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1-0062-13
引言 中华民国·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与“伪满”要因
1915年以后，中华民国力争改善与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关系。1920年，中华民国成为国际联盟原加盟国之一，之后与日本的双边外交关系的制约程度在国际联盟多边关系中有所淡化，而且1922年以“九国条约”为典型的华盛顿会议即反映了列强诸国主导型的多边关系，在此关系中，中国获取了对日外交所需的源泉。在这三个外交空间中，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国民政府一致将国际联盟型的多边关系看为重要的外交力量，这一形势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本完全否认国际联盟与“九国条约”时，但即使国际联盟失去效力仍坚持在欧美的国际关系中采取保障本身地位的方针政策。自1943年参加开罗会议起经 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至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国民政府虽为受邀之国，但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获得对内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 1936年发表的五五宪法草案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即《宪法草案》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1936年规定东北四省为本国领土，这很显然是向满洲事变以来占领东北的日本提出“复土”的要求。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否认“满洲国”，认为本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民国家。东北地区的收复，是以政治上、社会上或军事上已经形成的“抗日救亡的社会潮流”为基础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又从政治上保障了“宪法草案”的实施。
这种否认“满洲国”的中华民国领土认同意识强烈表现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1940年5月3日根据第31次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国民政府建立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并任命各省主席[1]。与此同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人民团体（东北协会、东北救国会、东北救亡总会、东北抗战建国协进会、东北青年学会等1942年5月31日在重庆统一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中国国民党在 1942年3月组织召开了“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东北开始了党务活动。
如上这些收复东北四省各项准备的过程中， 1943年11月末召开了开罗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会谈，并在开罗宣言中获得了“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条文规定，从而为分别收复1895年以来失去的台湾和1931年以来失去的满洲奠定了条件。此宣言还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此后，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直辖的中央设计局（1940年 10月1日成立，1943年熊式辉任秘书长），1944年3月27日为了“接收、复员工作”组织了东北调查委员会（沈鸿烈）与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各自在党政干部训练班训练培养“接收、复员”领导干部[2]。
显然，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政治空间中，日本殖民帝国侵占中华民国领域。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国作为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已经发展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凝聚力，以致导致“日本殖民地帝国”崩溃的程度。但自 1945年8月后，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却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和苏军一同回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所提出的双重民族主义。一种是如何对待苏联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如何把东北地区固有的认同意识凝聚成新的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
一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主力进入苏联境内的避难时期：分析《周保中日记》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白族人周保中（原名奚李沅，字绍黄）1902年2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经云南省陆军讲武堂，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末派往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1月至1945年8月14年间一直在东北指挥“抗日”武装抵抗运动。其后，活动在与国民政府的东北内战中，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委派前往故乡云南，1954年以后因病于北京接受治疗，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64年2月21日去世[3](p1～17)。
