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寓涵[1]2016年在《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遭受到重大冲击,目前仍然徘徊在弱势复苏和局部风险不时暴露的进程中。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和措施,以使本国经济发展转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经济增长迟缓的态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观。国际金融危机也延缓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同时萎缩等严重失衡局面,进而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在这种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将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调整和选择货币政策,从而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是已成为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断调整宏观调控模式,但长期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多注重于财政政策,并未重视货币政策。因此,我国无论是在政策制定部门还是学术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都相对滞后。特别是,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更显单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因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度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客观上造成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加剧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的矛盾,从而造成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进而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因此,深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变迁以及实行效果的差异性,进而探讨和创新可行的货币政策,对于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一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本文的思路和总体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部分,首先对货币政策、区域和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等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然后系统介绍了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和空间异质性的相关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部分全面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变迁历程与效果。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即,计划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49年—1978年)、宏观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79年—1992年)、市场化调控体制下的货币政策(1993年—2008年)和深化改革体制下的货币政策(2009年至今)。总体上看,我国货币当局在不同体制下实行的货币政策不同,从而实现的政策效果也有所不同。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总体上较好,实现了预期效果,但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显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仍然显在。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现状进行了基本分析。首先,考察了我国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其次,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进而从理论上得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可能是不同的。第五部分从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效果区域差异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经济原因、政策原因、空间异质性原因以及货币政策框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是由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的。第六部分主要运用了SPSS17.0软件、Eviews7.2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有一定的有效性,且我国货币政策确实存在区域差异。第七部分主要是根据上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缩小这种区域差异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高效传导以及均衡统一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不仅依靠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地方政府,还应该有效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本论文对高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各地区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例如,我国高层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二是,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消除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制度性障碍;叁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加强地区间人口流动,加大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五是,构建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培育区域金融市场;六是,明确货币政策在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本论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各地区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李国庆[2]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章秀[3]2016年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风险识别理论与风险度量模型暴露出了弊端和缺失,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框架逐步替代传统金融监管体系成为金融风险度量和防范的主流思想。因此,揭示系统性风险生成演化机制、多维度地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给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对于提高我国抵御经济金融风险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和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按照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逻辑架构,在现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主要包含叁方面内容：首先,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在第1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研究工作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从第2章开始,在理论上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展开讨论。我们界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归纳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影响因素和生成演化机制。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征方面,我们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负外部性、传染性和顺周期性等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方面,我们考察了来源于金融系统自身的金融脆弱性和来源于金融机构所处环境的金融周期的共同宏观风险暴露影响因素。进一步地,我们针对金融脆弱性风险来源,从杠杆率、流动性和宏观总量视角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机制,并具体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扩散-爆发”的动态演化路径。其次,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第3、4、5和6章,我们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度量范围包含极端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扩散以及正常情况下金融风险的传导与累积。具体而言,我们针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流动性尾部相依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利率的关联性以及外部系统性冲击对我国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研究。第3章我们考察了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考察了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一方面,金融系统内部更加紧密的关联性导致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增强；另一方面,投资环境变化带来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非对称变动,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根据以上特征,我们应用了非对称CoVaR模型,该模型度量了金融系统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反应极端情况下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的“厚尾性”,我们借助极端分位数回归模型,实现了极值理论框架下非对称CoVaR模型的估计。