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灵魂——读梁晓声三部长篇近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作论文,部长论文,灵魂论文,梁晓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梁晓声的小说总有一种沉重感。你无法像读其他小说时与之保持距离，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鉴赏、评判它，一种无法抗拒的情感力量迫使你必须直面自己，接受灵魂的拷问，你的内心充满了无可言状的惆怅与悲凉。这一切来自于作品中对现实、人生、人性激烈的鞭挞与痛切的忧患，对终极价值、人生信仰、道德关怀充满激情的追求和近似执拗的探究，对青春年华和亲情友情爱情一往情深的眷恋……
曾经作为“青春无悔”的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似乎始终无法从昔日的道德情怀中摆脱。他既没有走向“后现代”，与另外一些作家相比，对变化了的现实似乎也缺少几分幽默、调侃、游戏人生感，但是他也不再仅仅沉浸于自己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馨的情怀中，而是将此转化为对物化时代的严峻批判，对人性沦丧的灵魂的无情解剖。拷问灵魂与道德关怀成为梁晓声近作的主题，他用自己的笔在这失去信仰的时代，自觉地扮演着堂·吉诃德的角色，他将已经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自觉地与自己的创作宗旨连在一起。
于是，有了《浮城》（花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关于此作，作者说：“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的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表现，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1〕显然， 《浮城》既不是“游戏工作”，更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部借荒诞手法喻世醒世之作。一座有着百万人口的海滨城市有一天突然从陆地上断裂，向海上飘去，四面皆海，白浪滔天，唯有“浮城”。此时此地，如果你身为“浮城”的一员，你会怎么办？你将想些什么？你又会做些什么？——小说向我们的人性、道德、灵魂提出了无可回避的追问。“浮城”在这里是一种象征。当古老的中国摆脱了几千年因袭的历史重负，在现代化的洋面上开始新的航程时，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躁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反差与失衡；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交换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物的发达与人的贬值，旧的迷信打破了，新的拜物教正在产生……处于文化断裂期的中国不正是一座“浮城”吗？因而，“浮城”又是一颗试金石，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与终极价值；“浮城”是一座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最真实地表演着自己，也证明着自己。小说既赞美了那些临危不惧，勇担责任、砥柱中流、关心他人、同情弱者、恪守情操的中国人，同时以主要篇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浮城”中人的混乱、扭曲、失衡、浮躁、狂热、悲观的生态心态图：从“世纪末”的绝望到被“发财梦”、“出国梦”驱使的狂热，继而是梦幻破灭后的精神崩溃；大难临头时的人性恶的曝光；游戏般的残忍、邪狞的妒恨、同胞互憎的丑恶，集体宣泄的嚣乱、无政府状态的心理病毒、道德沦丧、人格的自轻自贱、卑劣猥琐的报复心态……
如果说，《浮城》以曲笔与象征手法塑造了物化时代中国人的群像，剖析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普遍的社会心态”；那么，随后的《泯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7 月第一版）则又恢复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本色，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叫做翟子卿的金钱拜物教的典型，其笔触直指人的内部心态，将人物赤裸裸的灵魂置于更加严峻的道德信仰拷问面前。这一方面表明了梁晓声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化和道德批判意识的加强，同时也折射出他艺术探索的某种轨迹。现实主义并不摒弃现代主义，《浮城》便是二者结合的一种探索。但这种写法于梁晓声并不同于先锋派作家的叙述本文意识，而是“当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难以存身，那么它则不得不变形”〔2〕。 看来奉行以关注批判现实为指归的现实主义的梁晓声并不满意《浮城》这种写法。既然他不屑于单纯形式上的现代主义，那么，当这种形式限制、束缚了他一以贯之的充满激情与理性、直抒胸臆，以叙述描写见长的手法和风格，或者说当他感觉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在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手法风格本身，他便又恢复了写实的风格。
翟子卿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毋宁说是一个商品社会、物化时代的思想人格标本，一个将灵魂彻底出卖给金钱的道德沦丧者。在外部行为方面，他也许与当今许多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类似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小说着重揭示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是支配他行为，促使他变化的那些属于价值、信仰的深层的思想意识与动机。作为一个同龄人中的出类拔萃人物，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的人，翟子卿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觉的，都是按照自己建立在对社会与人生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价值信仰法则进行的。他向昔日的最亲密的朋友坦露的那些关于金钱、女人、道德、社会、人生、人际关系的看法、见解，既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慨，也不是人云亦云的牢骚，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是按照自己的逻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经验中提炼出的、一种代表某种支配自己行为的价值、信仰的理论。“我”无法赞成他的行为，但却又常常被他的理论所折服，因为他说出了许多人试图回避的真实，因为他在表明自己用这种理论支配自己行为时是那样的坦率、自然。“虽然自己也和别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过金钱和女人，但都不如他谈得那么好听。那么动听。又邪性又坦白地好听而且动听。所以我不知不觉地就很想听，很爱听。听了觉得茅塞顿开似的新颖。”