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析法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逻辑分析法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冯友兰先生是第一个尝试系统地使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解释、整理和改造宋明理学的，他运用了蕴涵、重言式、类逻辑、名言分析、命题逻辑和逻辑推论，来表示“理”、“气”、“道”和“大全”等新理学的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与推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经验作逻辑的分析，推出了关于理、气、道、体和大全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四组形上学命题，从而较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纯形式的”形上学体系。这样，他的“理”、“气”、“道”、“大全”的演绎过程是哲学本体论的建构过程，也同时是一逻辑演绎的过程，因此这种运用体现了逻辑学与本体论的统一。的确，这个体系试图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为重要的观念都包括在内，并把它们编织在一个复杂的、新的形上学体系里，建造一个具有严密性和形式性的体系。因而可以说，他和金岳霖先生在把逻辑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都各自地建立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新形上学体系，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式化”系统的历史局限，开了中国分析哲学（即把逻辑应用于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和语言哲学之先河。正因为如此，我国哲学界对冯友兰和金岳霖先生，在这一重大的哲学问题上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就明确认为，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扬。这种运用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更是对科学、逻辑、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的洞察，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把逻辑学、本体论、过程论、儒道哲学和西方形上学完整地融为一炉的哲学体系。这显然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丰富和补充。正因为新理学成功地应用了当时建立在西方传统逻辑背景上的逻辑分析法，以逻辑的概念分析和演绎为范式，初步实现了本体论的逻辑化；同时它又以本体论为逻辑的哲学基础，来说明什么是逻辑，将逻辑哲学化，使逻辑本体化。具体说来，新理学的体系乃是以西方的传统逻辑为骨架而建立起来，或者说，它的建构方法是建立在西方传统逻辑基础上的（实际上是维也纳学派和美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新理学藉此，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形上学哲学的空灵性、抽象性、范畴化、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程度，它因此而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当时最具现代品格的新体系，并向我们展示了以逻辑和逻辑的方法来致力于中国哲学新开展的新思路、新程序、新特点。
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形上学的重建，继往而开来，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具体而又精密地来考察新理学建构中所应用的逻辑分析法的渊源、形成和应用，总结冯友兰运用逻辑分析法的成就，肯定新理学之逻辑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更有必要反思逻辑分析法用于构建中国现代哲学形上学的历史限制。尽管我国学术界已经对逻辑分析法在新理学建构中的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限制做了许多的考察和研究，但相对于金岳霖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而言，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先生的研究要薄弱得多。由于我国逻辑学工作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投入，现有的研究者又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过于宏观而不够深入，重于综合而轻于分析，零散而不够系统；所以导致了他们对新理学所应用的逻辑分析法、逻辑哲学、以及它与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的深度不够。囿于单向的理解而要么强调逻辑，而仅以传统或现代逻辑来苛求新理学对逻辑的应用；要么片面地强调逻辑与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道德形上学之间的不相容性，而低估甚至贬低新理学应用逻辑分析法的历史贡献和它在中国哲学新开展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他们对这种运用的历史局限性也认识不足：如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色彩；逻辑观的狭隘和汲取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及其方法之不充分。这种运用就自然地与中国哲学本体不相协调，尤其是未能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克服冯友兰的历史局限性而进一步地引入现代逻辑和逻辑哲学的新方法、新成果，同时也更应当引入中国古代独有的“逻辑”（名辩逻辑和辩证逻辑），走世界化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综合创新的道路，从而在新世纪、新千年里，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形上学的理性化、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进程。
