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预算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8-0086-07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易于遭受反复无常的各种冲击从而偏离充分就业均衡。这些冲击主要是商业信心变化之后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经济在遭受某种冲击之后，若任其自由发展，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充分就业均衡。就是说，经济不会迅速自我恢复充分就业均衡。为此，需要政府提供干预来熨平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在短期里对于国民财富的决定作用，认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施需求管理可以熨平经济周期。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暗含了硬预算约束假定。②在硬预算约束下，价格变量和数量变量联系紧密，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然而在软预算约束下，不仅价格变量和数量变量之间联系不再紧密，而且行为主体对于价格变量不再敏感。如此，软预算约束下各种冲击的传导机制和冲击效应是否还如硬预算约束宏观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又是否会有不同于硬预算约束经济之表现？由于转轨经济普遍存在软预算约束③，因此，对于转轨经济，能不能一般地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来调控，也就变成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了。
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宏观调控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特征：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波动幅度大，扩张期和收缩期短，“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以及上一轮周期中出现的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上涨，但是最终产品价格不涨、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等很是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④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中国常常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即使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也多采用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行政手段以及控制数量变量而不是价格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以至在学界产生了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还要不要依靠行政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争论。⑤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宏观调控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殊性质，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⑥但是，由于这些研究没有在企业软预算约束与家庭、个人的消费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没有对于软预算约束下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做出细致的考察，它们或者认为货币政策高效而财政政策低效，或者认为财政政策高效而货币政策低效，不知道软预算约束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低效的，没有对政府采用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行政手段以及采用控制数量变量而不是控制价格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给出有效的解释。
一、软预算约束、投资弹性与消费倾向
先来分析软预算约束对于企业要素需求的影响。基本的命题是：软预算约束将降低企业要素需求对于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要素需求曲线的斜率变大或者要素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小)，同时增加企业的要素需求。这个命题由科尔奈最先提出来⑦，普莱尔则在典型的软预算约束文献框架内对其给出了一个严格的证明⑧。不过正如谢作诗、李善杰所指出的：就其本质而言，软预算约束不过是一个成本分离问题。成本分离不是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局部，而是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全部。在一个不存在任何成本外溢的经济中是不会有软预算约束发生的。⑨于是，我们可以在一个成本分离的概念框架下对上述基本结论给出一个更为简单的证明⑩。
为简单起见，不妨假设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只有一种要素K，仅仅用这种要素就可以生产出产品来。假设企业的反需求函数为P=P(Q)，生产函数为Q=Q(K)。假设要素市场存在众多的需求者，单个的企业不影响要素价格，要素的市场价格为i。因为软预算约束的缘故，企业并不承担其全部的生产成本。令λ(0＜λ≤1)表示企业承担的成本份额，则(1-λ)代表外溢的成本份额(支持体所承担的成本份额)。λ愈小，企业承担其生产成本的份额愈小，外溢的成本份额(1-λ)愈大，代表软预算约束程度愈严重。于是，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P(Q(K))Q(K)-λiK (1)
(1)式关于K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得到：[P'(Q(K))Q(K)+P(Q(K))]Q'(K)-λi=0。其中，Q'(K)为要素的边际产品MP(K)，P'(Q(K))Q(K)+P(Q(K))为产品的边际收益MR(Q(K))。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产品递减规律的约束下，我们得到一条向下倾斜的边际收益产品(MRP，也即要素的边际收益)曲线：
i=MR(Q(K))MP(K)/λ (2)
(2)式即是企业的要素需求曲线(反要素需求函数)，而i=MR(Q(K))MP(K)则是硬预算约束企业的要素需求曲线(反要素需求函数)。(11)无疑，和硬预算约束企业相比，软预算约束企业的要素需求曲线右移了(要素需求增加了)，并且其要素需求曲线的斜率变大了，曲线变得更陡峭了。而且软预算约束愈严重(λ愈小)，企业的要素需求增加愈多；软预算约束愈严重(λ愈小)，企业要素需求曲线的斜率愈大，曲线愈陡峭，要素需求量对于利率的变动愈不敏感。(12)
既然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要素需求增加，那么作为企业要素需求之“加总”的市场要素需求也会增加(需求曲线右移)。在要素供给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市场上要素价格就会上升。我们可以把这种对于要素的需求一般化地理解为对于资金的需求，因为在货币经济中，对于任何要素和产品的需求总是要表现为对于货币资金的需求的。这样，软预算约束导致要素需求增加和要素价格上升，也就意味着导致资金需求增加和市场利率上升。现在，我们把消费部门引进来。由于消费的主体是个人和家庭，一般来说其预算约束是硬的，因此对于价格的变化应该是敏感的。现在的问题是，利率上升会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呢？
严格来讲，上述软预算约束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当期消费减少的推导，是指平均消费倾向减少。不过，只要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就是一致变化的。由于短期里边际消费倾向无疑是稳定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在一个软预算约束的经济中，(当期)消费将受到压抑，(当期)边际消费倾向是降低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是证明软预算约束会导致“消费压抑”，但实际上，转轨经济中还有很多别的因素也可以导致“消费压抑”。比如，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等，都是导致消费压抑的重要因素。因此，转轨经济中的“消费压抑”应该更加严重才对。
二、软硬预算约束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比较静态分析
