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滥觞论文,思潮论文,文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盛唐作为一段长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不但在政治上呈现出由开元到天宝逐渐变化的态势，在文人的组合上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异。如果将盛唐文人按年龄分层排辈，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活跃在天宝诗坛上的诗人如李白、高适、元结、杜甫等，谈论诗歌和政治时，多以“复元古”和“念淳古”相标榜；天宝年间开始崭露头角的一些文人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贾至、颜真卿等，也都带有较浓厚的复古色彩。学术界一般认为元结、李华、萧疑士、独孤等人是中唐复古思潮的先驱，因而视之为与盛唐文学的基调不甚合拍的别派。其实，他们只是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天宝文人区别于开元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已。也可以说，这种复古色彩是生长于开元、活跃于天宝至大历间的一批文人的共同特征。那么，造就这辈文人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渊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唐复古思潮会从天宝后期滥觞？李白标举“将复古道”，与这种思潮又有什么联系？盛唐的诗歌革新，除了陈子昂的影响以外，有没有更重要更深层的现实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我曾从天宝后期的某些制科和郊祀中“承汉继周、革弊用古”的姿态等方面寻找答案。但总觉得这些片断事件尚不能有力地说明当时风气转换的征象，及其对文人思想的影响。最近，我在研究盛唐文人所受文化教育的状况时，发现“文儒”型的知识阶层在开元年间的形成，以及礼乐观念在盛唐的普及，是天宝文人所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的显著特征，也是导致相当多的文人重儒的主要根源。因此对于以上问题的探索，仍要追溯到开元以前。
一
“文儒”二字连接为一个名词的用法，在初唐文中几乎找不到先例。到盛唐才较多见。例如开元五年，专设“文儒异等科”。天宝十三载玄宗《谕岭南州县听应诸色乡贡举诏》说：“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孙逖赞王敬从“德义之所府聚，文儒之所膏润”（注：孙逖《太子右庶子王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13。 ）韦抗称张说“英宰文儒叶”（注：韦抗《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全唐诗》卷108。）。王维称裴耀卿“文儒之宗伯”等等（注：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全唐文》卷327。）。“文儒”作为一个合成词， 其意为“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注：《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天宝赦》：“其前资及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具以名荐。”）。本文即用此意，借指盛唐活跃于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批文词雅丽、通晓儒学的文人。
初唐之所以罕见“文儒”的提法，并非因为不存在兼通儒学和文学的士人，而是这类人很少，尚未形成气候。唐朝开国之初，“颂声不作”、“礼乐陵迟”（注：《旧唐书·高祖本纪》。），百废待兴。唐太宗和大臣们虽然讨论过恢复礼乐的问题，但最后的结论还是礼乐乃不急之务（注：参见拙作《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中关于“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的分析。）。树立了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以后，虽然太宗时有过一些兴学崇儒的举措，但还来不及培养出一代新人。新进士人多不通儒经，已成为科举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如贞观十八年，太宗亲试孝廉，问《礼记》、《孝经》，孝廉均不能答。于是下诏说：“诸州所举十有一人”，“虽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注：唐太宗《荐举贤能诏》，《全唐文》卷5。）。 初唐士人多不习儒的重要原因是当时学术风气以易学和史学为先。易学既可偏于孔，亦可偏于老。因江左易学发达，北人不及。孔颖达《五经正义》遂采用江左流行的王弼注，因此初唐易学也与老氏并为一谈。士人对易学比对《礼记》、《孝经》更熟悉。进士策问，官员上疏，均引易理为证。贞观朝大量修史，儒学并不真受重视。卢照邻在《粤若》里就谈过他的切身体会：“先朝好史，予方学于孔墨”，“彼圆凿而方枘，吾知龃龉而不当”。可见当时学习孔墨与“好史”是格格不入的。老易之学与史学的沟通是初唐学术风气的主要特征（注：参见拙作《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燕京学报》1997年6月。）。儒学自然就退居其次了。
当然初唐实际上也有一些兼通文儒的士人，像王勃就是典型。他不但文章宏丽，而且以继承王通续儒家经典的事业自任。然而因受南北朝以来正统儒家的影响，也将儒学和文学对立起来，斥文学为小道。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他说：“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又作《平台秘略论》说：“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认为文章只有遵守儒训，用以经国，才是大者远者，而“缘情体物”是已为齐梁人所认识的文学特性，因此所谓“雕虫小技”即指文学而言。这与隋代李谔批评江左文人“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的意思相同（李谔《上隋文帝书》）。但又从另一面说明，齐梁以来“重文轻儒”的风气不仅造成儒者诋斥文学（《旧唐书·儒学传》），文人也同样蔑视儒学。因此文和儒不可能在理论上统一起来，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大批以文儒自命的士人。但王勃那些颂九成宫、乾元殿、拜南郊的大赋大颂及纪孔庙的碑文，用创作实践了儒家主张“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的理论（李谔《上隋文帝书》），实际上已成为盛唐文儒大作“礼乐文章”的先声。
