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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7095（2000）03—0003—09
2000年，是跨入一个更加充满希望与美好的新世纪的关键时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即WTO敞开它的大门， 接纳我们这一当今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与充满活力的人口大国。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将完全融入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全球化的主潮流。
从“复关”到“入世”，单单是中美两国的谈判，一波三折、起起伏伏，就费时13年之久，可见加入WTO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谈判为什么如此艰难，无非是经济与政治利益之争。世界上任何形式的谈判，争争吵吵，最后达成一致，总是互争互让、利益均衡的产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赢原则。今天，在进入WTO的问题上， 已经不是抽象地议论是利是弊，而是现实地研究如何扬利避弊、化弊为利的问题了。
一、WTO把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推上新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经济改革的这一目标模式，本身就包含了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自由运行的经济。商品是没有国界的，它要求超越一切地区与国别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我们所说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包括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信息以及这几年所强调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等，其实质都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绝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局限在中国范围内的市场运行机制，而是要建立一个与世界范围市场经济相贯通的又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历20个年头了。20年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城乡建设面貌的巨变，显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巨大威力。市场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具有与传统计划经济所不同的资源配置功能，即由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要素能充分发挥出其所拥有的潜能。在以往的20年间，尽管也实行了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国外资源，但总体上说，主要是靠重组与激发国内各种资源与要素之力，因而，市场经济还是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施展它的功能。
加入WTO 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却又是资源弱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但是， 土地只占世界的7%，石油占3.2%，天然气占2%，资本投入占3.2%， 许多资源是严重不足。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潜能，更大地弥补资本、技术等资源之不足，只能采取更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化的范围之中。这也就是说，对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资本与技术相对不足的国家，如果游离于WTO之外，要想在经济发展上更快地更上一层楼， 那是不可能的。
加入WTO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本身也是改革与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建立，都必然要求最终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接轨，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市场世界化是新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并是以市场平等与市场互惠、或者说双赢为基本原则，人们在按照这一原则所进行的国际经济交往中都能获得比较利益的好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一市场交换的平等原则是以参与市场不同主体的不平等的经济条件为前提。 这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 不能不是直接参与世界市场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一场经济上的竞争与较量。当然，这一场强国与弱国间的经济较量，即使是在没有加入WTO之前也是客观存在，但总是相对比较间接。 害怕这一强国与弱国的较量而避开WTO， 只会使我国远离经济国际化的轨道而使自己的国力更加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发展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直面世界，与经济强国之间在WTO中进行直接的竞争与较量。为此， 就要进一步研究什么叫赢，如何赢，何时赢及赢多少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特别是近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总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进入WTO， 能为我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发展开拓一个新的空间，但是，也不能不面对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正所谓发展的大好机遇与严峻挑战同在。
加入WTO，必然会对新世纪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将影响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整体走势和格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基本特点，是一种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经济，即从易到繁、从简到难、从外围到核心的局部推进式的改革思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年苏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思路，其特点是最大限度避免了改革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摩擦与冲突，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与健康发展，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产生的管理混乱与痛苦。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渐进式改革的背后，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诸如国有企业至今仍所处的困境，以及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所导致的权钱交易与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大量腐败现象等，都不能不与此有关。而WTO 的进入，将意味着改革必须要有全方位的推进，也就是改革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只有加快改革的进程，我们才可能在WTO 内把握住化弊为利的主动权。这是进入WTO的形势所然，否则， 我国的民族经济绝难有翻身之日。
