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锋[1]2003年在《王闿运史学思想初探》文中提出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他常因思想保守颓废而为世人所诟病，因此，学术界对王闿运的思想研究鲜有涉及。王闿运思想宏富，蕴蓄精深，却不容忽视。本文选取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为切入视角，试图将王闿运置于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运动过程中，运用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对其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内涵、实践、特色作一较为详尽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重新定位王闿运的历史地位，丰富王闿运的思想研究内容，还历史以本真。文章首先从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及其成因对王闿运的史学思想进行历史考察；接着选取了经史之辨、治史之要、以诗论史等叁个主要方面分析了王闿运史学思想的内涵；进而在考察王闿运史学思想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出王闿运史学思想的四大特色。文章指出，若将王闿运置于近代发展变动的历史文化中，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传统的固步自封，而是将提倡文化传统和倡言经世致用相结合，以“史学以应世”来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纽带。文化发展具有转换与创造的特性。王闿运的史学思想在经世致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于史学功能的发挥，而在很大程度上，其思想抱负在个人身上得不到实现时却在权贵手中得以践行。这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民初以来因王闿运出任清史馆馆长的负面思想评价在此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胡苏珍[2]2015年在《《湘军志》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成就》文中认为《湘军志》是王闿运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但其成书后便遭到了以曾国荃、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旧将的强烈斥责,认为《湘军志》是王闿运发泄个人愤慨的作品,书中所载内容与史事不符,要求王闿运交出《湘军志》的书版,予以销毁。另外,为抵消《湘军志》的影响,曾国荃命曾国藩之幕僚王定安重修湘军史志,并命名为《湘军记》;而郭嵩焘、郭昆焘两兄弟则对《湘军志》进行逐条批注,由其孙郭振墉将批注辑录注释,编成《湘军志平议》。于是,便出现了一段湘军历史,叁部史书均予以记述的情形。文章试图从《湘军志》入手,围绕着王闿运在编撰《湘军志》时对材料的取舍、对人物的评价以及对史事的论述等方面,梳理王闿运撰写湘军史志的写作思路,探究王闿运在《湘军志》中的史学思想,总结王闿运《湘军志》的史学成就,并给予《湘军志》恰当的评判。在梳理王闿运编撰《湘军志》的写作思路方面,突出表现了王闿运在史料的收集中采取广博又审慎的态度,广博主要表现在王闿运不但对官方文书、私人着述、地方史志等有关于湘军历史的资料一并予以采集,而且还极为重视采访和亲历所得;审慎则表现在王闿运对材料的取舍上面,尤其对于官方文书,王闿运采取了半信半疑的态度。在探究王闿运《湘军志》的史学思想时,主要从“史学以应世”的历史观、成一家之言的着史气概以及重人事的人本思想这叁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总结王闿运《湘军志》史学成就部分,则主要从不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治史态度、取材、编撰及叙事方面的独具匠心、对历史的见解、认识不落俗套叁方面进行论述。最后探讨湘军志《湘军志》中的不足之处,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将王闿运《湘军志》与王定安《湘军记》及郭振墉《湘军志平议》进行对比的方法进行分析的,从收集史料难免有所遗漏、处理史料的不免主观性以及评价人物和事件时难免带有个人好恶这叁个方面入手。
周旭[3]2009年在《王闿运学论》文中指出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湖南湘潭人,晚清着名学者。因享年高寿,加上学术博采众长,论着颇多,故本文无力对王闿运的思想作一面面俱到的考察,仅从王闿运经学和史学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湘军志》为研究对象,力图以着论学,以学论世,希图通过王闿运,体悟晚清学人所处的“时代精神”。论文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意义,对为何选王闿运为研究对象略作简单交待。之后,就王闿运治学的历史评价作一简单梳理。第一部分为王闿运的身世行谊述略。主要厘清王闿运的身世、为何及如何走上经学道路,并对他的人生经历,包括政治及教育实践等方面作一简单介绍。第二部分为以王闿运经学代表作《春秋公羊传笺》研究中心,从“义事观”、“大一统”、“夷夏大防”和“叁世说”这四部分来阐述王闿运的经学思想,认为王闿运不同于传统今文经学家,他在义从史出的理念下治经,但是治学也有恣肆的一面。进而从大一统、夷夏大防、叁世说等方面分别阐述王闿运治经特点和风格,并对此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第叁部分为《湘军志》与王闿运的史学思想。本文论述了《湘军志》的编纂和体例,并以郭嵩焘兄弟的《湘军志平议》为基底,就《湘军志》的篇目、史实、应书未书之事做一客观评论,并就《湘军志》所体现出的王氏的史学思想做一简单提炼,认为其史学思想包括秉笔直书和民为邦本两方面。
李赫亚[4]2007年在《王闿运研究述略》文中指出王闿运是晚清着名学者。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生平和交游、学术思想、教育活动、以及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就研究状况看,在对其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展拓空间,有待深入。