二、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新开展
1.致力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首先就应当以中国传统形上学为基础。
在逻辑和逻辑观上，冯友兰先生所接受的西方逻辑是一个有限的系统或流派。也就是说，他所接受的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甚至是西方某一个特定学派的逻辑，即维也纳学派和美国新实在论的那种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无境域的传统逻辑。这正如朱伯崑先生所言：“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强调逻辑分析法，这个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近代形式逻辑。它不是其它逻辑，比如现在的模糊逻辑，冯先生所理解的逻辑是形式逻辑。”（朱伯崑：《略论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旧邦新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换言之，它实际上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逻辑。这种传统逻辑，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形上学或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呢？亚氏之前的柏拉图就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理性的宇宙，它是统一的、合逻辑的、按照一定的逻辑公理体系所构成的有机体系；而亚氏则进一步认为，宇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想或形式的体系，因此他所创立的传统逻辑及其方法认为：所有取得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属于逻辑学的东西，逻辑包括了一切，任何领域都不会拒斥逻辑；所有实在都是自足、独立、绝对的存在，并因此而设置了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它的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认定一切实在皆可形式化，凡是能够理解的东西皆可以用逻辑关系表达出来。亚氏之后的西方逻辑也同样是如此，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开山人——莱布尼兹甚至更为彻底，他干脆认为宇宙就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因此实在的宇宙与逻辑的体系一样，具有相同的必然性，也因此西方哲学家深信不移地要通过对世界的逻辑构造来发现世界的终极真理和全部秘密，西方哲学和西方逻辑的这种建构的理性主义、无限理性主义（或建构的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实体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狂妄到20世纪中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这种哲学方法论的驱使，现代中国哲学的实证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也随之而起，于是他们也奉行以是否使用“科学的”形式系统演绎方法作为是否“哲学”标准，直至盲目使用枯燥的概念并沉迷于纯粹的推演技能，就其本质上看仍然是一种广义的逻辑运算和机械主义的科学观，而超不出“客观逻辑”的范畴。而以这样的逻辑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形上学所显示出来的逻辑理性取向，就势必会导致中国现代形上学单向度的形式化、逻辑化的建构，从而忽视在它的背后却站着一个个不可逻辑化或形式化的侧面——即道德价值和人生境界，以为一切思想即理智，皆可以进行形式化、皆可以进行广义的运算，其结果就自然将思想变成了非思想，把中国传统的境域型的（场有型的、关系型的）形上学变成了西方的实体型的（静止型的、单向度的）形上学的“空架子”。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形上学中的有关“概念”或“范畴”，显然在本质上是兼具“理性逻辑”和“价值理想”的双重存在；它不仅具有概念和逻辑的性质，还有一种直观的体悟、形象的意蕴和审美的意境；而如果以理性逻辑为单向度取向的逻辑来对它进行形式化的建构，就会仅仅从物理形态和逻辑类项上来加以考量，而把作为主体的人当成毫无生命价值的客体，而放在逻辑的概念架构里面。我们知道，“概念”或“观念”在西方是一种思想的对象或抽象的现成物，人依据它来把握和表象事物的本质或“（是）什么”，它可以是客观的（柏拉图），也可以是主体性的（笛卡尔）或是感觉的（洛克）。或者说，把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价值世界客观化，从而将作为主体的人又作为去认识、区分、制造和征服的客体对象，其自然的“逻辑”就是将道德形上学（作为文化现象的）抽象处理为一种关于普遍类别的指称物，由于概念及其构架的抽象切分和排列的本性，使之将整个西方哲学都采用分裂为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对象的二元的对立；并且又按概念对象的不同而把它的哲学分门别类为种种“科学”的部门，从而使它的哲学不得不显示出呆滞的而又毫无真切关怀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因而它绝对不再是作为“价值之源”的形上学本身了，它不再是现实文化或生活世界所固有的，而是额外赋予的。作为符号化的存在则变成了关于事实的陈述，把充满人文性的形上本体交由技术理性（因为逻辑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去处理，造成了对具体文化的静止的而又僵死的理解。“理”、“气”、“大全”和“天地境界”等心灵境界也同时彻底地被逻辑抽象掉了，因此就会将中国传统形上学所具有的作为承担“价值理想”的本体化约为空洞的、价值虚无的黑洞了。