中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将会从原来的局部性的开放转变为全局性的开放，从短线开放转变为短线开放与长线开放的统一，从主动开放转变为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的统一。我国前20年的开放，完全是一种以我为主的主动开放却也是局部的开放：在区域上，先是几个经济特区的试点开放，继而是一批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再是沿边沿线的一些主要城市的开放；在产业上，主要是开放一些竞争性的产业；在生产要素上，主要是引进我国所短缺的资金与技术资源。20年来，正是这一局部的渐进的开放，引进了国际上不少先进的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要素的交互组合与合理配伍，是促成20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大原因。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一局部开放的战略，尽管实现了部分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巨大效应，但是，也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进入WTO， 开放向全方位展开，意味着局部开放被全面开放所替代，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的统一，短线开放与长线开放的统一，这里既孕育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也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为此，既需要借鉴以往开放的经验，更需要作出新的探索和把握新的机遇。如何把握机遇与正确处理矛盾，则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一大关键。
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将会由主要以粗放式、数量型增长向集约型、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也是从上到下一直提倡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轨，但问题是渐进式的改革与局部的开放仍不足以形成集约性经济的基本环境。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制约，呈现明显的粗放经营的特点，结果是产品质量差、产业效益低与市场竞争力弱。这种增长方式既与传统体制的惯性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也与市场的不完全开放而缺乏外部竞争力有关。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市场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的作用，将迫使企业乃至政府经济行为都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核算。尤其是引入WTO的一整套运行规范后， 市场竞争力大小成为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弱的最重要标志。国内不少行业与企业的竞争力弱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和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不计成本的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有关。应该说，WTO的市场竞争规则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强约束， 将会迫使我国企业改变过去粗放经营的增长路径，改走高效益、高质量的增长路径，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敢于迎接WTO 的挑战。
WTO的进入，总体上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 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也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迟迟不让中国进入并且索价甚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晚餐，我们不能不为此有所付出。这里的关键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至理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一切发展机遇，在发展中尽最大可能避害趋利。
二、要在冲击中把握发展的机遇
当前，代表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是美、欧、日等一批经济发达国家。相对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经济的落后。从而，当进入WTO时，我们不可能不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经济落差的巨大冲击。 除了显而易见、众所议论的汽车、医药等行业会受到冲击以外，还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冲击：
一是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冲击。美国经济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独领风骚，得益于其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说新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我国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尽管也有长足进步，但是不能不承认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进入WTO，国际跨国公司的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必然会长驱而入。这一冲击意味着什么，值得很好研究。
第一个层次，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世界区域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大批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必然有利于推进这一区域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内从无到有，做的是加法，这是最浅显的经济常识。
第二个层次，从中国民族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能不能有利于中国民族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这里人们的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一种观点比较乐观，认为中国的家电与饮料等产业就是例子，跨国公司的进入与竞争不仅没有压跨民族产业，反而激励了我国民族的家电与饮料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就不是那么乐观，认为家电、饮料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其技术能绩远低于高新技术产业，从而，在这些行业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远没有后者为大。
第三个层次，从中国公有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跨国公司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大量进入，对中国公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会有何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争论与分歧就更大。一种观点认为，根本不要提这个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承认有这个层次，认为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朽之见。另一种观点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核心主要体现于此，但又深感如靠国有经济的现有机制，确实难以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实力抗衡。
