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分工论的经济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业论文,经济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始终听到关于“林业分工论的理论依据问题”的争论。本文作者主要针对这一理论的依据问题，拟向社会作一交代。为阐述方便，首先扼要回顾了“林业分工论”的要点，并对先前的理论论证作一简明交代，然后着重阐述林业分工论的经济学基础。
1 “林业分工论”要义简述
“林业分工论”的主要思想是针对现代林业需求，主张通过专业化分工的途径，分类经营森林资源，并使其中的一部分与工业加工有机结合，形成林业现代化产业，从而最终在国土上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的、并具有与经济需求和环境需求相适应的森林生态大系统（参见图1）。上面所说的现代林业需求，是指目前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对林业的总量需求与结构需求。上面所说的分类经营，是指商品林、多功能林和公益林3大类资源分类。这种分类，不是一个林种划分的概念，它还包含着经济、体制、机制等多种含义，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上面所说的与工业加工相结合，主要是指商品林，这一类一定要与工业加工相结合，一体化，甚至成为加工企业的绿色车间、原料基地。“林业分工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法，即从效益上，通过局部的分而治之，达到整体上的合而为一。不是要生态经济效益吗？既然通过局部的分而治之达到整体上的合而为一，过去兼顾经营的途径满足不了，顾此失彼，那就分而治之，专业化发展，通过分工的办法，多多地生产经济效益，也多多地生产环境效益。既然一只手抓不了鱼和熊掌，就一只手抓鱼，一只手抓熊掌，不就兼得了么？
“林业分工论”是一个关于如何组织资源发展的概念（经济学上的资源，不只是包括森林，还包括投资、组织、科技等多种资源）。有些人理解成林种的概念，这是一种误解，并由此引出了许多的误会。
“林业分工论”，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产业发展，前边已讲过。这一点，似乎社会上没有注意到，只关注了森林资源的分类经营。这又是一个重大误解。
2 原有的理论证明简述
当初，主要证明了传统林业已无能力满足现代林业需求，因而提出了走“专业化分工”的发展道路。
当初首先分析了社会需求，以为社会对林业的需求经历了原始需求、简单需求，现已进入现代需求时代，现代需求的主要特征是需求出现结构性并且总量上不断扩张。所谓结构性，主要是指经济类的需求和环境类的需求，这些亚类需求又都是多样化的。
曾用5种经济学法则证明了传统林业与现代经济环境已不相适应，内在经济机制病态，无能力满足现代经济需求，其出路有三：①要求现代经济环境适应传统林业，这是不可能的；②把传统林业当作一个世外桃园，由国家保护起来（某些国家可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但普遍都在作这类努力）；③改造传统林业，使之现代化，但方法是什么？途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笔者过去曾用10种经济方法予以论证，因篇幅限制，现简列如下：
(1)用资本循环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2)用资本利息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3)用税收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4)用土地占用成本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5)用时间优惠、风险、不确定性及期待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6)用投资的机会成本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7)用收益递增规律剖析了传统林业；
(8)用地租理论剖析了传统林业；
(9)用“遗传因素”（树种的集约栽培性能）剖析了传统林业；
(10)用劳动生产率法则剖析了传统林业。
上述10项法则或原理，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有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总之，用这些法则都极清楚地揭示了传统林业的病态经济机制。而无数的、普遍的事实则恰恰佐证了这些理论证明。
还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工艺不变（或可变）式生产组合”原理，剖析了传统林业中“生态效用与经济效用的协同”及“模仿自然法则，加速发育进程”的森林经营原理，从而清晰地揭示了传统林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功能自我限制，指出理论上森林具备强大的生态效用和经济效用，但因其经营方法却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导致了其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能力的一个很低的极限，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外在表现就是经济效用和环境效用的普遍冲突，也即你要追求经济效用，你就必须以牺牲环境效用为代价，你要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用，你就必须以牺牲更多的环境效用为代价，反之亦然。
3 分工经济学
社会分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给予了巨大重视。我们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都曾接受了这一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业和畜牧业是原始农业发展分工的产物；而工业和农业又是农业进一步分工的产物……。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都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现代社会，分工已经极为精致了，以至于产生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达和文明的社会。从经济学来讲，专业化或分工论，不是经济学中一个分支或学科，而是所有经济学分支学科中的核心，是经济学的核心。这正如霍撒克(Houthakker,1956)所讲：“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一个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得益。”
