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试论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既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恢复和发展，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形势下，深入研究和把握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特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特色作一初步探讨。
一、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具有时代的特色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面临着新的任务，从事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他对党的建设的独特的、蕴含着时代内容的思路、观点和方法。一方面，在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宗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但在理论阐述上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时代内容，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这些原则。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是，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新论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邓小平同志还把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联系起来，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正是在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不仅全面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原理，而且给党的性质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为新时期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在组织上的鲜明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时，把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解放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他根据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科学地揭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解放思想的内在联系。他说：“解放思想，开放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4页）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不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仍然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1页）因此，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样，邓小平同志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到新的时代高度来认识。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观点。如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关于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等等。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是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建设新鲜经验的理论概括。
从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发展过程和它对党的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时代特色是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是时代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首先，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主要是来源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们正确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是共产党人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探索自身建设规律的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使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以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集中全党智慧，在总结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其次，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彻底批评“左”的党建思想的产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左”的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严重破坏。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渗透到党的建设理论之中，“五十字建党方针”、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是“左”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的反映。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正是在清算和批判这些“左”的建党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最后，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被新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真理。实践不仅是人们正确认识的源泉和基础，而且也是检验人们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十六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这同党在思想、理论、政治、组织和作风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绩分不开的。这一切都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指引下取得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科学的。
二、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具有改革的特色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改革思想贯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全部思想和全部实践中。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无不打上改革的烙印，体现了鲜明的改革特色。一方面，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我们党的建设理论，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毛泽东建党思想。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的党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伟大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作为代表的、具有改革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的党思想。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基本解决了如何建设好一个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的党的问题，使我们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了由如何建设好领导革命的党，到如何建设好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的历史转变，从而把我们党的建设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另一方面，改革是贯穿于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时，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了改革的思路。他除了直接用“改革”的提法外，还用了“适应”、“改善”、“改进”等提法。这些提法属于改革的范畴，表达了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一本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运用已有的经验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革新和改造，形成了全面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他领导全党制定和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他用“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用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取代了“文革”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如他提出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要加强改进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规章制度，等等。邓小平同志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新的理论观点，体现了改革的精神。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和贯彻邓小平党的建设的理论时，必须紧紧把握“改革”这把金钥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真谛。
三、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具有国情党情的特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与我国国情、党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国情党情特色。
第一，邓小平领导全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了党的建设的方向。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在党内肆意曲解和篡改辩证唯物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大肆制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致使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仍然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僵化教条，把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理论当作正确的东西去执行，大搞“两个凡是”。针对这一状况，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打破“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作为首要工作来抓。他批判那种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的做法，极力主张“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9页）他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逐步恢复起来，不仅为拨乱反正，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开创新的历史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恢复、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党的建设能够围绕正确的政治路线进行提供了根本条件。
第二，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是在正确分析和把握国情党情、科学地总结我们党几十年来自身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他根据国情党情得出的正确论断。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国家，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是产生“左”的社会根源。“左”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次数多，延续的时间长，根深蒂固，“要改不容易”。他说：“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践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4页），邓小平同志还根据党内对右的错误危害及同右的斗争比较清楚，而对“左”的错误危害及同“左”的斗争还不太清楚，一些同志产生了“恐右病”，形成了“宁左忽右”的不正常心理。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注意纠正右的错误的同时，主要强调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当前，经过全党的努力，“左”的东西已经大大减少，但是仍然存在。改革开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阻力主要来自“左”。小平同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不是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得出的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我们国情和党情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原则新方针，是针对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出来的。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我们党已有五千四百万党员，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面对新的情况，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邓小平文先》第3卷380页、381页）那么，如何把共产党内部搞好，保证不出事呢？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科学思维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方针新原则。如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十分丰富，极其深刻的。他反复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等等。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他根据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及时告诫全党，只有一手不行，要有两手；一手硬不行，两手都要硬。他在总结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教训时说，30年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政治思想工作，这就是两点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软一硬不相称，配合得不好。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从我们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概括出来的。这一方针，对于加强我们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应该指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具有国情党情特色，并不排斥它的普通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又包含着一般。邓小平同志是在我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条件下，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的视野内来审视和设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他不仅总结吸取了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党的建设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从领导一个更加开放的、具有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出发，来思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思路的。尽管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许多原理和观点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概括的，但它所回答的是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揭示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规律。因此，如果把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放在一个更长范围和更大的历史阶段来研究，就不难看出它的世界价值和历史价值。
四、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具有创新的特色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上把党的建设置于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中。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使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回答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能面对新的实践，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适应新形势和任务需要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原则。所以说，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既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建党思想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性。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特色贯穿于整个科学体系之中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拓宽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领域。注重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发展。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加速了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依靠法制进行管理，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邓小平同志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着手，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这一崭新领域。邓小平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有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3页）因此，他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克服党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个人专权等现象，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必须加速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反复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原则。他说：“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前进。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他又说：“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2、296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非常丰富、极其深刻的，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第二，根据新的实践，深化了传统党建理论原则和观点。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为实践所证明是科学的。邓小平同志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高度，从改革命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出发，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是对毛泽东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重党性、重实绩、重民意和靠制度的选人用人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针对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明确提出不能让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风派、溜派、搞“地震”的等十一种人混进领导班子，已经进入领导班子的，要坚决调整出去。要选党性强，不信邪，作风正派，关心群众疾苦，能办事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他在92年初南巡谈话中提出“选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选拔接班人的严重教训，邓小平提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5页）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有利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98页）邓小平这些选人用人的思想，是对我们党的传统选拔干部原则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同志处在一个与以前革命导师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既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时期，又不同于我国革命胜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也不同于其它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改革，自我封闭的建设时期，而是处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起点上，探索党的建设，科学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适应领导这一时代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邓小平在探索、研究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如关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一切，共产党的领导决不能动摇的思想；关于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和惩治腐败要靠法制的思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国家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人的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最便利的制度，是我们的优越性的思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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