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ney R.White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城市论文,Rodne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2009）06－0111－08
城市发展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规划建设生态城市可以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作出贡献，从而延缓气候危机的出现。而规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在土地使用等方面采取恰当的物质性措施，并使其与概念性及政策性措施融会贯通；也需要通过城市与其他系统及要素关系的生态化转型、城市自身的生态化完善和城市生态化建设等予以推行。在以上这些方面，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Rodney R.White（罗德尼·R.怀特，以下简称怀特）教授具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下文将主要以怀特教授的《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ty》（Woodhead Publishing Ltd,2002）① 为例，从其对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及根源；生态城市内涵及特征；规划建设（实现）生态城市的途径等方面的论述和阐释入手，归纳分析其生态城市学术思想的相关内涵及特征。
1 怀特对现代城市发展问题的生态学剖析
怀特对城市发展问题的生态学剖析具有较独特的角度，涉及了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及根源，是其生态城市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1 城市发展问题剖析的角度
怀特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剖析，是从物质和概念（理念）两方面进行的。其中，物质主要包含土地、空气和水，概念包含新陈代谢、病理与健康（表1）。
“新陈代谢”指城市物质流和废物流在城市中的运行。“病理”指城市机能失常，而“健康”则是“病理”的“反面”。怀特认识到，将新陈代谢、病理与健康这三个概念运用于城市系统可能存在的“简单类比”在某些学术圈中会受到诘疑。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将城市简单归类为“建成环境”，并认为其是无生命的并不全面和准确；因此，他坚持，“事实上，人们可能可以证明，将城市看成是通过个人与社会行为组织起来的人类系统更有益且更精确，而不应将城市视为仅仅由砖、灰浆、水泥和钢铁组成的聚合体。”② 显然，将新陈代谢、病理、健康概念结合土地、空气和水等要素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剖析，是整合物质性措施与概念（政策）性措施的前提，具有一定的新意。
1.2 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
怀特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有些观点还是给人有益的启发。
1.2.1 环境污染严重且具有普遍性
尽管世界上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相同，有所谓的“褐色议程（brown agenda）”和“绿色议程（green agenda）”之分③。但，怀特认为，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已经使人类的居住地陷入灾难的境地——从最富裕的到最贫穷的城市生态系统皆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城市生产和生活高度聚集，从而产生出巨量的垃圾、被污染的空气与被污染的水。以大气污染为例，一些城市距优美的山峦并不远，但因为城市空气浑浊、能见度下降，人们在城市中无法看到山峦的轮廓线。尽管一些西方城市或许已使“黄色浓雾”绝迹，但无法杜绝由人类的汽车和发电厂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O[,2]和NO[,x]，这些有害气体随着人们的呼吸而被人类吸入体内。由于以上有害物质的循环转化，城市的食物和饮用水也同样受到了污染。世界银行的研究给出的数据可以部分说明城市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的儿童，正呼吸着可能和每日两包香烟一样有害的空气……据一项1990年的曼谷大气铅污染研究估计，有3—7万儿童因高铅水平而冒着损失约4个（或更多）智商点（IQ point）的风险（World Bank,2000:141）”④。
1.2.2 城市人类安全堪忧
怀特主要是指出了城市人类在空间方面及生物学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他认为，由于世界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人们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这种集中所导致的可达性优势在对商业和社会运行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给城市生活带来多种内在风险。比如，人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威胁，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由于城市空间规模变大，城市也极易受极端气象事件和地震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灾难放大的可能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当城市社会在技术方面变得越来越成熟时，它也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生物学的原理。城市市民对其食物和饮用水质量不再有信心，也不知道将城市废弃物归置何处。怀特也对城市人类安全堪忧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揭示，他将其部分归咎于城市空间尺度巨大和高度的人工性所致的城市人类的“感知麻木”，他指出，“由于我们很少能看到城市四野，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城市周边有山峦环绕。由于水体在城市排水管中穿流，我们因而也就不知道城市下部还有其他水体运行。”
1.2.3 城市化的生态—经济效益存在问题
