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左传论文,文体论文,特征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春秋》一类，包括“《左氏传》三十卷”，云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①。现代学术分野，废除了六艺之“经学”一类，而有所谓哲学、政治学、历史、文学等类的区别。按照现代的学术分野，作为经学原典的《春秋》，固然可以归入史学类，而作为解释《春秋》的《左传》，以及《公羊传》、《榖梁传》等，当然也可以按照历史著作去归类。同时，《公羊传》、《榖梁传》解经的体例，使它们具有了政治学著作的特点；而《左传》却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学色彩的文学化著作，与东汉以后历史著作的客观记述，表现出了明显的文体差异。而这一点，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著作的独特性。
一、《左传》明确的叙事立场体现解经的目的性
以孔子所编辑之《春秋》、整理之《尚书》为代表的古代历史文献著作，强调客观实录的叙事方式。《左传》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凡三百六十年的史事，但是与《春秋》相比较，作者的叙事材料不断累积，而叙述立场也不能完全理解为是纯客观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左传》作者的叙事，是为了体现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服从于叙事。《左传》的作者在历史的记述中，运用自己的道德是非尺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予以评判，或褒或贬，抑扬有度。
《左传》的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要说明暴君和贤明君主作为的区别，所以，《左传》首先对春秋时的暴君虐主、乱臣贼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齐襄公是战国时期齐国一个荒淫的君主，《庄公八年》载齐连称、管至父之乱，曰：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②
虽说如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等，愿为齐襄公而死，但齐襄公暴虐无常，在叛乱者眼中，不足以为君，所以可以杀之而后快。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文姜于鲁桓公十八年与桓公入齐，桓公谴责齐侯与文姜之私情，得罪齐侯，齐侯遂令公子彭生杀桓公，后又杀彭生以谢鲁人，而留文姜于齐，频频私会，其荒淫可见一斑，最终导致杀身之祸，也是事出必然。又《宣公二年》载：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失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
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③
晋灵公残暴不道，贪婪，无道，《左传》的作者真实地书写了晋灵公的劣迹，同时，用“不君”来说明晋灵公的荒唐。在作者看来，他不是一个君主，作者不为君隐。及晋灵公因无道而被赵穿所杀，董狐以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曰：“赵盾弑其君。”而作者又引孔子之言，说董狐乃古之良史，书法不隐，自然没有过错，而赵宣子又是古之良大夫，也没有过错，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问题，他要承担杀晋灵公的“恶名”。他认为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如果赵盾能离开赵国，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作者字里行间，并不见对赵盾不追究赵穿弑君之罪的责难，反倒有对赵盾蒙不白之冤的同情。又《宣公九年》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④
又《宣公十年》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⑤
夏姬是陈国重臣的遗孀，而陈灵公及大臣孔宁、仪行父与夏姬通奸，并公然在朝堂上宣淫，荒淫无耻，又杀掉进谏的正直大臣，最终为夏姬之子征舒所杀，也是罪有应得。
《左传》在揭露无道君主、乱臣贼子的荒淫奸佞之同时，也正面记述了那些尊王而攘夷，贤明而爱民的君主。《僖公二十六年》赞齐桓公曰：“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⑥又《僖公二十七年》赞晋文公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⑦又《昭公十三年》云：“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犫、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⑧
桓公任贤而尊能，南伐至吕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鲁庄公十三年，会北杏以平宋乱；僖公四年，侵蔡，并伐楚；僖公六年，伐郑，围新城。鲁庄公十四年与诸侯会于鄄；十五年，再会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会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会葵丘。又定周襄王为太子之位，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护了周天子及中国诸侯的安定，并使齐国走向繁荣昌盛⑨。晋文公幼有贤名，而遭大难，流亡天下，最终归国而执政，“修政”，“施惠百姓”，“入王尊周”，而被委以“伯”主之霸位⑩。显然在齐桓、晋文身上，《左传》的作者倾注了他的理想君主模式。
《左传》这种明确的叙事立场，使《左传》成为一部寄托了作者强烈政治理想的著作，而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一部历史文献书。《左传》所记历史事件，都在于说明作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操守，在这一点上，正体现了《左传》作为《春秋》的解经著作的特点。
二、《左传》是一部礼治政治教科书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恢复周礼，然后走向大同。《左传》记载历史事件，是为了从具体历史事件中，寻求建立礼治秩序的路径。所以，《左传》对历史事件的记叙和阐释，是有选择的记述与诠释。
《左传》表现出的作者的政治观，集中体现在对礼的阐述方面。作者对历史事件中存在的礼崩乐坏的现象提出了大量批评，如《隐公元年》云：“豫凶事，非礼也。”(11)《隐公五年》云：“公矢鱼于棠，非礼也。”(12)《隐公八年》云：“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13)《桓公二年》云：“取告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14)《桓公三年》云：“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15)《桓公十五年》云：“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16)《庄公十八年》云：“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17)凡此种种，被作者指为“非礼也”的行为，不胜枚举，“礼”成了《左传》的作者判定是非的重要尺度。
