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原型蠡测——“荷马史诗”与《诗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诗经论文,史诗论文,原型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比较研究，莫如说是借助“荷马史诗”和《诗经》—一东西方最早的古典文献—一所进行的战争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比较基于下面的理由：首先，战争不仅是“上帝的鞭子”和用来测试国家民族优劣的“试金石”，更是全部文化内涵的聚焦点。对任何一种文化特性的深入把握，必须研究其中的战争现象。斯宾格勒曾说过：“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其次，“荷马史诗”、《诗经》具有史诗和神话的性质，史诗和神话不仅是一个民族灵魂、精神的象征，而且预示着这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西方学者席林认为：“一个民族是有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一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东西方绵绵不断的战争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荷马史诗”和《诗经》中各自古老的战争观念的展开式。第三，虽然，历史使得庞大的文化载体表层显得千变万化，但文化的内核是始终如一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由地理环境造成的“历史长时段”因素，始终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探讨历史文化中某些稳定的、恒常的现象（精神的、物质的、行为的），必须首先把目光投向人类文化赖以生长的地理环境，这些稳定、恒常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的长时段”影响的例证。一般说来，在文明的曙光期，人类精神、行为、生存方式十分明显地受制于自然环境，越是古老的文献也就越能反映自然这种对人类最早、最直接的制约性。因此，东西方战争文化各自的特征似应从“荷马史诗”与《诗经》两种古老的文献里寻找它们的发轫。
（一）
产生“荷马史诗”的地区为一片浩瀚的大海所环抱，希腊半岛伸入地中海，克里特岛和数百个岛屿星罗棋布般洒在爱琴海上，这块地区的物产并不丰富，而北方山地的亚该亚人、多利亚人的轮番拥入，使这块本来就不富裕的地区难以承受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古希腊人以农业、牧业和航海商业为营生，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这片贫瘠的地区拥挤不堪。因此，希腊半岛上的人们有一种向外扩张生存空间的强烈需要。人口压力是持续的、经常的，所以扩张生存空间的愿望和行为亦是持续的、不可抑制的。另外，希腊半岛上人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来源依赖于同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克里特文化、迈锡尼文化以及后来的希腊文化遗迹的发掘都证明，海上贸易是希腊半岛上人们生存的重要条件。总之，殖民与海上贸易构成其特有的、区别于东方汉民族农耕区域自足的生存方式，古希腊民族是典型的海洋民族。
产生《诗经》的汉民族生活在典型的内陆农耕环境，生存的基础依赖于耕地，土地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广阔的农耕区域足以承受人口自然增长，并显得绰绰有余。当然，在未形成大一统时，有些部落在原居住地会感到人口的压力，并向外扩大生存空间，而且在扩张区域同原住民发生冲突，但庞大的生存空间很快会使双方各得其所。汉民族在大一统的前提下，农耕社会内部不存在希腊半岛上那种强烈的、持久的向外殖民扩张的欲望和冲动。地域广大，物产丰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可在自身生存空间内完成，不依赖海上贸易。所以汉民族是典型的内陆农耕生活方式，虽然依傍着大海，但海洋对生存却无关紧要。
（二）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虽可表述为人们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这种选择是被迫的，并受各自的“历史长时段因素”制约。而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差异性便由此萌生，且开始分道扬镳。