怀特对城市化（他将其称为‘城市进化’）过程中的生态—经济低效益现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城市进化既未考虑其能源效率，也未考虑城市在全球水文循环中的位置。城市生活的“现代化方式”有着深刻的缺陷。在能源和人类健康方面，它非常低效并且维持费用极高。当经济资源紧缺时，作为人类生活支持系统的现代城市的缺陷就将变得愈加显而易见。此外，城市对水资源的浪费仅仅次于农村。他警告，城市发展的生态—经济效益某些不合理方式可能会使城市“毁灭”。他举例道，“你可以像美国已经普遍做的那样建造城市高速公路，但这种‘解决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它毁灭了城市，使城市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和围绕着办公街区的停车场所取代。在多伦多，约40％的土地被用于汽车设施，与之相比，开放空间与公园仅占7％（City of Toronto,1998）。”
1.2.4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城市社会不稳定
怀特认为，“古代城市的进化和发展所形成的人居环境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场所、民主的基础。然而在现代城市中，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经济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使用，然而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无疑，这是城市社会环境问题的表现，因而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组成部分。笔者联想到中国城市的现状，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城市中贫富分异加大的现象进行了分析[2－3]，这些分异既涵盖收入水平、职业差异、居住区位，也包括身份认同、社会意识、社会归属感等，甚至影响了某些阶层后代的生存发展走向，是城市社会欠稳定的原因之一。
1.2.5 城市转型过程中产生新型环境问题
怀特注意到了城市发展新形势下或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新兴环境问题”。他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近期抽取的地下水比过去200年少，一场更为隐蔽的“水威胁”正在伦敦形成。大量耗水的工业，如酿酒厂和食品加工厂，逐渐从伦敦市区搬到郊区或是迁移到了海外。而19－20世纪伦敦建造的建筑依据的是当时呈普遍现象的较低的地下水位。现在地下水位重新上升，伦敦许多建筑的地基因而受到了威胁。其一，上升的地下水威胁了建筑的地基并增加了它们遭受洪灾的可能性。其二，地下水上升区的地面通常遭到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活动的高度污染。因此，上升的地下水可能转移污染物并将它们引入城市供水系统之中。许多坐落于沉积盆地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巴黎，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这种城市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环境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因为，中国许多城市也正在进行类似的产业转移及城市转型，以往中国城市政府和规划师往往认为其只具有正面的、而不认为其会产生负面的生态环境效应。怀特所描述的伦敦案例，带给中国城市某些警示。
1.3 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根源
对现代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应该从物质、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多方面进行，单方面及简单的分析意义并不大。怀特正是从多角度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1.3.1 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
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指的是其构成要素（物质、能量和人口等）的空间高度集中性与其表现形式的高强度性。有资料表明，城市在自然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城市用地面积占全球面积的0.3％），却集中了大量的能源、物质和人口。大量的能源、物质在城市中高度聚集，高速转化。有人测定城市生态系统内能量转化功率为每平方米每年（42－126）×10[7]J，是所有生态系统中最高的[4]。怀特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更多地是从能源的角度认识。他指出，城市目前的发展模式需要大量额外的人力（或是非人力的）能源，这些能源大部分由燃烧矿物燃料产生。这一模式还需要巨量的其它资源输入（主要是土地、矿产资源和水），并相应产生具有潜在危险的、令人棘手的废弃物质。目前，城市人类废弃物的汇集地（sinks）并不能吸纳所有的废弃物，超额的废弃物破坏了这些汇集地的机能。城市运行所需的巨量物质性需求及“汇”功能的丧失，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而其与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密切相关。
1.3.2 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衡，发展观出现偏差
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衡首先表现在认为“人比环境更重要”，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次，也表现在资源与残留物的关系失衡。对此，怀特认为，“有关人类系统资源使用和残留物处置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两者之间严重缺乏平衡”，此外，人类的发展观出现了偏差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主要反映在对发展的盲目追求上，怀特精辟地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对于‘更多的（more）’病态追求已经导致土地、水和空气受到了污染。人类正在改变大气的构成，正在降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不计后果地扩大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或盲目提高生产量，正是造成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及所有生命所仰仗的生物地质化学循环之间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演进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使人类逐渐变得越来越脱离自然界。”
