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形成范畴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范畴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都在迫切地需要和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着手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形式的范畴”。因此，本文现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同行。
广义的中国资本形成范畴应该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形成三大内容。狭义的中国资本形成的范畴，主要是指金融资本形成。本文在此所探讨论述的中国资本形成，是狭义的资本形成，讨论的内容将限制在金融资本的形成上。
中国资本形成的根本来源只能是国民储蓄。由于国民储蓄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国民收入用于消费的剩余，因而国民储蓄的多寡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所占的份额。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要提高一国资本形成率，必须压缩国民收入分配中国民消费的比例，提高国民储蓄率，增加资本供给。但是，就国民储蓄本身来看，它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而不是现实资本，只有当国民储蓄转化成国民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资本形成率不仅取决于国民储蓄率，还取决于国民投资率。
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消费与储蓄（国民储蓄）结构是由计划指令性安排的，国民储蓄格局的主体是政府集中储蓄，几乎形成了单一化政府储蓄的国民储蓄结构；国民储蓄向国民投资的转化也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在方式上表现为政府直接的实物投资；形成了国民储蓄结构与国民投资结构相配称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与使用相均衡的资本形成结构。（参见表一、表二）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从表一可以看出，1978年以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或国家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其来源基本上依靠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只有少量投资依靠企业自筹资本。
从表二可以看出，1978年以前，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重心的严重倾斜，企业和居民储蓄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形成低收入的消费节俭储蓄和高积累、高财政支出资本形成体制和形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种资本形成体制的优点是：便于国家集中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便于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平衡。从而宏观经济调控比较有力。然而，这种资本形成体制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其一，单一化储蓄结构与单一化投资结构容易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使经济结构僵化和畸形发展；其二，忽视不同经济体的利益要求，往往以牺牲某一方的经济权益去满足另一方的经济要求，不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其三，单一化储蓄结构和单一化投资结构使资本形成缺乏应有的权责约束，使各方不关心储蓄，只争取国家投资；其四，单一计划实物投资，拉大了投资与市场的距离，容易导致盲目投资，使一部分预付价值在项目投产以后，不能通过市场顺利实现价值循环，限制了生产能力的发挥，影响了资本利用效率。
国民储蓄和国民投资结构是由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决定的。1979年以后，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和企业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不断增长，政府可支配的收入则不断下降；与此相适应，国民储蓄结构也随之变化，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的居民储蓄上升最快，企业储蓄的变化带有较大的波动性特征，政府储蓄则不断下降，特别是1993年后呈直线大幅度下降，使国民储蓄格局由过去的单一化政府储蓄转化成多元化的国民储蓄结构。（参见表三）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陈玉光：《我国居民高储蓄及其向投资转化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在国民储蓄结构剧烈变化的同时，国民投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相对于国民储蓄结构来说，这种变化要小一些，于是便形成了两种结构的偏差，而且这种偏差分离的程度越来越大。（注：参见魏礼江：《改革中的宏观经济》第2章及附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陈玉光：《我国居民高储蓄及其向投资转化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也就是说，在传统体制下国民储蓄结构与国民投资结构基本上是均衡的，政府、企业、居民各自花费自己的储蓄，政府既是最大的储蓄主体，也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因而其社会资本主要通过自我储蓄和直接实物投资的方式形成。改革以后，由于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政府既不是最大的储蓄主体，也不是最大的投资主体，而且政府储蓄所占比重下降最快，相对的政府投资比重下降较慢，居民储蓄所占比重上升较快，相对的居民投资比重上升较慢，引起了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经济流程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化国家财政集中分配变成了全社会多元化多层次收入分配，社会资本形成由过去的政府集中储蓄、直接实物投资的形成方式，转化成多元化储蓄结构和多元化的间接价值投资的资本形成方式。这种资本形成方式的转变，从直接意义上看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引起的国民储蓄结构多元化所决定的，但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新的经济流程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苏醒以后，各种深层次利益约束关系不断建立和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带来社会资本形成方式的更新，并由此向我们提出了必须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形成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迫切地需要和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着手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形成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形成范畴呢？我认为，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形成范畴，简言之即是，国民收入向资本的转化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本形成是以金融形成的方式，通过市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完成的，它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为载体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方式；另一种是以银行信贷为载体，通过银行存款和银行风险贷款的形式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方式。而在这两种资本形成方式中，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建立、完善和发展，第一种资本形成方式，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直接融资方式，将越来越重要，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形成这一范畴的具体内涵的表述和思路，我以为，可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即三个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必须实现全面的经济化和平等化。一方面，收入分配只能按法律关系确立的税利分配标准进行，不是随意的愿收多少就收多少，也不是随意的愿缴多少就缴多少；另一方面，经过收入分配以后确定的可支配收入，其流动方向和流动方式，完全由政府和企业自己决定；企业应该不能再倒逼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无偿的或非经济的流向自己，政府应该也不能超经济的或超法律规定的征用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因而政府与企业之间可支配收入向资本的转化，只能采取间接的价值形成方式。
