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科学发展问题——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人类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高度论文,背景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1-0009-09
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弊端暴露无遗，全球性风险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讨蓬勃兴起，能否实现科学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中国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把科学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主题，科学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旗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认识科学发展问题尤其需要具有这种广阔深邃的世界眼光。本文从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国际社会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和国外发展观的演变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科学发展日益成为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谈起，其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两大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0%，占全世界国家和人口的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之中。发展作为第三世界的迫切问题被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联合国先后于1960年、1970年和1980年，以每10年为一个规划期，先后提出“第一个发展10年”、“第二个发展10年”和“第三个发展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发展成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这又使发达国家面临一系列再发展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无可争议的主题。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p.105)
进入新世纪，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局部动荡和紧张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这个主题出现了一些更加值得重视的新变化、新特点：一是世界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围绕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是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主线，称霸和反称霸是矛盾的焦点，在这种形势下谋求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依然是世界各大国政策的主要趋向。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演进，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推动了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推动了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制订“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很多机遇，但由于经济技术实力不强，市场机制不成熟，并不一定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和用好机遇。加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嫁困难，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以至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突出表现是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南北矛盾进一步发展。三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独联体国家和拉美地区经济也展现出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占了世界的40%，国土面积占了世界的26%，经济总量占了世界的15%，而且都以很快的增长速度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成为重新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此后南非的加入又将“金砖四国”扩大为“金砖国家”。四是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发展方式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费的基础之上，使世界面临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全球性危机，特别是高碳经济的发展方式，造成化石燃料日趋枯竭、全球气候变暖、气候灾难频发。因此，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实现科学的发展，从以往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从高碳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当代发展的最迫切课题。新世纪国际局势的变化表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而能否实现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核心问题，或者更为准确地说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题。只有那些尊重经济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因而在科学发展中抢占先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科学发展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牢牢把握住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影响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认识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2](p.97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令国人振奋，令世界瞩目。但是，一方面，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积累的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在新世纪新阶段，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于科学发展。为了把握好科学发展这一当代中国的主题，我们必须加强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能够反映新世纪世界和中国发展进程和要求的科学发展理论。这是科学发展观产生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当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是中国提出科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又一重要国际背景。风险社会是对传统工业社会反思而提出的新概念，它具有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极为不同的特点。
风险社会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贝克明确指出，他提出风险社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现代化基础的质疑”，[3](p.66)“对普遍的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再思考和再规划”。[3](p.60)贝克始终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中考察风险，以独特的社会结构形态视角对风险社会图景进行反思性论述，并且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概念。他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4]“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3](p.16)
吉登斯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穿插在他关于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更多地强调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并且将风险理论置于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基质之上。吉登斯认为，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前者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以及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后者则源于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展。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风险越来越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人造风险”在风险社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5](p.22)吉登斯强调，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不为我们所控制，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5]。(p.2-3)
相对于传统工业社会而言，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具有全球性，全球化打破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地域和时间限制。随着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人类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密切，风险也由仅仅是某个区域的风险扩展为全球性的风险。应对风险也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任务。二是风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风险已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已经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三是风险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加大，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形成与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我们不可以对这些风险熟视无睹，否则它们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甚至整个地球造成致命的伤害。四是风险的产生越来越具有属人性。随着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当代社会风险主要体现为人造风险或人为风险，这种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已超越时空而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体表现为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科技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等等。经济风险是指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各经济实体在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时，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济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在市场竞争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竞争的不合理和不可控，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与不均衡。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同时，导致社会风险也不断扩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富的分配与风险的分配不具有统一性，这就为新的风险的产生制造了条件。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指的是无法清偿到期的国外债务，或是银行系统已不能满足国内存款者的普遍提存要求，继而进一步导致挤提甚至是银行破产。在当代，金融风险的产生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密切相关。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往往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敲响了警钟，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给巨额资本在国家之间的快速流动提供了机会，这也使金融风险在全球扩散变成可能。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
科技风险是科学技术在增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其可能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的风险，如核技术风险、基因工程风险、化工产品风险。对科技风险的忽视导致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核电站爆炸等灾难性的后果。政治风险是阶级或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可能造成的风险，政治行动能够扩大和加剧风险的扩张。例如，恶性军备竞赛、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等。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的风险。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价值观念的冲突、突发性的公共管理危机等，这些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生态风险与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有很大不同，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旱涝灾害频繁等。生态风险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所引起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影响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传统社会中环境问题一般不会构成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人类自身知识的增长而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强烈作用所制造的环境问题，已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且大多数环境问题靠现有技术水平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已不能修复。当代的许多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对人类的生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代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涉及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从而成为危害全人类的全球环境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我们比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短时期内对资源与环境的高强度的开发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革。这就会造成一种时空压缩现象，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内曾经遇到的问题，同时，我们又面临现代发达国家正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传统发展问题与现代发展问题在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聚集在一起。从风险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不仅面临大量传统风险的挑战，还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1998年的特大洪灾与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以及吉化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源污染、2008年南方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风险社会距离中国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已经无可回避地面临风险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1](p.267)要增强“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1](p.364)。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我国发展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应对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和国外、境外的，来自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2]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我国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必然要求。
三、国际范围的发展模式之争聚焦中国
人类社会伴随着生态恶化、环境失衡、资源枯竭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进入21世纪。传统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把世界各国的发展带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也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不仅引起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成了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的一个聚焦点。
