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文明文化的长期积累，人类自身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时期，人类在进一步关注物质生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将把自身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更深层次。超越工具理性、提升人文精神，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着意开发人的精神生活的殿堂，已成为时代性的话题。人类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思维方式将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也将由此凸显。以新时代发展需要为依据，进一步揭示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把握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创造更为文明的生态环境，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神圣的义务和不容推卸的光荣职责。
（一）
社会科学是人类经验、智慧的高度结晶，是人类透过社会现象、洞悉社会生活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成果，因而也同时上升为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伟大认识工具。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科学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发展，取决于两个根本条件。其一，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有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并与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和内在统一。这样，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建构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只能建立在自然界及其辩证运动的基础之上，并作为自然界整体发展的一个环节和特殊形式，展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的进程；而另一方面，自然规律一旦通过人的实践纳入社会生活，便随即摆脱了纯自然的状态，被提升为一种社会规律。同样，社会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形式，虽然在质态上高出于自然界，体现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创造，但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由此而失去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体系的本质。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活动是社会的活动，社会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活动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对于该社会的人和人的活动而言，是自然的、客观的，人和人的活动必然以这一现存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为前提。承认这个前提，把人的活动纳入既定的客观社会关系，揭示人对这些关系的依赖性，并进而科学地把握这些关系乃是社会科学赖以可能的客观根据。其二，是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物，具有超越动物的反思能力。正是凭藉着这种理性反思能力，人才能既把社会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载体，又把社会作为自身认识、改造的对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承担着多重性角色，集剧作者、导演和观众的身份与功能于一体。作为“剧作者”，人通过对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过程的设计，表现为对社会规律的认同、服从和超越。作为导演，人通过对实践活动的组织、调度，使作为实践目的的理想，由观念的样象转化为现实的客观存在，实现社会的不断进化和完善。作为观众，人通过对实践活动的享受、观测和监督，对实践活动作出适时的反馈式调节，以保证社会发展过程的顺利展开和进行。毫无疑问，人对实践活动的设计、导演和监测首先是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认识和服从为基础，但同时也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反思能力，是促进社会向越来越有序化和属人化方向发展的动力，是人能够把握、驾驭社会发展进程，从而使社会科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主观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的认识能力及作为其结晶的社会科学的存在状况和发展进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社会科学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人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相互对应的关系来审视，社会科学具有求真、求美、求善的功能和价值，而这三种功能和价值在人的活动中又总是相互渗透，通过互补达到内在统一，完整地表现出社会科学的本质力量。
社会科学具有求真的功能与价值。社会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具有自身客观的特定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并构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和秩序，即制约着人的活动的外在尺度，人若要在对自己有用的变化形式上掌握和变革社会，并由此而印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就必须认识和掌握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保证使自身的活动适应社会固有的外在尺度，所以，人的实践活动首先关注的是求真，即符合社会的规律性。人在实践活动中，把社会的外在尺度，转化上升为一种理论化的知识形态，便产生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既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又是思维着、活动着的人对社会外在尺度的逻辑再现和规定。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既是求实的，即要求准确地再现社会的原貌和本质，而不得掺入任何主观的成份和内容；又是开拓的、创新的，即始终追踪和跟踪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样，社会科学作为人与社会求真关系的一种理论表现，既为人的活动制定了法则，规范和指引着人的活动，使人不断摆脱盲目、自发，走向理性和自觉，又为人的活动不断开拓着新天地，社会科学是人从理论上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揭露和展现。
社会科学具有求善的功能与价值。社会科学不仅要通过“求真”，探究和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合规律性，而且要通过“求善”，探究和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合目的性。由于“求善”体现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外在尺度的统一，因而比之于求真具有更高的意义。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求善”把社会现实和自身的需要进行比较，对照、衡量、评价其对自身需要满足的效用如何及其利害关系，从而作为价值判断。因此，“求善”活动的动源在于人自身的内在尺度。社会及其外在尺度不会自动满足人，人不能单向地追求对社会外在尺度的消极适应，而应依据自身的内在需要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容与方向进行价值选择，并按照这种选择变革社会。这就是说，人的活动不仅需要服从社会的外在尺度，还要把自身的内在尺度即需要、意志、情感、理性等烙印到社会发展中去，赋予社会及其发展以价值意义。人在“求善”过程中所达到的对自我内在尺度的掌握和肯定，是人的潜能和自我意识的充分发挥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人按照自己需要，追求能动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保障和实现其沿着属人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求善的工具、过程和结晶，是人从情感上对自我的信仰和理解，是人从自在主体走向自为主体行程过程中长期积淀、不断觉醒、不断升华的理论表现。
社会科学具有求美的功能与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社会科学的求美功能具有最高层面意义的价值。与“真”和“善”一样，美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并不是一种纯主观的感受和体验，而仍然是人与社会在一定层面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社会科学求美功能的发生和实现，必须以真作为本体论依据和以善作为评价性机制，因而在事实上内含着求真和求善两种功能。但是，社会科学的求美功能反映着人追求更高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的意愿，更加贴近和符合人的自由本性。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人的求真、求善活动及由此而获得的对社会与自我的理性认识，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但都明显地带有功利的目的。而人的求美活动的最终归宿则是使人摆脱外在目的的约束和利害欲念的限制，达到人的创造性才能和自由本性的完美实现。人类之所以需要社会科学，不仅是要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对社会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取得自身充分发展的自由。当代世界，随着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主题，社会科学的求美功能日益凸显。人类通过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实践创造的主要方式，从而也就构成了社会进化、人类文明的标尺和象征。
（二）