“文”、“儒”的结合是与大倡礼乐直接有关的。高宗时，为配合封禅，开始注意到礼乐的用处。如麟德三年封禅泰山，提出“功成化洽、礼盛乐和”。咸亨二年，因“思隆颂声，以康至道”而下诏求“能明习礼乐，详定音律”者（注：唐高宗《令州县举明习礼乐诏》，《全唐文》卷13。）。武则天为了歌颂自己至高无上的功德，表明大周革命的顺应天运，最热衷于祥瑞和建明堂。这二者的关系，张柬之在“贤良方正科”对策中讲得很清楚：“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统辑黎元，载黄屋，负黼扆。居紫宫之邃，坐明堂之上。”“臣闻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注：张柬之《对贤良方正策》，《全唐文》卷175。 ）可见祥瑞和明堂都有利于昭示受命上天之意。高宗则天时，还大张乐悬，雅乐的规模为贞观时的两倍（注：《旧唐书·音乐志》：“魏晋以来，但云四厢金石，而不言其礼。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贞观初增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雅乐和明堂虽与制礼作乐有关，但高宗武后只是借此突出帝王尊严的表面排场，并未与复兴儒学结合起来。事实上，本来就不很兴盛的儒学从高宗则天时起愈益衰落。正如《旧唐书·儒学传》所说：“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真正从复兴儒学的角度提倡礼乐，是从景云年开始的。玄宗在东宫时，一批太子党对玄宗继位后更新政治寄予厚望，向他灌输了许多倡导儒学和礼乐的思想。在这些人中，张说是倡导礼乐，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张说在则天垂拱四年“词标文苑科”对策（一说为“学综古今科”）中便显露出提倡礼乐的思想，主张“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认为皇王之道的奥旨就是“养老用上庠之礼，教胄取《大学》之义。环水著辟雍之名，向阳表明堂之位。盖所以享群瑞，朝诸侯，班正朔，调景讳，成简易之基，崇久大之业也”（注：张说《对词标文苑科策》，《全唐文》卷224。）。由于这番宏论符合武后革命之初的需要，遂被定为天下对策第一。张说提倡礼乐“以隆颂声”的思想因此而在则天时期进一步巩固，以致于在遭贬以后也没有动摇“谁能定礼乐，为国著功成”的信念（注：张说《赦归在道中作》，《全唐文》卷88。）。所以在玄宗政变之初，必然要再次搬出来，作为革新政治的理论根据。但武后只喜欢祥瑞、明堂这些表面文章，并没有采纳张说“以礼制心”的意见。张说将礼乐和仁义合为一谈的主张，是到开元时才受到普遍重视的。
张说在提倡礼乐的同时，猛烈抨击初唐以来晋人浮虚之学流行的风气，促使初唐学术从易与史的结合转向易与礼的结合，是使礼乐观念在开元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他在《与郑驸马书》里说：“晚寻庄周书，以天地为国，道德为身，老室之户牖，孔门之枨闑，足可反复孝慈，胎育仁义。而晋朝贤士，乃祖尚浮虚，弛废礼乐，其所遗失，将诣真宗不愈远也。”其《城南亭诗》也说：“晋代浮虚安足贵。”晋人学风在初唐流行，主要与易有关。孔颖达《五经正义》作为官方修定的经注，《尚书》、《毛诗》、《春秋》三经都取隋代名儒刘炫刘焯之义疏，以北学为主。《礼记》、《易经》则取江左之学。由于易学在初唐最为流行，所用为王弼之注，与老庄并为一谈，所以张说批评晋人“祖尚浮虚，弛废礼乐”，实际上是要把混同于老庄的易学扭转到孔门讲究礼乐仁义的方向上来。针对老易一味强调神化之不可知的说法，张说指出：“孔云：穷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穷而穷之，是神合于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为我用，唯此二义，繄庄生亦未始尽言焉。”（注：张说《与郑驸马书》，《全唐文》卷224。 ）认为“神”“化”不但可以“穷”“知”，而且都应为我所用，这对于来自晋人的乘化委运之说无疑是有力的驳斥。因此，他对于武后朝好祥瑞的风气也有所批判：“天亦星谣，木连蓍立，总神异兮；灵钟化穴，缟鹿赤鱼，何诡异兮。上天无声，托类附形；觉悟人兮，圣皇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注：张说《上党旧宫述圣颂序》，《全唐文》卷221。 ）初唐学者钻研易学，以卦爻来解释各种天象和异变，认为可定天下之吉凶。所谓“龙神负卦，瑞雀衔书”（注：杨炯《从甥梁錡墓志铭》，《全唐文》卷195。），蓍龟和祥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张说认为这些都是诡异之说，上天无声，得失在人。古代封禅祀天，往往因得祥瑞之故。所以《史记·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张说虽然力主封禅，却对封禅作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封禅之义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传不云乎：道德仁义礼智信乎？顺之称圣哲，逆之号狂悖。三者何，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注：张说《大唐封祀坛颂》，《全唐文》卷221。）他虽然没有否定“五行图箓之序”，但强调只有合乎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帝王之道，真正做到天下太平，具有德文之美，才是与天合符。这样，是否运当五行之序，就不再取决于不可知的“天道”、“元化”，而是取决于仁义道德等可为的人事了。显然，与总是用天运循环的原则来观察时代的陈子昂相比，张说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明确地倾向于以人事合天道。这种思想的影响使盛唐诗人看待天道人事变化的虚幻之感渐渐消解，从而驱散了初唐诗人普遍怀有的盈虚有数、好景不常的隐忧和怅惘情绪。因此张说在提倡礼乐之时指斥虚浮、强调人事的导向，对于盛唐文人形成明朗的人生目标和乐观的精神面貌具有积极的影响。
张说在任东宫侍读时，努力用他的思想去影响玄宗。针对武后时重明堂大礼而废学轻儒的问题，他提出崇礼与兴学必须并举：“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宁辑于人和；礼俗兴焉，在刊正于儒范。……臣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凌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注：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全唐文》卷225。）与此同时，贾曾、 李景伯等都上疏东宫，请求“作乐崇德”（注：贾曾《上东宫启》，《全唐文》卷277。），“游心经史， 引接文儒”（注：李景伯《上东宫启》，《全唐文》卷271。）。 与张说关系密切的韦嗣立也曾上疏请求崇儒兴学：“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崇饰馆庙，尊尚儒师，盛陈奠菜之仪……”（注：韦嗣立《请崇学校疏》，《全唐文》卷236。）韦嗣立本来精通易学，而张说称其“原夫志在于易，而行在于礼”（注：张说《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全唐文》卷232。），可见韦嗣立的志行也反映了这时学易与学礼相结合的学术新趋向。与张说交好的卢藏用更作《析滞论》，批评习易者只知占卜蓍龟，沉湎于阴阳五行之说，乃是曲学。认为甲子律历金木固然不可或缺，但“礼”、“赏”才是文武之本：“所以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全唐文》卷238）卢藏用原与陈子昂为方外之友，也谙熟易学。此论却黜卦爻而崇礼学，当亦与景云前后的学风变化有关。在这样一种舆论的包围下，加上玄宗本人励精图治，有意振兴，景云至开元时，崇儒兴学的风气迅速形成。所以史称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举通经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旧唐书·儒学传》）。开元二十年又制成开元礼。在讲求礼乐、刊正群经、振兴太学和州县之学等方面，开元之盛远远超过了前代。