1.3.3 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简单化思维
其一是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以前，如果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产生了自然环境问题，富人们就会往上风向、上游，或是城外迁移。人们习惯于通过建造更宽的公路解决交通拥挤，对产生污染的工业和垃圾也只是简单地将它们搬走，人们已经将掩盖或转移问题看成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其二，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深层次审视，未从效率角度对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城市进行研究。怀特指出，城市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对城市特定方面的研究较多，呈现出“断续”的特点，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缺乏等都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简单化思维的表现。
1.3.4 过分依赖技术
怀特认为，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以及使用技术时的轻率有关（尤其表现在现代城市处理城市废弃物时）。怀特很认同比尔·范德堡（Bill Vanderburg）对依赖技术倾向的批评：“现在是认识到我们已经掉入了‘技术迷宫’的时候了。‘技术迷宫’这个比喻看来很恰当，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自身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事实上仅仅是使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其结果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所有生命系统的日渐衰败（Bill Vanderburg,2000）。”怀特也对单纯使用工程技术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试图以拓宽道路和建设高速公路解决交通堵塞；开浚河流和铺设大管径的排水管解决洪水问题；铺装的人行道取代裸露的小径——所有这些举措都非常低级（不符合生态学原理）。”怀特认为，单纯依靠技术不能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一个大问题是，人类在提高能效（如汽车引擎）方面的技术成功所减少的排放量无法超过由人口持续增加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排放量。”
1.3.5 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思维）
城市居民的非理性思维及生活方式是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缘因；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其具体的表现。怀特指出，“在家庭层面，人们普遍认为成功的象征是拥有小汽车，而罔顾小汽车已经造成街道拥塞、空气污浊，还让富有阶层的驾车者罹患了‘道路狂暴综合症（road rage）’——一种由交通拥堵而引致的具有原始性和堕落性特征的暴力行为。”其原因是因为小汽车具有“钻石效应”，可以相当程度上满足人的炫富心理和虚荣心。此外，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之一。对此，怀特指出，“在印尼现代化地区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期望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成功人士完全相同；而巴西和英国的成功人士的追求也是毫无二致：一座现代化的住宅，一辆小汽车和国际旅游，都是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说，正是西方生活方式的迅速扩散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这步境地。”
1.3.6 城市土地使用及废弃物处理方式不符合生态学法则
怀特对城市土地使用中违反生态学法则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现代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促使人们浪费所有的资源，尤其是浪费土地。突出表现在抛弃城市中心的衰落区、占用城市外围农田进行建设。这种土地使用模式导致城市蔓延，居住密度极低，公交几乎无法运行，并且导致“现代城市建立起了一种依赖垃圾填埋和依赖汽车的城市文化。”这种单功能土地使用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些城市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污染问题过于简单化的解决方法。它挥霍能源，产生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Richardson,1992）。在处理废弃物方面，城市也表现得不尽合理。城市先是在商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浪费原料，随后，又花费大量金钱收集固体废弃物并把它们运往越来越远的地区填埋。城市并未学习和掌握如何利用自己制造的废弃物。“只有人类会制造废弃物；大自然的其余成员都是重复利用每样物质的。”