为了进一步彰显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还有必要探究一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包括如下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自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承担的特殊职责和使命；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意义；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价值意义。
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作为一种革命的精神力量，自然科学是人们解放思想、反对迷信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自然科学渗透在生产力诸要素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促进着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而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同样是巨大的全方位的。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规律的不断认识与把握，始终跟随着人类实践前进的步伐，作为适应社会并引导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直接参与社会的发展，在事实上构成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一个构件。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社会认识的自我反思，则通过对人类认识轨迹的把握，不断积存和提升人类的经验和智慧，从而构成人类文明文化的储存器和传播机。正是借助于社会科学，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特征，即具有新生产的属性，而人自身也由此扬弃了把自身生死存亡宿命地寄托于对外界环境及其变化消极依赖的生命方式，开拓了主动发掘自身生命潜能、能动地创塑自身生存环境的全新生命方式。这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就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同时承担着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忽视或否认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只能是愚昧无知或智商低下的表现。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不是疏远隔离的两极，而是共生共存互补互渗，各自都对对方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表现为：第一，自然科学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和财力支持，而且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研究手段，不断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效率和水平。第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提升人类智能和脑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可以以此为中介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革命性变化，促使整个社会的智能化，成为复兴人类文明的重要机制，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必要的前提。第三，自然科学的发展全面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性质，深刻地证实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雄辩地确立了人对物质世界的主体能动性，不仅拓展了人类认识的空间，强化了人的理性能力，而且直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前提。自然科学所具备的最富积累性和永远向上的品格与特征，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可以预计，21世纪新的自然科学前沿领域（信息化、自动化、生物工程、新材料、航天、能源）和20世纪自然科学理论的三大发现（相对论、量子论、混沌论）将积极推动社会科学并使其改观。同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也往往为社会科学所吸纳和借用，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发挥着一种丰富、补充、启迪的功能作用。21世纪自然科学将全面进入人的社会认识领域和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打破与自然科学隔离的自我封闭状态，认真地学习必备的自然科学知识，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才能深化和提升自身的认识能力，不断地向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获得社会认识的突破和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我们在高度评价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价值意义的同时，丝毫也不能忽视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价值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归属于社会意识，两者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来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参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形式。而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和理性思维能力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历来为世人所重视。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87页。）
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之所以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关键在于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是一项社会实践工程。从宏观上讲，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发展。在这里，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及由其提供的物质基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社会制度是否先进、社会思想观念是否解放、开明，社会总体科研能力是否雄厚、强大，都是影响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并且整合为自然科学发展必须面对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也就在事实上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科学及其发展水平的制约及限定。从微观上讲，一个自然科学科研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也都始终承受着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作用。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来审视，科研目标的确立、科研动力的取得，科研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协调、互补，无不与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协作精神、管理水平、个人修养息息相关；而从研究客体的角度来审视，研究对象的把握、研究手段的使用、研究方式的选择、研究成果的评判，也都折射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主体的人文素质。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不管研究者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必须接受社会的推动、指导、引导、规范、管理和评判，是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来运作和实现的。自然科学正在提升为社会科学。
当代世界，人的本质力量日益拓展，自然界全面地烙上人的主体活动的烙印，普遍地被人化。单纯地运用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现象，已经是远远不够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认识手段、认识方法的更新，人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愈益深化，正逐渐走向精密化、数字化、科学化。单纯地运用社会科学来研究社会现象同样是远远不够了。随着各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迅速兴起，社会与自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界限正在淡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正在消解并日益走向融合，逐渐走向统一，并将提升为一门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曾经是人类文明进化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但时至今日，适时地打破自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和门户之见，迅速消解两大科学之间的相互隔离和相互歧视，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的世纪，我们所要高度重视和致力于发展的科学，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还应包括社会科学，是正在走向统一、内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一门统一的大写的科学。
（三）
