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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位哲学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哲学发展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Rorty·Richard 1931 —）在对传统和现代哲学解读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哲学定位的观点。他反对以往哲学对体系与基础的重视，强调把哲学确立为诸文化样式中的一种，哲学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现实境况和人的更为自由、更为幸福的生活方式。他的这一观点为现代哲学走出困境提供了一个思路，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哲学也面临着如何恰当定位以求发展的问题，因此，分析罗蒂的这一观点，对如何定位我国哲学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
罗蒂认为哲学发展出现困境，是因为对它的定位不恰当，要使哲学真正成为有意义的文化样式，必须对哲学重新定位。为此，他对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作了详尽的分析清理，为他对哲学的重新定位澄明前提。
第一，他认为从柏拉图、康德再到胡塞尔和分析哲学的哲学家们都试图把哲学定义为一种追求基础的学科，以便由此出发，获得认识上的绝对本质。柏拉图是古代最为典型的本体论哲学代表。笛卡儿把形而上学喻为大树的根，其他科学样式则为树的枝叶，以此表明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地位。现代哲学虽然反对实体哲学，但在根本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哲学追求严格基础的梦想。胡塞尔通过悬置，放弃了传统哲学关于实体的争论，却没有放弃通过意向性体验达到的本质直观。虽然他在对海德格尔不满的渲泻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在实质上仍然是追求纯粹逻辑的世俗阶段，可见，“本质”就是他追求的基础和实体。叔本华的“意志”、萨特的“存在”、柏格森的“人格”等，莫不如此。虽然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有种种区别，但在肯定哲学的基础地位上，则是一致的，都是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来对待，把哲学基础的坍塌作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对待。罗蒂认为追求基础的哲学，把哲学作为第一原理的想法，在当代开始显得荒诞不经。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基础，也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迫使我们接受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要走出哲学的困境，就要放弃没有前途的体系哲学，放弃对基础主义的传统追求。
第二，西方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主题是围绕着三种核心学说展开的，即：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儿关于心灵的学说和康德的先验哲学。罗蒂认为一旦揭示了这三种核心学说的前提，也就等于揭示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前提，为瓦解和超越西方哲学传统准备了充足的根据。
首先，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关于真理和知识的学说。其根本主张概括为，哲学就是关于表象的一般理论。他区分了原型和摹本、理念和表象。占有准确的表象就是获得知识，占有真理。这意味着人是对象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种视觉中心主义观点。
其次，笛卡儿关于心灵的学说。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原理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以外在世界的二元划分为根据去寻求精神世界的等级系统，而是向内转，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心灵是内在的镜子，认识在心灵中发生。这种向内心的转向在逻辑上引起了外在实在是否真正存在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长期争论。
再次，康德的先验哲学主张哲学的使命是研究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文化的基础。它通过对纯粹理性的全面批判，重新审视了理性的真正本性和认识限度，系统地清理了以往哲学中的种种相互对立的原理、命题和范畴，试图用先验方法把它们综合统一起来，从而为人类精神生活确立各种法则。这表明康德哲学所遵循的仍然是由笛卡儿开创的近代认识论路线。
现代哲学追求哲学“严格性”和“科学性”在根本上仍然没有摆脱康德的影响。分析哲学是通过语言分析获得语言式的精确表象，现象学通过本质还原获得这种表象。所以，现代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完成他们希望的超越，反而在向基础主义的回归中暴露出表象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罗蒂意识到认识基础主义的顽固情结的不可解，因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姿态以“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第三，哲学在人类精神生活系统中占据着的中心地位是由特定的历史情境造成的。在启蒙运动初期，宗教与世俗知识，尤其是与科学还在进行较量，历史迫切需要理性的卫士和先锋登坛宣战，哲学就扮演了使文化世俗化的重要角色。哲学家以理性的卫护者和人类良知的保护者的身份审判一切，颁布一切，从此以后，哲学功能日益膨胀，哲学逐渐成为整个文化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到了20世纪，宗教退居末位，世俗文化样式代替了宗教甚至哲学，哲学家再也无法以理性卫士自居，这时如果抱残守缺，坚持严格化的理想本文，哲学就会与其他文化样式脱节，其主张也日益与时代不协调。因此，在罗蒂看来，哲学必须改变自我形象和转换其活动方式，发现新的理性生活样式。
总之，罗蒂通过对传统基础主义和哲学功能失落的分析，确立了他活动的基本目标：提出另一种哲学概念，或建议另一种哲学活动方式，导引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二
