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渊源_政治论文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渊源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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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0-0126-05

人类认识活动充满着内在矛盾。要推动人类认识活动并进而推动实践活动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认识活动内在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矛盾,最基本的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还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社会认识与个体认识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及其解决,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认识根源。深刻分析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根源,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前提。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矛盾的重要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源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引导人们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内在的基本的矛盾,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根源。

人们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基础上人的头脑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一是要解决主观是否反映客观的问题,即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问题。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主观是否符合客观,是人们是否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以及认识正确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它体现的是人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问题。当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反映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并且能够按照这种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就表明人们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思想政治教育以实践为基础,教育人们掌握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引导人们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指导和推动社会实践与人生发展。二是要解决主观如何反映客观的问题。如果说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问题是要解决人们的认识水平问题,那么主观如何符合客观则是要解决人们的认识方法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教育和引导人们分清是非,辨别真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认识,什么是错误的思想认识,从而自觉坚持正确的思想认识,按客观规律办事,还要教育和引导人们学习、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提高认识能力,自觉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来分析客观世界,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认识,掌握正确的思想认识成果,还要告诉人们怎样掌握正确的思想认识方法,获取正确的思想认识。而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掌握自我教育的主动权,自觉形成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的思想认识,推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将具有根本的作用。因此,解决人们认识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主要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人们主观与客观的认识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人们的主观认识往往难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这主要是因为有实践条件、认识能力和错误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首先取决于实践的条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使客观世界映入人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实践是认识的首要的基本条件,没有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就不可能有认识的发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践本身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实践所要解决的客观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实践发展的程度制约着人们认识的程度,实践创造的条件影响着人们认识的水平。当然,人们的思想认识并不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同一实践过程,人们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思想认识,有的甚至形成截然相反的思想认识,同一实践结果,人们往往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形成迥然各异的评价。因此,正确思想认识的形成固然要以实践为基础,但也不可能在实践中自发地产生。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在积极参与和投身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入分析实践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事物的内在矛盾与运动,把握事物矛盾运动和客观实践活动的规律与趋势,并在实践活动中检验和发展这种思想认识成果,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所以,正确思想认识的形成,始终离不开社会实践,也始终离不开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

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还取决于人们的认识能力。人们的认识能力越强,形成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思想认识就越正确。而人们的认识能力主要涉及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问题。认识工具与认识方法同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具有同步性。掌握了先进的工具和方法,就能不断提高认识能力。缺乏先进的认识工具和方法,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从认识工具来看,当缺乏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时,人们只能凭肉眼观察天文现象,形成关于天文现象的经验知识,并在肉眼观察不到的地方,给“上帝”的存在留下“空间”。当有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等现代的天文观测工具时,人们对天文的观测就会远远超过肉眼所及之处,形成关于天文现象的科学知识,并用天文学的科学认识成果揭示宇宙中星体的运行规律,从而步步压缩“上帝”存在的“空间”,从根本上动摇和否定宗教神学的有神论思想。同时,从认识方法来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的认识方法,人们就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提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水平。而人们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客观世界,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还取决于抵御错误思想干扰的能力。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之分。在阶级社会,由于阶级矛盾的存在和阶级利益的差异与对立,不同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总是会坚持本阶级的价值观念,营造有利于维护和实现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舆论环境。受阶级利益的局限,即使是充斥阶级偏见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和舆论导向,一定的剥削阶级也往往要极力坚持和维护,并力图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以错误的价值观念影响和取代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达到维护本阶级特殊利益的根本目的。譬如,在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西方社会思潮,这些西方社会思潮对人们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干扰。在我们国内有人提出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却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强化意识形态”、陆续推出了“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至上论”、“先发制人论”等等错误思想理论,企图误导世界舆论,推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干扰人们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推进,从而为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全球利益服务。为了提高人们的辨别能力,引导人们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用正确的思想去克服错误的思想,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正确的思想认识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而必须经过思想政治教育自觉地形成。正是为了解决人们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教育和引导人们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所以始终需要有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的重要途径

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是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两种基本形式。感性认识具有直观性和生动性,理性认识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感性认识反映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揭示事物的本质;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具有质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 人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性认识而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并用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感性认识毕竟是对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外部联系的认识,即使数量再多,内容再丰富,也还是停留在事物的外部现象上,还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而也就无法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解决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矛盾,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是人类认识活动内在的要求和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要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对于一定的阶级和政党而言,首先必须克服政治活动中感性认识的自发性,达到理性认识的自觉性。而要实现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必须进行理论教育和理论灌输的活动。政治活动中感性认识是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是对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直接感知。而一个阶级或者政党要在政治斗争中夺取胜利和实现长期执政的目的,实现自身的长期的、根本的利益,就必须克服这种自发性,用反映当时政治实践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否则就会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这一点,列宁作了非常经典的阐述。列宁在谈到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时说,“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② 因此,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③。这也就合理地引申出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列宁对政治生活中自发性与自觉性的认识说明,一定社会集团特别是一定的阶级或政党,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必然会用反映自身整体和长远政治利益的理性的政治认识对社会成员进行理论教育,使其形成自觉的政治意识。这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实际上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第二,要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对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而言,还要引导社会成员超越常识理性和政治心理的层面,形成成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认同。在阶级社会里,由于政权总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阶级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舞台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被统治阶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话语上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夺的状态,从而也造成了被统治阶级对政治生活的疏离感和冷漠感。美国政治学者达尔认为,“在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占比例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少数。”④ 在政治统治下,被统治阶级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受到自身生存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不可能形成自觉的、主导政治生活的政治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⑤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产业革命以前的英国产业工人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⑥ 列宁也认为,工人只能产生“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意识,即为眼前的经济利益进行有限的、分散的经济或合法斗争意识,而不能产生政治意识。“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⑦ 只有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进行灌输,才能使工人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由经济走向政治、由自发走向自觉。这也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的认识论逻辑。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流行于民间的思想形态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十分明显的分野,前者是作为一种常识理性同后者的政治理性相对立的。要实现政治理性的社会化,不得不洞穿流行于底层、影响广泛的民间生活常识的屏障。同时对于自发形成的政治心理,尤其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偏离或者相对抗的政治心理,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及时进行引导和矫正。“那些因怀有目的而活跃的人从来不问,某位受尊敬的领袖在过去的局势中是如何行动的,而只关心他如何实际地面对目前的局势。这种重新为自己定向以适应不断新形成的众多因素的能力,构成了那种不断为行动寻求定向的智力类型的基本实际能力。唤醒这种能力,使它保持警觉,并使它有效地处理手边的问题,这正是政治教育的特殊任务。”⑧ 国家和阶级的权力话语总是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渗透功能和教化本性。为了实现和巩固政治统治,实现理想的政治秩序,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对被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改造、整饬、统一民间的思想秩序。这种试图用官方的政治理性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引导民众超越常识理性形成政治认知和政治认同的活动,真正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知识社会学逻辑。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转化的重要中介

