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视野中的知识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管理论文,视野论文,行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应运而生。在行政学的视野中，行政权力知识化是知识管理的一种重要属性；知识管理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工具；知识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内，知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相并列的社会生产资源之一，而是惟一有意义的资源，其独到之处，正在于知识是资源的本身，而非仅是资源的一种。”（注：张润彤、朱晓敏：《知识管理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版，第7、51—52、53—54页。）特殊的资源呼唤特殊的管理方式，一种崭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知识管理由此应运而生。所谓知识管理，就是对知识的管理和运用知识进行的管理。换言之，知识管理就是用知识管理知识。（注：高小平、王欣：《智能化：现代行政管理的方向》，《中国行政管理》 2002年第11期，第17—19页。）从广义说，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当前，知识管理已经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热门的前沿研究领域。本文也试图涉足这一领域，在行政学的视野中来探讨知识管理。
一行政权力知识化走知识管理的一种重要属性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即权力”、“行政权力知识化”比过去任何时代体现得更为充分。也就是说，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使人获得权力；职权的提升依据是知识和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行政人员才会有职权的晋升。
1.知识使人获得行政权力。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重点讨论了在信息社会的变革中，权力形式的变化和新型权力体制的崛起。他认为，权力的最赤裸的表现形式是：“利用暴力、财富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知识，使人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注：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式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4、255页。）在这里，托夫勒赋予权力以新的含义。同时，他把权力划分为三种形式，并作了本质的区别：首先是暴力形式的低质权力（low-qualitypower），主要表现为，政府依靠专政来强化其意志，目的是保持生活系统的稳定和运行；其次是财富形式的中等质量的权力（medium-qualitypower），这是一种既温和又灵活的权力形式，它既可用于惩罚也可用于奖赏，既有消极性也有积极性；最后就是知识形式的高质权力（highquality power），它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的发展和深化，即“知识就是力量，同时也是权力”（注：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式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4、255页。）。托夫勒进而指出，权力的基础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演进；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中，暴力和财富已从世界舞台的主角渐渐退居二线，知识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主要支柱。托夫勒还在《第三次浪潮》中说明了在信息社会，旧的权力形式正在解体，新的权力形式正在形成。权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权力获得了新的含义，不仅暴力和财富意味着权力，信息和知识也意味着权力。（注：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式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4、255页。）
美国另一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与以下同类的观点：权力的三个基础是经济（或财富）状况、政治地位、技术（或知识）能力。（注：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 156、156页。）我们可以借用简单函数式来分析权力和其三个基础之间的关系（注：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 156、156页。），进而推导出知识在权力中的重要地位。权力和其三个基础之间的关系可用下述简单函数表示：
P[，ow]=f（w，p，k）
（1）
（其中，P[，ow]代表Power，即权力；w代表wealth，即财富；P代表politics，即政治；k代表knowledge，即知识。w、p、t是自变量。）
根据常识，技术（或知识）本身又是经济（或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又有函数关系：
w=w（k，…）（2）
而自工业社会以来的官僚专业化、专家治国（部分意义上的）等迹象表明，政治和技术（知识）之间也可有这样一个函数关系：
p=p（k，…）（3）
（其中，“…”代表其他自变量。）
这样，函数（1）就可转换为：
P[ow]=f[w（k，…），p（k，…），k]（4）
这个关系式表明，知识因素的确是影响权力的基本的自变量，知识即权力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权力包括了行政权力，因之知识即权力毋庸置疑蕴涵着行政权力知识化的内容。也可以说，知识使人获得行政权力，知识是行政职权获取、提升的重要依据。