开元时儒学的复兴，促使礼乐观念迅速普及。士大夫们纷纷上书作赋，主张从礼乐入手实现教化（注：参见拙作《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的兴盛》，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而在这一片大兴礼乐的合唱声中，张说始终是主角。玄宗当太子时几次释奠太学，首先强调“《礼经》之最”，批评“近代”“问礼言诗，唯以篇章为主”、“舍兹确实，竞彼浮华”（注：唐玄宗《将行释奠礼令》，《全唐文》卷20。），显然受张说思想的影响。玄宗登基后，所有的封祀大典都由张说首倡并主持：开元十一年，请玄宗经过河东时恢复“汉武睢上后土之祀”，同年祭圜丘，张说又建议以高祖配祭。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更是他“首建封禅之义”（《资治通鉴》卷212）。 经过这样一个从舆论到实施的阶段，制礼作乐的重要性成为人们的共识。开元时不但评论人物以礼乐为准（注：如孙逖称裴耀卿“出入孝悌，周旋礼乐”（《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全唐文》卷312）； 张说称张司马“孝友内植，礼乐外滋”（《洛州张司马集序》，《全唐文》卷224）； 杨浚赞李郎中“礼乐风流美”（《赠李郎中》，《全唐诗》卷120）； 王维《哭祖六自虚》“生知礼乐全”等等。），连出兵征战都要冠以礼乐之名：“用师敷礼乐，非是为獯戎”（注：王光庭《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全唐诗》卷111。），“盐梅推上宰， 礼乐统中军”（注：席豫《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全唐诗》卷111。）， 易学的影响遂在不知不觉中消退。如果把开元前期的唐文与天宝后期的唐文依时间次序通读一遍，就会发现，开元初人们提倡礼乐，论述政事，尚保持着引《易经》为据的习惯，但引文已不再是卦爻，而多用切合人事的大义。以后引证《易经》便越来越少。这说明经过易与礼相结合的过渡时期，以礼乐为主的儒学终于在开元学术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
“儒”与“文”之所以能在开元时期结合，根本原因在于以礼乐为核心，必然需要雅颂之文。与“儒”的衰落不同，“文”在唐前期一直很兴盛。齐梁以后，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着重文轻儒的倾向。隋唐之交，战乱造成文化隳废的局面。唐初君臣为吸取兴亡教训，虽然对梁陈淫靡文风有所批判，但更重视全面继承前代文学的成就以复兴文化。到武则天时，重文轻儒的风气愈益严重。武则天本人爱好文学，取士以文才为标准。当时所设制科，也多数是“词标文苑”、“文才藻丽”、“文艺优长”、“蓄文藻之思”一类名目。一批词赡文华的士人被选拔上来，像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崔融、马怀素、王无兢、苏颋、张说、陈子昂、张九龄等知名文人，都是高宗后期和则天时期进士及第或中制科的。姚崇、宋璟虽以政事著称，但当初也是因下笔成章和工于文翰而高中的。至于中宗朝，本是武后政权的延续。加上沈、宋、马怀素等知贡举，一代文学名人如张鷟、赵冬曦、张九龄、韦述等均被擢拔。景云至开元前期，文儒并重。对于文的要求遂与“敦古”的政治需要相一致。从“文可以经邦”、“藻思清华”、“文词雅丽”等科的名目也可以看出，当时所推崇的文章，应当是为经邦大业服务、“质断浮艳”，以“清华”、“雅丽”为上。这种文章自然就是与礼乐之运相配合的雅颂之文了。所以“文词雅丽科”有关于礼乐的策问。“诗书”与“礼乐”从开元年起成为时常并用的两个名词（注：如开元六年《禁策判不切事宜诏》：“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全唐文》卷27）袁映开元十四年《神岳举贤良方正策》：“敦诗书，悦礼乐，济济多士，开元以宁。”（《全唐文》卷351）等等。）。 张说和苏颋被当时称为“燕许大手笔”，都是因为文藻雅丽，擅长制诰、赋颂、纪铭等。所谓“动有礼乐之运，言有雅颂之声”（注：张九龄《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291。），“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与“儒”结合起来。王维称裴耀卿“文儒之宗伯，礼乐之本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虽是赞词，也可以看出，“文儒”之形成，正是本于礼乐之故。
从盛唐的许多墓志、碑传、书信和诗歌来看，当时的文儒莫不以精通儒义和擅长辞赋为主要特征，并常被誉为礼乐之才。如张说称苏颋为“春卿礼乐才”（注：张说《右丞相苏公挽歌》其一，《全唐诗》卷87。），称崔司业为“胶庠礼乐资”（注：张说《崔司业挽歌》其一，《全唐诗》卷87。）。王维称韦斌对于“宿儒未辨”的“先圣微言”，能“贯穿精义，总括旁说”，而且“文言蔚于兴表，笔态姹于力外，子虚上林，敢云雄似”（注：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王右丞集笺注》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房琯上书张说，表示希望“大观宗庙，旁见百官，上咨为人之纪纲，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后陈百一之诫，讽南山之诗”（注：房琯《上张燕公书》，《全唐文》卷332。）。 连干谒也是以“闻诗礼”两方面作为进取目标。颜真卿称崔沔“文章之哲匠，礼乐之祖师”（注：颜真卿《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全唐文》卷338。），可用来概括当时对文儒型朝廷大员的共同评价。盛唐以礼乐为内容的赋更不在少数。如敬括的《观乐器赋》和达奚珣的《太常观乐器赋》（疑为试题）都是极力讴歌开元时太常乐器的齐备。邵轸的《云韶乐赋》说：“若乃周道衰，王泽竭，正始之音奔散，哀思之风郁结。逾千载而未返，以俟我开元之浚哲。噫！我乐之方作也，天保定，武功成，绍尧光泽，嗣武重明。”称颂开元之作乐，恢复了“周道”、“王泽”及“正始之音”（此谓正风、正声）。开元中以《花萼楼赋》为贡举诗题，进士们莫不在诗里赞颂“开元皇帝”以“展礼乐，开塾序，太学时荐，列国奉举”为勤政之本的功德（注：王諲《花萼楼赋》，《全唐文》卷333。）。敬括《省试七月流火》说：“礼标时令爽，诗兴国风幽。自此观邦正，深知王业休。”也以“标礼”、“兴诗”作为王业休明的象征。这些省试的诗赋正体现了礼乐之内容和雅颂之形式的结合，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精通礼乐雅颂。诗礼已成为一般文人学业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必然在开元年间培养出一大批文儒型的士人。