1.3.7 若干环境问题的集中和同时出现使城市人类困境加剧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与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人口剧增、粮食不足、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在城市地域的集中与汇聚，以及其负面效应的交叉叠加呈现密切相关。其具体表现为：水资源缺乏与全球气候变暖叠加；人口增加与资源、粮食供应短缺叠加等。怀特认为，这种“汇聚或叠加”并非巧合，“正是恰好因为人类拥有了增加所有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的生产量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迅速增长，突然地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时间节点。”
1.3.8 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
作为城市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管理（含政策）的偏差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肯定难辞其咎。对此，怀特指出，“我们的错误可以回溯到发生于1950—1960年代的西方城市快速郊区化时期。那时汽油非常便宜，在规划城市时不考虑节约能源，也不考虑汽车的能耗问题。设计师属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美国式汽车化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所有能够供应得起的国家的标准和规范。城市郊区低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石油导致了一种居住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依赖小汽车解决诸如上下班、购物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出行需求。每天花费1小时或更多的时间上下班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或规范。今天正在与之奋斗的许多城市环境问题实际上都是这种过时的、不经济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
2 怀特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及分析
怀特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比较丰富，下文将主要从生态城市的内涵特征、发展生态城市的必然性、规划建设（实现）生态城市的途径等方面展开分析。
2.1 生态城市内涵及特征
怀特对生态城市的定义为：“一种不耗竭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不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为人类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城市”。在这里，可以发现怀特关于生态城市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前提，即：“不耗竭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不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此外，怀特所定义的生态城市在生活标准方面，并不是很高，而是“适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怀特已经认识到生态城市应该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自律性。所谓生态城市的自律性，笔者以为应包括如下内涵：①生态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区域和全人类负责任的基础之上，绝非随心所欲，百无禁忌；②生态城市的发展也必须在生态极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不可超越；③为了长久地维持生态城市的特质不变，生态城市必须对自身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其中就包括限制城市的人口和规模，管理人的出行和享受，管理和规范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内容；④生态城市既具有自组织、自调节、自抑制的机制，具有自我维持、自我完善的能力，人类在推行生态城市建设中，也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这种能力⑤。
关于生态城市的特征，怀特至少提出了如下几个，其表述具有较明显的个性：①生态城市是人类所能建造的最持久的（可持续的）居住地类型；②“生态城市”远不止是一种象征，生态城市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展目标；③生态城市是对环境问题具有灵敏反应的城市，是生态友好、具有竞争优势的城市。生态城市能够为商务和居住提供高效的能源环境、有效地利用资源。生态城市“随着全球环境竞争的强化，其优势将与日俱增”；④生态城市具有合理的紧凑型并具有多样性，“我们必须在城市核心和郊区恢复较高的建设密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可以通过就近提供居住、就业和服务的混合土地利用模式达到。多样性——在这一情况中指土地利用和经济社会功能的多样性——是健康生态系统的一个本质的特征。”
2.2 发展生态城市的紧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内缘性
怀特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中，对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内缘性多有涉及，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2.2.1 紧迫性：生态城市是长久延续人类健康生存的必须
基于人类种群的自身利益，环境质量对于延续人类自身是必需的。环境质量既不是一件奢侈品，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必需品”。由于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没有任何地域比城市环境更需要环境质量。在现代社会之前，城市死亡率一直超过乡村，处在城市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下的城市，已经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发展生态城市，可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人类的健康水平的提升和人类种群的维持具有积极的作用。
