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贡献论文,国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教育的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从理论基础上基本可以分为美国和苏联两类，而分别以美国的舒尔茨、丹尼森和苏联的斯特鲁米林等人为代表。
一、舒尔茨的“投资增量分析法”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61年写的《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分析了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其方法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函数中的“剩余”进行分析和计量，来估价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应放在资本项中（即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教育投资的产出率（即在一定年份中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用
表示）乘以教育投资收益率(rh)用公式表示为
——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Kh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投资增量
——△Y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增量
——γh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投资收益率
舒尔茨的分析过程为如下几个步骤：
(1)根据生产函数，找出增长剩余。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土地、资本、人力三要素及其有效组合的效果。因土地的因素变化不大，因此生产的增长主要是资本和人力增长及其配置比例变化的结果。
舒尔茨通过对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并统一折算为1956年的币值，他首先找出了经济增长的剩余，即用1957年实际的国民收入额2265亿美元，减去按照1929年的劳动力平均产出水平计算的（即假定工人的生产能力不变）1957年国民收入1555亿美元之后得到的余额。这种余额无法用传统劳动力投入量增加的理论去解释，只能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方面去寻求原因，把它可看作是劳动能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即看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舒尔茨对此解释为教育在劳动力方面作出了贡献。
表1 经济增长因素及其剩余
资料来源：舒尔茨：《教育与经济增长》，鲍曼等编《教育经济学论文选读》，1971，第300页。
(2)用反事实度量法，找出教育投资增量。
要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剩余”的贡献，就必须找出这个时期的教育投资增量，而计算教育投资增量则必须先计算在就业者身上所积累起来的教育投资的存量。舒尔茨计算一定时点上的教育资本存量的公式可简化为
——Er表示一定时点上的全部教育投资存量；
——Ci为某一级或某一类学校毕业生的人均培养费用；
——Bi为该级学历的就业劳动者人数；
——n代表所有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学校的项数
所谓反事实虚拟，实际上是假定劳动者教育程度仍保持1929年水平，即没有提高，按1929年每个劳动者平均教育投资存量标准（1929年教育资本存量为1800亿元）来计算1959年的教育资本存量应该是2490亿美元，与实际的教育投资存量5350亿美元相比，差2860亿美元。这多出的2860亿美元就是1929—1957年的教育资本增量，它代表着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已经提高了教育资本量。
(3)通过教育投资收益率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算出了教育投资增量以后，就可以用一定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乘上这部分增量，以求出由于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即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舒尔茨计算的美国大中小学的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分别是11%、10%、35%他以美国大中小学三级教育投资存量的比例27、45、28作为权数，计算出美国教育投资平均的社会收益率为17.3%，用这个收益率乘以教育投资增量2860亿美元得495亿美元，并认为这就是美国1929—1957年由于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纯收益，它约占美国同期经济增长“剩余”710亿美元的70%，约占美国同期国民收入总增长额1520亿美元的33%。
二、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法
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别计算了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包括教育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丹尼森的分析包括以下过程：
(1)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民收入增长因素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国民收入的增长应主要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总投入（劳动、资本、土地）增加1%，则国民收入也应该增加1%，但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大于1%，这多出的部分就是每单位投入所增加的产出，也就是要素生产率。
丹尼森首先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长要素投入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生产要素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包括：①资源配置的改善；②规模的节约；③知识的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上述五个方面又分为若干项目，总共有20多项。
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投入放入资本项不同，丹尼森认为教育程度较高是劳动力质量较高的标志，属于劳动投入量范畴。其中知识进展属于智力投资范畴，与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有关。
(2)根据收入差别，计算教育程度相对差别的百分比（工资的简化系数）