2.行政权力知识化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属性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基层组织所有的权力应当与相应的职位联系在一起。但职位的担任者不是根据选举产生的，而是根据专业资格任命的。获得专业业务资格最合理的方法是通过考试获得且通过证书确认。这种知识与权力的联系并不是完全直接的。（注：程德俊、陶向南：《知识的分布与组织结构的变革》，《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3期，第28—32页。）基层组织将权力和知识看成是组织系统中两个独立的变量。French与Raven曾将组织的权力基础归纳为五种来源：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和参照性权力。（注：李毅、熊阳武：《知识管理、激励与组织学习》，《南开管理评论》 2002年第3期，第33—35页。）他们的研究表明，权力与知识两者之间并不是不相关的，专家权力作为知识的代表本身就能够产生权力。在传统组织中，管理者的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均来自所有者的授权，并依靠基层式或官僚式组织结构实施。现在看来这五种权力来源的重要地位已发生深刻改变。首先，任何新技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力量，IT技术也不例外。它的引入一方面为行政组织提供了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它正动摇着行政组织原有的权力基础。当行政人员借助IT技术使创造知识成为一种成员共同完成的工作而获得知识如同点一下鼠标那样简单之后，原有行政组织权力基础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以职位为基础的决策权由于知识的重要作用，越来越难以在行政组织中形成对下属持久的有效的管理。其次，当原有行政组织架构不再适应知识管理型组织时，原有行政组织权力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必然改变。例如强制性权力、法定性权力和奖赏性权力的重要性将下降，而专家性权力将上升。因此，随着现代社会IT技术的发展，基于知识的专家性权力越来越发挥巨大作用，成功的行政管理者需要建立一些诸如专家性权力、参照性权力的基本权力。而知识管理是信息社会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所以行政权力知识化是知识管理的一种重要属性。
二 知识管理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工具
与经验管理和技能管理相比，知识管理进一步加强和行政管理的交叉关系。所以，知识管理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更加深入。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管理为电子政府提供应对挑战的策略，它是电子政府成功的利器，（注：王德禄：《知识管理的IT实现——朴素的知识管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327、328—329页。）
在知识经济下，传统的政府面临比企业组织更大的转型困难与挑战。第一，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识量和信息量的极度膨胀。在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政府作为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面对海量信息，需要尽快筛选出有价值信息，合理管理和利用信息，并进行深度挖掘和加工。同时，由于政府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社会需要政府与之共享高质量的、权威性的、经过深度挖掘的信息和知识。为此，知识经济下的电子政府需要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并与社会形成知识共享，共同提高政府应变和创新的能力。这为电子政府建设提出挑战。第二，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政府面对日益剧烈的竞争和纷繁复杂的形势，这就要求政府提高应变能力，能够快速进行科学决策和政策制定。否则，就难以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第三，在知识经济下，大力推进电子政府建设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在电子政府的实践中，各国政府的共同经验是电子政务的关键是“政务”而不是“电子”，即电子政务的核心是对政府业务流程的精简、优化和重组。这是推进电子政府建设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与挑战，因为在推进政务流程重组中必将遇到政府自身对变革的恐惧，政府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政府的官僚文化等方面的阻碍。第四，随着公众意识的提升，公众期望和要求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希望政府在网络上实现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对社会及公众的适应能力与反应能力，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等。更好地服务公众是电子政府建设的最重要目标。因此，怎样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是电子政府建设必须应对的挑战。
回应挑战是电子政府建没的必然选择，而知识管理则是电子政府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力量源泉。知识管理协助电子政府回应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知识管理利用知识编码、知识分类、信息挖掘等工具对政府的知识和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开发、利用，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尽快过滤掉垃圾信息，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充分挖掘政府的知识和信息的内在潜力，将信息与知识真正转化为政府的竞争力；（2）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知识管理将通过建成知识中心、决策支持系统等，充分利用和共享政府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利用检索工具、知识地图等使政府人员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根据经济动态、数据和专家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基于海量数据处理的经济运行模型、政府决策模型等，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支持；从而，提高政府对环境、形势的适应性和反应速度，使政府在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各级领导在决策和制定政策时运用知识和信息的水平；（3）IT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信息化已经跨越办公自动化阶段，进入了工作的重组和整合的新阶段。电子政府的核心不再是技术，而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业务流程精简、优化和重组。而业务流程的核心是知识流程，对知识流程进行系统管理能够实质性地改善业务流程。知识管理就是对业务流程中无序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管理，实现知识共享和再利用，以提高业务水平和效率；（4）电子政府的建设是以最大限度创造公众利益，最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用市场的观点来说，就是政府应当针对客户（企业、公众和社会机构）的需求来提供服务。知识管理帮助政府从公众的角度重理政府职能，设计全新逻辑的电子政务系统，提高政府对工作服务的便捷性和应对能力，提高客户满意度。
