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的多维系统社会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多维论文,晚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晚年的多维系统社会观集中体现在他九十年AI写作作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这些理论观点，在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在纪念恩格斯逝世百周年之际，研究恩格斯是怎样从时代课题的思考中，将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锤炼升华为新的哲学历史观的，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多维系统思维是恩格斯晚年书信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特点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在思维方式、角度上，具有明显的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这就是多维化、系统化的思维。
多维化的思维，即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变量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法全面性原则的深化和具体运用。恩格斯在分析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时，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诸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在这里，“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是恩格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他否认仅仅从经济因素思考社会问题的一维的简单化的做法，而强调从“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把握历史运动的复杂性。
在谈到经济对哲学的影响时，恩格斯指出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同上第485页-486页）这就是说，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对哲学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对哲学则发生着直接影响。这是从各种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思考问题。
在说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时，恩格斯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多维的。他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同上第474页）。恩格斯主张，对于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现象，必须从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来理解。原因和结果并不是永恒对立的两极，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影响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人们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一经形成，就会约束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并能动地作用着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同时，社会意识又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又发生着相互作用。原因和结果、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都存在着“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的概括，说明恩格斯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不是单向的、一维的，而是全方位的、多维的。
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还运用了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所谓系统化的思维，即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及动态性等多种角度把握对象。系统论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已经具有系统思维的思想闪光。恩格斯系统化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他的“合力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的存在和发展既是由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以及自然界的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由许多单个人的意志“交互作用”的结果，单个人意志的分力融合为历史的“总的合力”。历史运行“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同上第478页）。历史运动总的结果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汇成的“总的平均数”、“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第478-479页）。从系统论的观点说，恩格斯的“合力论”包含有以下几方面系统思想。
第一，系统的层次性。意志“合力”是一个系统，每个人的意志是要素。意志“合力”与每个人意志“分力”的关系是系统与要素的关系。
第二，系统与要素的相关性。作为系统的意志“合力”不能离开作为要素的每个人的意志，意志“合力”由每个人的意志融合而成，它包含有每个人意志的作用，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成的“总的平均数”。
第三，系统与要素的差异性。系统（意志“合力”）与要素（个人意志之“分力”）并非完全一致。“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同上第478页）。意志“合力”甚至会同某些反面的个人意志在作用方向上相反。意志“合力”作业系统，不是每个人意志的机械相加，而是具有每个人的意志所不具备的新功能。
第四，系统的开放性、动态性。社会“总的合力”是一个大的系统。它既是社会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诸子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生产的、经济的必然性对“总的合力”起决定作用，是“总的合力”的动力，而经济的必然性又通过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不同个人意志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使历史进程呈现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是辩证法全面性、灵活性原则的具体体现。恩格斯的基本思路是，在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必须破除简单的、机械的、僵死的、单一的方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同上第477页）对象的复杂性、辩证性要求我们思维方法的复杂性、辩证性。丰富多采、绚丽多变的社会生活，决定我们的社会观必须是全方位的、多角度、多层次、多变量的。恩格斯批评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机械论观点，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同上第486-487页）
二 恩格斯多维系统社会观的时代根基
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征。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多维系统社会观是上一世纪末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升华。
首先，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新鲜经验的哲学思考。在上一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非经济的政治、精神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无产阶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公社失败的最大教训虽缺乏一个具有正确理论指导和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次革命，否定了革命的自发性，充分展示了政治、思想理论等因素在历史事变中的巨大作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革命转入低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尚处于准备阶段。而经济比较落后的沙皇俄国由于各种矛盾的尖税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强大和集中，则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再次否定了革命的自发性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建设一个理论、路线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问题。十九世纪后半叶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表明，经济的决定作用不是自发实现的，必须通过政治的、精神的因素起作用。革命何时发生，能否成功，革命理论、革命政党等主观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个人意志在创造历史中有没有作用，这些都需要作出回答。
其次，理论思维的发展不能离开理论斗争的实践，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也是在现实理论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同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恩格斯晚年面临有两方面的论敌：一方面是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只承认经济因素单方面决定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社会宿命论”，其用意是鼓吹政治决定经济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是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机构地理解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这种做法恰恰给巴尔特之流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两方面的论敌都涉及到如何恰当地说明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个人意志等主观因素的作用问题。能否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的必然性是怎样通过其它因素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这是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能否巩固的问题，是具有时代意义课题。