二是对某些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近来，似乎有一种普遍看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倾向，认为随着WTO的进入， 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我国出口的强项，理由是发达国家一般已不再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其进口限制又将为WTO所冲破。其实，这要作具体分析。
进入WTO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能成为我国出口与发展的强项， 前提条件必须是发达国家因此而退出了这些行业。但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如此。比如农业，在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并不会因我国进入WTO而显示出其劳动密集型的长处。 原因是农业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并且在那里已改变了传统的那种落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成了一种现代化高效率的产业。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相比，我国小生产式的落后农业不具竞争优势。首先是我国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高于国际价格水平，以1998年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为100， 当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小麦143，玉米180，大豆179， 花生油153，原糖183，棉花107，大米101，生猪68。在这8种主要农产品中，除了生猪有价格优势，大米还能持平，其他都已丧失价格优势。其次是我国农产品的质量落后。水果的情况最为典型，尽管我国20年来水果面积急剧扩大，产量不断翻番，已成为水果生产大国，但水果的质量却普遍是外观整齐度差、果面缺陷多、着色不好、风味淡、农药残留量多，从而，优质果率低，符合出口要求的高档果率不足5%，与美国、 新西兰等优质果率占70%多、可出口高档果率占50%的比例相比，差距甚大。
美国、加拿大等都是著名的农业大国，WTO 的宽阔渠道必然会引导这些国家的大批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这将会对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产生什么影响？应该说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影响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外农产品的来潮是首当其冲，但由于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农村地区主导经济早已经不是农业，而是工业与其他产业，从而，东部地区能够凭籍农村经济的巨大实力，进一步实行农村产业结构包括农业结构的变革，化解国外农产品冲击的影响。在西部地区，由于这里经济比较落后，特别是其中不少农村基本上还处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发展阶段，农业商品率极低，从而表面上看，国外农产品大量涌入对该地区农村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深层次的问题是有可能导致该地区落后农村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核化”，即与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应该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在中部次发达地区，其中的不少省份是我国主要农产品粮食与棉花的生产大区，在那里，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很高，当地农村居民主要是靠从事种植业为生。进入WTO 以后，随着国外农产品的大量涌入，可能对我国中部地区农村的冲击与影响最大，即使是三五年的缓冲与保护期以后，这个冲击也不可低估。如果WTO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冲击， 并可能由此引发成千万农民离开土地特别是流向沿海地区，主要也是发生在中部地区农村。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
三是对政府的行为方式的冲击。传统经济是以政府统制型经济为基本特点，人财物、产供销等一切皆取决于政府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没有主权，调拨代替流通，市场形同虚设。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20年来尽管也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至今仍未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与制约，在经济运行中仍能不断看到政府过度干预的痕迹，如市场的地区分割、大量的重复建设、大批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等，都是由此而起。WTO的进入，外国资本、商品与企业的大量进入， 要求中国也必须按WTO认可的国际规范行事，或者说按市场经济的通行规范行事。为此，政府机构必须迅速改变传统经济的运作方式，重新把握自己在经济运行中的应有职能与地位。譬如，一直是显示政府对经济崇高权威的在大量经济活动中的审批制，就必须改为有利于加速经济运行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登记制；必须大量削减政府或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过度收费；政府要改变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即由主要是管卡企业的角色转变为服务于企业的角色。在国际企业家的一些会议上，包括在1999年上海召开的世界500强企业会议上，那些跨国公司企业家真是八面威风， 其权势绝不在政府官员之下。这与我国企业家的状况形成了一个极其明显的反差。这里当然有一些制度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并不在这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经济领域唱主角的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该唱主角的是政治领域。长期来，我国是政府官员管卡企业，企业领导人向往的又是政府职位，如此的严重错位，不能不是我国长期来企业缺乏活力、经济缺少效率的重要原因。WTO的进入， 将是对政府行为发生一种强烈的外部冲击，容不得有任何逃避改革或推卸责任的任何托词。有人说，WTO对国内的最大冲击是政府，恐怕一点不假。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餐。既要取得进入WTO之利， 又不想有任何付出，那是不现实的。譬如，降低进口关税，让出国内市场份额，这都将是进入WTO的付费。以上所说的几个冲击，也是一种付费。不过， 应该看到，这中间的不少冲击，包括付费，其实也可以化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就以WTO对政府的冲击来说，既是最大的冲击，也是绝好的机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传统的高度集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经济体制核心的改革与攻坚的新阶段，其主要对象就是政府职能与机构的改革。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或者说政府机构的改革，是难度最大的改革。否则，也不可能是相当一批已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包括企业集团甚至是上市公司，仍是出现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与经济业绩仍是不佳的反常情况。