罗璐[5]2016年在《王闿运《楚辞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楚辞释》的研究一方面在于全面梳理和总结《楚辞释》产生的时代背景、成书时问、版本、注释体例和选目特色,另一方面在于重点深入文本内容,探讨王阎运的楚辞思想,从而突出王闿运楚辞研究的显着特色及在楚辞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王闿运阐释《楚辞》有自己的特色。在内容上, 《楚辞释》是一种政治化阐释。王闿运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叁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重新建构了主观性的政治生态体系。 《楚辞释》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王闿运的主导思想和政治寄托。王闿运借屈原的政治谋略传一己帝王之学,纵横思想渗透于整个文本。在风格上,《楚辞释》求新尚奇,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楚辞释》阐释特色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王闿运的湖湘本土情结密切相关。其次是经世致用的湖南学风与特殊的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其叁,经今文学家的身份使得王闿运阐释《楚辞》注重寻求微言大义。其四,从王闿运的出身背景及平生际遇来看,王阎运不具有强大的家学背景充当学问指导,出身贫寒,起自陋巷,为了凸显自己的才能,博取更多的关注,不乏刻意求新。最后,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亦对其注释《楚辞》产生影响。王闿运立足当世之务,注重以史经世,亦以“通经致用”为旨归。 《楚辞释》阐释特色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风格上对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内容上,现当代一些楚辞学家也从政治、军事、地理角度解读《楚辞》,承接了王闿运的楚辞思想。王闿运的楚辞思想与其文学创作思想有内在的统一性。他的诗、文创作,就抒写时事政治这一类而言,与《楚辞释》有相同的旨归。众多学者对王闿运的楚辞研究以及其人、其创作有不同的评价,或褒或贬,都凸显了《楚辞释》及王闿运的价值。
李赫亚[6]2009年在《论王闿运兵事议论中的史学观》文中认为王闿运一生喜论兵事。在兵事议论中,他提倡统治者为政当秉承"假之勿忧"的历史传统,重现实反思中的历史省察,主张在兵事战备中知己知彼,并曾亲身参与兵事谋划。王闿运重视史学研究中的史识与史才,强调史学研究于现实问题的致用价值,提倡秉笔为史,以史为鉴。在晚清时期,王闿运的"史学以应世"的史学观既是对中国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继承,又顺应了变革时代的学术趋势。
刘平[7]2008年在《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抛弃了烦琐的专究名物训诂的考据之学而发挥公羊义旨,以倡明道救世。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五经之中独崇《春秋》,以春秋公羊学载誉晚清。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典,离开了文本研究,经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文本考证、事实叙述、逻辑推理、综合归纳等方法,对王闿运春秋公羊学的代表着作《春秋公羊传笺》展开深入探究,重点阐释了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的思想内容和笺释特色。本文首先以王闿运与晚清今文经学为切入点,指出王闿运的春秋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的今、古文门户之争,而是独树一帜,提倡兼综,形成了兼综今古文经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次,通过剖析王闿运对春秋叁传的态度,阐明王闿运主张《春秋》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春秋》叁传中唯有《公羊传》最能切合《春秋》之微言大义。接下来,以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为中心,借用经典诠释学的理论,按照“属辞”、“释例”的分类,较为全面地解读了《春秋公羊传笺》文本,从中概括出王闿运藉例明礼的释经特色以及舍传求经、回归原典之经学倾向。所谓“藉例明礼”,揭示了王闿运尤其注重以“时月日例”来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并集中于以“礼”教化人心、秩序社会的作用,提出“《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所谓“舍传求经、回归原典”,探讨了王闿运为探寻经文的真理,在解经过程中试图超越传文,摆脱何休思想的影响,从经文本身下以己意的倾向。二者是王闿运对《春秋公羊学》诠释之特征,也是本文最为用力之所在。最后,对王闿运在笺释《春秋公羊传》时如何体现伦理与政治互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为是其诠释《春秋公羊传》的义理重心,并概括为四个方面:为政以渐的叁世观,以质救文的叁统观,化导为夷的民族观,以礼自治的致用之道。王闿运活跃于晚清学术舞台,但沉浸于传统学术研究之中。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代,他虽心忧时局,却未像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放眼世界,而是仍然埋首经学。其经学研究不能说做得不深、不细,他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甚至可以说极其执着。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知己而不知彼,知中而不知外,凡西方科学技术之最新成果,他皆以为中国古已有之;凡西方思想文化之进展,他皆以为背离古圣先王之遗训。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被黑格尔所欣赏和引用,即“规定即否定”(all determinationis negation)。由此推知,王闿运不知经学的有限性,正是一种缺乏与外界的比较或反思,从而不能认识自身本质的表现。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说:“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即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才能反映出来,只知自身是难以认识自身的本质的。王闿运虽在经学中艰难地捕捉到了某些自治图强的思想因子,但其心力所在不是变革已经明显陈腐的社会制度,而是沉溺于盛礼乐、修文德,只知道“我”的固有,不知道“我”的有限。他不能将眼光投向欧风美雨送来的西学,将传统与西学合观,而是继续痴迷于古代圣人经典,从“五经”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所以,他始终未摆脱传统经学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他的春秋公羊学思想虽然以其独特的风格给后人留下了别样的思考,但其影响远不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
参考文献：
[1]. 王闿运史学思想初探[D]. 胡锋. 湘潭大学. 2003
[2]. 《湘军志》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成就[D]. 胡苏珍. 湖南大学. 2015
[3]. 王闿运学论[D]. 周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4]. 王闿运研究述略[J]. 李赫亚.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王闿运《楚辞释》研究[D]. 罗璐. 湖南大学. 2016
[6]. 论王闿运兵事议论中的史学观[J]. 李赫亚. 史学史研究. 2009
[7].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学术思想研究[D]. 刘平. 湖南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