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尚未来临——兼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变动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转折点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的“第一转折点”，其特征是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开始明显上升；另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的“第二转折点”，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终结，二元经济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刘易斯特别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Lewis，1958)。国内学者对经济转折点的界定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是蔡昉(2007)的定义，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时，二元经济逐步转变为一体化的均衡现代经济，这一时点即为‘刘易斯转折点’”。由此可见，在转折点的认定上，国内学者的观点与刘易斯本人提出的概念并不一致。准确地说，这一劳动力由无限剩余转变为有限供给的时点，只能算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民工荒”自2004年在沿海地区发生后，这几年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且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这一系列表象与“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征兆甚为吻合(包小忠，2005)；某些统计数据似乎也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逆转。国内外学术界因此敏感地判断，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并预测中国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局面正在形成。不过，这里引起纷争的“转折点”，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应当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从无限剩余向有限剩余转折的时点。假若这一推断成立，乐观地说，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将得以缓解，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相关问题的解决也指日可待；但悲观地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这很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经济部门扩张的阻碍，使中国失去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为此，本文试图根据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指标，针对目前工资上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动等引起激烈争议的几大焦点问题进行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以期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劳动力供求的现实形势和解决就业矛盾提供参考。
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评估指标
“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点，也是工业和农业两部门间劳动力转移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自这一转折点之后，劳动力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工业资本与农业劳动将作为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均衡分配经济增长的利益。显而易见，无论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分析中国的就业形势，都必须首先对转折点的出现作出正确评判。因此，评估指标的科学性非常重要。综观已有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认同可以将工业资本深化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变化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技术评估指标(南亮进，2008)。也有学者将经济中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工资是否普遍持续上涨作为转折点来临或临界点的评判依据，认为这一标准更符合刘易斯经济理论的实质内涵(赵显洲，2010)。蔡昉(2008)则将转折点的评判标志简单地归结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人口类型转变两个方面。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是目前能够较准确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指标，同时也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评判，无论是处于农业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第一转折点”，还是处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第二转折点”，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都是必不可少的评判依据。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概念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建立在衡量边际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的估测法，在这一方法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那部分劳动人口，即使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Lewis，1958)。这一方法虽然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刘易斯的核心思想，但现实中实际转移出去的并不一定是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劳动人口，学术界对它的争议较大。第二种方法是基于农业边际收益来判断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认为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是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那部分农业劳动力(Jorgenson，1967)。这一估测方法虽然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但在目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收益普遍低于非农产业的状况下，剩余劳动力总量被高估的可能性很大，估测出的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比较欠缺。第三种方法是从宏观层面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额(Rawski，2001)。这一界定强调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平衡的重要性，然而，劳动力需求变化是个动态的过程，很难加以量化，因此，这种测算方法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不大。
中国究竟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能被广泛接受的定论。归纳而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结果：一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为1.5亿及以上。例如，何景熙(2000)根据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标准工时来确定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时，认为低于这一有效工时的就是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方法，他估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为1.5亿；农业部课题组(2000)参照日本1985年的农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评估，指出中国尚有1.8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基于1998年数据)。第二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在1亿左右。托马斯·罗斯基、米德(1997)根据中国22种农业生产活动的技术和成本参数，估算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或可能超过1亿人”(基于1984-1992年数据)；王红玲(1998)从生产函数入手创建计量模型，在假定前提为“经济系统中存在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能使该经济系统达到收入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公式，其估算结果为1.17亿。第三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在5000万以下。例如，王检贵、丁守海(2005)采用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衡量标准，测算出在当前农业发展水平下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600万左右(基于2003年数据)；蔡昉(2007)通过建立农村农业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模型，根据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大因素对农业劳动力的外出概率的影响进行测算，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为4357万。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很难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给出一个统一的具体数值。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研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不明晰有关，各个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内涵上的重叠与外延上的差距导致了测算口径的不统一。不过，虽然这些研究结果在客观上的确缺乏直接可比性，但仍具有一定的相互印证价值，无论采用哪一类结果，“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这一结论都确凿无疑，这也是“刘易斯转折点”的相关研究必须面对的事实。
(二)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变化，在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议中，中国庞大的人口存量一度成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的重要依据，社会各界因此对标志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质变可能的“刘易斯转折点”表现出特别关注。李建新(2006)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多体现在人口存量上，在人口规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劳动力供求格局不会出现实质性改变，真实意义上的转折点也不会出现。近年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年龄结构吸引了更多的关注。陈卫(2008)在对新增劳动力的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是导致相对劳动剩余量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的重要因素。如果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总量逐渐减少，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工业部门无论怎么样提高工资，也难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供给，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因此受阻，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必然受到影响，进一步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减缓甚至停滞，“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将会延迟。