以渐进式改革为特点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采取从上到下、有组织、有领导的改革方式。前一阶段改革总体上还是一种外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动到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从来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如果说以往改革的权力与利益调整主要是在体制的外层，那末，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已经是改革到体制的核心部分，即已经改革到领导改革的改革者的头上，在这里进行利益与权力的调整难度就更大了，这大概也就是朱镕基总理所说的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的难度了。如果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或者说在内部改革中，难以冲破这一政府改革的重围，那末，在WTO 的强大外力前面，不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那些僵化的政府规范，就再也不能强施其威了，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加速自己的改革进程。实际上，在我国以往改革的过程中，也已经有借外力以突破僵化的传统体制的成功经验。80年代初，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开发，提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运行原则，实际上就是借国外与境外资本之力以冲击传统体制的一种实验，而且是一种相当成功的实验。政府职能与行为在WTO 冲击下的转轨，最大受益者应该说是国内企业，因为经济职能已重新定位的政府不可能再对国内企业施行双重标准，政府也在自己的转轨中尝到了改革的甜头。
再如WTO对农业的冲击，在短时期内， 可能会产生包括大批农民涌向城市的巨大影响。但是，从某种角度说，又可能会缩短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手工劳动为主，落后的工艺与技术。这也是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面对人多地少又极其贫困的广大农村来说，这确实是一条极其艰难的变革之路。70年代末以后，我们曾经设想，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不断吸纳农业劳动力，走一条渐进式的走向农业规模经营之道。但是，实践确实是相当艰难，一是即使是已进入乡镇企业的乡民也不肯轻易放弃所占有的土地，二是90年代以来，由于全国范围市场状况与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相对落后的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潜能也越来越小。而WTO的强冲击， 可能引发的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从而引起问题，又可能是带来农村发展的巨大转机。
WTO进入的明显冲击转机，是中国市场范围内竞争的充分展开， 从暂时的表象上看，似乎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相当不利。但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1995年底，国际上维生素C 产量最大的罗氏公司宣布降低20%，以后又以每月10%的速度继续降价。于是，其价格就从每公斤12～13美元降到5美元，并从1996年上半年一直维持到现在。 这场由国际跨国公司挑起的的压价竞争，使全球近40多家维生素C 生产厂中垮了3／4，其中2／3是我国企业。最后留下的8家企业中，除了罗氏等4家国际跨国公司以外，余4家是我国企业。 中国企业也确实敢于面对来自跨国公司的扼杀性的竞争。江苏省靖江市江山制药公司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企业，却是敢于面对来自国际跨国公司的挑战，以工艺创新为突破口，掌握了中国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高于国际水平的维生素C “二步发酵法”的专利，并辅之以科学管理与营销网络建设，使压力与挑战变成了发展的重大机遇。如今，其产量已突破万吨大关，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1／10，利润也成倍增长。 更可喜的是其品牌已越来越获得更多国际商界的认同，其价格也与跨国公司的价格基本一致（注：钱昆源《加入WTO前的一场实战》，《江苏经济》，2000年。）。事实上， 我国的家电、饮料、汽车、连锁超市等民族产业，也都是在市场开放、外资进入、激烈竞争中得到有效发展的。
从根本上来说，WTO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最大机遇或者说转机， 是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完全建立。改革20年来，尽管我们在市场体制的建设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又总感到不是那么完全、完美、处处显得这里不足，那里不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部位，似乎老是存有这样与那样的毛病。而WTO的进入， 则无疑是加速中国市场体制建设的强制性的助力，因为再不可能有任何借口或仁慈之心来延缓改革的进程了。
WTO对我国经济既然是冲击与机遇同在， 这就要求我们能采取合理的对策，以更好地获得趋利避害的效果。
要在观念上充分认识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加入WTO，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经济步入改革开放更高层次的客观标志。可以说，中国经济只有步入国际化的轨道，才能加速追赶发达国家，舍此，再没有其他途径可求。翻看一下世界历史，在当代，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因加入WTO而经济崩溃的。 机遇与冲击同在，关键是要善于抓住发展的机遇，以取得更好的与更大的经济效果。
要制订出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在加入WTO的情况下， 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规划，必须从充分开放的条件下，或者说是充分注意国际竞争的条件下慎重制订。全国的产业规划必须考虑世界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说新经济发展的这一潮流，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尽快与国际先进生产力相接轨。地区产业规划更要在国际竞争中一展自己之长，要迅速摆脱在地区分割与保护下所形成的地区产业同构化的情况。
要进一步制订与完善经济多元化发展策略。WTO 是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为主要特点，本质上就以经济多元化发展为基本条件，不仅是产业发展多层次、企业组织形式多层次、消费方式多层次，更是以所有制形式多层次为基本特点。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于处理好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与多元经济形式充分发展的相互关系。
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进程。WTO的进入，更大范围的开放， 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充分展开与配合为条件。而加速政府机构的改革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尤显得特别重要。政府改革的到位，是为WTO 进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充分运行与开放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则是完善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核心内容与基本条件。
为了能更好地适应WTO的国际竞争环境， 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国际规则允许中国在进入WTO后还能拥有3～5 年经济适应期或者说缓冲期。尽管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有利于扶持、培养与锻炼我们薄弱的产业，但是，切不可为此松气。须知，缓冲期为期极短，转瞬即逝，如果我们不尽快提高自己的产业能力，没有一种打硬仗的精神，就不可能突破WTO冲击的重围。