一般地讲，战争在本质上，自古以来是维护生存的最高、最有效的手段，因而战争总是与生存方式、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并受其制约。古希腊人的战争是与保卫土地，殖民扩张，海上贸易紧紧相联的。希腊各部落城邦间互相兼并、殖民扩张的持久性和对海上贸易航线的维护使古希腊人倍感战争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生存空间的危机往往使一个部落、民族、国家毫不犹豫地走向战争扩张，持续不断的人口压力造成持续不断的扩张生存空间的欲望和行动，因而战争的重要性也是持久的。殖民扩张是古希腊人的生存前提，那么战争对他们来说便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于是，古希腊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以暴力掠夺财富不仅不是件可耻的事，而且是光荣和值得炫耀的事；勇敢是最高的品德；最完美的人是肌肉发达的体育运动员；产生了斯巴达式的军事社会。对于城邦每个公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战争事业，古希腊社会的体育、宗教、艺术、制度无不为这种战争至上的意识所渗透。因而古希腊社会被淹没在浩瀚的尚武精神的海洋里。
但是，这种尚武精神的本质是对力量的绝对景仰，不带有任何道德伦理意识，战争直接和财富（土地、奴隶、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构成关系，或保卫财富，或掠夺财富。古希腊人保家卫国的战争固然可歌可泣，但其对外战争也充满了掠夺性和侵略性。以《伊里亚特》为例，特罗伊似乎是保家卫国，然特罗伊战争却是因特罗伊王子柏拉斯拐走海伦而起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不惜以暴力冲突、灭家亡国为代价。阿伽门农统帅的联军则完全是以利合、以利散的乌合之众。特罗伊城的女人、金银财宝、丰沃的土地、成群的牛羊才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夺回海伦只是借口。阿喀琉斯这位英雄愤然退出战斗，作壁上观，只因主帅阿伽门农抢走一个战利品性质的女俘布里塞伊斯。直到战场告急，阿伽门农被迫奉还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才重新参战。
暴力创造财富的事实使古希腊人充满了好战性，像“荷马史诗”那样散发出浓烈的尚武好战气息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伊里亚特》里的战争英雄们几乎都在名字前冠以定语“伟大的”，如“伟大的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伟大的赫克托耳”、“伟大的伊多墨纽斯”、“伟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伟大的枪手奥托墨冬”、“伟大的透刻洛斯”等等。我们不敢断言人类伟大、崇高的意识最早发端于战争，但至少在古希腊人那里，战争孕育了这种意识。
从人与神关系看，亦可反映古希腊民族的尚武好战性。在东方，人们屈服于上天神灵的意志而事战争，《诗经·闷宫》云：“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周武王说]“别疑惑别顾虑，上帝看着你们，打败商纣王的大军”）。《尚书·汤誓》里载：成汤属下以农事之故不愿出征，成汤解释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而《伊里亚特》里，人间英雄居然斗胆跟天神交锋，刀枪相见，更令人称奇的是狄俄墨得斯把爱神阿芙洛蒂特追杀得狼狈不堪，连威名赫赫的战神阿瑞斯也败在狄俄墨得斯的长矛下，鲜血淋淋地落荒而逃，这足以说明古希腊民族的好战倾向，即便是宗教神灵的威严也无法抑制尚武的狂热。
战争不可避免地带给人类极大的灾难和情感上的痛楚，古希腊人亦如此，赫克托耳葬礼上，安德洛玛刻和海伦的哀悼词，帕特洛克罗斯战死后阿喀琉斯内心的独白，克律塞斯赎回女儿的要求被拒绝后向阿波罗的祈祷，普里阿摩斯赎回儿子赫克托耳尸体时的苦苦乞求，都深刻地反映了战争给古希腊民族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生活的痛苦。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战争造成的痛苦情绪不仅在“荷马史诗”里没有形成主旋律，反而被浓厚的好战氛围和尚武精神消解殆尽。我们在“荷马史诗”里没有发现东方《诗经》中尚武意识与厌战情绪并存的现象，《诗经》里的“征夫怨”、“思妇哀”成为一种独立的情绪基调与尚武意识对峙。这一差异唯一的解释是：战争对于古希腊人的生存实在太重要了，以致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和心灵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这与获得财富的欲望远远超过战争的恐惧是一致的。