迈进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走向自身发展的新的黄金时期。从世界范围来审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正在摆脱两极对抗走向对话、沟通和合作，以两极对抗为思维特征的文化定势正在消解，人们学会以新的观念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社会的发展趋势，全球多种伟大文化的共存和融合已初具端倪，东方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已不再是两军对垒，只有斗争和冲突，而是更多地寻求相互理解和共同点，走向互补和统一。与此同时，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借助科技和信息传输手段的革命，人类知识的形态、内容、传播和接受方式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任何文化的隔绝和封闭已不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既要直面各种精神文化相互激荡和冲突的严峻考验，以高度的警觉防止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又要以博大的胸怀融入世界文明统一的大潮，获得全新发展的动力和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直面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探寻和解决一系列时代性难题的过程中，展现自身的文化魅力和风采，为人类文明文化的进步作出自身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和创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拓前进和艰难积累，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综合国力明显增长。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导致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不仅可以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财力支持，同时也内在地呼唤文化的发展，迫切要求社会科学理性的规范和指引。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开始告别贫困，走向小康的中国人民也相应地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文化生活，着意于生活质量的提高，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走向了高雅的精神殿堂。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精神文化及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在直面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转折，不断提升人的理论素养、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对中国面临着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作出理性的回答，完成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获得自身发展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对时代和全球发展走向的准确预测和把握，突破了“市场”与“计划”，姓“社”与姓“资”两极对抗的思维范式，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面上，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以综合理性为特征的价值观。这样，就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够真实地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更为博大的胸怀对待、接纳、改造西方外来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获得无限发展的生机和希望，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特征和趋势，是从着力于“拨乱反正”、“再认识”即以破为主，逐步走向以“立”为主，即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在实际解决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面对的时代性难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克服思想僵化和保守，澄清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把多年来人们错误地附加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剔除出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拨乱反正”上。即集中一段时间，立足于新时代的发展，实现对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而在21世纪的中国改革正处于攻坚的关键时刻，社会科学必须直面这一伟大的实践，为国家和民族的实践创造、精神提升提供崭新、丰富的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引导、推进社会的发展。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二个趋势和特征，是从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介绍逐步转向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评判和研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设，要求中国更多地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逐渐融入世界。与之相呼应，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各种西方理论、学说被走马灯式地宣讲。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利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对待西方文化，我们从来不主张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西方文化的糟粕，我们必须抵制和消除，绝不允许其污染中国的人民和文化。即使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固然有反映和概括人类文明和智慧，体现着社会发展趋势的一面，但也必然烙印上西方世界历史和价值取向的一面，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研究，真正了解其实质，使其经过改造后融入中国文化，为我所用。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和趋势，是在研究方法上从着重于注释转向更多地强调创新，强调有原创性的论文，倡导不同学派的相互争鸣和诘难。中国文化历来存在着注释的传统。注释，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普及，无疑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前人的创造的科学理论，所留下的作为认识工具的范畴概念，都是我们在认识世界时必须继承和掌握的认识工具。但是，实践总是在发展的，人的认识也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滞留于对前人认识的注释和接受上，而必须有所有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社会科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才能不断逼近客观实际，正确地反映世界和创造世界。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四个特征与趋势，是科研方式从主要采取个人研究方式转向更多地采取集体研究的方式。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者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经常打上个人独特的主观印记，记载着个人辛苦的劳动和艰辛的探索。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不能一概地排斥个人研究的方式。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把握必须动用多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必须借助于研究手段的更新，因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社会科学家的传统的单兵独斗的个人研究或散兵游勇的松散结合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以各类课题为载体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方式逐渐盛行，并且先后产生了国家规模的研究方式和国际规模的研究方式，向高度综合性的方向不断发展。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五个特征和趋势，是科技手段日趋现代化科技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文化及生存状态，而且也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工具及载体的变革。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载体的书籍将会被小小光盘所取代而大量消失，所有知识的贮存、分类包括图书馆的存在形式均要发生重要改变。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纸与笔为主要工具，以书写文化为中心，以识字、写作、投稿，然后交由编辑审稿、发排出版的研究工作历程都将成为过去。人们将可在因特网上自由发表论文和学术观点。社会科学研究将会从中获得新的速度、新的空间、新的便利和更大的自由，同时也将受到新的冲击和限制，确实是喜忧参半，祸福难测。因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直面这种新的形势，迎难而上，积极迎战，经受住这一严峻考验，把社会科学事业推向新的辉煌。
总之，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将以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为依据，全面应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挑战，把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关注、干预和指引人类社会实践，传承和融合人类各种伟大文明积极成果的伟大工程中，立足于自己独立的思考，立足于自己的文化精神，立足于寻找自我和创造自我的目标，完成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历史性嬗变，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培育、生成和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尊严。