我们通过CoVaRqj/i给出极端情况下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根据这个贡献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系统重要性排序,评定出金融系统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应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第4章我们考察了极端情况下金融市场间关联性超出阈值后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性。当某金融市场风险压力增加时,投机交易资金可以帮助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助力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发挥。但是,当市场流动性紧缺到投机者的投机交易资金也缺乏的时候,投机者的融资边际成本高于投机边际收益,投机交易减少。交易减少会进一步恶化短缺资金市场的流动性紧缺情况,易于诱发该市场中流动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和整个金融环境流动性的短缺,使得流动性风险暴露在市场间扩散的概率升高,严重情况下可能带来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因此,市场中流动性的共同短缺或是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风险暴露时期,易于诱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我们通过二元POT极值模型的参数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度量了尾部压力情况下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尾部相依性。进一步地,金融市场之间这种流动性相依性在极端分位数上的变化,帮助我们判断金融市场之间“跷跷板效应”发生的时段,以及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压力的时段,据此我们给出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区间。第5章我们细致研究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定价指标利率的传导机制。本章借助适用于平稳数据和非平稳数据、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的互信息关联性检验模型,研究了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收益率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利率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处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轴心”。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渐渐扮演起利率定价“锚”的角色,可以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进一步地,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政策性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之间均存在紧密而稳定的关联性。这些关系中,前者表现为行政化手段调节的结果,后者表现为市场化手段调节的结果。相对于行政化手段调节的政策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顺畅传导,市场化的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仍需加强。第6章我们构建了反应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金融状况指数,并进一步考察作为外部系统性冲击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影响,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回溢效应。我们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我国金融状况指数,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发现我国金融状况在高低金融脆弱性状态之间变换。进一步地,我们通过潜在门限时变参数LT-TVP-VAR模型刻画出具有区制特征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的冲击影响,并用时变脉冲响应函数给出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影响的时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中美利差以及汇率之间具有同向性；当美国货币政策出现政策反转的时候,对我国经济金融冲击影响较大。最后,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第7章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风险积聚现象,以及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外部性、传染性和周期性特征,提出了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对策。我们从深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与计量方法研究、系统重要性机构审慎监管、金融市场尾部流动性相依性缓冲、我国基准利率体系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逆周期调控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的风险影响六个方面,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相关对策建议。
王书伟[4]2008年在《我国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加强,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产权交易、风险管理和公司监督的市场机制,导致金融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中的金融创新推动了各国金融资产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导致居民的投资行为、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自1991年至今,我国的证券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得到迅速发展。截至到2008年1月底,我国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已经达到1566家,证券投资开户数达到14020万户,全部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为136.45%,但流通市值仅占GDP比重为34.2%,显示出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2006年以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初步完成,中国股票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股票市场作为我国经济“晴雨表”的功能正在逐步加强,对宏观实体经济的运行带来的影响逐步显现。股票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部分,越来越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渠道之一,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功能由于融资主体和融资工具的多样化、市场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自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得更为复杂,表现为对原有传导机制的冲击。通过分析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对于中央银行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都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股票市场如何传导货币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一些眼前问题,也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重点研究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中股票市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思路遵循分步研究的方法。首先,论述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市场的利率渠道和货币供应量渠道。然后在具体阐述和论证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Q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消费、投资,并最终影响整个宏观实体经济的过程,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全文共分6章,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第一章导论。主要是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及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新情况下说明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并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理论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结论,简单介绍了本文所选用的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理论上分别分析了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不同渠道。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货币供应量等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而股票市场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流动效应和Q效应、预期效应分别影响消费和投资,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最后,概括了本论文的写作框架。第叁章系统介绍了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概况。以利于为以后对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各种效应实证结果的理解。我国股票市场规模逐步扩大,股市融资额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与地区分布结构覆盖面广,股市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的功能逐步得到加强。第四章分别对利率渠道和货币供应量渠道对股票市场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两种渠道对股票市场都没有长期的稳定关系,但针对具体某一阶段而言,无论是利率变动还是货币供应量变动均能对股票市场造成明显的影响。