从云南到东北走过艰难坎坷历程，不仅是周保中一个个人的记录与记忆，而且还是刻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文脉里的一段极为重要的民族主义历史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抗日运动的周保中，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的指导下，以牡丹江南部的中心地区宁安县一带为基础组建了绥宁反日同盟军（1934年2月），以后，发展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5年2月）。 1935年2月组建了2个师7个团19个连986人的抗日武装部队。其兵源中70%为农民，20%为工人，其它为学生、原来的士兵，而且整个部队 20%为朝鲜族，党员（含青年团）约占20%～ 30%。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包括宁安县在内的吉林东部成为一个游击根据地[4]（p17以下，41以下；中心部分为p45～50,69）。 在此期间，通过与日本的“讨伐”部队交战，又扩大了游击范围。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方针与中国代表团的指挥下，与其它地区武装组织一同重新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最多时达到拥有3个师9个团约3000士兵[4](p70～75)的队伍。但因日本在宁安县实施“集家（‘匪’民分离）”政策，才将根据地转移到牡丹江沿线刁翎一带（现黑龙江省林口县），1936年9月以后第五军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以依兰东部、宝清、富锦为中心的第二军活动地区的中东铁路以北地区[4](p83)。第五军 1937年2月至3月期间同活动于以牡丹江下流的方正、依兰、勃利、桦川各个县为中心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8月成立，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即张寿籛）、第四军（1936年3月，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第八军（1936年9月，军长谢文东，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第九军（1937年1月，军长李华堂，政治部主任李熙山）共同抵抗日军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以760人的武装势力，周保中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3月19日攻下了依兰县城，城内有日军150人，伪满洲国军70余人守备，但由于日方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导致日方“春季大讨伐”作战的混乱[4](p90～92)。按伪满洲国时期的行政区规划为三江省（约85000平方公里），但就在离它的公署佳木斯80公里处的依兰却受到了如此攻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夜，“北满”的抗日武装势力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其活动势力范围保持在依兰、富锦、宝清、同江等地。
这些军事活动的经济援助来自各势力范围的土地税、木料税、牛马车税等各税征收，在牡丹江、依东（依兰东部）、下江（松花江下流域）、罗勒密（方正）等地设立了征税办事处[4](p96～98)。
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方为了扩大它在华北的势力，企图强化“满洲国”内部治安。1936年起的3年计划中规定“严正治安”，而且在重视军事讨伐战役的同时，也将中心政策置于三江省的散居居民的“集家工作”上。1937年9月末，集家率依兰县为42%，方正县为12%。其“‘匪’民分离工作”，就是通过集家来设立无人区，以破坏反满抗日武装部队粮食供给、宿营、补充士兵等基础保障。日军企图削减反满抗日力量在社会上的存在范围，同时在此基础上采取军事镇压，但这些政策真正取得明显效果还是进入1938年以后。1937年秋后至1939年年末，日方强化了其在军事上社会上的统治，由此东北抗日联军的势力被削弱。1937年10月以前的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等编成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崔石泉任参谋长[4](p184)。1938年后至1939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所处的条件极为险峻，周保中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抗日联军一落千丈、惨败改观、真不胜今昔之感”[5](p329)。
周保中在1939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将“吉林东部北满地带”1938年春以来形势恶化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四点。
第一，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在军事上巩固“满洲”地区，如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将非洲摩洛哥变为反革命基地。这次军事力量的增强也是为了反苏，进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加强了对“抗日游击运动”的攻击。同时，与此对抗的我党总体组织能力不够充分，又没有整体的系统的计划，这样便会被各个击破。
第二，作为“北满共产党组织的分散性”的表现，即满洲没有中央代表，且“放弃指导”满洲，这个影响极为重大，况且无法展开大众运动。周保中所指的是1936年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废除了满洲省委员会，吉林省委、北满省委、南满省委也各自独立[6](p583)。
第三，由于日方采取了“坚壁清野”、政治离间政策，出现了抗日大众被迫脱离东北抗联军队及抗日军队内部分裂等问题。
第四，七七事变以前的抗日联军在东北处于“孤军作战”，没有任何援助，事变后仍如此，因此，“抗日救国的精神有所衰退”。
周保中对当时的形势之所以做出如此分析，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很特殊，例如，代表当地诸多势力的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和第九军军长李华堂都向日本投降了，（谢文东于1939年3月在依兰县，李华堂于同年7月）[7](p62～64,103～104)。当时的形势极为不利，“北满”时期的反满抗日运动的政治空间内，由于日本的压制造成内部崩溃，而且运动支柱的“民众在日贼极端监视与压迫之下情势极其消沉”[5](p484,495)。同民众的联络也被隔离，“一切时事变化消息几乎完全阻绝”[5](p388)。进入1940年形势更加险峻，第二路军总部8月只剩720人，“内部不断发生叛逃”[5](p484,495)。不久，194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第二路军总部在虎林越过乌苏里江，11月7日撤退到苏联境内[5](p532)。这正是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部队由东北地区进入苏联境内的避难时期。其后，直至 1941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东北75公里地区设立了“A野营（北野营）”，在这以南的乌苏力斯克（双城子）附近设立了“B野营（南野营）”，以后逐渐转为被派往东北开展活动的“抗日游击小部队”[8](p303～305)。
1941年2月，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由吉东、东满、南满各省委员会代表组织召开了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在会上组织了中国东北党委会，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籛、冯仲云、金策、王效明等为委员，其中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籛作为“三人团”统一指挥东北党组织与东北抗日联军部队[5]（p584注①）。这个领导体制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20日～23日，到周保中、冯仲云在沈阳将党务移至中共中央东北局为止有4年半的时间[9]。
