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与外交政策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外甚嚣尘上，广为流传。这种论调不仅小国有，大国也有；不仅中国的周边国家有，远离中国的国家也有。这种论调甚至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颇有市场。为驳斥“中国威胁论”，本文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本质，由此说明，即使在新世纪内中国必将崛起，但也是和平的崛起，绝不会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
一、古代中国的强盛与“朝贡和睦”外交的被动性
自公元前221年开始，大一统的中国长期处于强盛地位的事实已为世人所公认。尽管在公元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法、英等西方国家通过内部变革和外部侵略逐步强盛起来。但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及综合国力仍维持了长达300余年的领先地位。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总量中的份额仍占28.7%，为世界第一位，相当于今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量中的份额。而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量的1.8%。（注：胡鞍钢、常志霄：“经济全球化透视：理论和历史”，载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在长达2000余年的强盛时期，中国没有实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性外交，总的指导思想却是“朝贡和睦”的被动性外交。所谓“朝贡和睦”，就是以中国周边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朝廷敬献礼物为象征的一种外交制度。其特点是，中国与外国之间交往的和平性、互利性，以及名义上的不平等性。对于中国来说，其外交政策的本质则是被动性：或者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或小国的入侵，中国为了怀柔对方而采取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或者是这些少数民族或小国为赢得中国的支持与帮助而主动要求中国实施朝贡外交。所以，有的学者说，中国外交上的“朝贡是防御性、非侵略性的体制。朝贡的目的是为保护中国农业文明的和平环境”。（注：陈洁华著：《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从秦始皇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实施被动性外交的显著标志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地处北方的秦赵燕三国为抵御其北部国界之外的匈奴、东胡、林胡等游牧部族的侵扰，分别修筑了长城，派军队戍守，以抵御这些游牧部族的掠夺。战国后期，匈奴乘中原各国战事频仍、无暇他顾之机，竟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套地区。秦统一后，秦朝先是在军事上派大军出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而后又在原来秦赵燕三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绵延5000余公里的万里长城，以防御匈奴的进一步侵袭。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都曾在北边与各游牧部族边境地带筑过长城。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刺等部族的侵扰，前后修筑长城18次。（注：《辞海》，“长城”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中国实施“朝贡和睦”被动性外交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对朝贡国采取“和亲”政策。这种“和亲”政策从汉代开始实施。如果说秦始皇称帝后还有“开疆拓土”的扩张行动，那么，从汉初的高祖皇帝开始，就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从而开创了“朝贡和睦”外交的先河。那时，面对北方匈奴屡犯边境，汉高祖接纳谋臣建议，遣公主嫁于匈奴，纳为亲戚之邦，其后，文帝、景帝、元帝等各朝都曾将宗室和公主下嫁外国和外族。据统计，汉代的“和亲”有近十例，“昭君出塞”成为千古美谈。汉代以后的五胡十六国对外“和亲”达33例，隋代有11例，南北朝时仅北朝就有46例。（注：陈洁华著：《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90-92页。）唐代也有文成公主嫁于吐藩松赞干布的著名范例。当代外交家杨公素指出：中国“每次下嫁公主必须陪送许多金银玉帛、中国的土特产和各种工匠及技术”，所以，“和亲实际是用美女、金钱买得一个和平。”（注：杨公素著：《外交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这就是“朝贡和睦”外交的和平本质。
中国长期实施“朝贡和睦”的被动性外交的原因何在？
首先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中国在亚洲东部，所处的是长期相对封闭的区域。东部和南部是茫茫海洋，西部和西南部是高山峻岭，北部是广阔沙漠。那个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无法逾越这些自然障碍。尽管在北部可以越过埃埃沙漠，突破国界，如在元代或清代，但也因价值不大而退缩。
其次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大一统社会导致中国长期遵循儒家思想，其中的核心理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被充分运用在外交政策之中。于是就形成了自己不愿被别人侵略，同时也不愿侵略别人的指导思想。
最后，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强盛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没有发展起任何一个可以与中国竞争的大国或强国，也使得中国能够长期实施这种“朝贡和睦”的被动性的外交政策。
关于“朝贡和睦”外交政策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有一个概括的说明，“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而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注：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正是“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在世界的东亚地区创造了延续长达两千年的国际秩序。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认为，这一国际秩序更准确一点说，应当称作“中国的世界秩序”，因为在这一秩序中，“参与的成员所应用的观念同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符”。（注：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集》，陶文钊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这一国际秩序“作为文明模式和战略体制，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古代亚洲诸多复杂的磨擦”。（注：陈洁华著：《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107页。）
二、近代中国的衰落与“以夷制夷”外交的被迫性
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明显走向衰落。1820年，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前两名的经济大国，他们在世界总产出中所占份额高达42.1%。然而到1913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1%，尚不抵美国一国的份额(19%)，1950年更降至10.2%，而这两个国家的GDP之和仅相当于美国的1/3强(37.6%)，其中，中国从1820年28.7%的历史最高点下降至1950年6.2%的历史最低点。（注：胡鞍钢、常志霄：“经济全球化透视：理论和历史”，《WTO与国家主权》，第23-38页。）
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中国实施“以夷制夷”被迫性外交的最主要原因。所谓“以夷制夷”，就是中国基于自己的衰弱地位而不得不联合其中的一个大国而反抗对中国威胁更大的另一个大国，以使中国遭受比较小一些的损失。其主要特点是要以弱对强，以小抗大，获取比较利益。
中国实施“以夷制夷”的被迫性外交的第二个原因，也是由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首先使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很容易突破茫茫海洋、高山峻岭以及广阔沙漠的限制，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用大炮侵入中国，以获取巨大的利益。中国被迫与生产力高于自己的外国进行交往，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实行“以夷制夷”被迫性外交政策。
中国实施“以夷制夷”的被迫性外交政策第三个原因，从思想文化传统方面来说，是中国在与强于自己的强国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国家打交道时重新运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用过的外交战略，如“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在大一统时代实施“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时，这些外交战略似乎使用不上，而现在却派上了用场。因此可以看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虽然在本质上是被迫性的，但其中也有主动性的成份。
所谓“夷”，就是“蛮夷”，即落后野蛮的民族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早在汉代就已萌生。有学者指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渊源甚早。从汉初北伐匈奴失败，中原农业社会感到对抗塞北游牧民族不易，为制驭戎狄，发展国势，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两汉时期，为对付匈奴，经略西域，遂广泛采用分化、联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于突厥强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进行解决。其后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纥之兵，以为应付。可见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农业社会政权为主体的中国，早已有其传统经验。（注：“谈古论今：以夷制夷——两宋历次联夷外交概要及其得失”，www.excitecity.com/china/chat/car/messages/35577.html.）但是，“以夷制夷”之法在古代中国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外交方略。因为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弱国，强盛中国的基本外交方略是“朝贡和睦”。“以夷制夷”只不过是偶而为之的外交策略。
