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困境论文,话语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1-0054-08 “语言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1](p114)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语言表征，包含了语言、思维、情感、道德和符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政党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工具。苏联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突出地表现为“胜利式话语”，其强烈的社会鼓动性、情绪的渲染性和发展的肯定式判断，既是苏联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强大思想动力，但是在苏联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也造成了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从相当意义上讲，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胜利式话语”反而为苏联共产党的丧失执政地位走向灭亡、苏联的解体培植了社会思想土壤。 一、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话语是政党关于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认知的思想语言体现。不同的政党由于其政治理念、组织结构以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话语特征。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极其鲜明的阶级特征，集中表现为强烈的“胜利式话语”。“胜利式话语”既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语言特征，包含着道德的神圣性和动员的群众性，更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思维特征，反映了其对社会发展认知的垄断性与排他性。具体来说，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论断式。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象，语言既是一种社会交往的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做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2](p72)在大众政治成为可能之后，不同阶层的语言总是被赋予不同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各个阶层对社会关系的不同主张。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生成发展出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语言，就重新厘定了俄国社会的各种关系，规范了社会民众的行为举止，引导着社会的心理发展。这种创造出来的“胜利式话语”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简单明了、传播快捷、易于记忆的特征。其在表现风格上具有预言式的论断性，在表述内容上具有强烈的肯定性，在表达语气上具有不容置疑性。通过适时而又恰当的标语式口号来实现党对社会的全体动员，以调动和增强社会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并号召苏联人民为之奋斗终生。“胜利式话语”在苏联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等方面比比皆是。比如，在历次党代会的决议中，从斯大林宣布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赫鲁晓夫宣布初步实现共产主义，再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最后到戈尔巴乔夫的完善社会主义，等等。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苏联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而帝国主义总是腐朽没落的。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党就是要砸碎一切旧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解放一切可以解放的革命力量。赫鲁晓夫叫嚷着要“埋葬美帝国主义”时，苏联领导人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语言风格彰显着超级大国的强悍。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胜利式话语”为领袖、组织、人民、集体、牺牲、奉献等词汇注入了深刻的阶级政治内涵，锻造了一颗颗社会主义革命的“螺丝钉”、一块块社会主义大厦的“瓦片”与“砖头”。可以说，论断式的语言强化了苏联共产党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真理的认知自信。 第二，思维的二元式。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发展总体认知的政治表达，其内在的政治思维本身就包含着立场的不妥协性、观点的排他性和方法的简单化。作为这种思维体现的政治语言，在其表述的内容与风格上都具有强烈的二元判断。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思维特征而言，集中体现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认知和宣传解释上，苏联共产党的一切观点和主张都是最终的且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要求。所以，由斯大林亲自审订颁布的《联共(布)党史》成为不可亵渎的社会主义“圣经”。具体而言，“胜利式话语”的二元思维表现在对诸多重大而关键问题的认识上的唯一性。在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苏联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的主张或学说就是唯一正确理解，苏联共产党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始终遵循、不能背离的革命道路。在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上，“胜利式话语”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是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铁律。在关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认识上，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权的执掌者，苏联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当然且唯一的政治代表，它的意见和主张就是苏联社会意志的表达。谁若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谁若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人民之友!可以说，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胜利式话语”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人们思考社会的本能反应。 第三，道德的神圣性。政治话语体系的嬗变，不仅是政治权力强弱更替的象征，更是政治道德的社会重建过程。政治话语体系蕴含的社会道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体系总是对旧有社会持总体性的道德批判，以此否定旧的政治权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在批判旧社会的基础上，必将根据自身的政治内涵及其逻辑重塑社会道德，以此来证明新的政治权力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这种道德的神圣性主要来源于阶级、主义、组织等三个方面：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按照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产阶级是工业社会最有组织、最有纪律，饱受压迫之苦因而也是最为革命的阶级。而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阶级来说，不仅用残酷无情的手段统治并压榨着无产阶级因而表现出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性，而且奉行金钱至上的社会准则因而表现出彻底的生活腐化和道德沦丧。可以说，“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首先来源于创造了这种政治话语体系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从主义的角度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引起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大恐慌，其原因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包含了人类社会追求公正、平等、正义、幸福等美好愿望，并指出了这种美好愿望并非空想，而是有其现实的阶级基础和道路途径，从而赋予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道德正义力量和现实政治力量。“胜利式话语”的道德神圣性正是这种双重力量的集中体现。从组织的角度来说，“胜利式话语”所彰显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不仅指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员单个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表率，更是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性道德。这种组织性道德，既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赋予的，也是苏联共产党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使命赋予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深刻道德印记，赋予了苏联共产党“胜利式话语”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第四，情感的鼓动性。具有神圣性道德内涵的政治话语总是富于启示性、示范性和鼓动性。所谓启示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总是以一种发现和掌握人类社会真理的预言方式，宣告其政治主张的不可阻挡和实现的必然。所谓示范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往往是通过其政治组织的道德规范来赋予团体的人格化道德内涵，并以其组织个体成员的道德实践来反哺和强化政治道德的社会印象，从而树立起政治组织的道德楷模以引领和示范社会。所谓鼓动性，即是指这种政治话语不仅在内涵上由于其是以新阶级、新道德来取代旧阶级、旧道德的必然进化而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在实践上也以其组织成员个体鲜活的道德实践而赋予了这种政治道德的普适性与可模仿性。