如前所述，如果把这种特定的、有限制的、有明显局限性的逻辑，应用于形上学重构所建构的形上学体系，自然充满着内在紧张和矛盾。诚然，这样做，似乎使中国传统形上学有了最普遍的逻辑统一性，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一个用汉语表达的关于共相的哲学系统，即以任何方式承认实体（共相）的存在，并让其在自己的哲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熊十力认为，中国哲学的本体不可作共相观。如果作西方的共相观，便是心上所现似的一种相。此相便已物化，而不是本体的显露。而新理学所力求“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形上底”的范畴，则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逻辑的。然而实际上，宋明理学如朱子所讲的“理”诚然也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但它所主张的格物穷理的过程，则不仅把握到了理，也同时把握到了价值与存在的根源。所以说，新理学中经“正方法”的逻辑洗汰之后的“理”、“道体”、“大全”等已成为形式的空套子，失去了中国哲学范畴本身所寓含的价值及根源。这也可以说是他的新理学的主要缺陷之所在。
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9页）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应以逻辑学的发展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而逻辑最终又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某种逻辑是否成立，是否有意义，最终只能依据它所依赖的哲学理念得以成立的基本背景或基本承诺。或者说，逻辑本身必须有其本体论的限制。因此，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构建不可能照搬西方形上学的模式，进行纯粹的逻辑构造。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构建当然要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思想的限制；即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逻辑方法必须适合于保留它的价值之源——道德本体论，以不至于因为使用逻辑而将自己的道德形上学化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符号游戏。诚然，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逻辑分析，因此把逻辑应用于哲学的分析，本来就是逻辑学者和哲学家的使命。这种使命就在于，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探索和研究西方逻辑和逻辑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当代新儒家、新道家是如何吸纳西方逻辑和逻辑哲学的新方法，来重构中国传统形上学的。这当然包括通过寻思促进冯友兰新理学逻辑化建构的动因和必然性，通过比较它与西方现代分析哲学的本体论（卡尔纳普、罗素关于世界的逻辑建构，奎因、怀特海的机体本体论），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的新道论、知识论和逻辑观，张东荪的多元本体论和“形上学的逻辑”，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的逻辑化致思，以及当代华人哲学中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的存有论和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后者是以统一整合的思考语言为其探索的对象，其思考语言的基础是集合来自对现象、结构、意义、辩论、用途等人类思考之各层面的正确理解，研究如何从现代语言逻辑的一些原理与方法通过逻辑分析得出一元的形上学，它不再与现实的世界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借助于语言的形上学命题间接地对世界发生联系，从而以语言来反映人类对世界的期待和对理想的追求，重建一个具有根源性和历史性的中国哲学形上学，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高度内涵和高度智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重建中国哲学形上学所具有的意义。成中英还认为哲学形上学的重建应从现代形上学对分析诠释的关注出发，经过分析诠释相互决定的过程，走向新的语言结构，建成一个整体化而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这样的重建的程序，就是从语言形式来洞悉意义的内容，从意义的内容来开拓方法学和重建本体学，最后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语言、一个新的哲学系统。而在大陆本土上探索现代形上学局部性重建的也有，如试图引入和发挥中西方关系哲学和关系逻辑及其方法的关系本体论（罗嘉昌）和致力于海德格尔的“终极视域”与“中国天道”的“双向开启与交融”（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三联1996）的逻辑化和超逻辑化的双重建构。所有这些新探索都可以说，既与冯友兰的“由正入负”同出一辙，但又确没有“由正入负”的内在脱节和失序，因此都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哲学家们对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