三、上海经济发展的极好机遇
WTO 的进入更为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经济城市提供了发展的极好机遇。
1990年浦东开发，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上海正是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急剧发展，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与中央提出的上海要成为国际的金融、贸易、经济中心，长江流域的龙头的定位还相距甚远。
上海历史上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90年代又是我国开发与开放的重点所在。由于有这一系列开放的实践与经验，因此，相对来说，WTO进入对上海的机遇更是大于冲击。
进入WTO， 有利于上海作为三个中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加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是上海成为国际经济大都市的核心所在。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金融改革相对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金融体制比较集中的情况下，人们对上海能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存有疑虑，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进入WTO以后， 我国金融体系多元化的发展已成定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与发展将日益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最近的信息，大多数外资金融机构都把在中国的财务统一并表地选取上海。这意味着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批进入，上海必然成为其在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运行中心。反过来，这必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外资银行有权进行人民币业务的情况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就必然要根据国际金融规范行事，而很难作封闭式的运行了。外资金融机构之所以选取上海作为其运行中心，原因在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与贸易城市，金融业的发展须以经济贸易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与基础。金融中心可以有财政性金融中心与商业性金融中心之分，上海历史上就是中国乃至远东重要的商业性金融中心。未来的上海必然能发展成新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推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进入WTO，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上海作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功能。地区封锁、市场分割、产业同构，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一大表现，也是影响和制约上海经济发挥龙头作用的一大原因。WTO将市场经济的国际规范引入中国， 它将以规范强制与经济强权等形式，迅速冲垮市场的任何人为分割，从而也必然成为长江流域经济龙头、龙身、龙尾的有机联动与经济融通的重大助力。WTO 有利于上海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迅速形成，这也必然会增强上海对长江流域与其它地区的吸引力与扩散力。比如，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不少企业，特别是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一批民间企业，如今已纷纷把进一步投资与发展的目标移向上海，主要也是冲着上海将是国际金融贸易与经济中心这一点而来的。这批企业在八十、九十年代，依靠国内市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而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如今急想夹带这一超速发展的余威，打向国际市场，以使自己的企业更上一个新的层次。而WTO的进入， 由于是首先提高了上海国际化的空间，从而必然能增加其对其它地区企业的吸引力与扩散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其龙头作用。
WTO的进入， 将会使上海成为国内外资本与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桥头堡。西部大开发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也逐渐为国内外大企业集团所认同。特别是一批国外企业，由于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西部的了解不多，一般是不愿意将自己的企业马上置身于陌生的西部，而是先要选择一个自己比较熟悉或者说认可的地点，作为进入西部的立脚点。正像当年想进入中国内地求发展的外资企业，先把中国公司总部放在其熟悉的香港一样。如今，在开发西部的问题上，上海正在充当当年香港的角色。而从上海的角度看，无疑也是上海发展自己的大好机遇之一。上海应该迅速抓住这一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机遇，积极成为国内外经济交融与互进的中心。
WTO的进入，有利于加速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的产业战略确实也发生了重大调整，一方面是金融、商贸、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加速发展，其占GDP 的比重已达1／2，另一方面是以汽车、石化为首的六大工业支柱产业的发展，开始改变了传统的二产结构，这是上海GDP连续8年取得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总体上说，上海的产业结构仍显落后，特别是二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为基本构成。WTO的进入， 市场的开放，各类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能直接提高上海产业结构的层次，而且也必然会使一大批传统产业在冲击中脱胎换骨，更上新的产业层次。特别是上海的信息产业，有望在WTO进入后能得到超常发展， 并会对改造上海的传统产业作出重要影响。
WTO的进入，有利于上海的国企改革与企业重组。 上海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在20年改革中，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也有一批国有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情况并不理想，改革并没有完全到位。其中的主要问题与原因，是政企还没有完全分离，政府机构改革没有到位。WTO的进入， 使上海大批国有企业直接面临强有力的国际跨国企业的竞争，从而，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为市场经济真正的自主的主体。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多方吸收社会投资，使自己成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企业，才能有效地实行改组改造，形成有竞争实力的优势企业。为此，必须能推进政府机构的加速改革，科学定位政府的经济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只有在进入WTO以后， 上海才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或者说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应有地位。
收稿日期：200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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