倡导礼乐雅颂的呼声是在开元十一年到十四年之间达到最高点的。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表明“文”、“儒”结合不但得到玄宗的正式支持，而且有了机构的保障。丽正书院初置时，因“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上表奏罢之。张说曰：‘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资治通鉴》卷212）。说明在此之前文儒还没有得到过如此特殊的待遇。 张九龄称颂集贤殿书院说：“及乎鸿生硕儒博文多识之士，自开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征集，焕乎广内。”（注：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全唐文》卷290。 ）可见集贤殿书院主要是征集鸿儒和文士。徐坚和张说正是作为一儒一文的两大代表人物，成为集贤殿的领袖：“皇帝稽古崇训，开堂集儒，以公才学元长，命登首席，遂令集贤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为学士，副首相燕公知院事……”（注：张九龄《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291。）张说、 徐坚都是兼通文、儒、史的大家，也集中体现了集贤院的特色。而玄宗给予集贤殿学士以无上的荣耀，又是对集贤殿所代表的学术方向的充分肯定。盛唐文儒地位的巩固，正与此密切有关。
集贤殿的成立确定了从讲求礼乐入手改革文章的基调。玄宗和朝官送张说上集贤学士的诗几乎是众口一词强调礼乐文章。如玄宗说：“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注：唐玄宗《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诗》，《全唐诗》卷3。）萧嵩说：“文章体一变，礼乐道逾宏。 ”（注：萧嵩《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燕得登字》，《全唐诗》卷108。 ）这对盛唐诗歌革新的指导思想无疑有直接的影响。芮挺章《国秀集》序文说：“仲尼近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可见其批评颓风，主要是针对礼乐大坏而发。而“近礼乐，正雅颂”也正是李白诗歌革新思想的主调。《古风》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提出将建安风骨与大雅颂声相结合的革新理想，显然基于同样的背景。他在开元中作《明堂赋》（注：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认为《明堂赋》作于开元五年前，因五年玄宗拆除武后明堂，李白赋中所言制度与武后明堂不同。但赋中有“封岱宗兮祀后土”之句，我以为当作于开元十三年以后。），所述明堂制度与武后所作并不相同，当是“以古准今，约当如是以修词焉耳”（注：《李太白全集》王琦注《明堂赋》，关于李白重视礼乐的思想，可参见笔者《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一文，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可见李白也是钻研过礼学的。从“臣白美颂，恭惟述焉”的序言还可推测他写作这类赋应是为迎合当时风气进献或干谒之用。李白又特别重视清乐，创作了大量以清乐为背景的古乐府，这是他革新诗歌的重要实绩之一。而清乐和雅乐得到盛唐士大夫的大力提倡，正与开元时重视制礼作乐的背景有关。
盛唐文儒的另一特征，是与史家的接近和沟通。前面说过贞观朝重史，史与易的沟通，成为初唐学术风气的重要特色。盛唐时，易让位于诗书礼乐，对史的重视并未稍减。文儒与史家容易沟通，一则是因为史家必须有文才，而且都是儒者；二则是因为当时著名文儒也参与修史。如刘知几就说自己“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后来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刘知几又是儒家的正统派，主张习经应通大义而不为章句。他称自己的知己主要是徐坚，另有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注：刘知几《自叙》，《全唐文》卷274。）。 从元行冲《释义》及薛谦光所上疏议可以看出，他们在反对“章句内学”、“独修古义”等方面比较一致。而徐坚、吴兢等都是史才。徐坚被王维赞为“动有礼乐之运，言有雅颂之声”的“通儒”，与张说齐名。张说作为“文儒”之宗主，亦曾监修国史。集贤殿的成立促使文儒结合并与史进一步沟通。但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开元史家因反对专尚词赋，与文儒之间仍有距离。他们与文儒接近，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因为在反对“吏能”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关于盛唐朝臣中文学之臣和吏能之臣的矛盾，史家多有论列，本文不拟重复。这里仅联系这一问题探讨这一矛盾对“文儒”的影响。由于礼乐雅颂是“皇王之道”的体现，盛唐文儒中虽不乏能干的政治家（像张说就是文武全才），但大都志向高远，不屑吏事，看重“润色王道”、“赞佐政本”的清官。王諲在《花萼楼赋》中赞颂开元皇帝“展礼乐，开塾序”之后，紧接着就说“择仙郎为清选之官，辟星台为明试之所”（注：王諲《花萼楼赋》，《全唐文》卷333。），显然， 士人习文儒更易进入清流。被张说一手提拔起来的孙逖也说：“方当弥纶帝绩，岂徒润色吏事而已。”（注：孙逖《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全唐文》卷312。）由此可知为什么盛唐文人最讨厌县尉一类吏职。 “文儒”也因此而受到“吏能”出身的朝臣的攻击。张说就因遭宇文融、李林甫一群吏能之臣诋毁而罢相。张九龄《燕国公赠太师墓志铭》说：“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就是指“吏议”以雕虫小道为借口，排斥文学出身的大臣。刘知几同样认为从事吏职不能修史。《上萧至忠论史书》就说：“比奉高命，令隶名修史，而其职非一。如张尚书、崔岑二吏部、郑太常等既迫于吏道，不可拘之史任。”可见他对“吏道”的反感，使他虽然于词赋不以为然，但在人事关系方面是更接近于文儒的（文儒、史家与“吏道”的矛盾到天宝时有进一步发展，留待下文再论）。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文儒与史的沟通造成了盛唐经、史、文并重的局面。在学习礼乐雅颂之外，还要“游心经史”、博学多闻，这也是盛唐文儒的一大特色。
