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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5—0027—06
2011年初，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变革，使许多学者和民主支持者兴奋地宣称民主化的“第四波”已经来临。然而数月之内，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很明显并没有在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简单重演。近期来看，这些国家尤其是埃及的民主前景仍不确定，阿拉伯威权政府利用镇压、选举以及有限或虚假的“改革”等手段，使自身的政权得以维持。
三个看似无懈可击的阿拉伯威权统治者的倒台——突尼斯的扎因·阿比丁·本·阿里，埃及的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以及利比亚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对也门、巴林、叙利亚的威权统治造成了严重挑战，在冲击较少的摩洛哥和约旦等其他国家中，反对压力也日益汇聚，这些都是民主理念不断凸显和具有吸引力不可否认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很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但是，该地区突然爆发的民主变革的这一前景，引发了一个更加全球性的疑问：民主“第三波”现在的情形变得怎样了?
始于1974年的全球政治新时期，20年前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为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开启了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相比，在国家统治方式上更为彻底广泛的变革。根据亨廷顿的观点，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从1828年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第二波始于二战之后，终结于1962年的第二次民主“回潮”。
在第三波中，民主——一种人民可以通过定期、自由、公正和有意义的选举来选择和更换领导人的政治制度——已经从西方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专有事物，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现象。民主是当今世界最普遍的政府形式和大多数人生活其下的政治制度。
民主国家在全球所占的比例(根据我的计算，在过去20年间与“自由之家”国际观察组的数据接近)，从1973年的略多于1/4，上升为1980年的1/3，1992年时约占1/2，而2000年则达到3/5(共115个民主国家)。2006年，第三波中的民主扩张达到顶峰——121个民主国家，接近全部国家总数的63％。
在这一时期，民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广泛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它是世界几个地区主要的政府形式，它在除了中东之外的任何地区都是可行的选择。在一些主要的文化区中，只有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国家——这正是阿拉伯之春是一次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性意义的发展的原因所在。
一、主导的和期待的
我们应该思考那些从1974年第三波开始，民主仍难以立足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原先十分稀少或长期动荡，现在，民主则成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和令人向往的政府形式。当然，某些令人担忧的腐蚀与停滞新近开始浮现——作为当前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但是，有史以来，民主在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首次得到了深化和巩固，而十几年前，巴西的政治制度还深陷功能紊乱和经济危机周期性复发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智利——在经历了萨尔瓦多·阿德兰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时代严峻的政治分化，以及长达16年严厉镇压的军事统治之后——现在已跻身于第三世界中最自由和持久的民主国家之列(智利在经济上也非常成功)。尽管阿根廷显得更加民粹主义，并易于产生人格主义的政府和危机，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在阿根廷仍然根深蒂固。
在由南锥地区向北推进的过程中，民主的命运艰难多舛。委内瑞拉民粹主义领袖胡果·查韦斯，在赢得1999年总统选举之前，曾两次试图在军事政变中夺权，并将自己塑造成现代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革命者。作为总统，他逐渐窒息了政治多元主义，摧毁了民主制度的独立和完整，而使得委内瑞拉不再是民主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玻利维亚和伊瓜多尔左翼的民粹主义总统，以及最近重新执掌权力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都试图步查韦斯后尘，通过激起经济和社会怨恨，来挑战民主宪法的规范与约束。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是否依然能够称为民主国家，目前尚难以定论。但是，这些国家的领袖没有一个在破坏民主程序上，取得像查韦斯一样的成功。而查韦斯本人也处于民众与日俱增地抗议其过分行为的压力之下。
在秘鲁，被视为查韦斯翻版的前反叛军官奥拉塔·乌马拉赢得了2011年的总统大选，原因在于他从2006年竞选中赞成查韦斯的立场上退缩，而在这次选举中采取了中左立场。乌马拉在竞选和执政的最初几个月内，形成了一条更加务实的路线，他看似有意复制了中左的巴西改革派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成功，在卢拉总统的八年任期内(2003—2010)，巴西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
