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决定反决定的社会真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对立统一的双方中，存在着决定和反决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除了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以外，也存在着被决定方（反作用方）反过来决定决定方的关系。后一种关系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本文主要针对这点提出决定反决定的社会真义，并由此探究社会的人的自主创造性在社会历史过程之重要作用。
关键词 决定 反决定
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展开，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的能力以及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能力的日益增长，人的自觉自主的创造作用也日益显示出来。人们惊奇地发现，意识、精神、理论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传统普遍公认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物质决定意识、精神的观点不断受到了质疑。从思维与存在的本体论问题来说，物质先于精神，物质决定意识，精神是被派生出来的，处在被决定的地位，这首先是被自然史所证实的无可怀疑的观点。但人类从自然界独立出来以后，自主性和自觉性不断发展，人具有了改造自然和创造自然的强力，而这种强力又是在精神、意识、理论的支配下发挥出来的。在这种事实下，对主体及主体意识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作出更为恰当的解释呢？理论界的观点之所以不敢跨越物质的绝对的决定地位这一步，我以为症结在于：把意识的作用、地位放在意识的起源和产生的原始点上解释。今非昔比，过去之自然与社会非今日之自然与社会，古人非今人，情况迥异，如再用原始点上之眼光看，那么，就必然会使人的现实地位和作用过分受自然物力之扼杀，人的精神力、意识力、理论力的实际已发挥的力量就会被部分扼杀，这无疑有碍于社会的发展。所以，本着廓清理论上的矛盾，公平评价人的现实创造力，弘扬主体精神、意识、理论之作用，激励人们大胆创造、奋发图强，本文着力探讨哲学上决定反决定之真义。观点不成熟，敬请同行们指教。
一
决定反决定是什么意思呢？章韶华同志理解为对立统一中的决定作用和反决定作用，就是通常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即
，其中，作用方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是基础层级，反作用方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属上层层级，两者在性质上的决定性关系与反决定性关系是不可相互转化的。例如，经济对政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决定性质的关系，反之，政治对经济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从属性质、反决定性质的关系，这种决定性与反决定关系，是不可相互转化的。章韶华同志把这种决定反决定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实质。（参看章韶华著的《走出哲学误区一一论决定反决定是一条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按章本人的意思，其观点是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但就我看来，这不但不是发展了，反而是对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实质的庸俗理解，是一种后退。
马克思主义对对立统一的理解，当然有对立双方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关系，有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但真义并不在此，而在于，同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同一，对立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决定了双方有潜在的各自向对方转化的趋势，也决定了双方有决定反决定地位的转换的潜在趋势，即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在质上、地位上是可互相移位的。这才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实质。
在决定反决定的理解上，我比较赞同广西大学社会管理系娄永清同志的观点。娄认为，决定反决定除了作用反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对决定作用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也就是对立双方中，在一定条件下，被决定的一方反过来对决定方起决定作用，他指出章韶华同志的反决定“只有决定多名，无决定之实”，真是一针见血。但娄永清同志认为这种决定反决定关系具有普遍性，即既存在于宇宙、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参看娄永清同志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五期的《哲学相对论》一文）对于这一点，我尚存疑问，故暂不敢赞同。依我的看法，决定反决定的真义只存在于有人活动的地方，即社会环境，只存在于人的现实创造作用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种真义没有普遍性，只有特殊性，这正体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区别，也体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运作所根源的不同的原动力。计划性、目的性、自觉能动性、自主创造性等，使人区别于一切盲目自然，同时也同动物有本质区别。
哲学上的自然界一分为二：①自在自然界，即没有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参与的自然界；②人化自然界，即直接由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参与而改造和创造的自然界，是人与社会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这里所谈与人的世界同时也与人化世界相区别的主要是自在自然界。自在世界的决定反决定与自为世界的决定反决定有本质不同。自在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地位在特定范围内有不可移易性，决定方是第一位的，被决定方是第二位的，被决定方只能起反作用而不能同时也对决定方起决定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中，任何渗进了人的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双方的地位，都有可能存着被决定的方面反过来决定决定方面的情况，这是由社会环境的特点所决定的。社会中的自然环境对人来说，既有先在性，也有后在性，相对于人必然以自在世界作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优先前提而言，自然环境有先在性，但社会中的自然环境主要是人化自然，它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改造和创造的结果，它主要是在人产生以后被人改造，创造出来的，故又有后在性。这种后在性决定了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意识、精神、思想、理论等等，对物质有着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方面。因此，在这里，物质与精神、意识、思想、理论的关系就表现为物质在本质上的先在性、决定性反过来又有后在性并被主体意识所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普遍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症结就在于，把精神仅仅理解为纯粹精神，把精神的作用仅仅理解为纯粹精神的作用，如一个坐着不动，可用意念造物，这恰恰是步了唯心主义之后尘。我们为何不把精神看作是一种具有物质的力量东西呢？为什么不把它看作是实践过程的重要构成部分呢？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观念能客观对象化，客观对象也能观念化，但实践上，却不能得出相应的认识，不敢承认精神的物质力量，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摧毁，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只要我们不是把精神理解为唯心主义的空洞精神，不是理解为仅仅是一种观念幻象，而是理解为一种既具物质力量，又异于物质力量，那么，对于物质的决定作用与精神的决定性反作用就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种合理的解释又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解释。
吴延涪所著《新自然只－－自组织理论与自然系统的演化》一书有助于我们在实践基础上理解决定反决定的真义。依其理论看，人类史和自然史只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人是通过实践建立起同自然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的，人可以通过实践将自然变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这样，人类实践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性质。因此，人在处理自己与自然关系时，即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驾驭自然规律；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改造自然。