Bloom et al.(2003)的研究将“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变量提升到了重要的高度，认为不同年龄的人口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形势与未来发展中的意义。少儿人口是投资密集型消费群体，老年人口是需要照料和供养的消费群体，只有成年人口才是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源泉。因此，即使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不同年龄结构对“刘易斯转折点”何时出现的贡献程度完全不同(周祝平，2007)。在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中，“人口红利”与“人口抚养比”两个概念被频繁提及。这里所谓的“人口红利”，指的是“在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蔡昉，2008)。人口红利曾一度是国际竞争中中国形成比较优势的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孙自铎，2008)。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人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形势可能出现逆转的忧虑。假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求转折点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刘易斯模型的内涵，作为转折点来临标志的劳动力短缺应当源自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效率的提升。那么，应该怎么评估“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并且，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通常会伴随人口总量的下降，究竟是人口压力缓和的正面效应占主导，还是因此造成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呢？这是一种长期利益与短期得失的均衡，也是相关研究应深入探讨的问题。王丰(2007)在研究中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10年之后逐渐减少，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届时社会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人口负债概率增大。如果这一预测成为事实，那么，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很可能面临劳动力全面短缺，这是不是可以成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另一个评判依据呢？不过，这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与转折点中基于农业工资上涨导致的原因不同，它虽然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但与刘易斯模型的内涵并不完全吻合，对此应当如何评估，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必须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才能使工业扩张具备必需的基础；也只有当农产品剩余增加到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充足的消费品时，才能保证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拉尼斯·费景汉在对刘易斯模型作进一步深入拓展时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扩张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也是转折点来临的前提”(Ranis and Fei，1963)。处于刘易斯转折的第一阶段时，因存在大量边际产量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量，工业部门只要付给等于或略大于农业平均产出的工资，便能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而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的第二阶段后，劳动力输出已使剩余劳动力大为减少，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很可能造成农产品剩余减少，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实质性提高是在农业保持高产出的同时继续输出劳动力的必要条件(刘洪银，2008)。并且，也只有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农业产出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才会逐渐减少至没有，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发展才能沿着平衡路径向转折点快速靠拢(方齐云，2008)。在刘易斯模型中，转折点被定义成两个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时点。“边际生产率”是个抽象的概念，基本上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因其具有较强的可衡量性而通常被当成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章铮，1995)。由此可见，在农产品剩余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农业资源要素向工业部门输出的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都是对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估依据。
三、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始现验证
(一)争议焦点之一：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的大幅上涨
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的大幅上涨局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者们对于这一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可能征兆十分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刘易斯模型认为，农业中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稍微提高工资水平，就能获得劳动力要素源源不断的供给，工业部门因此能得到不断扩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会进入良性循环(Lewis，1954)。由此可见，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的，当其转移到一定阶段后，将出现劳动要素的稀缺，工业部门只能在被动提高工资水平的状况下才可能获得必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因此，评判一个国家“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变动(上升)是一个重要标志(唐茂华，2008)。不过，导致工人工资变动的原因有很多，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工人工资变动当作“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推断依据，而应作出区分。有以下两点必须明确区分：一是工业部门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缘于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升的传递效应，还是缘于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二是即使工业部门工资的上升是农业部门收入提高的结果，也必须观察这种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缘于劳动力转移，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政策因素所致(黎煦，2007)。根据这一判断标准，对于目前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的有关“刘易斯转折点”争议，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解释：
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到几乎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同步的这一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甚为相符。蔡昉(2010)在对每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2004-2007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均7%以上，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其实际工资增长率高达19.6%，由此他得出结论，在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清晰可见。吴要武(2007)对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都非常显著，且地区之间工资差距正在缩小，其中以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率涨速最快，这些特征与“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相吻合。
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就业的复杂状况，单从城镇非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这一现象就判定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宋世方(2009)从农业生产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为现阶段农业工资上升并非缘于劳动力持续转移带来的农业边际生产力提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农业平均收益提高的结果，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内涵不符。唐茂华(2008)也强调，现阶段农民工工资上涨，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工资转折，而非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它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综合素质提高的结果，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这种工资上涨现象很可能与劳动力供给充足状况并存，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并无直接关联，更不能作为中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逆转的依据。