最后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弱有效的原因。第五章我国股票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在前述章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着重从实证的角度分别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股票市场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都不十分明显,但与之前年份相比,均出现了较大的增强,说明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扩大和日益规范,中国投资者的日益成熟,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该越来越重要。第六章主要结合前述章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着重针对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股市传导效应提出相应的建议。主要从增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效应和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两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国家[5]2016年在《中国证券市场风险防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风险防范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经济和监管制度层面探讨证券市场风险的成因、度量和对风险控制的对策。中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以转轨经济为背景的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特殊的新兴市场,导致2015年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剧烈的异常波动。本文对此次行情的波动从宏观经济侧面、监管制度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实证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风险防范理论主要是防止机构投资的风险,而我国的风险防范则要高度重视散户的投资风险。本文共分为7章：第1章引出研究问题,并阐明论文研究的背景及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提出全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证券市场风险防范及对策。介绍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说明本文研究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第2章对前人已有的证券市场风险的识别、度量、风险防范、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金融危机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的文献回顾和评述。第3章从风险定义、风险分类、风险成因叁个方面探讨了证券市场风险的一般理论。从引起证券市场风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对风险内涵进行了分析。运用凯恩斯、斯密斯、萨缪尔森的理论探讨了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证券市场。最后运用道德风险理论、货币面纱理论及最后贷款人理论来分析政府救市的必要性。第4章探讨了证券市场风险指标体系,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检验宏观因素和经济环境的外部冲击对我国故事压力风险造成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政策因素做了四种分类,在原有CSSI压力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而探讨政策因素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第5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其自身特点进行详细论述。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在2007年和2015年经历的两次异常波动进行分析。其发生波动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创新及过度杠杆化、政策层面的过度推动、监管部门政策的失误、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及投资者风险意识不强等。最后对股灾暴露出来的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股灾给宏观经济层面带来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第6章对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系进行了比较,对我国可以借鉴的地方进行了提炼。同时将国际上曾经发生的过得股灾按照杠杆驱动型、经济泡沫型、热钱、汇率引致型进行分类探讨。第7章我国证券市场风险防范的对策。本章阐述了当前环境下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的总总问题。综合前面章节的研究结果,提出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需采取的监管方式和对策做出的思考。首先在制度层面上需要优化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涨跌停板制度、发行及退市制度。同时需要解决“一行叁会”监管模式存在的监管真空,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及降低创业板高估值。最后在金融环境层面需要防止违规杠杠资金进入股市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李欣欣[6]2015年在《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处于转型和渐进开放时期,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作用越发重要。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和开放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仍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渐进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所要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什么,更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有哪些等等。本文以中国渐进开放的市场为背景,研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包括动因、风险及影响等现实问题。以中国市场环境为背景,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研究。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扩大等市场特征,这一部分将Metzler Diagram和Mundell-Fleming模型结合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并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市场特征,讨论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二,开放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渐进开放的市场环境会因为“叁元悖论”中“角点”的转换,因此会更多地面临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的选择权衡,这其中估值效应带来的风险会伴随开放的深入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估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存在的风险根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货币危机的基础,而估值效应的影响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而在维持国际资本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稳定汇率是资本账户开放后更可行的政策目标。第叁,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联立,从理论上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的叁个可能的渠道: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及财富效应渠道。此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实证分析发现渐进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升值和货币政策束缚在开放初期抑制了货币政策渠道并促使流动性渠道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中国渐进开放过程中的货币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的发行特点是一致的。第四,从跨市场投资组合角度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识别问题。这一部分借鉴Sharpe ratio的思路,通过将跨国投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金融市场和对货币市场这两大块资产的投资组合,建立一般性国际资本流动条件,在比较单位风险净收益的基础上来判断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中国期货铜市场的信用证投机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条件的稳健性。第五,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特征---周期性和冲击影响出发讨论风险识别。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源于不同市场间宏观环境差异,同时国际资本往往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出现波动增加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拐点以及突然的外部冲击影响会对本国经济带来风险。