可见，知识管理是电子政府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它是智能化行政的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管理工具。
三 知识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政府作为一个组织，也存在知识管理的问题。与企业知识管理的盈利性目的比较，政府知识管理的目的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促进社会的发展。且知识管理有利于政府的发展，因而在知识经济下，知识管理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能。
1.建设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知识管理的核心，在于加快知识的流动和使用，并创造价值。要想使信息和知识畅通流动并被充分地利用，政府必须投资建设一些必要的知识基础设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一个将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等知识机构与广大知识劳动者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网络，通过在这个网络中的协同和互动，知识得以生产、传播、扩散、应用，人们在经济活动及其他活动的各个环节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应用所需要的知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即知识工作者；知识机构；知识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注：张润彤、朱晓敏：《知识管理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版，第7、51—52、53—54页。）它能为知识的创造、转移（扩散）和应用提供支撑，是全社会求知和创新活动的基础条件。由于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必须把大力建设国家知识基础设施作为其职能的一部分。比如，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提供技术工具和手段。
2.加强政府组织自身的知识管理。为了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加强其组织自身的知识管理。政府组织自身的知识管理大致包括：（1）对政府知识的管理。根据知识产生的来源将政府知识分为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据此将知识管理在政府中的应用也相应地分为内部知识管理和外部知识管理。前者是指通过建立内部信息网，以便政府人员进行知识交流，利用各种政府信息知识数据库，存放和积累信息，从而在政府中营造有利于生成、交流和验证知识的宽松环境，并制订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政府人员进行知识交流。后者主要包括企业、公众等用户对政府服务的意见反馈和建议，专家、顾问对政府的政策建议和意见采集，以及先进政府经验的收集等。根据知识结构化的程度将政府知识分为结构化的知识和非结构化的知识。这样，对政府知识的管理则分为对结构化知识的管理和对非结构化知识的管理。前者主要包括政府内部资料管理、资料分析与信息挖掘、对知识的深度挖掘。后者主要通过召开交流会议、专家会议、访谈等方式进行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共享（注：王德禄：《知识管理的IT实现——朴素的知识管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327、328—329页。）；（2）建立公务员终身学习和培训机制。在处于不断变化的信息社会中，一个人不可能期望受到一次教育就一劳永逸了，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或技能可以终身受用。对于行政人员而言，其从事的业务对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倾向、知识结构、知识存量、应用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行政人员没有一定的知识存量且不具备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那么不管是问题的数量还是复杂程度都超出了他们应对的限度。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公务员终身学习与培训机制，推进行政组织不断更新；（3）在行政组织内部设立知识主管 （CKO）。知识主管与信息主管（CIO）是不同的。信息主管的工作重点是技术和信息的开发，而知识主管的工作重点则是知识共享、创新和增值。如前所述，政府组织也有知识共享和创新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在政府组织内设立知识主管。这种知识主管的职责是为政府组织创造一种知识共享的氛围，建立奖励行政人员积极贡献知识的激励机制，鼓励行政人员把知识和认知能力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知识。
3.规范和控制知识管理的道德问题。科学与知识的道德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特殊性，规范和控制这个问题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政府身上，并成为政府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知识管理的道德问题广泛而复杂，而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案例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从性质上知识管理的道德问题可以大致分为内外两类。内向问题主要涉及科学家群体和知识个人的行为。例如在科学著作署名、同行评议、数据共享等方面的道德问题。又如科学中的欺骗行为、剽窃、在试验数据中弄虚作假、统计分析中按需要随意取舍数据以便得到理想结果等。外向问题主要涉及科学的发展方向及其对社会进步、环境、生态、人类健康、伦理等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例如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生物/人体的克隆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研究等。（注：张润彤、朱晓敏：《知识管理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版，第7、51—52、53—54页。）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加以规范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