丹尼森根据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中25岁以上的男性工人按教育年限分组的货币收入数字，把其中受过八年学校教育工人的收入作为基础定为100%，再用其他教育年限工人的收入和基准数相比，算出其相对的百分比，这样依据不同教育程度的工人的收入差别算出了其作为质量不同的劳动投入量上的差别，该差别即为计算不同教育程度劳动投入量折算的权数，丹尼森又认为各级劳动力的工资差别并不完全是由教育程度的差别所造成的，他假设其中只有3/5是教育的作用，并以3/5对实际工资的差别进行了调整，计算结果见上表：
(3)以不同教育程度的简化系数，求平均简化系数。
丹尼森将反映教育程度差别的工人收入差别的百分比（调整后的简化系数）按教育年限组在劳动力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加以平均，即算出某年的各级教育水平的年度平均简化系数。通过确定平均简化系数可以计算出年与年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额，从而比较不同年度系数的大小，以找出教育在不同年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计算公式为：
——Ai为i级教育年限的教育程度工资的简化系数（调整后）
——Bi为i级教育年限的劳动力数量的百分比
——i为教育年限
——α为平均简化系数
(4)全期增长系数和年均增长系数的计算
有了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简化系数，可计算出1929—1957年全期教育程度提高的系数。
丹尼森求得1929—1957年全期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提高的增长系数为29.6%，然后求出每年教育平均增长的百分比r，r通过以下计算求得：
(5)求教育作用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
丹尼森把国民收入分配给劳动和资本。从经验数据看它们的收入价值比例为73:27，丹尼森认为教育作用(0.93%)只在属于劳动的价值(72%)这部分作用。所以国民收入年增长率提高教育水平的因素应为0.93%×73%，教育水平提高因素在国民收入增长率中的百分比则应是：
丹尼森又认为知识增长和应用所起作用0.59%也有3/5是教育的作用。因此全部来源于教育程度提高的经济效益应当是：
0.67%+0.59%×3/5=1.02%
教育对国民收入年增长率(2.93%)的贡献为：
三、苏联的劳动简化计算法
劳动简化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用劳动简化率将复杂劳动量化为简单劳动力量，在此基础上确定简化后的劳动总量中有多少是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量，并进而确定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有多少是由教育程度所带来的，以说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基本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1)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和管理的改善，另一方面与工人的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关，而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应是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
(2)通过确定级别之间的劳动简化率，计算一定年份上社会平均的劳动简化率
所谓劳动简化率就是一定时点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比例。由于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同的，可以把一定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复杂程度定为1，即作为一个简单劳动单位。劳动复杂程度的级别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程度，或不同的工资等级，或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来区分，然后通过他们之间的倍数关系，来确定一定时期内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斯特鲁米林通过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差别来确定劳动简化率，计算出苏联1940—1960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额有30%是由于教育程度提高而获得的。
通过以上方法确定了级别之间的劳动简化率后，又由于一定时期内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平均的，因此必须根据这种不同劳动的复杂程度劳动者的分布情况，来计算社会平均的劳动简化率，计算公式是：
平均劳动简化率＝（不同级别的劳动简化率）×（不同级别的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3)计算由教育程度提高引起的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量的比例。
利用所算得的平均劳动简化率将现有劳动力数量化为能够用简单劳动单位计量的统一劳动力单位数量，进一步算出由教育程度提高引起的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量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Ft、Fo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斯的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量的比例（简称复杂劳动比例）。Lt、Lo分别为基期和报告期的劳动力人数。
由以上两式可看出，仅计算不同时期的劳动简化率就可以计算复杂劳动比例进而可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4)计算一定时期内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计算公式：
其中Yt、Yo分别为基期和报告期的国民收入，Rt即为劳动者受了教育以后对国民收入的贡献。R为基期和报告时期内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以上三种有代表性的计量教育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无论从理论基础、具体计算方法和指标上，各具特色之处，但都有局限性。因此，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分析和借鉴这些方法时，应充分考虑到其特点，以及中国国情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的分析教育的经济效益，为教育或经济投资决策和发展预测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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