作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观照他们创作的长与短 、得与失，采取一种历史的、审美的、严肃的分析与研究，而不能采取“铁扫帚”横扫 的方式。
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必然会对于中国文学的兴盛与发 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化与经典化
王保生
《文学评论》副总编
一
新世纪来临，我们审视过去年代的文学，就不能不带着一种世纪眼光。产生于上一世 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它披荆斩棘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许多轰轰烈烈 的文学事件，涌现了名目繁多的思潮流派，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有着鲜明时代色彩的作 家与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同步进行。新 文学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了引人注 目的显学，受到宣传和教育部门异乎寻常的重视，成了大学中文系必修的一门基础课。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在激烈的阶级搏斗和民族战争中展开的，作家的创作历程 ，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某一阶段的革命斗争、某一件政治事件有联系，中国现代文 学自然而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诸如文化“围剿”与反文化“围剿”、“革命文学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等等，都是政治性极强的课题，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中， 这些论争、斗争事件，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现代作家作品分析 课程，担负着不少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的政治任务。这在我们刚刚夺取政权的某一个 阶段，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我们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是否还要粘着于那些久远年代发生的具体政治事件，具 体的人事纠纷，再反复讲对××的斗争，或××与××之争呢?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应该逐步文学化，把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的，能够给今天的读者带来真善美感受的作家 作品突出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突出文学本身，要把力量集中放在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上，深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内部及其发展过程之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形成的传统， 不要再纠缠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也不要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政治斗争史的考察上，因为政 治斗争史有它专门的课程，不应当成为现代文学史探讨的重点，应当还中国现代文学史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十分拥挤的学科，三十多年的历史，却有三、四千个研究和 教学人员专门关注于它。据不完全统计，各个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个人编写或集 体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二百多部。除通史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外，又有《中 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又有 各种按体裁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国现代散文史》、 《中国现代戏剧史》、《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这些门类众多 的专史之外，又分出诸如《中国现代派小说史》、《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中国现 代长篇小说史》。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又分出断代史，如《五四文学史》、《左翼文学 史》、《抗战文学史》、《解放区文学史》、《沦陷区文学史》、《孤岛文学史》等等 ，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但是认真阅读这些通史或专史，人们却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一 是大同小异，重复的章节，重复的评述，许多著作缺乏新意；二是入史的作家作品越来 越多，论争、斗争之类也越来越突出，内容越来越庞杂。编著者为了发掘资料，花费了 很多功力，这对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了解，是有益处的，但是时间已经过 去半个多世纪了，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上一世纪里，必须具备一 种世纪性的深邃眼光。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产生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诸子百家、 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形成了一条壮丽的文学长河，这些作家作品能够 流传下来，都是经过历史的一再淘洗，也可以说经过一次又一次经典化的过程。由繁到 简，由粗到精，这是经典化过程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一个繁复的资料 发掘和整理过程，人们对现代文学已逐步有了总体的把握和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个时 候，我以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应向经典化转变，那些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作用 ，作品也无特色可言的作家作品，应该摒弃在我们的文学史视野之外，即使那些在当时 的形势下有过一定影响，但艺术上乏善可陈的作家作品，由于事过境迁，它们也难以在 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一些过去被称为名家或名作的，也要用新的标准、新 的眼光来打量，把它放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不轻易地把“著名作家” 、“史诗作品”的桂冠随意送人。前几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我以为既有解放思 想、用新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眼光来评述这段文学历史的追求，也包含了一种现代文学经 典化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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