IS-LM模型是新古典综合的经典模型，可以方便地用来描述封闭经济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IS曲线是一条表示产品市场均衡，即储蓄等于投资条件下国民收入与利率之间反向变化关系的曲线；LM曲线是一条表示货币市场均衡，即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条件下国民收入与利率之间同向变化关系的曲线。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被同时决定。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利率是在可贷资金市场上由投资需求曲线和储蓄供给曲线所决定，即由商品和劳务市场上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所决定，利率被看作是等待消费的报酬。无疑，古典理论的重心在于货币背后的物质生产率。凯恩斯则认为，利率是金融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实物形式决策的结果，即利率不是决定储蓄还是消费，而是决定采取哪种金融形式储蓄。在给定的收入和消费倾向之下，储蓄(消费)已经决定，问题仅在于以什么形式储蓄，是购买债券来储蓄还是保存货币来储蓄。在凯恩斯那里，利率被视为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真实的情况是，利率既具有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属性，又具有凯恩斯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属性。正因利率具有这样的双重经济属性，才会有货币市场和商品劳务市场的相互作用。真实的利率是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劳务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决定的，这正是IS-LM模型要表达的内容之一。IS-LM模型因此被称为经典的新古典综合模型。不过，主流的IS-LM模型并没有把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利率的直接消费(储蓄)效应考虑进模型。利率会影响消费(储蓄)，但是利率是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影响收入，最终间接影响消费(储蓄)。笔者认为，更好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综合，是把利率的直接消费(储蓄)效应考虑进模型中。
均衡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决定在IS、LM曲线相交的地方。
如图1所示，货币供给增加，则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增加均衡国民收入；货币供给减少，则LM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减少均衡国民收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取决于IS曲线的斜率大小，即IS曲线的平缓或陡峭程度。由于与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较，软预算约束经济中投资的利率变动率γ和边际消费倾向β都变小了，因此IS曲线的斜率变小了，即IS曲线变得陡峭了。这意味着和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较，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的确，由于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量变动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主要是投资)来影响均衡国民收入的。在软预算约束下，由于投资的利率敏感程度降低了，货币政策影响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的直接效应就降低了；进一步，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变小了，当收入变动通过消费的变动进一步影响国民收入的间接效应也降低了。于是自然地，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就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降低了。由于软预算约束愈严重，投资的利率变动率γ和边际消费倾向β愈小，因此软预算约束愈严重，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就愈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愈低。
图1 预算约束与货币政策效应
图2 预算约束与财政政策效应
如图2所示，政府购买(G)、转移支付(Tr)增加，税收(T)减少，将使IS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增加国民收入；政府购买(G)、转移支付(Tr)减少，税收(T)增加，将使IS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减少国民收入。一般认为，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取决于LM曲线的斜率大小，即LM曲线的平缓或陡峭程度。表面上看，由于软预算约束没有改变LM曲线，似乎软预算约束并不影响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但实际不是这样。在软预算约束下，由于LM曲线并不发生改变，财政政策影响国民收入，进而通过影响货币需求而影响利率，利率反过来影响投资和国民收入的效应(挤出效应)并不发生改变，但是由于软预算约束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变小了，第一步财政政策影响国民收入的效应(乘数效应)变小了。就是说，同样的政策力度，软预算约束经济中IS曲线之移动位移小于硬预算约束经济中IS曲线之移动位移。
总之，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和货币政策相比较，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相对要强一些，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要高效一些，但是和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都减弱了，政策有效性都降低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不只是导致投资的利率弹性变低，还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变小了。
三、中国的经济与政策实践
中国经济不同于一般的表现，可以用软预算约束来得到很好的解释。
由于软预算约束的缘故，中国经济具有“投资冲动”的特性，具有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内在特性。不过在因果关系上，不是因为高储蓄、低消费然后才有高投资，而是因为高投资然后才有低消费、高储蓄。低消费当然意味着高储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高储蓄就有高投资。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所需的资金有没有保障，问题的关键则在于高投资形成的高产出是否能被需求所吸收。如果高产出不能被需求所吸收，那么在微观上，企业就会陷入亏损从而无法生存；在宏观上，经济就不能实现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甚至会陷入通货紧缩之中。
经济在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必然对应高增长率。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总体上表现为“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也许算不上什么坏事。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到“过剩经济”时代，软预算约束及其与之相联系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就会置经济于通货紧缩之中。90年代后半期，当经济成功软着陆后从此进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期。(15)这一方面有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减少的缘故，另一方面更有软预算约束导致高投资和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又不足的缘故。当然，需要强调，中国经济的高储蓄、低消费并不仅仅来自软预算约束对于消费的挤出，社会医疗保障、失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特殊的人口红利期等都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上涨但是最终产品价格不涨、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这些现象，正是软预算约束下“投资冲动”的重要表现。