（四）
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向新的辉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始终概括和反映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合乎客观世界本来面目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真理体系，是掌握着整个历史时代的主导性真理，是对整个无限发展着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高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逻辑演进的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和天才，对全人类全部文化遗产批判审视，从而达到同全人类理性沟通与同人类总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而且也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指南，对于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刻都不能有所动摇。当然，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要贯彻一个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包打天下，干预乃至取代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而且，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时，必须同时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极理性认识，而只是为人类认识和发现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本身始终处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的方式和机制也始终处在发展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最高、最新理论成果。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正确理解与处理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科学反映社会的一切现象。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各自的界域。社会科学强调的是科学，侧重于客观性、真理性。意识形态贯穿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情感和要求，因而具有比较鲜明的主观性和价值取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混同等一，也不能把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用意识形态的模式、机制束缚社会科学。但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又存在着内在联系。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它们之间的现实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和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又必然隶属于特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通过研究来注入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来维护自身所归属的那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不可能与意识形态绝缘，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强化反映、表达国家意愿和统治层根本利益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想否定这一事实，或反对这一事实的合理性，主张超然的价值中立，决绝地告别意识形态是幼稚可笑的。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告别意识形态，而是接受或拒绝那一种意识形态。当代中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倡导“三个代表”、贯彻基本路线、弘扬革命传统、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价值需求，既要以国家权力为基础来加以保障和推行，也应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到贯彻和凸显。
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要以更大的精力，关注和研究社会现实。现实是过去的延伸，并且内含着过去，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现在又是未来的基础，前瞻未来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和设计现在。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发展长河中，现实是最为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任何国家和民族，从来都高度关注现实的研究，任何有出息有作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并在对现实的研究中展现自身的才华，创造新的理论和学说。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已成不可抗拒之势，人类社会在获得对自然界的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存留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和隐患。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制定既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又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计划，促进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确保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不断改善日益恶化的人与自然关系，克服和消除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危机，促进人类可持续的长久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乃是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迫切呼唤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创新。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作为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继续探讨和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还应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传承和建设人类文明、文化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对日益丰饶的物质生活的获得与享受，人民大众将超越经济原始积累的主题，更多地走向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社会科学家工作者也将摆脱因物质生活贫乏而带来的种种困境窘迫，以更加平实的心态和更加勤奋的耕耘，打破市场文化的挤压，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生活的主舞台，学者精英文化将会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样，被社会和大众所青睐。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研究手段、方法的革新，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将更加开阔和深入，不断地在更深层次上和多重视角中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多方面规定，不断地发掘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多维联系，不断产生和积淀新的材料、新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促进多种类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与成熟。与此同时，人们还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传统的学科进行反思和重建，对社会生活的一般理念作出新的探索和概括，使传统学科焕发青春，不断更新和丰富，不断改变自身存在的方式，使反映人类社会一般法则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更具时代气息和当代意义。21世纪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出大师、出大作，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时代。
实现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障碍，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党和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与支持，依据社会实践的要求与发展，多方面开拓社会科学的多种功能，调整与重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深化科研体制的改革，增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自我发展的活力和自我调控的能力。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抖擞精神，振作士气，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理性思维能力，培育全球意识、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准确地把握和解决时代性的课题，促进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更快地发展，去迎接、创造社会科学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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