文儒阶层在开元前期形成以后，很快成为政坛和文坛的中坚力量，并决定了整整一代文人的命运。开元文儒能成气候，主要是因为礼乐雅颂适应盛世的需要，此外还有人事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以张说为核心的文人圈子所发挥的作用。当时凡是与张说共同提倡大兴礼乐者，无不与张说有较深的交往。像韦嗣立与张说在尚书省多年同事，又曾在景云期间微妙的政治形势下一起留守东都。卢藏用和张说都与元希声交好，元希声也是自幼即善属文，又通五经大旨、百家之言的人物。而张说所提拔起来的一批人，像张九龄、孙逖、裴耀卿、严挺之、房琯，都是文儒型的人物，彼此关系密切：张九龄与裴耀卿是好友，裴耀卿是开元年间提倡礼乐呼声最高的人物之一。孙逖也为裴耀卿写过《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对裴之道德文艺大加赞扬，称其“出入孝悌，周旋礼乐”。张九龄受张说罢相牵累被贬洪州时，写信给严挺之抒发郁闷（注：张九龄《答严给事书》，《全唐文》卷290。），其关系亦不同一般。房琯在封岱宗时向张说献封禅书，张说奇其才，授秘书省校书郎。张说与徐坚的关系也可从张九龄和徐浩的关系见其一斑。徐坚之子徐浩十几岁时受张说赏识，“为上闻，赐帛出于中禁，依声播于乐府”，“始自登朝，特为中书令张曲江所器，忘年定契，不复以礼秩关情”（注：张式《东海徐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445。）。 徐浩后为张九龄写碑文，特别提到九龄在张说死后“时属朋党，颇相排根，穷栖岁余，深不得意”的心情（注：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全唐文》卷440。），足见彼此了解之深切非同一般。 也说明以张说为核心的这批文儒在当时是被看成朋党的。张说被玄宗重用，是开元文儒登上政坛的关键，正如张九龄所说：“而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注：张九龄《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全唐文》卷292。）张说死后， 张九龄继之而成为文宗哲匠，又有一批文儒团结在他周围，如徐安贞、王敬从、孙逖、韦陟等（注：王敬从被孙逖称为文儒，参见前注孙逖《太子右庶子王公神道碑》。但刘禹锡《奏记丞相府论学事》却说“敬从非文儒”。这应是盛唐与中唐对“文儒”的看法不同之故。），均在张九龄为相时知制诰。开元二十四年后张九龄虽被贬，孙逖、裴耀卿、房琯、韦陟等一批文儒尚居于要津。他们也最乐于奖拔汲引文人，所以一般盛唐文人即使不精于儒，也都视他们为靠山。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盛唐著名诗人和文人登第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开元十四、十五年间；一是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第一个高峰是因为严挺之知贡举，第二个高峰则因孙逖知贡举。即使是在二张失势和去世以后的开元末至天宝初，其影响仍未消退。如二十六年仍诏求“草泽间有学业精深、蔚为儒首、文词雅丽，通于政术者”（注：唐玄宗《春郊礼成推恩制》，《全唐文》卷24。）；二十七年加谥孔子为文宣王、曾参等六十七人为伯，“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注：唐玄宗《追谥孔子十哲并升曾子四科诏》，《全唐文》卷31。）；天宝元年，继续诏求“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韦陟知贡举。可见征求人才以文儒为主的标准仍未变。综观开元时代的著名诗人如王翰、王湾、王维、刘眘虚、崔颢、祖咏、丁仙芝、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卢象等，不是直接为二张所赏拔，就是在严挺之等文儒知贡举时登第。这说明以二张为首的文儒阶层的形成，对于盛唐的政治影响和文学影响是巨大的，应得到充分的估计和评价。
三
如果说开元年间是盛唐文儒政治上的全盛时期，那么，由开元学风直接培养出来的天宝文儒则因不偶时运而陷入了难堪的困顿时期。天宝年间在文坛上露头的文人大多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或是受开元学风的熏陶，或者是开元文儒所荐拔。开元文儒对他们的影响主要有教育和选举二途。要了解天宝文人所受教育的特殊性，还必须把他们和初唐以来的文人作一番比较：
唐初到高宗朝以前的文人，门第高者受教育多受家学影响，如崔信明、袁朗、蔡允恭、谢偃、李百药、元万顷等。出身孤贫者的求学方式多为四方寻师，游学私门。如卢照邻“裹粮寻师，搴裳访古，探旧篆于南越，得遗书于东鲁”（注：卢照邻《粤若》，《全唐文》卷167。）；骆宾王“从师负笈，私默识于书林”（注：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全唐文》卷198。）；王勃虽有家学，也曾“负笈从师，二千余里”（注：王勃《山亭兴序》，《全唐文》卷180。）。 门第高者多为陈隋旧臣，接受南朝重文的影响较深；门第低者则多是从王府属吏出身（注：如王勃为沛王府侍读，卢照邻为邓王府典签，骆宾王为道王府属。），均因擅长文词而受宗室赏爱。这些经历使他们接触了大量文籍，但所学既广又杂，除了像王勃这样出身儒学世家的特殊情况外，一般都不专攻儒学。而则天中宗时活跃的一批文人，则大多数门第不高，如李适、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富嘉谟、吴少微、刘宪、吕向、李邕、孙逖、陈子昂、李峤等，均无显赫的家世和祖先可述。父祖至多官至学士或王府典签、记室、侍读（注：如孙逖父为韩王府典签，李邕父李善兼沛王侍读、潞王府记室，韦元旦祖为越王府记室等。）。孤贫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虽仍有像初唐士子那样“负笈遍山川”者（注：崔日知《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全唐诗》卷91。），但在州县学和太学受教育者较多。据《唐摭言》卷一“两监”条说，贞观年间“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后乃废”。刘祥道大约作于高宗显庆年间的《陈铨选六事疏》说：“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滥于三学”，这应是永淳以前的情况。则天中宗时期知名的文人青少年时期大抵在高宗永淳年前，不少是在学校受教育的。例如陈子昂年至十七八“入乡学”（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郭元振“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同业”（注：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233。），甚至出身高门者也有入太学的， 如苏颋“四代相门十卿”，仍是“十七游太学”（注：韩休《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全唐文》卷295。）。则天中宗时儒学虽然衰微，但太学仍未废。从中宗《令入学行束脩礼敕》可以看出，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都有。学校教育以儒为本，正如吴兢所说：“太学者，教人务礼乐，敦诗书也。”（注：吴兢《谏限约明经进士疏》，《全唐文》卷298。）因此虽然则天重文，文人大多不精儒学，但总有一些人因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基本教育，而在思想上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如陈子昂“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注：崔日知《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全唐诗》卷91。），张说“在诸生中已有绝云霓之望”（注：张九龄《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全唐文》卷292。），也是在太学就显露出日后的锋芒，可见他和苏颋的文儒风范都与太学教育有关。景云开元时，大倡礼乐，崇儒兴学，文士若要进身，必须上太学。《唐摭言》卷一“两监”条说：“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成童。’”夹注说：“华与赵七侍御骅，萧十功曹颖士，故邵十六司仓趁，未冠游太学。皆苦贫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可见在太学受教育者不乏贫苦士人，李华、萧颖士、邵轸、赵骅这批儒家思想较浓厚的进士都是开元太学培养出来的，而且在少年时就因志向一致而结成了友谊。