在经济走出通缩，再次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能说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作用，但是这种间接调控的政策效应是不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当经济成功软着陆后从此进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期。政府为了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曾连续8次降息，降息幅度达到40%，但政策效果就是不明显。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除了大规模发行债券，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之外，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新农村建设也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刺激经济的意图和色彩。然而，真正使得中国摆脱通缩阴影的乃是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强大的外需对于高产能的吸收。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要到2003年才开始真正摆脱通缩阴影。(16)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以低投资弹性和低消费倾向为前提条件，经验上中国的投资弹性和消费倾向到底怎样呢？秦朵和宋海岩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17)。而中国的消费倾向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样是消费倾向偏低的其他东亚国家。(18)所以，不是政府要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低效的，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逻辑。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简单反对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是必须首先在根本上改变软预算约束。
正是由于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以及软预算约束下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这使得经济调整缺少弹性，所以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波动幅度大，扩张期和收缩期短，“一放就活”，“一收就死”的特性。
当经济在2007年再次走向过热之时，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同时，仍然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面对201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更多地采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调控办法，而不是用加息这样的控制价格变量的调控办法。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共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12次，而加息总计则只有5次。这虽然有在外围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怕加息引来热钱流入的考量，但是软预算约束下行为主体对价格变量不敏感也是重要原因。
2003年以来的经济扩张是有其真实基础的，那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强大外需的拉动。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是，软预算约束的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产出，美国经济则用低储蓄、高消费来吸收中国经济的高产出。单独看中国，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能理解的；单独看美国，增长结构也是不合理的，其经济增长也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放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整体里来看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理解。
作为世界经济之封闭整体，经济要能持续增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仍需要满足；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消费、储蓄与投资必须是协调的，不可能在一个方面是过度的，在另一个方面又是不足的，而经济还能够持续增长。但是，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是建立在将未来的消费叠加到现在的一种非常经济状态。过去十多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受其带动的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这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19)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消费开始回归正常状态，于是一方面，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常态水平，经济增速则会回归中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就会成为问题了。
对于一个因为软预算约束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基础。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刺激国内消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解决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就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不解决软预算约束和其他压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消费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刺激。在产能过剩和国外吸收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当然，由于人口红利仍在，劳动市场相对有弹性，城市化进程还未结束，基础设施也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能够赶超的，中国经济维持一个6%-8%的中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经济在强大刺激政策下冲高后已经连续数月向下回落，而通货膨胀则处于高位。一边是经济增速减缓，一边是通货膨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是具有滞胀性质的。虽然经济增速下调并不是坏事，但是假如没有当初的需求刺激，那么没有通胀伴随的经济向下调整本来应该是好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逐步回归一个中高的增速，而通货膨胀会与此过程相伴随。
①凯恩斯本人一再强调，他的需求创造供给的理论是短期分析，长期里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是国民财富源泉的思想依然是正确的。后来出现了将凯恩斯的短期思想长期化、动态化的各种努力。关注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动态后果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凯恩斯短期分析的经济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短期分析，也仅仅是短期分析，这既是它的局限所在，又是它的存在意义之所在，它和古典理论的长期分析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实际上，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和适用时空，我们既不可以简单地不考虑时空约束将其无限地、普遍化地加以运用，也不可以因为其特殊的时空约束而简单地否定其实践意义。
②其实，无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传统还是古典传统，都暗含了硬预算约束假定。
③J.Kornai,E.Maskin and G.Roland,"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41:1095-1136.