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汉民族的战争仅仅与耕地有关，既不同殖民扩张，夺取生存空间构成持久强烈的关系，也不存在维护海上贸易航线的职能。当然，当某个原始群落的人们感到原居住地的生存条件已承担不了人口增长的压力时，亦同古希腊人一样毫不犹豫向外扩张，不惜凭借武力来争取生存空间。“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诗经·公刘》）。这是周人部落在其首领公刘率领下，以武力向外扩张，拓展生存空间的活生生的画面。“其军三单”（《诗经·公刘》）表明，原住部落不甘被驱逐，试图夺回原居住区域，公刘不得已实行军队三班轮换，日夜警戒。战争之于殖民开拓如此重要，由此亦激发了周人尚武精神，以武力掠夺他人土地财富是天经地义之事，且值得赞颂，这一点与古希腊民族相差无几。然而，相对而言，长江、黄河流域巨大的生存空间，使得殖民扩张对任何一个部落来说都是偶而为之的事，如周部落从公刘迁幽到古公禀父再次迁岐之间，共历十世。所以江河淮汉流域庞大的生存空间不存在古希胆半岛上那种强烈而持久的向外扩张力，也不存在对海上贸易航线的威胁，故战争只承担保卫耕地、不受夷狄入侵的职能。汉民族现实生活的幸福和希望都依赖于土地上的收获，任何性质的战争都与这种农耕生活的秩序和状态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诗经》中“征夫怨”，“思妇哀”等反战意识和厌战情绪的终极根源。一般来说，只有当战争和保卫耕地紧紧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汉民族的战争热情和尚武精神。因而《诗经》里汉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基本倾向与古希腊民族是不同的，前者多是自卫性的，后者除了自卫的一面，更多的是侵略性。
（三）
古希腊社会和汉民族（周人）社会的战争现象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前者的战争丝毫不同道德伦理发生关系，而后者的战争却和道德伦理相沟通，并随时间推移逐渐受制于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意识是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它的功能在于维护家庭和部族生活秩序的稳定，周人取殷商而代之，在庞大的统治区域将和自身有血缘关系的功臣宿将派去做四方诸侯，中央王权的凝聚力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被迫借助于家庭血缘关系，父与君相对应，诸侯臣子与子女相对应，君臣关系便是父子关系，力图使政治统治关系家庭血缘化，这种社会政治要求促使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道德伦理意识突破家庭、氏族范围的局限，扩展成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从而成为农耕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大一统的时代，这一道德伦理意识进一步扩展为同周边夷狄关系的外交意识。这样，作为生存的物质手段的战争必然与作为生存的精神手段的道德伦理发生紧密联系。由于汉民族的政治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源于血缘关系的伦理秩序，战争作为政治的工具，在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也就成为道德伦理的工具。因而《诗经》中不论殖民扩张还是保家卫国性质的战争，总是透出较强的伦理色彩。以后儒家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和兵家浓厚的道德伦理意识都源自这一文化背景。换言之，远在《诗经》所描述的时代，汉民族已具有朦胧的战争与伦理意识相贯通的文化特征。血缘意识和伦理意识的社会化、政治化造成的战争道德化，也是汉民族尚武好战的程度不如古希腊民族的重要因素。