“以夷制夷”之法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入侵中国以后逐步形成的。19世纪初，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仍然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注：［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特别是1860年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条约后，“中国的皇帝不再要求居于西方人之上”。但这时，他们仍将西方列强看作“蛮夷”之邦。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清朝甚至想把他们——特别是英国人纳入中国朝贡制度的框架之中，只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受阻。这些“西方蛮夷无意学习以中国之道来统治中国，纳贡制度便随着清王朝一起灰飞烟灭”。（注：费正清：“中国的世界制度：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25页。）无可奈何之下，走向衰落的中国清朝政府不得不实行“以夷制夷”之法，即在不同时期联合那些对中国威胁相对小的国家以对抗那些对中国威胁更大的国家，因此，“以夷制夷”作为国策，实质上是弱国的战略。
最早将“以夷制夷”作为中国外交方略提出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魏源，他在1844年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写道：我们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基于对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分析，魏源还主张实行“以夷攻夷”的计策，即联合美国和法国从海路进攻英国本土，联合俄国和廓尔喀从陆路进攻印度，支持暹罗收复新加坡，这样使英国四处受敌，不敢来远犯中国。（注：王福春：《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论》，http://edu.beida-online.com/data/datal.jsp?db=sanjiao&id=wangfc21.）开始，中国清朝政府接受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在技术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以对抗西方的侵略。洋务运动的产生就是这种方略在实践中的表现。而后，“以夷制夷”的方略又被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并成为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基本指导思想。李鸿章可以说是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的大师。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牵制法国，即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注：冀城：“自强、进取、抗争——洋务运动三十年”，http://202.103.10.50/book/history/yangwu.html.）在90年代中日战争后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李鸿章已经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同时，动用外交影响，“以夷制夷”，保护了东三省，并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政治主张。但“弱国无外交”，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注：“我们怎么看待历史人物”， 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3-27/zm200327-1.htm）可以说，“以夷制夷”的方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被迫”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清朝政府覆亡后，孙中山创建的革命政府也时常使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他曾经联合美日等国以抗英法，在其晚年又实行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政策。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更是经常周旋于美日英法苏等大国之间。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时也明确提出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即联合苏联以抗美英。当时的文件说明：“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注：《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甚至50年代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边倒”政策和70年代联合美国抗击苏联等也是“以夷制夷”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运用。总之，在一百多年被侵略和被欺凌的历史中，中国如不实行“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其半殖民地的结局可能更惨。
三、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和平共处”外交的参与性
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首先，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逐步由专制集权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国家。其次，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国逐步由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第三，经过长期含辛茹苦的努力，中国人民不断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自由和社会生活的自由。这些巨大变革，是中国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谓“和平共处”，就是中国要与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友好相处，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其特点就是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概括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本质则是对于世界各项事务的参与性。
中国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主权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相结合，构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思想。从20世纪初中华民国的建立到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直到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目标，无不是追求平等的，并且是和平相处的美好境界。
中国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的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认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实施两千多年的“朝贡和睦”的被动性外交政策的条件已经成为历史，当代的中国不仅要面对生产力水平比中国落后的国家，而且要面对与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当，特别是比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高得多的国家，而不得不与其打交道；中国实施上百年的“以夷制夷”被迫性外交政策的条件也成了历史，当代的中国不再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因此，当代的中国只能以平等的态度和政策来与世界各种不同发展水平和大小不等的国家打交道。
“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最早是俄国十月革命领袖列宁提出的，即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接受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1954年先后与印度、缅甸政府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开始，这些原则只适用于处理中国与亚非拉等国之间的关系。而后，中国政府又将它们运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仅要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要和英国工党所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和平共处；并说：“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注：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这是和平共处适用的广阔范围，至于这一政策适用的时间，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1956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总结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经验时也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注：张闻天：“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1956年3月），《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但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曾经遇到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不公平待遇，因而迫使中国去向苏联寻求支持和援助，其结果是加剧了与西方国家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关系。为此，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不得不改变和平共处的战略思想，将其降到策略地位。毛泽东认为：“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区别。”（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478页。）
后来，中国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又受到苏联的不公平待遇，加上中国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革命的思想再次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导致中国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全面出击的外交政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据有关学者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八次对外用武的事实，因而一度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好战黩武”的共产主义国家。（注：董立文：《美国的对华战略的调整与两岸关系》，载《新世纪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中华欧亚基金会、改革开放论坛，2003年2月，台北、北京。）