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农民工进行工资维权的结果，不能随意套用“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学内涵(周健，200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农业工资显著上涨的时间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工潮”以及2003年以来“民工荒”的发生时间刚好契合，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农业部门制度工资的上涨是缘于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上升效应的传递，并非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致，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内涵不相吻合(王德文，2008)。如果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刘洪银(2008)指出，经过长期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下，农业产出水平仍然稳定，农业制度工资水平也在稳步提高，可见，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没有带来农业总产出的减少，也没有造成农业制度工资水平的下降。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农村还存在不少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甚至趋于零的剩余劳动力。这一情况显然与验证“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重要条件——两部门间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的要求相去甚远。Green(2008)将研究置于中国国家宏观政策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工资上涨是中央惠农政策扶持的结果，而工业部门工资被动性提高只是这种效应的延伸。并且，现有研究所利用的数据大多来自正规部门的官方统计，而事实上，对于“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目前大多就业于非正规部门，因此，纯粹以官方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以准确反映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真实现状。
(二)争议焦点之二：以“民工荒”为表象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成功地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及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劳动要素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民工荒”发生后，这一问题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对中国劳动力供给形势转变的关注，更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关注。
在国外相关评论性研究中，Green、Knight以及世界银行得出的结论最具权威性。Green(2008)在渣打银行的一个特别报告中指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非农部门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充足，中国劳动力转移远没有进入“刘易斯转折点”；Knight(2007)从中国人均收入角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此相似，认为尽管中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都大幅提高，甚至增长相当迅速，但整体上其增速仍落后于人均GDP，无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稀缺阶段；世界银行2007年季度报告得出的结论同样是“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其论证依据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工资上涨只是工资由过低水平逐步调整到合理水平的体现；二是中国还存在着大量户籍在农村但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尚无准确的参照值；三是基于技术进步导致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这一原理，可以推断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劳动力短缺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World Bank，2007)。
国内学术界对于“民工荒”是否反映了“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也有支持与质疑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以蔡昉为代表的拐点支持论者认为，“民工荒”就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由无限剩余向有限剩余转型的证据，中国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张晓波等(2008)对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88个村庄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贫困地区农村的雇工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一现象是劳动力短缺在全国蔓延和“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又一验证。基于这一劳动力短缺现象是在制度性障碍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发生的，耿元、林玳玳(2007)进一步确认，“刘易斯转折点”提前来临证据充足。与此同时，蔡昉等(2008)基于多个行业工人实际平均工资上涨现象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劳动力正在成为稀缺生产要素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民工荒”背后有着深厚的人口存量与人口流量变动基础，它不是一种局部的和结构性的现象，也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表现，而是一种趋势，一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质变的趋势。
与此相反，以樊纲、周天勇、刘伟等为代表的拐点反对论者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大幅下降，劳动力短缺始现，而“民工荒”是伴随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存在发生的。如果运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可忽略”这一拐点条件来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持续多年后的现阶段，中国粮食产量仍然连年递增，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未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推断不能成立。关于这一结论，相关研究给出了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很大程度上只是农民工在评估预期劳动报酬和城市就业机会之后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外出就业的现实情况差于农民工的预期而出现的短期失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只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劳动力短缺，并非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持续吸收后的短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具备(刘伟，2009)。第二种解释认为，近期出现并蔓延的劳动力短缺，部分原因在于中央“三农”政策的积极影响，是务农比较收益改善导致农民迁移决策变动的结果，并非缘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吸收，与“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不符(周天勇、胡锋，2010)。第三种解释则着重强调流动成本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认为只有在转移净收入超出其临界工资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作出流动的决策。近年来，城市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直接导致已转移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上升，即使在非农产业工资远高于农业工资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水平不能达到预期值，就难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不愿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部门无法获得必需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劳动力剩余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的局面就会出现。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由于流动成本上升形成的劳动力供求失衡，显然与“刘易斯转折点”上有关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不相符合(侯东民，2009)。第四种观点则基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技术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差异来作出解释，将目前的劳动力短缺归结为结构性失衡。例如，王呈斌、毛晓燕(2008)基于浙江省345家民营企业、11家人才市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指出，“用工荒”实质上是“技工荒”，是一种初级技工和中级技工紧缺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钱文荣、黄祖辉(2007)利用对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12345位农民工、2586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也将这种“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局面同样归结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白南生、陈传波(2008)则从地区差异的视角证实，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的确还存在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综上所述，在目前中国传统农业改造有待完善、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经济增长方式也需作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短期波动符合经济规律，目前学界针对“民工荒”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不足以支持“刘易斯转折点”来临这一结论。
(三)争议焦点之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
人口转移流量决定着剩余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是探讨“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于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学界有以下三种研究观点：