个体认识与社会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两种不同存在形态,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个体认识的主体是个体的人,社会认识的主体是人的社会群体。个体认识是以个体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是个体实践的观念反映,而社会认识则是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是社会群体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社会认识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其根本特点是群体性,它存在于相互联系、沟通的众多个体头脑中,活动于这些个体头脑的意识交流中,它通过社会实践而产生。⑨ 个体认识的内容与个人的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认识的内容则是同社会群体生活和实践、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上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个体认识同社会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原始社会成员的个体认识被高度同质的集体共同感所消融。而伴随着私有制产生的私人利益和私有观念,使个体认识从社会认识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基于个体利益的个体认识同基于社会利益的社会认识的矛盾,尤其是阶级认识之间深刻的矛盾。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认识,统治阶级的社会认识同社会成员的个体认识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和激化了。突出表现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上,这种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个体认识的差异性和对立性,成为国家和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层面极力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也就为统治阶级有意识、有计划地主动调控与整合社会认识与个体认识埋下了伏笔。

个体认识与社会认识虽有差异和矛盾,但又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一方面,个体认识是社会认识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认识总是存在于具体的个体头脑之中,是个体实践的感知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个体也要参与到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去,也要对社会实践进行认识,但也都是个体从自身的实践活动、条件和经验出发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认识。由于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因此个体认识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个体的认识以语言、文字等形式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沟通着不同个体的认识,于是形成了群体的社会认识。社会认识正是个体认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集合。个体认识是社会认识的重要来源,没有个体的认识活动就不会有社会认识。社会认识中无不包含和渗透着个人的认识成果。另一方面,社会认识是个体认识的凝聚和升华。社会认识不是个体认识的简单加和,而是对个体认识进行科学抽象和凝炼后形成的集中了集体智慧的新的认识成果,它源于个体认识又高于个体认识。社会认识一经形成,又指导和制约着个体的认识活动,构成了个体认识形成的现实环境。在个体认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认识作为既成的认识背景和土壤促进着这个过程。个体认识既是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产物,又是社会认识渗入个体头脑的产物。一个人的后天学习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认识变成个体认识的过程。没有社会认识的作用,个体认识发展的动力、资源都将是匮乏的。⑩ 个体认识与社会认识之间这种紧密联系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则形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思想关系。在阶级社会,个体认识具有了阶级和政治的属性,统治阶级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将反映本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念集中、上升为表面上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政治认识。在此前提下,个体的政治认识不得不受到社会政治认识尤其是统治阶级政治认识的制约,统治阶级的政治认识也顺应阶级统治的需要渗透到个体的政治认识中,并经过教化和内化不同程度地转化为个体的政治认识,这就产生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需求。

如前所述,社会中众多的个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思想交流和整合活动形成了社会认识,这一过程就是个体认识向社会认识的转化过程。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认识总是通过统治阶级中的少数理论家对个体认识加以总结、创造,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一个阶级能够代表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一定阶级的思想家形成的代表一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本阶级意愿的社会认识,便有可能成为代表着全社会的社会认识。而社会认识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向个体认识转化。从人类认识成果和文明的保存与发展的一般历史意义而言,既成的社会认识不会自发地发展,它只有转化为个体认识,才能丰富和发展自身,才能推动社会认识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承。

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的转化活动。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教育活动、传播活动等是相同的。反映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社会认识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前提。这种社会认识一旦形成,不仅成为代代相传的人类认识成果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实现思想统治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看,正是在一定阶级利益和政治权力的作用下,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的转化过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现实过程。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统治,统治阶级不仅创造出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用它来影响和作用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接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这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这种普遍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自觉宣传、灌输和教育,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人们在普通的社会交往中自然而然地把意识形态作为交往的内容,把意识形态作为交往得以进行的精神平台。(11) 在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转化的形式逻辑下,背后隐藏的是阶级统治和思想统治运行的权力逻辑。因此,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社会认识(政治意识形态),构成了其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为了合法化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国家及其代理人必然要行使思想统治的职能,实现统治阶级的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的转化,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现实发生。

因此,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与个体认识在政治权力作用下的矛盾运动和相互转化,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转化,政治意识形态向个体思想政治素质内化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②③⑦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317、363页。

④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3页。

⑧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0页。

⑨⑩ 韩民青:《意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353页。

(11) 参见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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