2.2.2 必要性：生态城市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城市安全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城市生活的性质已经成为生物圈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城市生活既对气候变化的演进起着重要作用，气候变化也对城市生活质量发挥着重要影响。气候变化最终对人类社会及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人类在他们活动的整个范畴中，特别是在那些与能源利用、食品和原料生产相关的活动中如何作为。怀特认为，由于富裕国家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80％，并且贫穷国家的城市人口比率持续增加，城市也越来越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袭击，因此城市的运行方式影响着气候变化的发展态势。生态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减少对自然环境包括对气候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生态城市（尤其是低碳型生态城市）是人类应对对人类性命攸关的气候变化、提高城市安全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2.2.3 可能性：城市集居区向生态城市转化具有一定的潜力
总体而言，怀特对实现生态城市的可能性还是比较认同的。他指出，通过人均占有较小的空间、谨慎地使用资源、仔细地处理残留物这些举措，城市具有使人类的居住地与生物圈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状态的可能性。城市具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的示范性潜力。构成城市显著特点的人口和活动的集聚为高效率地使用资源和“汇”提供了机会。城市已经存在的技术也为取得生态经济效益方面的巨大进步提供了工具。可以发现，怀特所认同的实现生态城市的可能性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的合理的紧凑性、谨慎地使用资源和处理废弃物，以及合理地利用技术等方面。虽然不尽全面，也给人们一定的启发。
2.2.4 内缘性：发展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怀特对城市向生态化发展的内在原因的认识主要包括“能力”与“动机”两个方面。他认为，在能源高强度使用与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城市既是各种环境问题的主要始肇者，也是其负面后果的主要潜在受害人。这就为城市提供了两方面的动力：其一是顺应城市及城市人类正在承受的环境变化；其二是尽快地减少城市与自然系统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城市既具有迅速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又具有这方面的动机。城市具有能力是因为城市在其范围内管理着交通运输和土地使用等事宜，城市能够推行一系列的适应性政策。城市具有动机是因为城市迫切需要同时解决许许多多的有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如空气质量、交通拥堵、水的传输以及电力传输等。可以认为，怀特对生态城市发展内缘性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生态城市的普遍性。
2.3 规划建设（实现）生态城市的途径
怀特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中所包含的实现生态城市途径的内容，具有较丰富的内涵，涉及的范围较广。笔者将之概括为三大方面。其中，每个大的方面又各包含若干要点。
2.3.1 城市与其他系统及要素关系的生态化转型
（1）向自然学习，使城市规划和管理向生态化转型
怀特认同Odum,H.T的观点，即，人类必须重新向自然生态系统学习如何运作，这样才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模拟体，并重新利用人类的废弃物（Odum,1971、1983）。也赞同McHarg与Owen的观点，即，人类要学习与自然共存（McHarg,1969; Owen,1991）。怀特并将这些思想引入其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思想中。他指出，要审慎地分析人类在城市地区中的所有活动，观察它们如何影响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尤其要在气候变化的复杂问题的大背景下，观察城市活动对一系列循环过程的影响。这应该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所有影响是相互联系的。怀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城市设计与管理的生态学处理方案。为了使城市与人类仰赖的自然世界相协调，规划师、政治家和市民应该确立“城市是生态系统”的概念，城市的运行应该与自然界相协调。城市应该摒弃可以将城市的残留物输出到其它地区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应该理解物质过程的内在循环，应整合城市的残留物，并将之作为人类对生物圈中其它生命应担负的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模式生态化转型的重要内容。
（2）将城市新陈代谢与人类新陈代谢、将人类健康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
新陈代谢的定义是“在生物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的总和”（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89）。在城市类比中，它指的是进入城市的物质流（主要是水、食物和燃料）通过生产和消费进行的转化，以及废弃物（废水、固体废弃物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怀特认为，许多城市环境中循环的物质与人体内循环的物质是相似的。诸如“健康城市”、“绿色城市”和“环境健康”等词汇正是试图表征这种内源性物质循环与外源性物质循环之间的相互影响。古代哲学家致力于将人体微观世界的运转与地球的宏观世界运转相比较（Gould,1999）。而在现代，“除了思考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标准或是居住密度等特定标准以外，我们已经将人体健康和城市规划彼此割裂。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通过将所有这些标准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解为一个内生作用的系统，可以找出某些改善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建立一种与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所要求的物质平衡更为协调一致的观点，对城市这样一种最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更应如此。”