第二，各经济体的经济权益主体形式日益独立化，社会经济权益结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愈来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不仅表现出对收入分配以后形成的可支配收入的强烈占有欲，而且还表现出对自身发展考虑的收入增值和经营扩张欲，为此就必须将收入转化为新的投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项目投资的起点不断提高，依靠自身可支配收入积累进行大规模投资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收入支配权不断强化和利益扩张冲动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传统的经济资源无偿集聚方式解决，只能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通过间接的价值投资方式和直接的融资方式来协调这种利益矛盾，这就促成了社会资本形成方式的更新。
第三，在传统体制下，由于采取政府集中储蓄和国家直接实物投资的方式，因而国民储蓄的决策权和国民投资的决策权从总体上来说是统一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没必要，也不可能选择其他形成的方式。改革以后，随着国民储蓄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经济体对可支配收入占有独立化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与追求，导致了国民投资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国民储蓄结构与国民投资的需求结构又打破了传统的均衡格局，日益呈现非均衡状态，使国民储蓄决策与国民投资决策相分离，因而储蓄向投资转化所决定的资本形成方式，也就多元化起来。除了国家直接实物投资方式外（这种资本形成方式已逐步越来越缩小，所占比重已越来越低），资本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为载体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方式；另一种是以银行信贷为载体，通过银行存款和银行风险贷款的形式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方式，这两种方式又统称为金融形成方式。而在这两种资本形成方式中，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建立、完善和发展，第一种资本形成方式，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方式，将越来越重要，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并且，这种资本形成（融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和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其意义越来越大，其作用愈来愈重要和显著。
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形成范畴的意义何在呢？我以为，概括讲其意义在于它适应了现代商品经济运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并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内在要求。但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提高国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的可用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分配愈来愈呈现分散化的趋势，各经济体，特别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到底是用于消费还是储蓄，并不遵循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而且现时消费还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在这种经济环境里，一方面，直接的、分散的自我储蓄，缺乏必要的内在与外在的经济约束，不仅国民储蓄的基础不稳定，而且经常变动消费比例，也不便于经济体对储蓄资源的自我利用；另一方面，由于储蓄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很难对分散的小额储蓄通过向投资的转化形成社会资本。然而，如果借助了金融储蓄方式，不仅能有效地克服直接储蓄的弱点，还能使储蓄的经济意义充分发挥，即通过金融储蓄中的利率机制，可以构筑国民储蓄的内在与外在利益约束机制，不仅能充分地动员储蓄，提高国民储蓄率，还可以使已经形成的国民储蓄保持相对的稳定，并通过金融的投资转化，将分散的、易变的储蓄资源转化成可用的、巨额的货币资本。
二是有助于提高投资的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益，进而提高资本形成的质量。在传统体制下，投资只是政府的事情，储蓄与投资几乎完全集中于政府，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人为地拉长了投资与市场的距离，很容易造成投资的误配置；加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对投资项目的集团拉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投资误配置；同时，由于投资决策和投资使用之间缺乏应有经济约束机制，决策者与使用者都对投入资源的使用效果不负责任，从而再一次放大了投资的误配置，使资本形成从数量上看是逐年增长的，而从质量上看则是不断下降的。在资本的金融形成方式中，储蓄与投资是分离的，因而资本形成过程至少涉及储蓄者与投资者两方当事人，甚至还要金融机构介入基中，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经济要求权，因而要完成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过程，面临着诸多的经济约束，从而使投资的选择比较慎重，限制了投资误配置发生的概率，相应地提高了投资的效益，使资本的形成具有较高的质量。（注：参见黄志凌：《资本形成与金融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三是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形成的一个严重不足在于直接融资薄弱，即金融资产证券化程度很低，这正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资金普遍短缺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解决中国资本短缺的唯一出路和途径，只能是加快实现金融市场证券化。目前和今后，中国应当加倍培育和维护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使之在现有基础上不断规范、成熟和壮大，以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总之，加快实现中国金融市场的证券化，这将是现阶段中国资本形成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必将为中国资本形成寻找出一条光明前途和道路，它必将对中国经济更加高速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形成离不开金融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形成的方式愈来愈呈现金融化趋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选择。我国理论界对于金融在资本形成中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对现代化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深化的。在传统体制下，由于对商品经济本身的认识偏见，金融本身也处于被抑制状态，社会资本的金融形成通道狭小，金融的资本形成功能不可能得到正常发挥。近年来，随着对商品经济的重新认识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也开始在实践上自觉利用各种金融机制，发挥金融在筹措资本、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总体上说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中国资本形成范畴，将中国的资本形成与金融市场创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资本的金融形成方式是社会资本形成方式的主体，社会资本运动是以金融为中心，不同的金融市场体制将导致不同的资本形成效果与运行效果，而特定的金融市场体制又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一定的金融理论指导下形成的。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形成与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金融市场体制障碍，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待澄清，有待深化的认识分歧，因而以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出发点，深入研究资本形成中的金融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研究课题还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现代西方货币经济的有关思路为基础，借鉴西方现代金融学、货币经济学提供的技术方法，创建以中国的资本形成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形成理论和金融市场创新深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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