3.1 分工论的历史与演进（参考图3）
300多年前，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1960)就指出了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他说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用专用商船运输专门的货物。法国大百科全书中也记载，《富国论》中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及市场大小对分工的意义。亚当·斯密(Smith,1776)对分工的经济学意义作了系统研究，他将工业与农业中生产率的差别归结于在工业中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而农业中分工的协调费用高于分工的好处，因此，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不是由于人们偏好的变化，或由于生产条件等外在的变化，而是由于工业中的分工比农业发达，所以农业必须从工业引进机器来间接引进分工，以改进效率。李嘉图(1817)也研究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t,1935)指出，分工可以用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马克思(1867)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和企业内的分工。阿马萨·沃克(Amasa Walkr,1874)研究了分工并指出分工对新工具及新发明的促进作用，还指出，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个是贸易经济理论中，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研究国与国分工问题；第二个是在新贸易理论及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规模经济及产品种类问题；第三个是承袭斯密、扬格和霍撒克等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专业化、社会分工，并用分工解释需求与供给等。
至80年代，许多新一代经济学博士汇入研究专业化及分工问题，又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并产生了重大突破。这些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中，华人占了相当比重并逐步成为核心研究力量。其中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提出的以分工论为支柱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被评价为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并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
据杨小凯估计，以研究专业化分工为核心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今后20年内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他举例说，台大教授朱敬一及其学生正在研究人口规模对分工潜力的影响。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王建国博士正在研究人们追求相对地位的行为如何促进分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院的孙广振在研究分工与中间产品种类的自发演进。另外，还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3.2 分工论的经济学本质
分工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分工是一块铜板，它的一面是需求，一面是供给，分工决定着需求与供给，决定着市场的大小，它是整个经济的组织问题……。
这些精辟的观点，阐明了分工论的经济学本质与地位。
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杨格的研究代表了分工论研究的最高成就。他192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上述一些命题，后来被人们称为“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①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②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决定；③需求与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指出，规模经济并不是效益递增的原因，原因来自专业化和分工。关于规模经济的传统观念过去误导了经济学。他用3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各人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这种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这些概念显然都不同于规模概念。杨格声称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对改进生产力的效果。他还指出，市场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决定，而且还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相互攀升；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又会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之间发生冲突（出现二难局面）。所谓网络效应是说，比如有3个人都有需求，都要生产，但其中有两个人选择了自给自足，那么第三个人的专业产品就会卖不出去，他也买不到所需的产品，这就是分工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分工组织是一种典型网络。杨格指出，分工是整个经济的组织问题，它决定着需求与供给，分工的深浅决定着市场网络的大小也即市场规模。当交易效率低下时，人们选择自给自足，这时没有市场；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分工的好处会逐渐超过分工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需求与供给的水平同时上升。因此，要了解需求，了解市场，并认真研究分工问题。