在中美和墨西哥，即使说民主因为毒品贸易引发日趋恶化的暴力犯罪而经受了更多的压力和动荡，但是至少没有人提出要替代民主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和期望，民主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似乎已经变得稳固，后者断然拒绝了强硬的民粹主义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试图修改宪法允许其留任第三届的企图。
二、欧洲的视角
冷战的结束和随后欧盟的扩张，在漫长的历史流血冲突之后，欧盟现在变得空前统一和民主。尽管2004年至2007年获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10个国家的民主得到了巩固，它们大部分是自由的民主国家，但是腐败和脆弱的法治在少数国家中仍是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克罗地亚获许加入欧盟的协商已经结束，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正式加入欧盟，而叙利亚也可能会紧随其后。
通过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整合来实现欧盟统一的远景，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紧迫而又影响深远的是欧元区愈加恶化的财政紊乱，表现为债务危机已经击垮了希腊，并威胁吞噬其他的南欧国家(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爱尔兰。此外，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已有时日，但是两国的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实践中仍持续存在的不自由和腐败，以及它们在某些方面的复燃感到心灰意冷。
尽管如此，从民主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与欧洲在第三波前夕的情形相比，顿时黯然失色。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希腊正处于军事独裁的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长期的威权政治，而所有中欧和东欧的国家都笼罩在铁幕之下。
波罗的海周边12个前苏联国家的民主前景看似有些暗淡。它们中的大多数，包括俄罗斯在内，威权统治似乎坚不可摧。只有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是民主国家，在乌克兰2010年总统大选将要举行之际，支持民主的势力发生了崩盘。自从2004年爆发橙色革命以来，在经历了长期的内部分裂和无效治理之后，乌克兰在新闻自由、民主的范围和运行状况上发生了倒退。
另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抗议迫使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威权政府于2010年4月倒台，回归民主的新的可能性在上升。吉尔吉斯斯坦是唯一近期有过民主经验和民主前景的中亚国家。即便不是十分的民主，但是政治多元化仍旧在另一个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得以存活。
三、发展与民主
在第三波期间，东亚(包括东南亚)从“发展型威权主义”的摇篮和聚集地，发展成为至少是良莠混合的和不断进步的体系。日本和韩国等现在都已经成为自由和巩固的民主国家。虽然它们很难摆脱治理问题和严重的公民冷漠，但是，公民冷漠也同样困扰美国和许多欧洲民主国家。
根据“自由之家”的得分，蒙古也是一个较好的自由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民主似乎也固定了下来。但是这些国家，连同泰国和东帝汶，都在艰难地与严重的法治缺陷做斗争，而泰国还被国内的政治分化所削弱。
泰国的优势在于总体上，民众对民主拥有强烈而广泛的信奉与渴求，但是，它仍需解决调节都市化、支持君主政体(其最后的支持者是军队)和正在崛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泰国的政治基石是农村，他们的领袖是被流放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如今，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登基65年之后已风烛残年，泰国隐约呈现一个时代的终结，这可能带来新的政治谈判机遇或使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主压力明显增加。在2011年5月的选举中，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遭遇了自国家独立以来成为执政党之后的最低投票率(60％)。同年8月，执政党再次受到打击，总理提名的正式总统候选人，以极其微弱的选举优势胜出，仅赢得35％的选票。
最近几年间，马来西亚的政治反对势力在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突破。新的反对联盟——人民联盟的势头越来越大。马来西亚采用了与其他竞争型威权政体相同的手段——选举程序，因而其民主转型随时均有可能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的威权统治依然稳如泰山，但是，这些政权大厦的诸多裂隙已经显现。
南亚——长期充满民主活力的地区，在第三波中经历了相当大的震荡，部分是因为巴基斯坦反复的民主失败，现在极端主义动员、军事统治、病入膏肓的腐败以及国内政党和政客的无能，也导致了国家由迟滞进而衰落。斯里兰卡是持续衰退的另一案例——由于战争的破坏，斯里兰卡从稳固的民主蜕变成不民主，随着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及其家人之手，斯里兰卡现在已沦为高度腐败和滥用权力的选举式威权国家。
然而，民主在印度仍然坚固和充满生机，该国近来反对腐败的公民运动显示出民主在其公民社会中的强大活力。孟加拉国是在经历短暂的民主中断之后复归民主的。尼泊尔似乎也正在向民主回归，而马尔代夫最近则步入了选举制民主国家的行列。但是，阿富汗表现出另外一番景象，阿富汗在民主建设上的努力，被腐败、不幸的领导层、国家衰弱以及恐怖主义骚乱和暴力所压倒。