非礼是罪过，而被赞为“礼也”，则无异于殊荣。《隐公六年》云：“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隐公八年》云：“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18)《桓公二年》云：“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19)《桓公八年》曰：“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桓公九年》曰：“冬，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桓公十四年》曰：“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桓公十七年》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20)《庄公八年》曰：“治兵于庙，礼也。”(21)《庄公二十八年》曰：“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22)《左传》的作者既以“礼”褒扬合礼之行为，亦告诉如何才合于礼。
在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是一部礼治政治教科书。《左传》之所以如此强调礼，是与作者对礼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3)又《桓公二年》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24)又《僖公二十八年》曰：“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25)又《文公二年》曰：“礼无不顺。”(26)又《文公十五年》曰：“礼以顺天，天之道也……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27)又《成公二年》曰：“礼以行义。”(28)又《成公十三年》曰：“礼，身之干也。”(29)又《成公十四年》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30)又《成公十六年》曰：“礼以顺时。”(31)又《襄公十一年》曰：“礼以行之。”(32)又《襄公二十一年》曰：“礼，政之舆也。”(33)又《襄公三十一年》曰：“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34)又《昭公四年》曰：“诸侯无归，礼以为归。”(35)又《昭公五年》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36)又《昭公二十六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37)
礼是社会文明的成果，同时也是社会堕落后拯救社会的路径，《左传》的作者在记叙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忘记对政治问题发表政见，而对与礼相关问题的论述，正是这种政见的集中表现。作者认为，礼是调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妇之间关系的规则，礼意味着秩序、等级、和谐；治理国家，安定社稷，领导人民，不能没有礼的约束；礼与信义刑罚、为人处世、奉天行道、强国富民、政治善恶密切相关；没有礼，就难以做到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国家富强、战争胜利。所以，《左传》作者的立场首先是政治家，而后才是历史文献家。也正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左传》重礼之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强调重民的思想，其批判暴君，以及以礼“正民”、“平民”、“民听”，而认为礼是顺天，顺天则不虐幼贱，即不欺压小人百姓，无不显示出在思维过程中把民生当作根本关注对象的特点。
《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38)这是大夫季梁劝说隨侯的一段话。隨侯自以“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会得天神之祐，而季梁则认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39)忠民就是利民，利民才能得神之助。民为神主，先成民后致力于神是正确的态度，反是，则本末倒置。在民神关系上重民的态度，既体现了君民神三者关系中民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人神关系中人的重要。神代表天命，天命顺民、利民，同时，“天道远，人道迩”(40)，紧紧把握现实的人道，考虑百姓之意志，是《左传》作者所极力宣扬的思想。又《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曰：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41)
邾国是一个小国，当迁都之际，祝史卜卦，“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能置一己之利益于不顾，以为君主之任务在于利民，而非为利君。
礼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政治学范畴，《左传》的作者在礼的问题上，表现的不仅仅是礼的关怀，而是通过礼，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寄托了作者的情感倾向。
三、《左传》的写作立足于对春秋社会的批判
《左传》为阐释《春秋》而作，是一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叙述历史事件的历史著作，但是，《左传》记载的二百六十年的史事，不是完全的客观记述，而是随时充满了作者主观价值判断的批判精神的记述，这又是与《春秋》一脉相承的。有人怀疑《左传》说《春秋》的目的性，认为《左传》不传《春秋》，事实上，《左传》牢牢把握住了国家的一切政治都需要贯彻为民的目的，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或褒或贬，但中心却是对春秋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是与孔子对春秋社会的蜕变的忧虑一脉相承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2)又《汉书·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43)