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胜利式话语”就是这种情感鼓动性的集中体现：一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述内容上，“胜利式话语”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苏联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对国家建设成就和强国地位的自豪感和自信感。二是在情感鼓动的主客关系上，“胜利式话语”把鼓动的重点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胜利，从而在宣传鼓动的逻辑关系上使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三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达技巧上，“胜利式话语”在注重营造整体社会氛围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技巧上的表达实现其对苏联民众的情感鼓动。这其中既包括简短有力、反映情感诉求的标语口号，比如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等等。同时又通过对政治符号的革命性内涵重塑，比如遍布苏联各地的重要政治人物的雕塑、革命纪念日，等等，使其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乃至苏联民众日常生活的情感触发器，培养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第五，符号的象征性。符号是包括神话、故事、传说、笑话、仪式、标识语等组成的象征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形象表征。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因此，通过象征符号的固定表达，能够形成和固化组织成员稳定的思维习惯。“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3](p89)获取政权的政党总是借助于一些共有的或特殊的象征符号来整合社会的分散意见，形成“共有意识”。同时，这些意识形态的符号本身又能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符号结构不仅在组织成员中传播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1](p106)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通过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征符号(领袖、纪念日、特殊词汇，等等)来达成对社会意识的再造与重建。比如，关于领袖的象征塑造，通过革命性的历史叙事和形象刺激(比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苏联重要政治场所的列宁雕像、红场的列宁墓等)，在不断凸显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列宁被不断地神圣化而受到苏联人民的顶礼膜拜，并以此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象征塑造，通过每年11月7日的红场大型群众性集会游行、苏联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文学创作等形式，赋予了十月革命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以此象征布尔什维克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否定后的人类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二、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历史成因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与确立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那么，苏共意识形态的“胜利式话语”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成因。 一是从理论渊源方面来讲，偏执于社会进化的刚律。“胜利式话语”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表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虽有曲折反复，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共产主义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一规律性描述赋予了无产阶级承担的政治使命，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引了无产阶级前进的历史方向。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它要从一种理论变成深刻的政治实践，却要面临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挑战。应该说，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舞了无产阶级为理想而努力的阶级斗志，也极大地激发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意志，最终在俄国面临国内外危机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军事共产主义之后，列宁发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像涅瓦大道那样笔直通行，必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为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很快激发和调动了俄国社会的积极因素，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全面恢复。不过，新经济政策毕竟只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执政面临内外交困环境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社会主义必然建成的神圣使命感仍然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支柱。因此，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赢得党内斗争胜利，取消新经济政策，宣布苏联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的理论主张至少在政治心理层面满足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需求。此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尽管期间遭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严峻挑战，但是，“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鼓舞苏联人民克服困难、牺牲奉献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仍然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革命经验方面来讲，偏好于跳跃式发展道路。“胜利式话语”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蕴含的政治优越性与使命神圣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政治上的日益成熟，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意义。但是，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却成为俄国革命者始终思考的问题。查苏利奇的疑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宣告俄国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查苏利奇的疑问得到了政治实践的肯定回应。布尔什维克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为像俄国一样落后的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但是，布尔什维克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马克思设想中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的情况不同，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即跨越“卡夫丁峡谷”?列宁又以其卓绝的智慧、坚忍的毅力和灵活的策略，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标志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问题已经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所解决。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及其后的苏联共产党以其付出的绝大牺牲不断地突破和拓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在证明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一般道路发展铁律的同时，又刻意地表现出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与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民族心理融合在一起之时，其所发生的化合作用对“胜利式话语”的形成又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雄踞欧亚大陆的俄国，一头在欧洲，一头在亚洲，复杂而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培育和养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心理，即俄国的独一无二性和救世主情结。这种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的启示下，又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持，进一步为其民族心理、政治心理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展现苏联党和人民战胜困难、勇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自然而然地弥漫于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胜利式话语”自然而然就成为既是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功能需要，又是普通党员和民众坚信真理、坚持胜利的集体无意识的集中表现。 三是从内外环境方面来讲，偏爱于压迫式自我证明。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长久坚持意识形态宣传的“胜利式话语”，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敌视，需要强化苏联社会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上防御能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两个方面给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致命打击：一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榨下，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革命这一神圣权利。