2.必须要突破现成的逻辑及其范围，而在大逻辑观的背景下致力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现代化、理性化、世界化，克服中国传统形上学的笼统性、含混性、缺乏清晰性，提高中国传统形上学的明确性、精确性、清晰性、抽象性和理性化，推动中国哲学形上学的语言转向，使之可以走向世界。
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以经注经、广征博引、穿凿附会，又善用名言隽语和比喻论证，因此它的概念、术语与原理不明确、不清晰，甚至歧义叠出；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缺乏形上智慧，“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是非概念的和引发式的”（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第254页）直觉体悟型的方法，因而它并不缺乏通过直觉体悟证成形上本体的方法，但却缺乏通过逻辑思辨，从正面和确定的概念范畴，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笼统直观和模糊多义的（包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借助于逻辑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系统性而把它们加以明确化、规范化、抽象化和系统化，同时又不至于使它脱离中国哲学的本体、脱离日新月异的生活世界而成为一种纯形式的空套子。即一方面使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具有理性化的、普遍化的现代特征和形态，另一方面又不致于使它丧失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易于被普通的大众所理解、所掌握，实现中国哲学的普世化、大众化和生活化。
那么，当下我们所认知的逻辑能完成这样的致思使命吗？显然我们必须对它加以反思、选择和再创造，我们必须得追问逻辑的本质是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它是否是仅仅研究推理形式正确性的科学还是一个研究主题范围更为广泛的学科？逻辑的类型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逻辑的本质是科学还是人文的？是数学的还是伦理的？是工具理性的代表还是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的辅助？逻辑学的作用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逻辑是关于事实判断的逻辑还是关于规范判断的逻辑？逻辑如何重返它的理性之源？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逻辑学工作者对逻辑作用的过分夸大，这与我国逻辑学者所接受的逻辑学是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时代的逻辑学有关，因为他们在接受分析哲学家的逻辑学时，也同时接受了他们与之相关的分析的哲学。事实上中国当下所接受的“现代逻辑”只是西方三四十年代的数学逻辑；它是形式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唯理性主义的逻辑的代表，因此它是一个要被突破的、要被反思的甚至是要被解构的东西。实际上，现代逻辑是一个对象范围和类型不断发展的东西。但在当下中国逻辑学界，逻辑学的工作者们只愿意了解和掌握纯粹的逻辑而很少愿意关注哲学，更很少关注如何将它应用于哲学研究，即把逻辑应用于哲学分析和哲学建构，尤其是把它应用于中国哲学的分析与建构则少之又少。而运用现代逻辑，尤其是运用包括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辩证逻辑以及更为广义上的现代逻辑（例如，关系逻辑、二阶逻辑，非形式逻辑、语用逻辑——依场而有的、情境化的、视域交融型的），运用适合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逻辑”则更加少之又少。因此中国的逻辑学者不仅要继续系统地介绍、输入和研究西方现代逻辑及其方法，而且还要走出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把“逻辑之技”变成“逻辑之道”。这在于，逻辑诚然是人类致思的形式规则，也是人际交流的必要规范，但逻辑本身不思，思者的沉思达到极思处即对理性的本质的沉思，便会体验到逻辑对思的桎梏，这使思的延伸必然导致逻辑的突破。形上学不仅要把握宇宙之万事万物，而且更要强调人的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及其内在超越性，而这些则是无法借助于逻辑分析法来加以真正朗明或呈显的；否则，就还会像新理学那样把宋明理学的理世界沦为一种纯粹的逻辑观念，而不是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相通的同天之境、自得自由之境；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相通的无滞无碍之境、通透之境、自由自在之境；不再是与人的此在息息相关相通的空灵之境、澄明之境、诗意栖居之境；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相通的神化之境、神明之境、神圣之境。当然冯友兰先生已经意识到正方法的限制，只是在走投无路时，他才不得不提出“由正入负”的转向。也就是说，思的突破在冯友兰那里，是从正方法（逻辑分析法）到负方法（直觉的方法）的过渡。思的突破就意味着要反对特定的“逻辑”，但反对特定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要废除逻辑，更不意味不要任何逻辑，思者之思达于一定的程度务必突破逻辑，因为对理性的本质不加反思，固执地维护或夸大这种“逻辑”，就正是取消理性。思之所得若传达于它人或公众，又必须借助于逻辑，现成的逻辑若不能保证存有的传达，便不得不尝试去建立新的逻辑。