④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载《经济研究》，2003(3)；袁志刚、何樟勇：《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04(7)；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2)。
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载《经济研究》，2004(9)；王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新挑战》，载《经济研究》，2004(11)；谢作诗：《为何不加息》，载《经济学消息报》，2010-06-11。
⑥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2)；谢作诗、李善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11)。
⑦J.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6-147.
⑧M.A.Prell,"The Two Kornai Effect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22(3):267-276.
⑨谢作诗、李善杰：《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与性质：综述及评论》，载《产业经济评论》，2012(1)。
⑩事实上，普莱尔的证明在根本上仍然是基于成本分离的。他对基本结论的解释是：软预算约束企业只承担了要素价格的一部分λi，另一部分(1-λ)i则转嫁给了支持者，而硬预算约束企业却须承担全部的要素价格i，因此软预算约束企业对要素价格的变化较为不敏感，相同条件下其要素需求量较大。
(11)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遇到的有两种类型的需求(供给)曲线，一种是马歇尔意义上的需求(供给)曲线，另一种是瓦尔拉斯意义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可见谢作诗、李善杰、李平：《关于马歇尔“剪刀模型”的理论再思考》，载《经济前沿》，2009(8)。这里推导得到的要素需求曲线乃是瓦尔拉斯意义上的需求曲线。
(12)在数学上，习惯于将自变量表示在横坐标上，而将因变量表示在纵坐标上。经济学则习惯于将价格变量表示在纵坐标上，而将数量变量表示在横坐标上。经济学谈论的需求曲线在数学意义上其实是反需求函数的几何图像，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应该叫做反需求曲线才对。因为这个缘故，笔者在使用斜率这样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曲线的陡峭与平缓程度时，和数学上的一般表述就正好相反。
(13)费歇尔就明确地把利率看作是等待消费的报酬。见[美]费歇尔：《利息理论》，第3-27页，陈彪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把消费处理成利率的减函数，意味着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不过，即使出现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的情况，只要消费的利率弹性小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有关IS-LM的分析就不会改变。但出现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的情况，这就如同吉芬商品一样，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中很难发生。
(15)教科书及很多文献，常常把高储蓄率当作一个国家高增长的原因。日本、东亚经济实体之所以经济增长率高，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高。这种高储蓄率正是这些国家高增长率的一个原因([美]萨克斯：《全球视角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然而我们要问：如果说日本、东亚经济实体过去增长率高是因为储蓄率高，那么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
(16)实际上，在2004年上半年的时候，人们谈论的仍然是避免通货紧缩的话题。
(17)秦朵、宋海岩：《改革中的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中国分省固定资产投资案例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3(4)。
(18)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5(10)。
(19)美国长期是一个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这个生活方式是把未来的消费叠加到现在，这本身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的叠加效果。如此累进叠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繁荣。当然，叫短期，时间其实可以不短。而有了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的支撑，这个巨大的繁荣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整体繁荣的背后逻辑。过去十多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非常态扩张总是有到头的时候，美国消费扩张的资金链断裂只是时间问题，或迟或早，金融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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