这期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39年8月23日，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 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1年4月13日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 12月6日德国进攻莫斯科失败，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美英对日宣战，9日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尤其是1941年4月的《日苏中立条约》，从苏联的对日关系来看，这便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部队在东北活动的一个政治约束条件。但是，由于“组编支队”东北地区的游击活动不断持续，1942年7月16日，A、B两野营成员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并争收4个教导营和 2个直属教导连（追击炮连和交通连），又在此基础上，将东北各地所有部队亦编入这两个连，正式命名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因朝鲜、苏联军官也包括在内，所以又被称为“国际旅”[5](p658)。7月22日，苏方负责人王新林（中国名）受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阿帕纳辛科大将之命，任周保中为中国特务旅旅长（少校），张寿籛为政治委员，同时任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柴世荣为各教导营营长（大尉），安吉、金策、季青、姜信泰为各教导营政治委员[5](p661～662)。之后，在教导旅进行具体的军事训练，如1943年5月 4日周保中派第1分队8人，第2分队10人分别到佳木斯、勃利、宝清三角地带及富锦、宝清、同江、饶和一带，进行侦察和建立群众工作点[5](p724～725)。1944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抗联对东北人民的影响并未泯灭”[5](p790)。据1944年2月15日的记载，教导旅共有一千数百人（军官134人，参谋228人，战士707人，游击队员308人，合计1 377人），这些士兵的识字率达到50%[5](p777)。
这一阶段，教导旅内存在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即有关反满抗日运动将来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据周保中1944年2月16日的记载，当时有人主张“满洲”东北游击队将无法存留，此方面的政治教育需要在中国全体民族解放斗争关系中使其具体化，尤其是必须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请求苏联给予协助[5](p780～781)。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反满抗日运动处于一个转折时期。苏联境内中国武装的越境避难，就是将其军事活动基础存留下去的一种选择。
但是之后小部队在东北的活动仍在系统性地展开，特别是在“北满”、“东满”一带的东北抗联区域社会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到1945年5月，与苏联远东军共同作战计划趋于具体化，周保中和张寿籛等教导旅成员一致决定继续派小部队前往东北抗联活动地区，其对象区域为辽吉区（盘石一带）、吉东区（延吉、宁安、饶河一带）、哈东南区（珠河一带）、北黑区（北安、还伦一带）、汤原区（汤原、桦川一带）等，并将延吉、牡丹江、佳木斯、依兰等“日满区”的重要军事据点也纳入考虑范围[10](p478)。1931年起的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高潮时期为1938年起大约7年，进入苏联境内大约5年，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三江省”、“东安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社会，虽然当时处于殖民地统治，但是反满抗日政治军事空间却一直存在[11](p54～56)。
周保中1945年6月2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与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普鲁卡耶夫大将举行会谈，请求允许向上述地区派遣小部队，同时还说明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立场。反过来看，这一点也意味着苏方对其立场的认识极为淡薄，甚至需要周保中向他们表明自方的立场。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进行活动；第二，将现在的国际旅变为东北抗日联军并重新编制，在这种意义上，满洲仍为中国的一部分；第三，恢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与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第四，因恢复了东北党组织，故应具体指挥各地方组织与运动；第五，还提出了政治性原则，或与中共中央在满洲开展的地下活动相结合，或直接联络[5](p811～812)。
关于避难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地位，1941年2月至3月召开的哈巴罗夫斯克第二次会议上，苏联方面的负责人王新林（中国名字）提出的见解是从国际主义与反法西斯战线共性上来看，东北抗日联军与党组织应当接受苏联远东红军与其党组织的统一管辖。对此，周保中认为：第一，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共组织应对其负责；第二，1940年1月在第一次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中已经达成了协议，即远东红军应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暂时指导与物质上的帮助，这与中共指挥东北抗日联军这一政治地位并不矛盾，现在仅为一种暂时的、特殊的状态；第三，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基本条件与群众的基础并没有消失，而且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应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不能由苏联的王新林担当。周保中并将这一主张传达给了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并获得同意[5]（p572脚注①，446～447）[10](p412～41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东北地区属于中国政治主权这一政治立场相当明确，而且通过这一点，突出强调了中国民族主义所拥有的政治凝聚力。