（3）城乡共生
城市系统与周边乡村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功能与生态关联。然而，以往人们错误地认为获取农村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很少考虑农村人民的权利，或是没有真正考虑农村资源的长期可用性。为了处置城市废弃物，建设低密度住宅区和建造高速公路，就草率地决定农村必须为城市划拨土地。以致农村地区的大气环境现在已被威胁健康的臭氧所污染。怀特特别对某些城市利益集团对乡村的漠视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电子通讯价格低廉的时代，农村与城市利益集团间的对话从未变得像如今这么薄弱，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富裕国家中城市人口占压倒性的多数，并且城市人正变得对农村生活越来越无知。
2.3.2 城市自身的生态化完善
（1）增强城市的“自给性”
怀特坚信，通过改变城市依靠远方区域支持的现实，通过将需求和供应一同带回城市，使城市更加自给自足，城市就可以“走得更远”，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他特别指出：“我们必须保证城市不将其问题转移给农村也能正常运行，我们必须使城市重新成为一个对生物圈起可持续作用的角色。”关于如何提高城市的“自给性”，怀特也举了一些生态工程的例子，如用建筑垃圾建造新建筑的基础，用“生态处理机器”⑤ 进行污水处理，利用生物质能以及在住宅与商业建筑中安装光伏阵列发电装置等等。
（2）发挥城市市民在规划建设生态城市中的作用
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型，必须发挥城市市民的作用。在这方面，怀特的看法引人深思。他指出：“生态城市如果一定要建设，将主要由人们在地方层面上操作，而不是单纯仰仗规划师或政府。”当然，怀特并不是完全否定城市市民以外的阶层的作用。他也同时指出，为了使生态城市成为可能，需要来自所有层面政府的引导，需要通过国际协定和国家立法来确立新的激励机制。
（3）借鉴田园城市生态学思想内涵
怀特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生态内涵具有一定的认识。他指出，需要一种城市确实可以吸收它自身的残留物的思考路径。并且认为，最近的同类观点诞生于100年前、由规划了田园城市的霍华德提出。实际上，霍华德将田园城市看成“是以一种有益的模式吸收城市残留物，城市与周边农田呈现出共生关系的城市”（Howard,1898）。怀特认为，霍华德将一个生态合理的城市稳固地建立在土地使用规划与自给自足的财政规划的基础上。一个健康的、生态合理的城市需要邻近的绿色空间，最好是由农场组成，以吸收城市的残留物。怀特批评道，“现实情况正相反，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了一种高度破坏性的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互动关系。几乎每个西方城市都抛弃衰败的城市中心区的土地，而同时，却毁灭着城市周边的绿色空间。将这种过程形容为癌症毫不为过。”
2.3.3 城市生态化的若干可为举措
（1）适当高密度
1987年，美国城市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在其《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一书中，提出了其所期望的理想的生态城市应具有的特征就包括：在已发展地区，鼓励高层建筑及高密度的土地使用形态，以避免对都市外围之环境敏感地区造成开发的压力；生态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是紧凑的，是三度空间发展，而非平面的扩张模式（图1—2）[5]。
与理查德·瑞杰斯特一样，怀特也认为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之一是适当的高密度。他指出：“高密度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而言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背景下。”“城市的高密度并不一定注定导致令人沮丧及不经济的状况出现。”问题的核心是学习如何在高密度背景下“生态”和“诗意”地栖居及聪明地生存。这里，怀特对城市高密度属性的“天然性”的阐述，实际上是对城市某方面基本属性的肯定和强调，也阐明了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背景的某些特征。
图1 平面蔓延城市与紧凑城市[5]
图2 城市平面开发与紧凑开发[5]
（2）原有城市建成区的生态化转型
生态城市从其区位而言，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其一为新址新建，其二为对原有城市建成区的生态化改造。怀特认为，大多数的城市生态化过程将基于现有的人居环境之上，而非基于农田上的新镇。因而，通过更新现状建筑、工厂与交通系统，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使城市向生态化演进。只要有可能，新建筑应该建造在已经城市化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棕地上。已经被证实为“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的现有技术，在促使原有建成区的生态化转变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3）发挥政治家、规划师、工商界等的合力
按照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EM）理论的观点，工商界及企业在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下具有改善环境的内在动力[6]。怀特也指出，如果在政治上下了决心，我们确实拥有恢复城市生态平衡的技术手段。而形成这种政治决心则应该由城市政治家和城市规划师等共同负责。然而，他们只有受到社会其它成员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成员包括城市中的工商界，特别是环境行业（它们坚持通过更具进步性的方法获利）；“绿色社团”，包括学者、环境活动家和绿色政治家以及普通市民等。这表明多种合力的有机结合，是实现生态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