冷战结束后的非洲撒哈拉地区是紧随东欧之后，民主激增最为显著的地区。当1974年第三波伊始之时，非洲仅有3个民主国家，它们都是很小的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冈比亚(只有前2个民主国家得以幸存)。1991年以前，少数其他非洲国家与民主有过短暂相聚，尤其是尼日利亚、加纳和苏丹，它们都是在经历一段失败的后殖民治理之后，试图使民主运转起来。但是，在每一个国家，民主都禁不住种族分裂、腐败和拙劣的治理这些常见问题的打击。
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在超级大国放弃以援助和武力来博取非洲国家的忠诚之后，民主就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在21世纪首个十年中期，非洲48个国家中大约有一半是民主国家。现代史上的这一发展，首次对那种认为民主制度需要具备结构上先决条件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经济发展、普遍的读写能力和强大的中产阶级等因素不再是成为民主制度的前提。此外，到目前为止，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大多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马里、塞内加尔和尼日尔。
四、最后的中东
2011年以前，在全球民主化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中东是唯一没有被实质性触及的地区。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丰富的民主经验，但是——除了土耳其之外——都不在中东地区。政权有限的改革和偶尔激动人心的民主抗争似乎毫无结果，直到2010年12月17日，一个愤怒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厌倦了国家多年的无情掠夺和侮辱，而将自己付之一炬，由此点燃了突尼斯的革命火焰。
现在，至少民主变革的前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浮现，没有一个阿拉伯威权国家会像2010年11月时那样，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虞。虽然，起因于2009年一次选举舞弊的伊朗绿色运动的镇压，暂时地打击了该地区民主变革的希望，但是，自那时起，大众要求民主变革的呼声激增，并弥漫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在埃及、巴林、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这些国家中，许多公民甘冒风险迫切地要求民主变革，消除了笼罩在阿拉伯世界两代人之久的政治惰性和顺从阴霾。
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当人们认识到第三波变革世界的方式时，不难发现民主的前景充满希望，令人鼓舞。
第一，全球大约3/5的国家现在至少是选举制的民主国家。
第二，全球大约2/3的民主国家(77个)是高质量的或者“自由”民主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选举竞争是制度化的、公正的和开放的；公民自由受到良好保护；政治暴力以及国家安全机关滥用权力和免于惩罚的水平很低。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测度，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得分为1或2，1意味着最自由，7意味着最专制。
第三，诚如民主化理论专家马克·普拉特纳所指出的，民主已经变得巩固，或至少在G20经济领先的大多数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得以坚持。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民主不存在任何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五，联合国和各类区域性组织——不仅仅是欧盟，还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拉美共同市场摩根索，以及范围较小的非洲联盟，都愈发明确地支持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第六，国际上推进民主的年度花费增长显著，已经超过了早先是德国，其后是美国在此方面的巨大努力。目前，联合国发展项目和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双边援助项目，花费了它们全部预算的重要部分，用以监督和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扶助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打击腐败，加强独立媒体，以及提高法治和其他改善治理的程序和制度。
五、民主的衰退
以上所述大部分都是好的方面，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全然如此。至少在过去的五年里，全球经历了显著的民主衰退，这被一些统计数据所证实。首先，在过去的几年中，民主国家的数量下降了。根据我的计算，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从2006年顶峰时的121个降至2010年的114个，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它也是自1993年以来民主国家所占比例(58.5％)的最低值。
此外，通过军事政变，内阁政变，或者对民主程序渐进的亵渎，全球目睹了民主崩溃不断攀升的势头。第三波中存在的民主国家中将近1/3都发生了崩溃，泰国和尼日利亚等更是经历了反复的崩溃。
同时，自从巴基斯坦1999年的政变颠覆了人民民主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开始加速。如果我们将历经37年的第三波，划分为三个大致等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跨度为12年，那么就会发现，在1974—1985年间，有12个民主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1986—1998年有15个，而1999—2010年则有26个。换言之，1974年第三波以来发生的53个民主崩溃或逆转，大约一半发生于1999年之后，而15个发生于过去的五年之内，从2006年开始，全球民主衰退变得愈发明显。