第一种研究观点：农业剩余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户籍、土地、住房、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都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重要原因，农民工随时可能回流返乡，随时都可能重新成为农业过剩人口，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可能完成最终转移，“刘易斯转折点”被无限期延迟。袁志刚(2006)的研究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拐点，在此之前的劳动力迁移，准确地说只能算是一种城乡分割制度下的流动，是一种随时可回流的不稳定迁移，在这一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刘易斯转折点”不会真正来临。周健(2008)则将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以及城市化发展进程缓慢等状况归结为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也认为农民工在真正完成市民身份置换之前，劳动力供给不可能出现实质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种研究观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返乡回流论。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学术界除了继续关注企业微观环境中“强资本与弱劳动”的局势外，还从经济社会制度与政策变化的角度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与回流，特别对农民工回流造成企业用工短缺这一“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可能征兆进行了分析。例如，马红梅、金彦平(2009)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现象，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持续多年的成果付之东流，而这一劳动力回流现象是基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的，是经济萧条排斥低端市场劳动力就业的一种必然。潘晨光、娄伟(2005)认为，就业选择范围狭小是导致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目前已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无法满足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需求，他们严重缺乏从业于较高层次工作岗位的能力。唐茂华(2008)着重分析了中央惠农政策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认为政策扶持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提高，降低了农民工迁移的预期收益。这些都导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钱文荣、黄祖辉，2007)。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劳动力仍将处于城乡间“候鸟式”的循环流动状态(张辉金、萧洪恩，2006)。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出现的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部分缘于政策性务农比较利益的改善，更多的原因仍在于体制障碍。不过，无论缘于哪种原因，这种因回流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都不符合“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特征与条件。
第三种研究观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释放论。与前两种基于拥有自主决策权的农村劳动力本身角度所作的解释不同，有学者从资本替代劳动的角度提出了其它见解，认为现代技术、农业投入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劳动力需求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黄乾，2007)。通常来说，耕地与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当劳动力供给超过耕地所需时就会出现劳动力剩余。同理，当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耕地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大幅减少，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劳动、资本等基本要素将被重新组合，此时将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被土地所释放(田岛俊雄，2008)。可见，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再释放，还会增加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显而易见，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达到“刘易斯转折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在目前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中，学者们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作出了不同解释，虽然这些观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为判断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形势与变化趋势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从已有研究来看，笔者认为，目前现有证据还不足以支撑“刘易斯转折点”来临这一观点，准确地说，应当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来临这一结论尚不能成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刘易斯理论，劳动力从无限剩余到短缺的转折，只有在由非政策性的内生变量引致时才可能称作真实意义的“刘易斯转折点”，而中国目前出现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政策因素导致劳动力需求上升与农民工进行工资维权的结果，是一种由外生变量引致的工资变动，并非缘于工业部门为继续吸引劳动力而作出的被动性工资提升，与“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条件不符。第二，由于户籍制度等种种障碍，中国农业劳动力迁移一直表现为城乡间“候鸟式”的循环流动，具有相当强的不稳定性，宏观环境的变化或个人及家庭迁移决策的改变，都可能促使农民工随时流回农村而重新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且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劳动力还将不断地被释放。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并没有实质性地缩减，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与以劳动力成为稀缺生产要素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背道而驰，可见，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距离“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目前社会各界基于“民工荒”现象所作出的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种种论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比照经济繁荣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之上的，而目前劳动力供求关系所表现出的剩余与短缺并存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在工业部门存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中国农村还有大量未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此可见，“民工荒”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失衡，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短暂波动，以此推断“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显然有失严谨。
根据刘易斯模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拐点应当是“第一转折点”，而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殆尽之时劳动力转移才进入真实涵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达国家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较为深入，论据也十分充分，尽管这里有资料丰富、数据准确等多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但也得益于其研究严格依照“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学内涵展开。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对工资上涨、非技术劳动者短缺等表象的描述上，没能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这与研究者没能充分理解“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特别是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不够明确有很大关系。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必须严格区别“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真实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这是准确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前提，也是正确评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中国劳动力供给形势与变化趋势的基础。
简单地说，刘易斯模型是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针对剩余劳动力总量的观察显然必不可少。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目前尚无一个可靠的、能得到各界认同的权威性数据，与之相关的结论也都难以令人信服。为此，严格界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统一测算口径，是下一阶段相关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农业劳动年龄人口、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等概念的区分需引起特别关注，这将直接影响到测算数据的准确程度。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有关劳动力供给趋势的研究，或是对“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探讨，人口存量变动与人口流量变动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流量来缓解人口存量矛盾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剩余劳动力与人口老龄化并存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但是，无论目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如何庞大，在劳动力输出持续一段时期后，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会因此消失。那么，应如何看待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从学科交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与现代工业扩张的作用同样重要。然而，根据刘易斯理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带来农业工资上涨，从而迫使工业部门提高工资，导致企业主利润和资本积累减少，这会直接影响工业经济的扩张，进而导致工业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使“刘易斯转折点”延迟。反之，如果不注重农村经济发展，或是重视不够，就很可能因粮食或其它农产品短缺而导致工业经济发展停顿，“刘易斯转折点”仍然会被延迟。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优匹配模式是什么？它又该如何实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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