把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的聚焦点，首推由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并掀起的B模式与A模式之争。布朗由于不懈地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其大量的理论著述，享有“环境运动的宗师”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的美誉。布朗于2003年又推出他的力作——《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在该书中，他把现行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称为A模式；把以人为本，以使用风能、太阳能电池、太阳热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称为B模式，并呼吁全世界立即行动，用战争动员的方式以B模式取代A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
布朗提出的B模式的三个最主要的内容为：一要尽快把水生产的形势稳定下来；二要把人口稳定下来；三要把地球的温度等环境问题稳定下来。布朗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由于人口爆炸和经济膨胀，我们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已超出了它所能提供的限度，从而导致了泡沫经济，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现在是环境多于军事。恐怖主义者是一种威胁。但他们造成的破坏，比之倘若环境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遍及全球的苦难，那可谓小巫见大巫了”。[6](p.序言3)布朗甚至呼吁世界用战争动员的方式重构全球经济，实现生态经济。在该书的最后，他指出：“我们能够继续用以往的模式进行经济活动，眼看全球的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直至破灭，从而导致经济的大滑坡。我们也能够采用B模式，成为实现人口稳定、消除贫困、稳定气候的一代人。”[6](p.207)
在该书中，布朗对中国面临的生态恶化、能源危机、人口问题、粮食危机等挑战提出了严重警告，他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龙头之一，中国的成功经历值得大书特书。但他同时提醒，要想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就需要在重要领域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中包括在能源开发、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诸方面。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保证中国有光明的未来；而一旦决策失误，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破坏因素。B模式与A模式之争，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我们研究科学发展观提出背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因素。
另一个把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聚焦点的事件，当属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北京共识，是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用语。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著名学者约翰·威廉姆森发表了《华盛顿所主张的政策改革的内涵》一文，提出了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该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10项主张。其内容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反映了当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而借助于美国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其所代表的经济政策也自然地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所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被广泛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华盛顿共识起初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但后来更多地暴露出其诸多的局限性，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形势恶化，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接踵而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已经被拉美、俄罗斯和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造就了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变得格外突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们党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新思想、新举措的出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在为破解发展难题而绞尽脑汁的世界对中国投来了赞许的眼神，一时间研究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成了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起的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比较和讨论，就集中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
2004年5月7日，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雷默指出：“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7](p.6)雷默把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定理：一是重视创新。“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他认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使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7](p.12)二是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发展模式。“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7](p.12)三是构筑自主的国际关系。“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7](p.12)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效应，中国根据当地适应性的需求融合全球思想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新路。
北京共识的提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是国际主流媒体在2004年5月份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2004年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此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蔓延全球，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美国学者奈斯比特的《对话中国模式》、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等专门探讨中国模式的著作接连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的时间和雷默写作《北京共识》的时间，都是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前后。尽管两者关注的重点和对中国发展的褒贬各不相同，不论是B模式对A模式的取代，还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都对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后很多国外学者也都强调指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中”，“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8](pp.5、4)这些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实质是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高度关注。21世纪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样的发展，成了举世关切的焦点。这种关切无疑构成了研究科学发展观提出背景需要予以重视的国际因素。
四、国外发展观演变的启示
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是发展观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随着世界各国发展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说来，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代不同的发展观。即把片面增长等同于发展的发展观、强调社会变革的多维发展观、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国外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从单维的经济增长转向多维发展、从只顾当代发展转向兼顾当代和后代发展、从重物轻人的发展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的过程，显示了人类对发展认识向辩证法复归的过程，对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始于二战之后。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了这些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而经济发展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把经济蛋糕做大，因此在战后的最初阶段，经济增长理论成了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流。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易斯的经济增长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这些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是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时发展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把经济蛋糕做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他们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他特意指出，书中所使用的“增长”或是“产出”、“进展”或是“发展”，“不论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9](pp.5、6)这成了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表述。这种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的形成，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实践表明，确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等的明显的进步和质的提高，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普遍批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
第二代强调社会变革的多维发展观源于对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反思。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遭到失败。人们普遍认识到，仅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反映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许多发展理论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可以视为是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扬弃，在肯定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质的变化，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就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反映了发展理论学者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对南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他在该书中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消除贫困的过程”，“‘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10](p.305)这实质上指出了发展是一个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影响经济发展的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等因素，因而应从质和量上去把握发展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改革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观念已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转变。达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反思，他说：“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上下降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即使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①8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指出，每个国家都在为发展而奋斗。虽然经济进步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他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11](p.50)这种多维发展观强调必须把发展看作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
第三代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首次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问题严肃地摆在了人类面前，唤起了世界各国的警醒。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报告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不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但由于人类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可持续发展行动的步伐过于缓慢，全球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的趋势却在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和“酸雨沉降”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严峻挑战。为此，联合国决定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一次环境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以凝聚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通过并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所有类型森林问题的不具法律约束的权威性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5个文件。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这是人类的一次深刻反思，它标志着人类逐步认识到沿袭过去的发展道路必将造成不可持续的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面临的必然选择。
第四代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一书，该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1987年，埃德加·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在上述发展观念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围绕人类发展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如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测量、人类发展的财政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发展、民众参与、人类安全、男女平等等问题。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更为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来测量；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也就是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购买力平价)。与传统的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发展观不同，人类发展指数(HDI)超越了经济，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
毋庸置疑，发展观的这种历史演进是人类对现代化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一个人类发展观念不断向辩证思维不断复归的过程，其中不乏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科学探索的宝贵结晶。但是，由于缺少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国外发展观演变亦有不少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现代化除了在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停滞和衰退，整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90年代则被称为“危机的十年”。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有54个国家人均收入下降，更有21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下跌。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形形色色发展观的反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的有益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
注释：
①参见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意义》，提交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大会(1969年)的论文，第3页。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北京共识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