杨格英年早逝后，霍撒克(1956)继承了他的研究。他指出了分工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即专业化及不同专业的多样化。他指出光有专业化而没有多样化就不会有分工。他抱怨说，社会分工的演化比物种的演化快得多，也重要得多，但对分工演化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物种演化研究。
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经济学家们也作了诸多研究解释。罗森(Roser,1978)用一个决策模型证明，分工的效益是因人们关于专业化的决策内生地决定的。他指出，人们决策选定分工生产模式后生产函数就会与决策前不同。他指出，分工的好处看起来很像外部规模经济，但却能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存在。因此，关于分工、专业化的效益，是一种社会化概念，它描述何以人与人的关联性增加就可以扩大社会的生产和积累知识的能力，他用“一加一大于二”来描述分工效益的概念。他还指出，由于人的社会依赖性增加（因为专业化分工），也可能引出生产率的非连续性跃进。
贝克尔(Becker,1981)则通过超边际分析指出，专业化的好处来自于每种生产活动的固定人力资本投资降低，因专业化可以减少重复学习费用，和提高每个人的教育投资效率。
杨小凯(1984)采用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分析专业化问题。在他的研究框架中，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率，减少稀缺性，但同时也会增加交易费用。他用一个中央计划模型证明，当分工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时，分工水平最优。贝克尔和马普瑞(Becker,Murphy,1992)也开发了一个类似的决策模型，同样证明了上述结论。杨—贝—马模型说明，当交易或协调效率改进时，最优分工水平就会演进，并说明，即使人口规模是固定的，市场规模也会因分工水平的深化而扩大。
上述这些研究，都已把分工论推向了一个很深的程度，他们不但研究了分工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论证了分工的效益，而且找出了推动分工演进的措施，描述了分工论可以造就的繁荣景象和可以挖掘的市场经济潜力。
下面，将进一步举例说明分工论对经济发展及经济效率的内在推进作用。
3.3 分工论的应用
3.3.1 分工论与资本理论
斯密(1776)指出，资本是用来提高生产分工水平的工具。杨小凯则举例说明，以教育为例，增加投资未必一定会提高生产效率，关键看有没有分工。中国古代相对于收入而言教育投资非常高，但因古代教育还没有分工制度，所以没有产生高的经济成长。直到近代引进了西方洋学堂制度，教育投资效率才明显提高。为此他还建立了一个解释分工与资本关系的动态均衡模型。根据模型，如果交易效率低，用来增加分工的投资就无利可图，有利可图的分工演进机会就会消失，利息率就会突然崩溃。
联系林业，分工论与资本理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过去，我们常常抱怨林业投资不能当胡椒面来撒，就有通过资本促进分工的意愿。人们要求重点使用资金，并强调只有这样做资金才能发挥作用。重点发展，就是包含着促进分工。可惜，今天的林业发展制度却仍然在重复着古代的“教育制度”！80年代雍部长派我们去四川调查，发现川西为发展木材生产，30多年国家共投资60亿元人民币，60%用在了修路上，而至今林道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1m。在传统林业中，流动资本比重太小，固定资本利用率太低。川西的林道，头一年修了，第二年又没有了，而当时修1公里要花6万元。这些都决定了所谓的交易费用的昂贵或交易效率的低下。这样的交易效率肯定使投资无利可图。推而广之，林业作为一种产业，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丝毫不遵守、不顾虑商品经济的无情法则，这哪里是在办产业？你尽管强调我是林业产业，我还有生态效益，但是商品经济不听你那一套，资本法则会无情地疏远你。因此不改革不行，无重点不行，不分类不行。
3.3.2 分工论与增长理论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角度一般是经济增长长期趋势，最优增长率，“真实变量”（消费、储蓄、投资、人口、技术进步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分工论中，经济学家们发展了一些模型，用分工的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其中杨小凯和博兰(Yang,Borlancl,1991)发展的一个新兴古典动态全部均衡模型证明经济增长有3个模式：分工不发达时，减速增长；分工演进时加速增长（起飞）；分工虽发达但不再演进时减速增长。模型说明分工水平很低时经济增长是极为迟缓的。所有这些模型都是反唯生产力论的，它们强调制度决定生产力。厉以宁先生在为一位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也指出，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不在技术方面，关键在于转变经济体制。他还提出，体制创新甚至还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序言（樊纲，1997）中也鲜明地旨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体制转轨，而这种体制转轨，不但包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包括由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有“结构转型”，甚至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问题等等。