在过去的五年间，自由的水平也稳步地下降了。从全球范围来看，2006—2010年是最长的自由衰退周期，这是自冷战终结之后民主化大爆发和第三波开始以来的最长周期。根据“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排名，在这五年中，每年发生退步的国家都比改善的国家要多。这种衰退在2007—2010年间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自由水平方面，每年退步的国家数量是改善的两倍。2007年最为糟糕，这一年退步的国家数量将近改善的国家数量的四倍。
当然，民主的衰退与自由的衰退是相关的；失去民主之后，自由的水平亦随之衰减。但是，尤其是自1990年以来(大约这个时候，“自由之家”对自由水平的评分变得更为严格)，当民主质量较为低下时，一般都会发生民主崩溃。1990年以来，39个民主崩溃中只有4个国家的平均自由得分(通过衡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方面)在2.5及以下。换言之，民主崩溃发生于不自由的民主国家，通常是在极其不自由的国家：1990年以来39个失败的民主国家中，有18个国家发生逆转的前一年的平均自由得分仅为4或更差(7分值)。
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大量的选举制民主国家似乎特别危险，因为它们的自由得分相对较低(某些国家正处于下降之中)——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7分度中，大约处于中间值位置——同时，在世界银行测量的治理得分上也表现糟糕。所有脆弱的选举制民主国家(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东帝汶、塞内加尔、马拉维、塞拉利昂和乌克兰)没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同时，所有自1999年以来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都蜕变为不自由的国家——它们中许多随着时间而变得愈加不自由。由此可见，国家的民主质量与其政府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
六、顽强的威权者
全球民主状况还有另一严峻的问题。根据政治学家史蒂芬·莱维斯基和卢坎·维的观点，被许多“自由之家”归类为选举制民主的国家应该从清单上剔除，由于它们的选举是不公正的，或政治竞技场是不公平的，或公民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其制度更宜理解为“竞争型威权政体”。若以这些严格的标准评判“选举民主”，那么真正的民主国家数量可能比100 略多一点，接近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尽管仍包含全球人口的大部分)。
对第三波民主复兴的担忧，还来自一些不太明确或不可测量的因素。其他两个消极趋势给当今全球的民主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个是对过去六七年间逐步建成的公民社会和国际民主援助的反冲。尤其是自“颜色革命”以来，威权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以及整个中亚地区，开始谨慎地审视国际民主援助(包括资助公民社会组织和选举监督)对民主进步和突破的积极贡献。威权国家试图阻挠、封闭，甚至将这些资金流动定罪。一些非洲的威权国家，像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迫切地加入到这场逆流之中，结果似乎(至少目前如此)使它们的威权统治得到了强化或稳固。
另一个消极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更值得担忧，许多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出现了攀升的财政紊乱和政治僵局，包括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美国，假如它未能让其政治和财政再度运转有序的话。如果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国家不再作为榜样而值得仿效，那么，对全球的民主前景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对全球民主的命运而言，再怎么强调这些民主国家如何处理自身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不为过。
作为当前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承担了特别的压力，要整顿好自身的财政状况，促进经济再度增长，克服加深的两极分化、过度的党派偏见，以及周期性政治边缘政策和政治痼疾这些无形障碍。降低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也可以极大地恢复美国在全球的积极形象。不幸的是，随着最高法院判定政治竞选上花销的权利等同于自由言论的权利，2012的大选趋势正在决定性地转至相反的方向。
七、希望的理由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全球民主的特征和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对其前景担心的理由。当然，我们也能发现对民主保持明智乐观的可靠依据。当民主在许多地方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威权统治普遍地引起了较大的不满，即便不是厌恶。尽管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等到民主在阿拉伯国家的诞生，但是，已经颠覆了三个阿拉伯威权统治者，挑战了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威权统治，不畏惧残酷镇压的各种形式的民众抗议，显示出全球现存威权政权潜在的不稳定和脆弱性。
即使民主没有在阿拉伯世界很快出现，旧式的威权统治模式仍暴露出，它们在面对换代和其他社会变革时，缺少合法性与适应能力。这一结论对那些检视过阿拉伯晴雨表中公共舆论的学者来说并不新奇。阿拉伯晴雨表显示了，在某些国家，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更喜欢民主制度。在其他民主事实上占主导的地区，绝大部分国家中多数公众依然坚信，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或者他们已知的其他形式更糟。
在过去十年左右，所有的民主困境中，没有发生民主崩溃的“回潮”——肯定没有达到终结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回潮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但是由于大萧条而加速)第一波全球民主化时的回潮规模，或者第二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遭遇军事政变或者发展型威权统治全盛时期的规模。