从选举来看：由开元文儒所拔取的进士或制科及第者，也形成了思想倾向较为一致的群体。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孙逖。开元二年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以古代礼典考问举人。孙逖以第一人及第。“相国燕公张说览其策而心醉”（注：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全唐文》卷337。），可见孙逖精通礼学。 开元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孙逖知贡举时，正是张九龄任中书令时。二十二年被他拔取的进士有张茂之、颜真卿；二十三年被拔取的进士有贾至、李颀、萧颖士、李华、赵骅、柳芳、李
。天宝年间的复古思潮正由这批人滥觞。李华在《杨骑曹集序》里说：“时刑部侍郎乐安孙公逖以文章之冠，为考功员外郎，精试群材，君以南阳张茂之、京兆杜鸿渐、琅玡颜真卿、兰陵萧颖士、河东柳芳、天水赵骅、顿丘李琚、赵郡李李颀、南阳张阶、常山阎防、范阳张南容、高平郗昂等连年高第，华亦与焉。”颜真卿正是从这个角度称孙逖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并为了抬高孙逖的地位而对卢藏用过高评价陈子昂表示不满：“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仆射孙公乎？”（注：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全唐文》卷337。 ）如果说陈子昂对盛唐文学的贡献主要是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孙逖的作用就是通过两榜科举直接选拔了一大批文儒，成为天宝复古派文人的宗师。除了孙逖以外，与张说交密的韦嗣立之子韦济也曾竭力举荐杜甫，杜称其为“旧儒”，感激韦济“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1。）。张九龄之弟九皋荐举高适、徐浩（注：张九皋于天宝八载为宋州太守时荐举高适，参见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中《关于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又据张式《东海徐公神道碑铭》，徐浩在“五岭百越，颂声四合，同诸方面请建旌德碑，都督张九皋为之飞章”。），也都是文儒知己。
天宝文儒在尊崇礼乐雅颂方面完全继承了开元文儒的传统。如李华《三贤论》大力称颂元德秀“以为王者作乐”乃“天人之极致”的观点。《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以遵礼教导子孙；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表示续经典是因为“思文陛下光五圣之嗣，启运应期之符，吊人伐罪之义，制礼作乐之本，郊天禅地之位”；邵轸《云韶乐赋》专诵礼乐；颜真卿赞崔沔为“文章之哲匠，礼乐之祖师”（注：颜真卿《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全唐文》卷338。）； 杜甫在天宝十载进献三大礼赋等等。同样，他们也像开元文儒一样不喜吏道。如杜甫得河西尉而不赴任；元结说自己“少不学为吏”（注：元结《与吕相公书》，《全唐文》卷381。）；萧颖士向韦斌述志，希望“陪侍从近臣之列， 以箴规讽谲为事。进足以献替明君，退足以润色鸿业，决不能作擒奸摘伏，以吏能自达耳”（注：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全唐文》卷323。）。这些都是开元文儒高谈王霸、不屑吏事的表现。开元文儒与史家的沟通，到天宝时又有进一步发展。李华《三贤论》称颂元德秀、刘迅、萧颖士三人。刘迅即刘知几之子，“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乃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今古之变”（注：李华《三贤论》，《全唐文》卷317。）。萧颖士也有志修史：“仆不揆顾， 尝有志焉：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注：萧颖士《赠韦司业书》，《全唐文》卷323。）凡此种种，都说明天宝文儒的主要特征都承自开元文儒。
但由于天宝政治的变化，天宝文儒又显现出与开元文儒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在学问修养方面，增加了孝经和老子这两项必修课。开元十年，玄宗曾训注孝经，颁示天下。但到天宝三载，才明确规定“自今以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所谓“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常之本，百行莫先”（注：孙逖《天宝三载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全唐文》卷310。）， 李华训导子孙说“当学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注：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全唐文》卷315。），正与此背景有关。这就在礼乐雅颂之外， 更增添了道德伦常的义理。天宝以后文儒从礼乐向道德的转化，亦由此可见端倪。所以元德秀“以德行著于时”而受到大家一致推重（注：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全唐文》卷315。）。开元前期，玄宗励精图治，二十年后始倾心道教。二十八年在玄元皇帝庙置崇玄学。天宝四载后以老子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六载，进士赋试题为《罔两赋》，都是讲玄元之道。因而天宝文人又都熟习老子，长于论道。独孤及甚至从洞晓元经科出身。天宝十三载十月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等举人，恰好概括了这一时期对文人的三大要求。