二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人类社会有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人类走向公正幸福的发展新路。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成功，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所昭示的社会主义真理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即资本主义是作为落后腐朽的事物终将被社会主义新事物所取代。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恐慌，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全面扼杀的措施，不仅加紧对苏联的封锁包围，企图以此摧垮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通过精神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方位的立体宣传渗透，企图摧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大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抵制和对抗这种敌视而带来的强烈压迫感，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构筑和宣传上，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持续长久宣扬来证明苏共领导的正确性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真理性。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中，敌我之间的角色定位、政治认同和阵营归属更加明晰确定、内在冲突更加张扬凸显。得益于苏联社会的高度封闭和作为超级大国的民族情感，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经过各种组织渠道得以持续顺利地强化着苏联社会的政治认同心理。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胜利式”口号和标语就成为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性选择。 四是从政治结构方面来讲，偏向于实践性平衡。一定的话语体系总是一定社会精神和实践的产物，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可以说，社会结构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塑造了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话语体系。而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则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及其日常话语表达的叙事内容、语汇重点、先后顺序和语气强弱等，不断强化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规训和语言服从，以使其适应并顺从于社会的结构性强制安排。“胜利式话语”在本质上就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对群众型社会的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管理手段。高度板结而又易于组织的群众型社会是苏联社会的总体状态和基本特征。形成并确立起群众型社会的原因，既有国家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性因素，也有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一关键性因素。苏联虽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国家存在，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奉行的则是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中央集权制。莫斯科是国家政治的权力中心和组织枢纽，通过莫斯科的指挥协调，各加盟共和国获得来自莫斯科的直接指令以用于指导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是通过莫斯科的统筹和协调，在经济布局、资源分配、文化发展等方面与其他共和国发生横向联系。在名义上，各加盟共和国虽然拥有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决定是否退出联盟的法律权利，但是，这一自决权利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通过法律程序产生的投票结果，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民族自决的意志是不是符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根本意志。而这一判断的解释权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所拥有。作为统一组织存在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得以在政治上存在发展的组织保证。即使在党内人士对民族自决权提出疑问的时候，斯大林仍然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正是对党的充分信任，斯大林认为只要苏联共产党保持团结统一，苏联这个联盟体就会保存。而要在宪法法律与阶级革命之间维持这种政治平衡，就需要发挥意识形态这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胜利式话语”的作用就在于它通过不断地渲染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以此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性，借以平衡和弥补革命与法律的缝隙，使国家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得以顺畅运行。 五是从理论发展方面来讲，习惯于党的一元化认知。“胜利式话语”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决定论内涵的革命语言，要求在话语风格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真理的客观性、必然性与苏共理论认知的预见性、正确性。这种话语风格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作为肩负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苏联共产党——是人类社会真理的掌握者和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完成开辟人类新路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从苏联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胜利式话语”又是与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现实政治高度适应、高度融合。十月革命特别是斯大林上台执政以后，不断加强党内和苏联社会的一元式高压统治，对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往往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组织化清理，最终酿成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殃及全党全国的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作为苏共意识形态表达的“胜利式话语”就以不断的胜利宣告着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性和唯一性。党的意志逐渐成为社会的唯一意志，党的声音逐渐成了社会的唯一声音。整个社会开始服从于习惯于党的一个意志、一个声音。正如列宁所言：“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4](p125-126) 三、“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胜利式话语”既是苏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同时又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生活中，“胜利式话语”的刚性论断及其对其他社会认知的排斥性，使苏共的意识形态发展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违背常识的自说自话。在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描述下，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人民的生活是更加幸福的。“胜利式话语”成功地吹起一个巨大无比的气泡。但是，在内外压力都无法继续维持时，气泡破裂所带来的幻灭与失败，无疑成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转向的思想渊源所在。具体来说，以“胜利式话语”为典型特征的苏共意识形态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难以应对”： 首先，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胜利式话语”是苏联高度封闭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这种高度封闭社会的形成是苏联与西方强国进行国际政治角力的结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视，苏维埃政权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维护和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意识形态为铁幕，隔断苏联社会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就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同时，高度封闭的社会也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整体特征的表现。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根据这一任务需求，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就被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扩大，对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更是细致严密。作为政府部门的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了几十个部委负责具体方面的工作实施和计划指导，以至于一个工厂要生产多少产品都需要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根据苏联政治要求，在苏共内部也成立了与之相应的部门以加强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成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作为这一中心的精神体现，“胜利式话语”就成为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选择。