这一部分基于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方面提出利用AR(1)-GARCH(1,1)-时变Copula模型和NARMAX(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with eXogenous inputs)模型作为风险识别的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改后数据能够显着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逐利效应(return chasing effects)和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portfolio rebalancing effects)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识别以次贷危机后美国QE政策冲击及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NARMAX模型能够较好预测流动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将Metzler Diagram的均衡分析方法引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利率均衡方程,得到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开放程度扩大、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这些特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逻辑。(2)从市场非均衡的角度讨论由估值效应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这种讨论风险的角度不仅可以囊括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投机风险模型,还能对不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支持。(3)利用货币市场均衡和投资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国内市场的叁个渠道:货币政策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并通过实证论证了渐进开放过程中流动性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论与渐进开放下中国的货币发行特点是一致的。(4)提出以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判别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动力和方向的方法。
杜晓华[7]2016年在《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主渠道的作用逐渐下降,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他金融机构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随之而来,我国以广义货币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着巨大挑战。社会融资规模是人民银行创新性地提出的衡量我国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总额的指标,见于官方文件时间较短,因此学者在全面研究我国社会融资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数据的公布为社会融资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提出了社会融资传导过程中的六个步骤,揭示了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理。二是依据马克思关于信用具有生产力的理论,论证社会融资具有生产力,推动贸易、投资、消费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叁是尝试建立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的数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相关变量的数量关系,分析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提出问题:在对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提出研究的主题是社会融资资金在传导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问题:首先,按照参与主体、所属市场和领域的不同,将社会融资资金的流动过程划分为社会融资的供给和社会融资的需求两部分。其次,从社会融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对社会融资的供给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供给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供给主体、供给渠道和影响融资供给的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供给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需求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需求主体和融资方式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需求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和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理论分析表明社会融资是生产力,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社会融资规模的各个组成都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在短时间内的增多,将最终会使经济增长水平实现长期稳定的提升。在对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中,分析了导致我国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通过分析可知,我国社会融资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表明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非常敏感。通过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社会融资过程中缺乏定价权,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融资的不均衡。其次,在社会融资供给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中都能看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不足。再次,从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从社会融资的统计口径可以看出社会融资统计信息还存在缺口,这会降低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大打折扣。然后,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均衡分析以及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都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存在融资难题,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未充分发挥。最后,从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不能一直有效地调节社会融资的不均衡,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金融统计信息缺口的存在也表明金融监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解决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关于提高社会融资规模监测水平、促进直接融资快速增长、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和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黄修高[8]2010年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货币供应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经济运行质量和货币流通状况的好坏。更重要的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平稳与否直接关系到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掌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规律,维持或是提升货币运行的效率是保证经济健康稳定运行以及货币政策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前提。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一方面是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金融中的诸多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高新技术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逐步放松,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已无法对现实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货币流通速度也随之产生了新的特点和变化。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至有,并迅速发展的过程,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在结构和市场化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财富的构成形式和微观经济个体的货币需求动机及货币运行规律,必然使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此推断下本文对资本市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展开了分析。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时序性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速度呈现递减趋势,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较为平稳。接下来本文对国内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将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分为市场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叁类。本文的主体部分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对资本市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渠道进行了归纳,并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局限性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随后本文引入了货币先行模型(CIA)和运用SVAR方法对资本市场价格和资本流动性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资本市场发展短期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有较大影响的结论。文章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平稳资产价格,平抑资产价格泡沫,规范市场的运作,确定合理的定价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推进金融创新,增强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建议,以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完尚资本市场的运行,为货币资金在资本市场的合理流动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在我国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前提下,防止货币流通速度的频繁变动,增强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性。