（4）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调控
怀特对掌握城市生态系统的运行动态及趋势特别重视，他引用西方古语“你不能管理那些你不能衡量的”来说明整体掌控城市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性。他指出，经常性地利用一些城市运行指标是建设生态城市过程中的必须，这些指标既反映了城市在典型性的经济活动范围内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应在所有空间尺度上搜集这些指标——从国家到城市再到私人住宅。最关键的是那些影响主要生态系统流的指标，如人均水使用量、人均碳排放，以及户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等。此外，怀特也将追踪所有进入城市系统的输入物（流），检验这些输入物（流）支持人类活动的效率，并追踪所有废弃物的“化学归趋”（chemical fate，即形态转化）作为调控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内容。他指出，这些输入物与废弃物的数量的集合决定了市民生态足迹的大小，了解输入流与废弃物流是将生态足迹规模减少至地球能够承受水平的协同努力的第一步。
（5）减少通过量
通过量（throughput）是戴利和寇布（Daly and Cobb）1989年提出的概念，以解释用于维持人类经济的原料的数量。怀特认为，这一概念与沃尔曼的“新陈代谢强度”（metabolic intensity）、瓦克内格尔和里斯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都有相似之处。这一概念明晰表征用以实现人类各种活动，例如摄食、洗涤、工作与娱乐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数量。
减少通过量要在个人、家庭、建筑业、住宅等方面综合进行。怀特认为，建筑业是减少通过量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将建筑材料再利用作为减少垃圾数量的重要一环。英国的“垃圾税”对建筑材料的再利用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在美国，被拆除的住宅建筑垃圾的70％（体积）被重新利用（表2）。由表2可见，美国被拆除的居住建筑垃圾中有73％被重新利用。无疑，这对减少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具有重要的意义。
（6）以综合手段解决城市大气问题
怀特解决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采取综合手段。包括：土地使用的调整；在城市各个系统推行能源节约；采用可再生能源；处理交通运输过程中的污染；征税、需求管理等。同时，将减少大气污染与全球变暖对城市的影响和城市在减少SO[,2]方面的策略予以紧密的结合（表3—4）。可以认为，前者具有“预案研究”的性质，而后者则是以综合手段解决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具体体现。
3 结语
生态城市的学术思想随着全球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怀特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具有自身的特征，其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剖析角度，对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的辨析，对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分析，对生态城市内涵及特征的表述，对发展生态城市的急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内缘性的论述，以及所提出的规划建设（实现）生态城市的途径的各项观点，均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体现出独特的洞察力，对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及规划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当然，在借鉴和参考的同时，予以审慎的思考和鉴别也是需要的。
收稿：2009－09
注释：
① 中文版见：Rodney R.White著，沈清基、吴斐琼译．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中文译名的确定出版社占了主导意见。
② 下文出现的双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参考文献[1]。以下不一一注明。
③ “褐色议程（brown agenda）”是对贫穷国家及城市的环境状况的归纳。“褐色议程”城市问题包括：较高比例的市民生活贫困，没有可靠的收入，也没有使用清洁的水和卫生设备的权利，对人们健康最主要的杀手还是传染病，如疟疾、麻疹、肠胃炎。“褐色议程”非城市问题主要是指农村的土壤侵蚀问题。“绿色议程（green agenda）”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及城市中存在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大气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等环境急务（environmental preoccupation）。这种简单的归纳并不一定准确，但也较清晰地说明了发达国家城市与非发达国家城市在城市环境问题表现及解决步骤缓急方面的差异。参见参考文献[1]。
④ 下文出现的此种“芝加哥注释法”所注的引文，皆是Rodney R.White在《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ty》书中所引。以下不一一注明。
⑤ 引自笔者2009年7月14日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年会上的报告：“生态城市的本质内涵及核心特征”。
⑥ “生态处理机器（living machine）”是一种各类生态技术的集成器。在设计“生态处理机器”时，就像许多传统的机器一样，将其设计成能够承担可控制的工作，如生产燃料，生产食物，转化废弃物，净化水，恢复退化的环境，调整和改善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等。以降解污水为目标的“生态处理机器”主要由高等植物如芦苇组成，使用自然的生物学过程对下水道污水和工业污水进行净化。参见参考文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