其次是这批文儒之间的思想联系比开元文儒更为密切。他们常常通过文集序、书信、碑传等各类文章，称述同道知己，互相抬举，从而形成一个网络清晰、倾向一致的文儒圈子。例如李华《杨骑曹集序》不仅开列了一批孙逖门下的文儒（见上文），又从杨极拉出“河南元德秀、陆据、崔器、范阳卢治”等“道义之交”。《三贤论》分别罗列了仰慕元德秀的一批人：张茂之、李及其族子、杨拯、房垂；“皆重于刘”的一批人：房琯、裴腾、裴霸、李广敬、卢虚舟、陈谠言、沈兴宗、陈兼、高适；以及“皆厚于萧”的一批人：韦述、杨浚、邵轸、赵骅、殷寅、源衍、孔至、陆据、柳芳、贾至、韦收、张有略、张邈、刘颖、韩拯、孙益、韦建士、陈晋、尹征之。此外，“尚书颜公重名节，敦故旧，与茂挺少相知。颜与陆据，柳芳最善，茂挺与赵骅、邵轸、洎华最善。天下谓之颜萧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之间”。颜真卿也在为殷践猷写的墓碣铭中提到殷“开元初举文儒异等”，“与贺知章、陆象先、我伯父元孙、韦述友善”（注：颜真卿《殷君墓碣铭》，《全唐文》卷344。）。 高适与颜真卿早在开元二十四年就“于词赋特为深知”（注：高适《奉寄平原颜太守序》，敦煌写本《高适诗集》残卷（伯3862）。），后来也有诗歌寄给颜氏。从这个网络可以看出，李华、萧颖士、贾至、颜真卿等不是少数别派，而是有一大批同气相求的文儒同道。其中还有房琯、杨浚等地位较高的人作为政治上的代表。从天宝十三载到十五载，掌贡举的都是杨浚。李华《三贤论》说他“问萧颖士求人，海内以为德选”。元结及萧颖士的门人刘太真均在其榜上中进士。元结、杜甫、李白、独孤及虽不在李华开列的网络名单中，但与网中人都有深交。元结与元德秀是兄弟兼师生关系。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说：“元结十七始知书，乃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说楚赋三篇，中行子苏源明骇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苏“源明雅善杜甫、郑虔，其最称者元结、梁肃”（《全唐文》卷344）。 杜甫称贾至“雄笔映千古，见贤心靡他”（注：杜甫《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杜诗详注》卷14。）。他与网络中的房琯、高适的交情更是为人熟知。李白在天宝年间交游最久的也是贾至、高适、陈兼等人。独孤及在天宝末中制举，出道较晚，但在天宝时即与高适、贾至、李白、陈兼等在梁园一带来往。他曾在为李华和萧颖士作的文章集序中，盛赞他们和贾至等人“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的功绩（注：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388。）。所以元结、杜甫、李白、独孤及与这一文儒圈子也是同声相应的。
天宝文儒虽然人数不少，关系密切，但随着二张去世，礼乐热实际上逐渐降温，开元时文儒在政治上鼎盛的局面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这固然与玄宗迷信道教、学术风气开始转变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从张九龄罢相后，与文儒对立的“吏能”派掌握了朝政。李林甫虽然在开元中当过国子司业，但不学无术，先是附和宇文融排诋张说，后又在任用有吏能的牛仙客为尚书的问题上，挤兑张九龄，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为相后他先后对长于吏事的韦坚、杨慎矜、王鉷示结恩信，不久即忌其权位再加斥逐。本人亦以“条理众务，增修纲纪”擅长，实为吏能派首领。所以“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旧唐书·李林甫传》）。萧颖士曾作《伐樱桃赋》讥刺李林甫“恃势而将逼，虽见亲而益忌”。柳芳《食货论》指斥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皆为兴利而败亡。《姓系论》又批判“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都反映了天宝文儒对盛唐吏能派代表人物的憎恶情绪。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文儒型士人普遍受到压制，也就毫不奇怪了。王维在张九龄死后日趋消极，正因为他与张九龄、裴耀卿等文儒关系密切。天宝六载，南郊礼毕，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一个不取，还“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注：元结《喻友》，《全唐文》卷383。），元结、杜甫皆在其中，也因为他决不录取借制礼作乐之机献艺的贤士。天宝八载，高适虽因张九皋举荐中有道科，却因“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旧唐书·高适传》）。天宝十载，皇帝举行三大礼，下制“搜罗贤俊”，举人又“并下第”。杜甫献三大礼赋，元结作《补乐歌》（注：元结《补乐歌》十首序说：“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估计这组诗也是为三大礼作的。），正体现了文儒以礼乐雅颂求仕的本色。玄宗见杜赋而“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然而再次被李林甫黜落。这更说明李林甫作为一个天性忌刻的吏能派执政者，决不会允许一个文儒通过进献礼赋而直致青云。杜甫在《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感叹“儒术诚难起”，《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又说“破胆遭前政”，可见他对于“前政”李林甫排斥文章儒术是很清楚的。杜甫的悲剧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代生长于开元时期接受诗礼教育的文人被培养成文儒后，在天宝排斥文儒的吏能政治下必然陷于困顿的共同命运。
天宝十载举行三大礼，是文儒重睹开元礼乐盛况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文儒思想发展的一个转关。举行三大礼的背景，是因为天宝九载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经公卿集议，玄宗乃命求殷、周、汉之后代为三恪，废除以北魏、周、隋之后代为三恪的惯例。虽然到天宝十二载，重又改为以魏、周、隋之后代为三恪，但这几年重兴礼乐的姿态，使文儒们精神大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本身以及处士崔昌和王勃思想的联系。据《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条说：“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天宝中，升平既久，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希进用。有崔昌以勃旧说遂以上闻，元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汉为二王（一作主）。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及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而复酅介二公焉。”开元文儒虽然也要研究周礼汉祀，但正式下诏在重大礼典中以唐承汉，以周汉为二王，仅见于天宝十载。这可能与初唐以来关于王霸之道的讨论，往往尊周之王道，黜汉之霸道的一致倾向有关。