周铭[9]2007年在《中国虚拟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简单比较与计量经济相配合的研究方法，分析虚拟经济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求为我国虚拟经济与货币政策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论文首先在综述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含义的基础上界定虚拟经济范畴，并阐明研究虚拟经济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虚拟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模型；其次，运用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分析虚拟经济发展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第叁，运用OLS、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方法，从财富效应、投资效应和信贷传导渠道有效性叁个方面分析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第四，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目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虚拟经济环境下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未来取向。第五，实证分析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最后，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通过建立虚拟经济发展环境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发现虚拟经济发展对M_1、M_2层次货币需求均有显着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经济与M_0、M_1、M_2层次供给量呈正相关，但弹性系数不同；目前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相关性、可控性仍较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可坚持货币供给量这一中介目标，同时中央银行可将汇率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参考指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看，在长期内虚拟经济发展有正的财富效应，且相对来说并不微弱，同时也具有比较稳定的正向投资效应，并且虚拟经济发展可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另一渠道。研究结果还显示，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存在稳定的反方向关系，虚拟经济总量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
朱智勇[10]2015年在《我国货币流动性与内在价值模型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当中,经济活动日益发达和活跃,资本和财富的力量可以使国家蓬勃崛起,也可以使大厦一夜间倾颓。而资产价格决定了财富的多寡、资本的流向,资产价格的准确和稳健可以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它的泡沫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烈波动也可以使社会陷入动荡和衰退的梦魇。对于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而言,资产价格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学者、商界精英、政府决策者都为之瞩目,这也是为什么现代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围绕资产定价问题进行的。几十年来,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断,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避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逐渐扩大为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经济危机。现实催促着各国专家学者继续对资产定价问题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重新审视现有的资产定价工具,细致地探讨其有效性和改进的方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现有资产定价模型在各种情况下的适用性和定价效率如何?这些模型的定价效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的影响机理是怎样的?当这些资产定价模型的定价效率下降时,是否意味着非理性情绪主宰了市场交易?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考察,对于我国资产价格及波动的监管和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对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与融资功能的顺利实现,以及我国投资人的教育及引导,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本文采用1999-2013年的数据,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验证了Ohlson(1995)模型和Zhang(2000)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的适用性和定价效率。实证结果显示,剩余收益RI与账面价值BPS均具有较强的价值相关性,且均能够提供可观的增量信息。对于主板与创业板这两类性质区别较大的上市公司,Ohlson(1995)模型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差别定价。但是,模型整体定价效率低于传统的EPS~BPS模型。另外,Ohlson(1995)模型进行定价时能够有效地反映现有研究中所使用的较为典型的风险因子所包含的风险信息。对Zhang(2000)模型的实证检验显示,Zhang(2000)模型所包含的定价因子也都具有显着的价值相关性,且相互具有增量信息含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主板和创业板公司进行差别定价。在1999-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区间内,Zhang(2000)模型的整体解释度均高于Ohlson(1995)模型的解释度,并略高于传统的EPS~BPS定价模型,这一方面说明了每股盈余EPS所包含的信息含量显着高于剩余收益RI,另一方面也说明GROWTH所包含的新增信息含量较少,这说明其他与公司未来权益收益率相关因素信息含量的变化不能用来解释模型整体解释度的波动。第二,本文重点探讨了货币流动性与Ohlson(1995)模型、Zhang(2000)模型解释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这一部分的实证结果表明,在1999-2013年区间内,货币流动性与Ohlson(1995)模型解释度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协整关系,这说明当其他因素不变而货币流动性趋紧时,Ohlson(1995)模型的定价效率较高,反之,货币流动性趋于宽松时,Ohlson(1995)模型的定价效率将有所下降。对于Zhang(2000)模型的相应检验证明,Zhang(2000)模型的定价效率与货币流动性指标之间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协整关系,这一结果与Ohlson(1995)模型的相应结论可以相互印证。从两者的比照结果来看,模型解释度与狭义货币M0之间的协整关系最为显着。同时,结合GROWTH变量所含新增信息含量较低的事实,可以得知,当货币流动性升高,EPS、BPS、RI等指标的信息含量下降时,其他与未来权益收益率相关因子的信息含量并未显着随之上升,这预示着Ohlson(1995)模型与Zhang(2000)模型定价效率的降低很可能伴随着交易噪音成分的增加。第叁,本文直接探讨了我国资本市场成立以来,货币流动性与交易噪音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来说,货币流动性的变动一方面导致资本市场风险溢价随之波动,进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大范围变动,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的趋势性上升或下降向动量交易者传递了较为清晰和强烈的价格信号,触发更大规模的正反馈交易,使得资产价格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过度波动,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更甚,此时VRT指标应当显着降低。实证结果显示,季节性货币流动性指标,尤其是M0相关指标与当季VRT指标之间存在着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控制市场整体盈余收益率与系统波动性之后,这种负相关关系仍然显着,这与本章的理论预期完全吻合。接下来,本章在上一部分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货币流动性波动的对资产定价的信息效应与噪音效应进行了区分,进一步确定了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环境下,货币流动性的噪音效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参考文献：
[1]. 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D]. 杨寓涵. 吉林大学. 2016
[2].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3].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D]. 章秀. 吉林大学. 2016
[4]. 我国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应实证研究[D]. 王书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5]. 中国证券市场风险防范研究[D]. 国家. 辽宁大学. 2016
[6]. 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D]. 李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7]. 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 杜晓华. 吉林大学. 2016
[8]. 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研究[D]. 黄修高. 山东大学. 2010
[9]. 中国虚拟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D]. 周铭. 河海大学. 2007
[10]. 我国货币流动性与内在价值模型实证研究[D]. 朱智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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