理论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社会实践对理论思维的推动表现为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某一时期理论思维的侧重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揭示经济因素的根源性，是创立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关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为了反驳唯心史观，确立唯物史观，着重致力于从经济事实中阐明政治和社会意识的根源，而对于经济以外的其它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则没有着重论证。正如恩格斯在信中所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乐·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又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同上第479页）当社会实践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总结，对论敌的歪曲需要作出反驳和论证时，恩格斯则以新的思维方式，补充和完善了以往的历史理论，以多维的系统的思维，强调过去所忽略的方面，弥补了过去阐述的不足，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全面、系统、完整。
三 是理论的前进还是后退
一百年来，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多维系统社会观受到了种种责难。他们说恩格斯从唯物史观退回到唯心史观。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斯坦，为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就跳出来攻击恩格斯，说恩格斯突出阐述政治、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和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互相作用，是从唯物史观退却，转向唯心史观，其用意是为他否认历史运动的经济必然性、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作辩解。恩格斯逝世70年以后，西方结构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在《矛盾和多层次决定》一文中，说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将各种意志力、社会力机械相加，不分主次关系，是用单个意志的合力来说明经济因素的最后决定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机械论，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倒退”。
恩格斯晚年的社会观是理论的后退还是前进，是退向唯心史观还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事实可以作出回答。恩格斯晚年在强调政治、精神等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反作用，分析社会诸因素的交互作用时，从来都没有否认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具有决定作用。在论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时，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同上第506页）在论述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时，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同上第506页）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基本思路，既反对经济自发决定论、机械论，强调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对经济的反作用，又坚持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经济的决定作用。从思维方式来说，恩格斯既坚持了多维系统思维，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既体现了全面论、两点论，又坚持了辩证法的重点论。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准不在于是否承认政治因素、思想因素的作用，而在于是否坚持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因此，恩格斯晚年的社会观，不是向唯心史观倒退，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在“合力论”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也是十分清楚的。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合力”是各种社会力的机械相加，而是认为历史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但归根到底经济的必然性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同样，既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论、两点论，又坚持了辩证法的重点论和唯物史观的一元决定论。真正向唯心史观倒退的不是恩格斯，而是恩格斯多次反驳过的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青年派”理论家恩斯特。
四 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
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个世纪，历史的航程经历了很大的跨越。本世纪40年代诞生的现代系统论，宣告了一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终结，恩格斯的多维系统思想在现代系统论中得到证明。恩格斯关于建立新制度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这一制度虽然在一些地方受到挫折，但在中国大地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人民在挫折的反思和艰辛的探索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系统论。主要方面是：
第一，合力优化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大的系统，合力优化是总的价值取向。我国从长期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解，是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结合，效益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的结合，体现了系统的整体优化原则。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大胆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将某些做法的负面效应限制到最小限度；在经济体制上，敢于选择将个人行为与利益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投入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在致富问题上，辩证地处理先富和共同富的关系，以实现个人意志与总的合力的协调。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合力优化原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
第二，系统的动态性原则。合力优化是在运动中实现的。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改革是合力优化的强大动力。改革的总的策略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发展，通过发展巩固改革开放成果。改革是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改革具有层次性、阶段性，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进。这些方针和做法，运用和发展了系统的动态性原则。
第三，系统的多维性、相关性原则。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本质，但在其体制上，由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应当具有不同模式。这一认识体现了“一分为多”的辩证法。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否定了“一大二公”的一维定势，实行“一主多辅”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在施政方针上，实行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硬”，都是着眼于系统的多维相关性，从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求得协调发展。
第四，系统的开放性原则。当今世界是个开放的大系统，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世界经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必须从世界大系统的全局看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的开放是对所有类型国家的开放，不应以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为障碍。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独立自主、不称霸、不扛旗、不结盟的方针，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合作共进，在学习中借鉴，在吸取中创造。这些方针和做法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线性思维方式，是系统的多维性、相关性和开放性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以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肩负的历史性任务。恩格斯奠定雏形的社会系统论，必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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