罗蒂在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性考察后认为，除了历史形成的社会约定之外，知识并无终极的基础。认识论之镜对知识绝对客观性基础的追求，只能是一种梦幻。为了结束这种梦幻，必须用无镜哲学取代有镜哲学，用教化哲学取代系统哲学。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就要确立一种新的不同于分析哲学的语言观，即自然主义语言观。
罗蒂认为，从传统哲学到现代分析哲学的哲学家们，一面试图确立一种自主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又期望用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语言去构建这一学科。所以，20世纪西方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被看作是一个进步的、自然化的运动。但是，这一转向从实质上来讲并没有真正解决哲学难题，一旦我们提出一种给定语言对于特定谈论是否适当的意义问题时，对立的选择便会呈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便会呈现。
罗蒂认为，要避免这种纷争，就不能把语言看作是表达或反映的媒介，而是如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那样，把可选择的词汇看作是一种可选择的工具，把一切可言谈的东西还原到特定语言的语句，再把语句还原到词汇。词汇才是人类所创造的“现存的实在”或“实体”。在这里，语言不再是简单的媒介，而是确定的客观实体，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只有这样为语言定位，才能超越实体哲学的困境，使形而上学的难题转换为语词的使用问题，从而使对信仰的论争自然地变成了对工具的选择。
罗蒂认为真理是语句的特性，语句依赖于它们的词汇存在，而词汇是由人类构造的，所以，真理是由人类构造的。既然构建真理的基本信码只是语句和词汇，那么，哲学形而上学的绝对追求就没有任何意义，哲学作为其他文化样式的基础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哲学就没有必要固守第一原理，而应成为诸多文化样式中的一种，哲学应当到所有文化领域中去接触实在。
沿着这样一条自然主义语言实在论的路线，罗蒂彻底变换了现代哲学的传统框架，预示了后哲学文化时代的到来。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不再关注抽象的、绝对的、心物对立之类的问题，而是关注我们团体的界限是什么？我们的遭遇是否是充分地自由和开放的？我们在协同性方面最近取得的成果是否以我们丧失了倾听局外人疾苦的能力为代价？对局外人而言谁具有新观念等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来的问题。这实质上是要把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殿堂请进风尘仆仆的世俗生活世界，让哲学放弃自欺欺人的活动方式与话语方式，而代之以对社会现实的首要关注。
哲学视域的改变，迫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哲学发展史和各种相关的文化样式，要求我们确立一种新的哲学信念。罗蒂由此划分了系统哲学和教化哲学。系统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以建构体系为目标的，是建设性的。教化哲学是新实用主义哲学，是重实效与行为的哲学，它没有实质性目标，怀疑绝对真理，摧毁人们对体系和终极真理的渴求，要求哲学变“常规对话”为“非常对话”。“常规对话”遵循某些共同的假定和前提，是在一定框架内活动的。而作为真正的哲学的“非常对话”，其对话的前提和基础根本不同，因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时时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表达自身的各种新颖的、有趣的方式。所以，非常对话“被期望为某种奇异的力量把我们从旧的自我中摆脱出来，被期望为帮助我们成为新的存在物。”（《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60页）对话是人类最普遍的方式， 说出事情比占有真理更重要。我们不期望发现永恒的研究架构和纲领式方法，只是希望对话能持续地进行，任何的东西，任何领域都是对话的素材，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品评。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上帝，没有超越他人的个人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与团体都是平等的，各种文化样式、各种政治主张都具有平等的机会。总之，无镜的教化哲学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它不以自己的大一统而沾沾自喜，而以对亚文化的复合性的宽容而自豪，以乐于听取诸近邻文化的心声而自豪。
三
罗蒂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粗线条地构建了后现代哲学文化的框架。这一构建最主要的不足是他陷入了相对主义和自我中心论。在罗蒂看来，文化并不是所有认识论主张的集合，我们的存在方式反对任何一个学科作为其他文化样式的基础，那么，我们在“非常对话”中所持的任何特定信念就仅适应于我们特定的目的和愿望，只是相对有效的。这样，罗蒂在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中建立起的后哲学文化观就不得不面对相对主义的指责。罗蒂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责难，他在为之辩护时认为，词汇的使用如果仅出于主观目的，那么由此构建的句子意义是否为真就是有疑问的。罗蒂提出“种族中心主义”来逃避这一困境。他认为，既然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我们的普遍适用的标准，不存在一个可以评判一切的法官，我们就必须从我们自己出发，从我们自己的种族出发。从种族自我出发，用种族观念一致避免相对主义的责难，恰又陷入了自我中心论。一切取决于种族利益，如果不利于种族，却又有用的观念，我们应如何对待呢？这里罗蒂陷入了与实用主义的真理工具论同样的不可解的恶性循环。但是，我们认为罗蒂哲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构建什么严密一致的体系，而是他对传统哲学和阻滞现代哲学发展的观念进行了摧毁性的消解，使哲学从困境中窥到了未来的曙光。他把哲学定位到与文学并无二致的水平上，意味着哲学的视野更为开阔，哲学的功能更具意义。总之，罗蒂以一种自觉片面性的前卫姿态，在摧毁中开启了哲学的新方向，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哲学要发展必须不断超越。传统哲学立足于认知的角度看待并理解周围的一切。这种类型的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漫漫路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就中国哲学而言，主要问题是对哲学的定位不恰当。