所有这些理论都指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中体制、制度问题比那些我们常研究的“变量”——例如技术进步问题，更加重要，更为优先。这里面，就包含了分工论。前面已讲过，分工论是一个组织问题、制度问题。
在林业上，李育才副部长于1997年底主编了一本《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战略研究》的书。该书的主要观点大体符合分工论的观点，但把科技进步视为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似乎忽视了制度转变这个前提。科技进步虽然重要，但企业没有吸收科技进步的体制和机制，或者实施和受惠科技进步的主体不明确，科技就只能锁在柜子里。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观点，首先应推进分工，对森林资源进行分类经营，对其中的商品林业给予提高生产分工水平的资本工具，才能具备吸收科技进步的机制。我们林业上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力度太小，总也没有狠心切断政府与企业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企业自然希望依靠“父亲”解决一切问题，而内生的动力必然小。在我国，我还认为，经济转轨，体制或机制转轨，首先要依靠外力把企业从计划体制路径上拉回来，再赋予它一个内生机制，这样它才会积极地寻求技术进步。因为企业自己没有可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企业都有一种“路径依赖”，它们一旦在错误路径上被锁定之后，是无法自拔的。这好像计算机操作，既已误入了A盘，就只能越运行越远离目标，除非操作员，重新进入B盘。
3.3.3 分工论与工业化理论
杨小凯和赖斯(Yang,Rice,1994)将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易费用的差别引进新兴古典经济学，证明城市的出现和工业化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反过来讲，分工演进会促进城市经济及工业经济的发展。他们的模型解释了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迂回生产链条长度会增加，新产业会出现，新的生产函数会出现，以及其它的组织演进现象也会发生。这就是说，分工促成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分工造就了人类社会及经济的进步。
传统林业的一套理论，把林业定格在18或19世纪的社会分工背景上，从而使它进入不了21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由于这种定格，制约了林业许多内生要素的成长，使之无法出现新的产业、新的组织演进，应该振兴的地方不能振兴，不该振兴的地方也去振兴。这样，就把林业锁在了开天辟地之前的某种混沌状态了。
3.3.4 分工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说到底是国与国分工的结果。如果取自给自足制度，没有分工演进，就不会出现国际贸易。而国际间的分工合作，则会反过来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
现在，按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1995年时已达40.7%，出口占GDP的21.90%，外国投资实现额1995年达378亿美元，外资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率为16.5%，我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也达1400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国际经济网络，不管这个网络上的哪根神经出现毛病，都会影响国内经济。
在这种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中国林业发展计划，发展政策，发展理论，都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事实上，我国林业上的进出口贸易额及物品种类的数量都举足轻重，尤其是木材及木材制品的进口，已成为国内占前几位的大宗的和经常的贸易项目。实物的进出口还外生了无形效用的进出口。有人说进口木材是在帮别国出造林费、环境费；又有人说进口木材其实等于省了国内的环境破坏，也就等于进口了环境效用。总之，我们应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研究全球一体化问题，这也是一个新课题。
3.3.5 分工论还与企业理论、产权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发展周期理论，乃至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有机相关
在林业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例，如果不通过分工和专业化，部分地提高林业的经济生产效率或环境生产效率，传统森林资源就无法面对今天的需求，必然在强大的需求面前溃退，全国动态森林大系统永远不会建成。有人说，多造林什么都能满足了。这是盲目的观点。应该反过来想一想，历史上的森林不是比我们今后将要达到的造林目标还要多吗？怎么就消失了呢？如果我们仍然重复这种错误，那么我们所造的森林，消失将更快。这是需求的力量造成的。但有什么力量可以规避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森林的需求呢！只有研究新途径，研究如何做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坚信分工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分工论可以创造奇高无比的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分工论可以引导资源、资本、科技，以及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等发生有效的演进；分工论可以使同样的资本产生更高的效率，可以为科技进步开辟用武之地。这样，需求就变成了发展的动力源泉。人类对森林种种效用的需求及供给，通过专业化分工，也就达到了统一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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