左丘明写《左传》的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所以，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即明确阐述孔子对春秋社会具体事件的评价。之所以《左传》比《春秋》有“具”即详尽的特点，是因为孔子时代，“《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关于《春秋》的批判精神，孟子与汉代学者都有论述。《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4)又《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5)又《孟子·尽心下》云：“《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46)
孟子认为，《春秋》是一个乱世，而孔子创作《春秋》的目的，就在于拨乱反正，所以，《春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是体现王道理想的著作。孔子在《春秋》所记战争，虽然有相对的善，但是，对战争本身，孔子都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的。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47)
虽说《春秋》不独讥刺而已，但是，采善贬恶，而立足于批判，却是毋庸置疑的。《春秋》的批评是隐晦的，贯彻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左传》作为解释《春秋》的一部著作，继承了《春秋》所具有的价值观，但却改孔子之隐晦委婉而为直截了当，其批判大人君臣，而不为隐讳，早已体现在左丘明创作的动机之中了。
四、《左传》具有细节虚构的文体特征
《左传》是《春秋》的传，这是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等《春秋》解经著作的相同点。同时，作者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一定是通过合理的推测，完成了对《春秋》所记事件的详细经过及细节的复原，而这种复原，毫无疑问是具有敷衍和虚构成分的，这是《左传》的文体特征所表现出的独特性。我们如果仔细比勘《左传》、《国语》，以及马王堆出土之《春秋事语》与《史记》等书，发现同一件事件的细节，同一人在同一场景的说话，常常有部分差异。这说明，《左传》具有基本的事实真实性，而细节方面，却不一定是真实的。
实际上，《春秋》简洁，所以其所载历史事件，是实录，而到了《左传》，则多为敷衍。这些敷衍的内容，只能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所以，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当小说看。”(48)这里所说小说，当然不是福斯特所赞扬的法国人阿尔比·谢括利所说的“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49)，而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言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50)。
《左传》记载的是历史事件，但这些历史事件，经过了岁月的浸润，其细节已经湮没在尘埃之中。《左传》的作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后代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这也就成为了《左传》生动性的重要保证。宋叶梦得《春秋三传谳·春秋左氏传谳》解释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云：“传例，凡诸侯有告命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此以旧史言之可也，今言纪伐夷不告，故不书者，以《春秋》言也。然《春秋》所据者旧史，旧史所据者赴告，旧史既以不告而不书矣，传何从得之而复以经不书为说邪？以此知凡事有不见于经，如郑厉公之入，晋文公之出之类，皆旧史所无有，传盖参取诸国之书与杂家小说，相与共成之，不全出于旧史。故每兼见经外事多与经不合，而妄以经不书为义者，皆非也。”(51)叶梦得通过《左传》的一个具体体例，认为《左传》其中有取诸国之书及杂家小说相与共成的特点，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左传》是一部反映春秋时代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纪实体的传记，其叙述事件之完整，描写之生动形象，语言之华美，人物性格之鲜明而具个性，情节之富于戏剧性，无不体现出成熟的叙事笔法。如《隐公元年》记郑武公子之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斗争(52)，除“书曰”以下一段，约四十字表现出与《公羊传》、《榖梁传》一致之传《春秋》的特色。其余部分，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情节、有人物、有始有终的作品。武姜因为庄公难产，因而不喜欢庄公而喜欢小儿子共叔段，欲立共叔段为太子，不得逞以后，又极力为共叔段争取好的封地，并鼓励、配合共叔段争夺君位。共叔段步步进逼，而郑庄公老谋深算，设好陷阱，让共叔段自投罗网。歼灭共叔段之后，庄公出于愤慨，发誓不愿见武姜。但一国之君以不孝示天下，是智者所不为，庄公当然很快醒悟，而机智的颍考叔想出掘地及泉，在隧道中相见的富于喜剧性的会见方式，以践庄公“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作者把人物置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形象，并在冷静的叙事中表明自己的倾向性。武姜的自私、庄公的奸猾以及作者的批判态度，都通过作者的叙事描写跃然纸上。
《左传》以写战争而著称，其中所记大小军事行动三百八十余起，最著名的战争包括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不仅完整，而又有详有略、重点突出地记述了战争的前因、后果及全过程，生动曲折，并在激烈的战争冲突中，体现人物性格，展示主人公之智慧。如《成公二年》(53)所记齐晋鞌之战，作者在描写该战争场面时，紧紧抓住齐侯与晋郤克两辆车来描写，齐侯轻敌，而晋郤克、解张、郑丘缓英勇。通过晋军主帅及其御、其右三人的遭遇，我们可以想见其中旌旗飘动、鼓声震天、万马奔腾、箭矢纷扬的惊心动魄场面。当齐军之败，三周华不注，其丢盔弃甲之狼狈，也不难想象。齐侯之御逢丑父临危不惧，代君赴难，又能全身而退，有智有勇。齐侯虽有轻敌之失，但当战败，为寻找逢丑父，竟能三次冲入晋军阵营，三次冲出，身先士卒，也不失为一位勇敢的君主。
《左传》记事生动，而各种人物的语言又极精彩、传神。另外，又记有各种奇怪之事，如《宣公十五年》云：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雒，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54)
又如《成公十年》所记晋景公二竖为虐、病入膏肓事(55)，《成公十七年》所记声伯梦渡洹水而卒事(56)，本皆属子虚乌有，而《左传》的作者采之以为史实，虽反映了《左传》所成书之时代人们对神秘文化的迷信，却也使《左传》有了虚构性的特征。兼之《左传》之记事、描写，以及人物语言，显然不是完全来自原始之史官记载，大体是作者设身处地，凭情推测。《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无道，赵盾疾谏，引起晋灵公的不满，派麑杀赵盾，麑晨往，赵盾寝门大开，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感叹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57)。麑不忍，以自杀谢罪。麑之言行，无一人见，作者描写得如此具体，虽近情理，却也未必是事实。又《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之生，云楚斗伯比“淫于