“荷马史诗”亦反映出古希腊同样存在类似汉民族的、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忠、孝、友、悌的伦理意识。例如：珀拉斯癸亚人希波托俄斯被埃阿斯杀死后，诗中感慨道：“他的生命太短了，现在他再也不能报答他父母的养育之恩了”，可见汉民族注重的“孝”的道德观念同样存在于古希腊民族。但是，希腊城邦以私有工商业为基础，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并维护这一基础的是契约和法律，希腊半岛几百个独立的城邦之间亦是一种契约和法律关系，因此希腊社会政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性的，而非血缘性。这样，源于家族血缘关系的道德伦理意识只能存在于社会极有限的范围里，即有限的家庭层面，而不可能像汉民族那样，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成为社会政治意识，那里只有政治法律意识，不可能有东方式的政治伦理意识。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就必然同法律这种意识形态构成关系，而法律、契约关系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上，故而战争在现实中便赤裸裸地与财富息息相关，而与源于血缘关系的道德伦理无缘。战争不受道德伦理制约则是古希腊民族尚武好战的重要原因。
（四）
明确了上述背景之后，便可分析《诗经》和“荷马史诗”中，古代两大民族对战争作艺术处理时的重大差异，以及对战争进行艺术审美时的异同点。“荷马史诗”里所表现出的对战争如痴如狂的欣赏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生存状况对战争的持久依赖性必然导致对战争暴力的绝对崇尚，从而进一步导致极端的尚武好战精神。在艺术领域，这种极端尚武好战精神往往变异为对战争作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纯粹审美直观。“荷马史诗”即是对战争作这种审美直观的罕有的经典之作。《伊里亚特》的主题表现战争，它的人物便是人格化的战争。作者决不是按照后世文艺理伦家的“通过战争题材表现人物性格”模式行事，而是痛快酣畅、直截了当地就战争表现战争。至于人物性格的展示，某种思想、价值观的流露等，现代人虽可牵强附会，但对史诗的作者来讲，充其量是表现战争时无意中的附带物。
全身心地投入对战争的审美直观，不仅表现于战争即作品主题，而且表现在：作品的情节就是战争的情节，作品的细节也就是战争的细节，作品的时空过程即是战争本身的时空过程。更使人注意的是“荷马史诗”对战争过程、场面、情节的描绘到了入微入细的地步。
描绘冲锋陷阵：“现在一大队一大队的达那俄斯人冷酷无情地冲入战阵了，就像巨大的波涛，在一阵西来飓风的催逼下，一个接一个地冲到那轰然回响的海滩上……”。
描写两军格斗：“两军终于接触了，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们都冲突起来了。那些盾牌的肚脐互相碰撞，发出轰然巨响，怕死者的尖叫混合着毁灭他们的人的大言，地上流着血。譬如冬天两条泛滥的山涧，从高处的大源泉出来，滚到一个深潭里去汇合……”。
描写武器和头盔：“雅典娜鼓动起堤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的勇气和决心……她使他的盾牌和头盔都闪出一派光焰，好像那天狼星刚刚从大洋里洗澡出来，照耀得其他的一切星都黯然失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艺术形象思维的一切手法，如想象，比喻，夸张，移情等，无一不在渲染战争的过程中纵横驰骋，将现实战争升华为“诗化的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是比喻手法的高频率使用，战争几乎与比喻紧紧相依，令人惊讶的是，充满诗情画意，使人心旷神怡的喻体竟与弥漫着野蛮血腥气息的被喻体不可思议地联系了起来，每个比喻都使惨无人道的战争变得令人赏心悦目。这一现象简直让后来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瞠目结舌。这是充满原始野性的比喻，这种出自人类童年时代对战争自然的、赤裸裸的感受，的确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无法企及的。它对战争作不受任何价值观制约的审美直观的程度也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
化痛苦残酷为悲壮是“荷马史诗”又一大特点。鲜血横溢的肉搏、惨不忍睹的屠杀，如阿喀琉斯残戕赫克托耳的尸体、帕特洛克罗斯尸体旁的血腥厮杀，以及杀人细节至里入微的描绘，此外还有克律塞斯掳女之恨，普里阿摩斯失子之痛，阿喀琉斯亡友之悲，安德洛玛丧夫之哀，这一切战争的不幸并没有像《诗经》那样，形成足以同尚武好战精神相抗衡的反战意识和厌战情绪，相反却在浓烈的战争审美意识催化下，令人难以置信地升华为崇高和悲壮。而这种崇高和悲壮则成为复仇的动力，成为激励战争热情的精神源泉。总之，战争对于古希腊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使之产生出极端的尚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进而把他们带入对战争真正审美的境界，这一境界里不存在其它任何价值观的干扰。