二
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无内容的空转过程，规律的形式以内容为载体，这个内容就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导至的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联系，规律每推进一步，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活动的质量、活动的广度、深度的向前推进。由于人类的精神、思想、文化、意识有历史继承性，从创始时代以后的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都发生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因此，人类的总体水平的向上性趋势也就成了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这个必然性可以说是由各种偶然性即各种具体条件下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构成、所决定的过程。这样，就出现了宏观历史必然性制约下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对具体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的情况。
我们既然承认人们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有其深刻的物质原因，但为何在这里偏偏忽略了人们依其而活动的物质条件恰恰主要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所改造过的客观环境这一事实呢？不错，人们是在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制约下活动的，但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过程的载体运作，能不断改造自然，创造人化自然，向自然索取自己所需，成为自然的自觉自主的主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们之间使发生了各种关系，也就创造了社会关系。人们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奴役着人们，但人们又能不断改变社会关系，使之不断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既然是主人，就意味着拥有自主权、有主导性、决定性。这种主人地位的获得是主体精神不断借助实践这一物质载体的运作而获得的，是一个实践过程。因此，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不断发挥精神的物质力量从而不断征服、决定自然，不断创造新社会、逐步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精神、意识、思想、理论之伟力，正如前面马克思语：“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为加强这方面的决定反决定的论证，在这里不妨借助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述。毛泽东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还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些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三
在历史人物的作用问题上，我们也能看到反决定的社会真义。导师们的观点（如普列汉诺夫）是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来承认历史人物的作用的。基本观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成熟时，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要求，但到底谁能成为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主导者，又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拿破仑，还会有别的人来充当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这柄宝剑；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就会有别的人来充当雅各宾派的领袖……等等。由此就否认了历史人物对他们该时代或他们所处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决定作用，而只是承认他们的巨大作用是或巨大影响。
有一点不知学者们是忽略了还是故意不理，类似普汉列诺夫等前辈们的观点，是在一种假说前提下提出的。这里我不禁要问：历史能假说吗？我认为如果作为后人更好吸取经验教训，选择将来更好的创造历史的途径，那么不妨作些假说，我们姑且称这种假说的历史为非事实历史。但如果是要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应遵循既定的历史，这种既定历史可称之为事实历史，也即已铸成的无可磨灭的既成事实。假说的历史不同于事实历史，它无论是对它的时代社会还是后代社会，都没有起到真正似物质力量的触动，真正触动社会的是事实历史，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既成的事实历史，又在既成的事实历史上不断开创新的历史。从既成的历史看，彼得大帝、拿破仑、罗伯斯庇尔、毛泽东、列宁等伟大人物、历史人物，都是不可取代的，后人所面临的是这些人物的领导下所造成的既成影响，而不可能是被假说的人的影响。历史的奇妙之处、奥秘之一就在于不能假说，它不因什么“如果……”而改变，比如不会因为假说没有江青、没有路易十五的重妃、没有武则天、慈禧等，历史就成了另一番样子了，特定时代的特殊人物对特定历史阶段的进程有不同程度的决定性影响，这已是铁铸的事实。历史事件的发起、组织、导致的结果等，这是由已经发起、组织、导致结果的人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后来假说的某个人来决定的，正如不能假说莫罗将军在纳威战役中不牺牲而以其取代后来出现的拿破仑及其地位、作用一样；某段历史的进步、历史的推动，都是由那些已经起过伟大作用甚至决定作用的人们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后来人假说的某人来完成的，正如马、恩已完成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巨大贡献，不能用假说的人去取代他们一样。假说是科学研究和探讨的前提，历史学常借助一些假说来总结历史，以便为后人创造更完善的历史提供参考。但决不能因此而用假说的历史来评价过去的历史，更不能取代过去的历史。
象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假说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也就是只重视对正作用的假说，而轻视对反作用的假说。从意识的反作用来说，正确的理论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进展；错误的理论（包括引导方法）会阻碍、推迟、拉退社会前进的步伐。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当然是偶然的，在他那个时代来说，许多人能占据这个席位，但若这个席位被别的人所占据，那么历史就将是别的样子了，乐观点说的话，历史会得到较大的推进；悲观点说的话，历史的步伐可能会被阻滞甚至拉后。人们总喜欢对过去的事情作出正假说。娄永清同志在《哲学相对论》一文中讲到，有个外国人曾假说：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搞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末，中国今年能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是已实际达到的九倍。这种只重正作用的假说无疑是置中国国情、民情、老百姓心理、思想观念于不顾，纯粹是主观的设想。当时情况下的老百姓，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共产党和毛主席，让他们上刀山、下火海都会毫不迟疑，但要控制他们生育，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果真强行计划生育，当时新中国的政权非崩溃不可，更谈不上能有接着而来的生态保护、经济、政治改革。毛泽东的高人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了如指掌，引导人民顺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用其革命思想振兴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进程。”这就是历史的事实，无论任何人如何假说，这种历史都不会因此而发生丝毫改变。
既然承认历史不能用假说来替代；既然把精神理解为在实践基础上既具有物力、又超物力的现象，既然承认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那么，就不能否认主体及其精神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就不能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来否认历史人物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这样，宏观范围内的物质条件的制约性下有微观范围的主体的决定性的观点就是成立的：精神化作物力并在特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也应该是成立的；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人类主体意识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的反作用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