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58)。虎乳子文，太过离奇。《春秋榖梁传序》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59)，巫当通“诬”，疏云：“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讬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60)韩愈所谓《左氏》“浮夸”(61)，正是诬的特点。韩菼认为其“好语神怪，易致失实”(62)，以史学要求《左传》，这些指责，似乎是难以逃避的了。但这也正是《左传》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左传》用生动、具体的记载来反映历史，并能在对历史事件的描写过程中运用情节发展、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并喜欢用想象、虚构、夸张的手法，来描写、叙述卜筮占梦、相法灵验、龙斗蛇争、神居鬼现、人鬼交遇、奇生怪死之类的异闻，充满了离奇色彩，其语言生动形象简洁，场面宏大，贺循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63)“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64)，《左传》的作者依据传闻，而把本来简洁的《春秋》之事，敷衍成一个有血有肉、有人物、有情节、有事件、有原因与结果、有矛盾的完整故事，没有必要的兼收并蓄的气魄，没有想象的翅膀，是难以有今天的面貌的，刘知几所谓“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65)。
《左传》叙事之简明生动，描写之详略有致，语言之富于个性，场面之宏大壮阔，于五大战役之故事，可得其极致。所以，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特别强调《左传》记五大战役之美文曰：“《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66)叙事之纲领分明，当然是和语言之美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叙事的完整，描写的生动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刘知几除肯定《左传》为“叙事之最”(67)以外，还极力赞扬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云：“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典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68)刘知几肯定《左传》非一时一人所能作，必数代人惨淡经营，而成典美博奥之文，这是很有道理的。钱钟书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69)而这种数代人的惨淡经营，使《左传》离今日之纯粹的历史著作有一定距离，而更接近于一部文学作品了。
在《左传》产生的时代，《左传》是文学之士所作。经学发达时期，《左传》虽然被列入经部，但经部仍然是文学。近代以来，引进西方19世纪的学术分野，文学一科，被严格限定在想象性作品之中，所以，有的学者主张，《左传》等历史著作，不应该属于文学作品，最多只能是有一定文学性的著作。实际上，我们说，《左传》应该属于具有细节虚构性的文学化经学著作，由于先秦的经学著作涵盖了一切学科，所以，把这种独特的文体所形成的经学著作理解为纯粹的历史著作或者文学著作，或者排斥在纯粹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之外，都是有片面性的。
注释：
①(43)(5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3页，第1715页，第174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52)(53)(54)(55)(56)(57)(58)(6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5页，第1866—1867页，第1874页，第1875页，第1821页，第1823页，第2071页，第1718页，第1726页，第1733页，第1740页，第1746页，第1758页，第1772—1773页，第1731—1733页，第1743—1757页，第1759页，第1765页，第1782页，第1736页，第1743页，第1827页，第1839页，第1856页，第1894页，第1911页，第1914页，第1917页，第1951页，第1972页，第2015页，第2035页，第2041页，第2115页，第1750页，第1749—1750页，第2085页，第1852页，第1716—1717页，第1894—1895页，第1888页，第1906页，第1921—1922页，第1867页，第1870页，第2200页。
⑨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五，《十三经注疏》本；《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42)(47)司马迁：《史记》，第1662—1667页，第509—510页，第3297—3299页。
(44)(45)(46)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714—2715页，第2727—2728页，第2773页。
(48)冯镇峦：《读〈聊斋〉杂说》，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页。
(49)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导论》，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51)叶梦得：《春秋三传谳》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60)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361页，第2361页。
(61)韩愈：《进学解》，《韩昌黎全集》卷一二，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87页。
(62)《左传纪事本末序》，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63)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5页。
(64)《公羊传·隐公元年》：“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200页。
(65)(67)(68)刘知几著、张振培笺注《史通笺注》卷一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第297页，第528页。
(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册第52页。
(69)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