开元时，对汉之霸道有“随时”变通的看法（注：参见拙作《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唐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但并未将周汉连为一体，亦未明确规定唐在五运变化中为周汉之后继。王勃思想承其祖父王通。这种学说在隋和初唐都未为当时所许，到天宝末却被玄宗接受，正是由于经过了开元大兴礼乐的阶段之故。这固然与玄宗晚年愈益好大喜功，与武则天一样崇尚虚礼有关，但上承殷、周、汉与上承魏、周、隋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复古，后者是继承近代。这对于文儒来说意义重大。在此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复古”的概念。从一般的意义来说，固然凡是在唐之前的朝代都可算古，但在唐人心目中，南朝之齐梁陈、北朝之魏周隋，都是近世。如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破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庚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刘知几《史通》卷九“内篇”也说：“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喜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庚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唐高祖、太宗以关陇为根本，所以向来上承魏、周、隋。正式下诏以唐承商周汉，虽仅两年，却等于认可了王通、王勃的复古观念。所以杜甫元结都称此举为“革弊用古”、“追复纯古”。而这种上承周汉的思想，在天宝文儒中早就形成了。例如萧颖士开元年间《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就说续尚书“始有汉二典，次我唐二典”，是表明“有汉之功业与我唐之化理俱可继夫唐虞之盛也”。当然，上继商周汉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由礼乐引发的。因为“夏商而周监二代，有明堂之礼乐，教之首也”（注：陈兼《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全唐文》卷373。）。 但经公卿集议后由皇帝诏令在礼典中肯定下来，则说明文儒的思想从开元到天宝逐渐趋向于复三代之古的变化已经为当时所许。这一转关充分说明开元礼乐兴盛的局面正是孕育天宝复古观念的温床，中唐复古思潮即由此滥觞。所以梁肃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注：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文苑英华》卷703。）李、贾、萧、独孤等人之所以被视为继陈子昂、张说之后的第三代人物，正是以文儒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为人事背景的。
但复古思潮一旦滥觞，也就是天宝文儒思想分化的开始。“文儒”原不是一个稳定的合成名词。它之所以出现在盛唐，就因为“文”与“儒”能够以平衡求结合。一旦失去其赖以平衡的时代条件，便会发生不同方向的倾斜。总的说来，开元文儒较重视文，而天宝文儒则多侧重于儒。“文”与“儒”已有分离之势。因此擅长于诗的士人自然更多地继承开元诗人重诗礼的传统。李白在开元天宝文儒思想的影响下，明确标举复古，创作了大量乐府古风，运用比兴抒写理想、抨击现实，大大深化了开元诗歌的精神内涵，将始于开元中的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最高潮。元结和杜甫直接受到吏能派权奸的压制和打击，复古观念促使他们激发起对现实的深刻不满，从而产生了以诗歌“引古惜兴亡”的自觉意识（注：杜甫《壮游》，《杜诗详注》卷16。）。而萧颖士、贾至等在“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济济儒术，焕乎文章”的复古精神鼓舞下（注：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卷368。）， 循南北朝隋代正统儒家思想的旧轨，“宪章六艺”，提倡典谟训诰之文，而终于走向对“声病”、“浮艳”乃至“近之诗赋”的否定。而在这分化的趋势中，有一种倒退的倾向尤其值得注意，这就是以萧颖士、颜真卿、柳芳等人为代表的士族观念的回潮。初盛唐社会强烈的门第观念使中下层士人总想在家世谱系中找出显赫的远祖来。这虽是一般风气，但天宝文儒中的部分文人却将衣冠与礼乐相联系，提出了恢复士族制的理论。过分强调礼乐，必然走向推崇衣冠，因为世代衣冠最讲究礼乐。所谓“衣冠之族，礼乐之门”（注：李轸《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全唐文》卷371。）、“礼乐天付， 衣冠人秀”的说法（注：皇甫惟明《兵部尚书壁记》，《全唐文》卷357。），从盛唐后期开始流行。 颜真卿为颜氏所作的各种碑文，充满强烈的家族荣誉感，一直把先祖追到东晋的颜氏大族；萧颖士也能“通百家谱系”（《旧唐书·萧颖士传》）；柳芳的《姓系论》认为“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他还称赞唐人长于谱系的学者，先有路敬淳、柳冲、韦述、李守素，“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这就导致他们反过来赞扬“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的制度（注：柳芳《姓系论》，《全唐文》卷372。），甚至把礼乐的宗师张说也排斥在外。《封氏闻见记》卷十“讨论”条说：“著作郎孔至二十传儒学，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咸就咨访。至书初成，以呈韦公，韦公以为可行也……”可见在开元时代一片礼乐雅颂之声掩盖下的各种思想，到天宝时随着复古观念的形成和文儒的分化，都一起泛滥出来。后来韩柳在提倡复古的时候，倾其全力批判按贵贱士庶区分人之等第的观念，显然是针对这种思潮而发的。萧颖士虽为复古先驱，但这种依傍于礼乐的士族观念正是他不可能革新儒道以复兴古文的重要原因。所以“文儒”一词虽然在中晚唐继续沿用，但其内涵亦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判断文儒的标准也与盛唐大不相同了。
总之，通过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过程和开元礼乐雅颂大盛的局面，及其对天宝时代思潮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出初盛唐学术发展的走向，盛唐两代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盛唐诗歌革新的思想中强调大雅颂声的深层背景；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复古思想的实质和局限；元结、杜甫诗歌中雅颂与讽刺并存的原因。文儒合成复又分化的过程，正与开元诗歌中统一的时代精神至天宝开始分裂的过程同步。因此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观察盛唐诗歌演变的根源，当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