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对语言的政治作用所作的理解：极权政体统治的基础在于创造一种特殊语言，这种“新语言”的诞生只是为了禁止一切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观念。[5](p163)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解中，既然党是社会的中心，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理解是正确的。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苏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对列宁主义旗帜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自我正确。“绕圈子”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大怪现象。但是，斯大林式的高压集权社会毕竟不能长久存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在工业化建设不断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一代又一代享受物质生活的新人也逐渐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赫鲁晓夫改革“解冻”的触动下，苏联社会开始了对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反思。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成为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管是压制打击还是驱逐出国，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挑战。当戈尔巴乔夫亲自给持政见异议者——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时，就已经表明：苏联共产党必须做好与在民主化、公开性旗号下唤醒的社会力量对话的准备。但是，改革的历程却让人大吃一惊：思想僵化的苏联共产党根本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多元社会。在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涌现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不仅掌握不了政治斗争的策略，更是丧失了斗争的政治信念。思想僵化混乱而又束手无策的苏联共产党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瓦解和消亡。 其次，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的挑战。从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讲，意识形态主要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满足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精神需求。“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形态研究乃是考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权的中心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统治结构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方式。评判统治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因为统治结构有赖于对人的意识的支配而存在。……从这一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实的符号结构起作用。而语言就像‘牢房’一样地铸造个人意识。”[1](p81)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解读，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中型塑着苏联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挥的第二个作用则是提供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动员手段。从动员手段来看，简单明了的“胜利式话语”，可以迅速掀起民众的集体心理，从而凝聚社会力量，通过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以显示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巩固和增加党的威望。但是，苏共在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于民众对意识形态的工具性需求，而忽视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精神性需求。十月革命既使俄国成了“一个立场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又使俄国成为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型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政治重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民众精神需求的制度性规定。但是，在苏共“胜利式话语”之下，本来应该与普通民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精神需求，却不断地被人为哄高。苏联民众的社会生活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生生地被分割为“宣传生活”与“现实生活”。在高压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苏联民众的思想意识在“胜利式话语”的强制下，已经习惯于经过意识形态重新解读诠释的社会生活。但是，封闭的社会在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松绑后，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同时，随着电视广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苏联内外部生活的见闻与思考也开始突破限制。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年代，苏联社会进一步深入的对外开放更是加剧了苏联民众对生活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由此导致苏共意识形态满足民众精神诉求的功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见诸于材料上的“辉煌成就”。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对国外的了解、认知和比较下，整个苏联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挫折。被宣称已经过上了发达社会主义(原来宣称为共产主义)生活的苏联人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胜利式话语”营造的幻象之中!以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典访问的时候，不禁感叹：这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当苏共的意识形态无法满足社会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时，“胜利式话语”构建的庞大语言符号体系开始轰然倒塌。 最后，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对社会进行革命治理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与苏联群众型社会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群众型社会管理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动员的组织化、情绪化。通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触角，整个社会被分类吸纳进精心设计的各种组织机制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可以通过启动这一组织机制，在情绪化的革命氛围营造中迅速动员社会。在政治实践中，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取决于适当的组织体系。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出于管理庞大国家的现实需要，按照科层管理要求建立一整套官僚体制成为必需。尽管列宁曾经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6](p363)但是，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并在政治生活中按照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发挥作用后，其自身内涵的等级化、程序化和仪式化等组织要求和精神状态就与党的革命化、群众性的社会治理要求发生抵牾。内在的精神张力在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纾缓的时候，一种遵从官僚体制程序规则的意识形态变体——犬儒主义——开始弥漫于整个苏联体制内外。犬儒主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还拒绝返身自顾，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7](p8)犬儒主义精神的散播与受到隐秘的尊奉，恰恰就是苏联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危机的症候。当苏联共产党高扬的意识形态宣言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完善社会主义一步一步退却而又无法提供新的社会思想资源时，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精神刺激并涵养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状态。在苏联，“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8](p2-3) 总之，苏联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苏联社会的团结纽带。一旦苏共及其意识形态本身出现问题时，苏联社会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实践的教训说明，意识形态只有在开放社会的环境中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与人民息息相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才能永葆理论的长青和生命的活力。标签：苏联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斯大林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