《诗经》中反映出来的汉民族尚武好战和对战争作审美直观的程度远不如“荷马史诗”来得强烈。，周部落的先人们在殖民开拓时不惜凭借武力，固然也激发了他们的尚武意识，和古希腊人一样，这种尚武意识在艺术领域转化为对战争的审美意识。战争作为主题的现象，《诗经》中不乏有之，如《殷武》、《采芑》、《江汉》等。对战争过程的细部描绘，如行军、交战、宿营、出征，对战车以及弓矛刀枪的描绘渲染、想象比喻，一应俱全堪与“荷马史诗”相映成辉。“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绶，烝徒增增。”（《诗经·闷宫》）；“戌车啴啴，燉燉。如霆如雷”（《诗经·采芑》）；“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诗经·常武》，沙场征戎亦显出诗情画意，悦人耳目。比喻也是常用手法，但与“荷马史诗”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回避血腥搏杀的场面，喻体与被喻体的慎重选择，没有使残酷血腥的情景变得令人赏心悦目、神驰心往。战争审美有一定的节制，不同于古希腊人的趋于极端。
战争与农耕社会生活状态和秩序的尖锐冲突又使《诗经》里反战意识与尚武意识形成二重奏。战争掠夺对古希腊人和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农耕社会的人们把生活的幸福和希望寄于土地上的收获，基本上抵消了战争掠夺对他们的诱惑。所以，尚武是有节制的，战争审美也是有节制的，两者往往局限于保家卫国性质的战争范围。“{j2f207.jgp}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六月》）。因此，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人们心灵的创伤便自然酝酿成浓烈的悲哀情绪弥漫于《诗经》里。如果说“荷马史诗”因战争之于生存的重要性，将这种灾难和痛苦升华为一种悲壮，从而成为战争的精神动力；那么，《诗经》却正相反，汉民族因战争对生存之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从而使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在《诗经》中孕育成强烈的悲哀和伤感，进而成为厌战的社会性精神因素。这样，“征夫怨”，“思妇哀”终于构成《诗经》中征戎诗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后来成为汉民族征戎诗的传统特征之一）。因之，《诗经》对战争题材的艺术处理，具有“通过战争表现非战争”这一特点。“荷马史诗”是在战争中表现战争，敢于直面惨烈的战争场景。《诗经》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争中表现思乡、忧父母、恋情的婚姻不幸，将战争推向远处，淡化为模糊的背景轮廓。“荷马史诗”在战争中寻找悲壮、激情、希望、力量、崇高、伟大，它给人以强烈的暗示：战争创造了这一切；《诗经》的相当部分却在战争中寻找忧伤、凄凉、懦弱、绝望、眼泪、沮丧，它同样给人以强烈的暗示：战争是这一切不幸之源。
结束语
“荷马史诗”和《诗经》时代奠定的东西方战争文化的特性，按其自身的规律，在各自的历史时空延续着，经两千年酝酿终于在上个世纪的亚洲不期而遇，轰然相撞。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鸦片战争中，东西方冲突所反映出来的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性质：“半野蛮人（中国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德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一这的确是一种悲剧”（《鸦片贸易史》）。的确，英国人、西班牙人之于新大陆和东方的战争，古罗马和迦太基之于西西里的战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古希腊亚该亚人对特罗伊的远征，其中贯穿着某种稳定的文化内蕴。而汉民族之于羌戎，鬼方
狁的对抗，至汉唐之于匈奴、突厥的交锋，再到宋明之于蒙古、女真的战争，亦贯穿着某种稳定的文化内蕴。这两种文化内蕴都可在“荷马史诗”和《诗经》中分别找到它们的源头。虽然近现代的入侵者的来向已由北方大草原转为蔚蓝的海洋，但汉民族数千年战争文化的定势决定了它仍以传统的战争观念和战争行为对待近代海上入侵。而近代西方海洋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文化传统来看无非是借助工业革命的新技术，重复着西方战争文化的古老的主题。从历史的观点来看，19世纪东西方两种战争文化性质的冲突早在遥远的“荷马史诗”和《诗经》时代就已奠定，它们的“原型”分别隐埋在这两部古典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