70年代末，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自己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66页。）50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并实施了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思想，但却没有在党章中做明确规定。而从80年代开始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党和国家处理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将国际主义和“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第1版。）根据这一新的指导原则，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全面融入和参与国际社会各项有益的事业，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政府进行了长达15年的努力，并终于在2001年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国全面实施“和平共处”的参与性外交政策的突出表现。
四、未来中国的崛起与“有所作为”外交的共荣性
从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目前中国所具备的条件和发展趋势看，21世纪的中国一定会崛起。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了年均9.5%的发展速度，（注：http://business.sohu.com/74/18article206281874.shtml.）到200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综合国力居世界第7位；（注：全球综合国力TOP15排行，2003年4月21日最新研究报告，数据资料截止2002年12月31日，http://www.chinaiiss.org/top/）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8%，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7%。以这样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后再经过30年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在2002年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洞悉经济市况，掌握无限商机》的中国调研报告。根据该调研报告的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会从现在的第六位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也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本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等人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很难超过美国。205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00年的水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4月10日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我们的计划是，到201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中国2030年将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中国崛起的原因，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作了综合说明。他说：“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世界20%的人口。同时，在过去两百年中蒙受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耻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满情绪，以及日益增长、甚至达到自负程度的自信，驱动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尽管目前其实力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甚至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优势。”（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瞭望》2002年第18期，http://www.chinaiiss.org/top/d0008.htm。）
关于中国崛起的途径和方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20多年来，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市场大发展的现实，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作为当代世界后起大国新崛起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也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道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这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注：郑必坚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3页。）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实行“有所作为”共荣性外交的最基本条件和最主要因素。如果中国继续衰落，或者依然是一般性国家，也就谈不上“有所作为”，因为那样的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有所作为”。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在世界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是一般的作用和一般的影响。既然是一个大国，就要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和大国的影响，其目标，就是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也就是实现各国的共荣性。
中国实行“有所作为”共荣性外交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性和一体化水平所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化浪潮迅猛地向前发展。中国是这一次新的全球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深刻认识到：中国要达到再次强盛的目标，必须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今后任何国家要取得发展，绝不能靠剥夺其它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过去曾经长期盛行的“零和”游戏必须让位于当前及以后的“双赢”和“多赢”；更何况，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面临着共同问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毒品泛滥，公共卫生，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单纯依靠一两个国家，即使是大国或超级大国也不能根本解决，只有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实行“有所作为”共荣性外交还与中国几千年所奉行的大同社会的价值理念密切相关。早在战国末年，中国人就开始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当时出版的《礼记·礼运》一书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种思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即使在近代以来的革命过程中，那些主张改良或革命的思想家也不例外。康有为、孙中山自不必说。毛泽东也认为，康有为虽然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路，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1471页。）邓小平及其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现实中摒弃了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空想成份，但却没有根本放弃这种理想，关于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仍是上述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种长期存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理念与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相结合，就决定了中国必将实行“有所作为”的共荣性外交。
为实现“有所作为”外交的共荣性，中国在21世纪来临之际向全世界作了庄严宣告。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先生根据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如果说那个时候，中国外交的主要着眼点是“韬光养晦”的话，那么，到21世纪之初，“有所作为”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着眼点，因为说到底，“韬光养晦”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所作为”。“韬光养晦”是积聚力量的过程，“有所作为”是发挥力量的过程。2000年初，中国政府将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三大任务中的第三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改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2000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2日第一版。）这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实行“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实质。尽管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曾一度将中国作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宣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这一点又为新世纪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为对外政策的总纲。（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