我们知道，现象学是后现代的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突破，胡塞尔的毕生工作就是追求一种能将无限丰富的生活世界和经验表象在某种意义上全部包揽无遗的新理性或新逻辑。他的《逻辑研究》、《经验与判断》两大巨著，就是要通过澄清“谓词判断经验”中的起源，来建立一门逻辑谱系学，从而把逻辑学的对象范围拓展到“前谓词的经验”的领域，探讨以“逻辑的东西”为对象的“形式本体论”的基础，探讨逻辑形式、谓词判断中的“对象”在直接经验中的起源，从而使逻辑学才能够真正踏入本体论或形上学的门槛。由此看来，后现代的逻辑学必须进入哲学的本体和形上学的世界，与此同时就必须突破旧逻辑，去建立新逻辑和新的形上学。
因此，只要适应中国未来的新形上学的新开展，就势必要开拓西方逻辑学的新视野、新主题，而且还要以中国古代所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来实现中国现代形上学新开展的民族化与本土化。也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未来的中国哲学依然不忽视其本有的意象功能，使它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和情感的哲学；同时，在强化逻辑思想、概念化、系统化的基础上，把中西哲学的优长，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准上。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在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为、自主的系统，而不单是对西方逻辑或逻辑哲学作简单的吸收和嫁接，而是在开放的视野中，继承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民族性。由于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核心，因此探讨如何实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理性形式）的理性化、精确化、分析性与系统性，将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且也更有助于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哲学的本体基础。从重建中国现代形上学的自身的需要来看，既然我们要建构中国人的形上学，就必须建基于中国人的形上学起源之根基上，中国人的形上学的追求也源自于中国人的形上学的冲动和思想超越性的探索行动，但是它却内在地植入人类文化的固有本性之中。为此，我们应该在人类文化的固有本性基础上来建立起集哲理性、形上学、形象性、民族性、本土性和世界性于一体的中国现代哲学形上学体系。诚然，在西化与世界化挂钩的时下，重建中国现代形上学无法逃避由无比坚定的理性逻辑所织成的天罗地网。但是我们不能忘却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传统，不能忘掉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名辩逻辑、辩证逻辑和直觉思维的逻辑及其方法。
总之，在这一进程中，若要成功地致力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重建，就必须要经过冯友兰而又超越冯友兰，克服他的双重的历史性限制。即一方面真正的哲学形上学应当是具有纯思的、纯概念的性质的，因此在逻辑学上，要全面系统地吸收现代逻辑、现代逻辑哲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新建构，这种新建构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以逻辑和现代逻辑哲学的方法来实现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明确化、概念化和系统性，从而赋于中国哲学形上学以更为合理的理性形式。另一方面，尽管逻辑是现代哲学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任何哲学都要通过逻辑地想象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但逻辑并不是内在的“本体”，人所要建构的理想的世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还必须是可爱的；要在把现代逻辑与逻辑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新开展的过程中，看到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并已解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建构中的唯逻辑主义，并致力于寻求非概念的思维符号和突破僵死的概念思维的锁链。因此，我们在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理性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再重蹈西方哲学的复辙，又要能够汲取他们的合理的理性形式，来重构中国的现代形上学的新体系。所以说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应当通过冯友兰、金岳霖，由“照着讲”而走向“接着讲”，从而进一步实现名与象、智与仁、思与诗、形式与内容、德性与理性、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使它的形式与本体、形式与内容实现真正的统一。总之，要在现代逻辑、现代哲学和生活世界的三项互动的场域及其变动中，实现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民族性、本土性与世界性、普遍性的统一，从而使中国现代形上学成为世界哲学之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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