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把哲学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人们把意识形态作为哲学的唯一功能来对待，结果哲学被作为所有科学文化的基础与核心，成为规约社会意识的唯一文化样式，一句话，哲学成为科学之科学。对哲学的这一定位实质上遮蔽了哲学最基本的使命——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使哲学远离了人类生存境况，忽视了现实社会显现出来的人的生存矛盾。这一对人的命运的淡漠，使人们对哲学失去了信任和兴趣，成为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认为，哲学的终极使命是关怀人类的命运，关怀人类如何自由、幸福地生活，关怀科学的理性陈述如何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换言之，应当把哲学定位到人的生存矛盾这一现实与历史的汇聚点上。生存论的本体论就是面向这一矛盾的哲学类型之一。生存论的本体论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和活动方式，使哲学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把人的生存境况视为首先关注的对象，领悟人的生存之道。中国哲学要发展必须反对把哲学作为“纯学术性”问题对待的态度，因为这一态度窒息了哲学关怀人类命运的终极价值，同时也反对哲学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口号下，求器不问道，根本上毁灭哲学的根基。罗蒂指出传统哲学对基础的偏爱与敬畏是哲学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他反对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先验基础和存在论的存在基础，并不拒斥哲学作为对人类现实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而确立的生存论的基础。可见，哲学要发展必须超越传统知识型的哲学样式，使哲学在对生存论的本体论的重建中更为鲜活真实。
第二，哲学要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哲学要面向生活世界本身是20世纪哲学的主要转向，罗蒂在他的哲学纲领中也同样关注哲学在非实在领域里的影响。他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民主先于哲学”，即现实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要比抽象的概念演绎更为重要。形而下的问题在传统哲学中是被否弃的，罗蒂在继承实用主义重视现实的基础上，力图在新条件下复兴实用主义传统。他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后哲学文化中的主导文化，实质上就使哲学的视野投向现实生活世界。中国哲学发展受到阻滞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理论与实际两者之间的脱节。脱节的原因并不是不重视现实，而是用预设的理论框架观照现实，当现实变化与预设框架有了冲突，我们不是改造理论框架以迎合现实，而是要求现实符合理论框架，结果理论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现实又迫切需要理论引导，两者之间总是脱节。因此，哲学要发展，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体认真实的生活，从中发现科学和哲学问题，不断匡正哲学理论。哲学必须走出古典解释学传统，解释生活世界，而不是注释理论前见。
第三，改变哲学的话语方式。现代哲学语言学的转向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当代，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在构建体系中，语言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话语方式不同，存在性质的显现就不一样，多样化的话语方式可以揭示实在的多样的性质。我们反对罗蒂把语词作为一种实在来对待，但通过语词的视角，可以对习以为常的实在存在有新的解释，从而开阔我们的视域。中国哲学话语方式是传统的，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指向本质的索求，所以，我们的哲学往往沉溺于空洞与抽象之中。提高语词在哲学表达中的重要性，改变面向问题的话语方式，能对僵化的体系哲学发动猛烈的冲击，打破大一统的哲学僵局，从而使哲学提问更加尖锐，更趋合理。
第四，哲学与其他文化样式应该平等的对话。哲学功能膨胀，使哲学总是居于其他学科之上，虽然我们反对哲学是科学之科学，但实际上，哲学力图为其他学科提供基础和证明的欲望始终存在。然而，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和经济的日益增长，许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凸现出来，众多的文化样式都从各自角度反思这些问题，因而没有哪一种学科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难题的唯一思路。在这种背景下，罗蒂把哲学世俗化、平民化，使得哲学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真正定位。在罗蒂看来，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语言构成了人和世界、人和人的联结、对话的中介。哲学是言语的活动，没有一种词汇可以高居其他词汇之上，也不存在最终语词和最终的描述。因此，其他文化样式拥有与哲学同样的对语言处理的权利，哲学与其他文化样式地位是平等的。地位平等将使哲学开明和宽容地对待各种文化样式，使哲学能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对话。后现代哲学的这种追求提示我们，哲学摆脱困境的出路不是在理论框架内部的简单调整，而是要彻底改变哲学的贵族形象，使哲学意识到自己的贫困与无奈，这样哲学才能放逐傲慢，才能与其他文化样式公平地对话，才能使哲学意识丰厚鲜明。
总之，罗蒂对哲学定位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浪漫激情与对哲学境况的关怀。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一定位，它的解放与启示意义则是勿庸置疑的。它为我们对哲学的展望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为解决全球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为打破西方文化的垄断地位，倡导多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