但是翟子卿决不是一个社会批判家，虽然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深刻，更尖锐，当作者将其置于道德价值的灵魂拷问面前时，我们所看到的翟子卿是一个虔诚的金钱拜物教者，一个疯狂的占有欲者。他的所有见解其实都是为自己行为寻找的一种根据。翟子卿需要这样的根据，时代本身又提供了这种根据。“人类的全部文化其实可大体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教导我们不应该怎样，而另一类怂恿我们去怎样怎样。我们不怎样怎样的时候有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我们去怎样怎样的时候也有另一类现成的理由支持我们。”翟子卿信奉的、宣扬的、支撑他的生活的正是这后一类文化。所以，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渴望占有“一切漂亮的东西”，信奉“金钱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爱、情欲和性！就是最实在的实在之物！是统治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男人像斗牛士，金钱像一头牛，而女人，是斗牛士必不可少的斗篷”……当这一切已经成为翟子卿的信念，人生哲学与生活准则时，“我”的那些来自文化圈内的缺少现实存在支撑的道德说教在他面前便显得苍白无力，“我”不可能改变他，因为“我”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他的不合理，更何况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潜伏着许多与他相通的方面。——作者在拷问金钱崇拜者的灵魂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拷问着文化人的灵魂。金钱对文化，文化对金钱，它们彼此轻蔑、嫉妒、伤害，并在伤害中都无可奈何地体验到类似灵魂泯灭的绝望……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泯灭》通过对翟子卿内部世界的揭示，希望告诉人们：金钱、物化时代对人们的侵蚀，已不再仅仅表现为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贪污犯罪这些具体行为上，它已塑造了一种人格，建立了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某些人自觉信奉的信仰，其可怕性，其对于我们曾经信奉的道德价值的巨大摧毁力量，正在于此。这难道还不值得社会与每一个关心终极价值的文学家警醒吗？“某些东西已在我们内心里泯灭，并开始死亡；某些东西已从我们内心里滋生，并开始疯狂地膨胀……”这就是作者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向我们发出的“盛世危言”，同时是对一种健全的、真正符合人性的具有终极价值的信仰的呼唤。
当“我、今天、享乐”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道德关怀仍能成为我们人性的证明吗？终极价值能上升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太阳吗？梁晓声以《年轮》（贵州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一 个直面现实而又充满理想主义温情的作家，当他在自己所批判的现实中无法寄托自己的理想时，便常常将目光转向过去，梁晓声就属于这样的典型作家。所以，《年轮》虽然仍可归入知青题材，但作者注重的已不是知青生活本身，而是他们的经历、命运、人生中所体现的那种亲情友情爱情，人与人之间美好、真诚、单纯的关系，人的善良的天性，人格的自尊，人的道德感，责任感，等等。这一切既是对作者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作者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岁月的一往情深；同时也与《浮城》、《泯灭》中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作者对“浮城”中的灵魂泯灭者“魂兮归来”的呼唤。
关注现实与怀念过去，拷问当代人的灵魂与再现那些被遗忘了的真、善、美，构成梁晓声近作中纵横交错、相辅相成的内容。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的作品中曾经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怀旧的“老三届情结”、“知青情结”。但与以往的作品不同，他的近作中的怀旧，更多地出于一种对现实的关注，具有强烈的道德价值取向。怀旧，已不单是一种回忆，同时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未来的呼唤。怀旧本身就是对灵魂泯灭者的一种拷问：那些美好的东西是怎样开始在我们的内心泯灭并正在死亡的？人与人曾经有过的温馨关系是如何走向变形、变质的？在通向现实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对于与共和国一道生长的，曾经拥有信仰、理想、真诚和热情的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更为严峻的拷问。一个像翟子卿那样的人面对现实时十分坦然，因为他早已看透现实，但他却无法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无动于衷。镌刻在年轮上的苦难与亲情友情爱情，既可以唤醒灵魂尚未完全泯灭如翟子卿者的某种良知、天性、尊严，也是对在现实中处于劣境而不甘沉沦者如王小嵩、刘正新、郝梅者的一种慰藉，一种解脱，一种抗拒。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晓声的近作是处于文化断裂加剧时代的老三届一代人的心态图，对于老三届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然而，过分沉溺于一代人的情怀，毕竟是缺少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而道德的、情感的评判更是无法改变历史按照本身规律的运行。作为一个严肃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梁晓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常常流露了悲天悯人与无可奈何感；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他，同时又努力在作品中超越现实，充满热情地从过去与未来中顽强体现他的道德价值情操，开掘人心深处那些并未泯灭的美好。当这两者构成一体时，梁晓声显得很艰难，也很沉重，体现了一个面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痛苦。这既使他的作品独具特色，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过分着重道德情感而淡化了历史意识，太多的人生思考与道德说教（尽管它与过去的道德说教有着本质的不同）损害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复杂性，塑造人物时注入了太多的必然性与逻辑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的个性。过多的主观宣泄使文本缺少含蓄、节制。但如果没有这些纯粹从现代小说美学角度来看的局限，也就没有本文开头说的梁晓声作品的沉重感、使命感、责任感。在这轻飘飘的时代，在这玩文学的时代，我们选择梁晓声。
注释：
〔1〕〔2〕梁晓声：《关于〈浮城〉的补白》，1994年3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