考虑到全球渡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动荡，这显得愈加难能可贵。虽然深远且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全球酝酿，但是迄今为止，第三波民主国家主要是通过投票更换现任政府，而非通过变革民主制度来回应经济的危机和痛楚。再者，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经济萎缩似乎并不是导致民主崩溃的显著诱因(一些国家在民主崩溃发生时有着相当好的经济增长率)。
可以肯定的是，大量极其脆弱的民主国家都存活了下来，其中包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以及种族或宗教深度分裂的大多数民主国家。就其自身而言，导致这些国家脆弱的不是贫困，而是其他一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难以克服的病症：猖獗的腐败，低下的国家能力和效率，薄弱的法治，犯罪和动荡，政治和种族暴力，以及政治分化。不是中等收入(以及较高)的国家无须同这些问题做斗争，而是低收入国家的治理质量往往更差，这一点导致了其民主较为脆弱。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很多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家，民主坚持至今已逾数十年光景。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上的国家(根据平均购买力计算，约为2009年的1万美元)，事实上没有发生民主崩溃的案例。大约25个第三波民主国家——不仅包括韩国和新的欧盟成员国，令人意外的是，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现在都已经跨越了这一最低门槛，同时，如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民主国家的话，也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
总之，稳定和巩固或相对稳固的民主国家范围的显著扩张，很可能对民主回潮能行进多远造成了实质性的限制。
八、民主的前景
当前，欧洲、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困境，导致人们开始对民主制度解决基本问题的能力表示怀疑，即使称不上是彻底悲观，这些基本问题包括老龄化和基础设施，高抚养率，攀升的债务危机，以及经济竞争力衰减等。
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状况没什么不同，当时三边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民主的危机”的报告(其焦点是关注治理能力)。值得强调的是，民主所享有的全球声誉将继续取决于民主在世界最富裕地区的表现。而全球经济的兴盛也大部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的稳定与复苏。单单因为这一原因，这些民主国家更为有效的表现与全球民主的存亡密切攸关。
然而，财富和权力正从欧洲和北美洲向亚洲、拉美以及中东发展中地区转移，南非现在也从长期的发展蛰伏中崛起。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地区的人民渴求民主，不仅仅因为民主是西方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良善——政治自由，发言权，问责制，人民主权和法治——这些都是威权政权所不能提供的。只要民主能够切实提供这些政治良善，并让经济发展适度进步，民主仍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信奉，即使它在老牌西方国家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力量中心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持续转移，可以发现，大多数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同时，一些大的新兴市场的威权政权，如伊朗和委内瑞拉，由于对经济事务严重的处理失当和政治化，而在经济上表现不佳。
的确，当今世界上存在威权政权发展成功的国家，如(目前)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但更多的案例则显示了威权政权的迟滞或民主的进步。经济学家史蒂文·拉德勒特指出，17个亚撒哈拉国家正脱离非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它们的经济增长，更有活力，更为持久，其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它们绝大部分是选举制民主国家，或者接近民主国家。
九、更好的赌注
当下是民主的困难时期。近年来，全球总的发展势头明显有利于威权政权。这可能会持续好几年或者更久，如果已经确立民主的国家，失去继续培育和支持全球民主的视野、承诺和能力的话。
然而，民主的远景仍令人鼓舞。除非发生另一场近似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或是已经确立民主的国家彻底失去了兴趣，不然的话，全面民主崩溃回潮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新的民主转型也在地平线上依稀可辨。
阿拉伯世界朝向民主变革的社会动员不会很快停息，最终它们中将有民主国家诞生。即使一些阿拉伯国家陷入了伊斯兰威权主义的政治僵局，但是，其政权形式最终会声名狼藉。渴望仿效拉美左翼民粹主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革命，正悄无声息地趋于失败和消亡。
与独裁政权的惰性相比，民主制度拥有巨大的优势：自我纠错的能力和适应危机的灵活性。任何想要在全球政权生存能力上押宝的人，将赌注压在民主上才是明智之举。
本文译自 Current History 2011年9月，原文标题为“Democracy’s Third Wave Today”。感谢斯坦福大学 Larry Diamond教授和Current History主编 Alan Sorensen的中文授权，译稿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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