二 1945年9月东北的收复与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合江省新政治合法性的形成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谈，4月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通知不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5月德国投降，7月波茨坦宣言发表，就在国际形势处于如此激变下，东北问题不仅是周保中所说的中国政治立场的表现，同时还具有国际特点，并逐步成为政治上的焦点。1945年7月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由远东第一、第二、外贝加尔三方面军编制而成，教导旅（国际旅）作为直属部队独立步兵88旅被编入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的作战地在佳木斯。
1945年7月末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成立，总括了1942年9月成立以后这三年来的活动。东北党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一个是“朝鲜组”，另一个是“东北组”，并重新编组了东北党委员会（亦称为辽吉黑临时党委会），书记由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兼任，东北各地组织共分为12个地区委员会，各个委员会负责人安排如下：长春周保中，哈尔滨张寿籛即李兆麟，沈阳冯仲云、嫩江王明贵、海伦张光迪、绥化陈雷、北安王钧、佳木斯彭施鲁、牡丹江金光侠、吉林王効明、延吉姜信泰、大连董崇斌。而且在各个地区的要地也选出了负责人，与苏军一同进入东北，共计控制了57个据点[10](p478～479,486)。8月2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瓦西列夫斯基将教导旅的苏方人员调到别方部队采取另外行动，同时决定中国抗联指战员作为苏军编制系统成员以双重身份进入东北。因此，中国抗联人员的负责人其后与苏军一同进驻东北时，以苏军各个城市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官衔从事占领接收工作[10](p484)[5](p819)[12](p200)。
在此之前，8月11日教导旅为了参加佳木斯攻击战，与苏军共同进入国界附近的同江地区，但斯大林却电报指示暂时原地待命。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可以分析为：中苏之间已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认为“东北是中国人民的东北，解放东北是苏联远东军的任务，建设东北才是东北人的任务”。介于此原因，他下达了推迟东北抗联人员直接参与对日作战的命令[13](p161)[5]（p817脚注①）。这是因为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正式承认东北地区的接收权应在国民政府一方，因此在没有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之下，不能使用东北抗日联军的官衔。
1945年9月3日，日军向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投降，以后40名东北抗日联军乘坐苏联飞机第一批进入哈尔滨，同日彭施鲁也率领40名进入佳木斯。9月5日，张寿籛（李兆麟）为首，金日成、王效明、姜信泰等170名分别派往哈尔滨、吉林、延吉等地。9月8日上午10点30分，周保中率领沈阳、长春各个小组分乘4架飞机，于下午3点10分到达长春，10点投宿“大和旅馆”。9月9日之时，东北抗联人员的分配情况如下：长春25人、沈阳25人、大连9人、齐齐哈尔15人、洮南3人、开鲁3人、通辽3人、海拉尔 3人、恒德6人，共计92人。此后派遣的抗联人员，在各地接收活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5](p820～822)。
这57个据点共由12个大城市45个小城市组成，人员安排是以黑龙江为中心，辅助吉林、辽宁的构想进行的，而且主要对象是以前的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地区[12](p204)。
此时，伪满时期的行政区域“三江省”和“东安省”合并为一，并成为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新组建的合江省的中心地区，而且还是东北联军活动地，同时也是1946年中国共产党扩大势力时期政治上军事上最为重要的焦点地带。在此，分析一下1945年9月以后它的政治动态。
彭施鲁、刘雁来等40余人与苏军一同于9月 7日进驻位于合江省中心的佳木斯，但此后将所有人员分别调配到9个地区，开展“建党、建政、建军”活动。调配情况分别为：彭施鲁等11人去佳木斯，刘雁来等7人去富锦，杨清海等6人去依兰，曹曙炎等去勃利，杨风明等去宝清，宋殿选等去汤原，张风歧去与山，卢连锋等去通河，武昌文等去方正。他们分别在各自所属地区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作为各个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机构，并努力使“东北人民自卫军”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组织[14](p3)。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军不允许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建立部队组织，因此9月中旬在长春成立的组织名称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至10月下旬共组织了4万人[10](p489)。
在长春开展接收工作的周保中针对诸活动职责做了如下叙述，“通过军事行政方式，对市政府、警察、无线电台、保安队进行监督”，“通过社会活动，对劳动组织、市民、社会、宗教团体组织、印刷业、报界、新闻界、电影界、工商会等进行指导”，通过情报调查搞清人口的移动、日寇和“伪满”余孽及藏枪藏货情况，并且掌握邻接县情况[5](p823)。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诸活动不仅在获得东北地区社会的新政治合法性方面，在确认抗日政治空间的历史合法性上也是必须解决的政治课题。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期间，于9月15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书记彭真与委员陈云在沈阳听取了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兼苏联红军长春城防副司令员周保中与沈阳城防副司令员冯仲云等做的有关东北抗联 14年来的历史与苏军的接收状况的报告。由此，东北委员会的领导核心转移到了东北局[9](p284～285)①。
合江省地区又是如何呢？上述的第一批人员进入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0月下旬派孙靖宇等部队进入佳木斯，并在此设立了“三江人民自治军”，“三江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孙靖宇任司令员兼专员，戴鸿滨任副司令员兼副专员，马仲任政治部主任代理兼秘书长、财政处长，张恩璞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民政处长。司令员孙靖宇其后收编了1939年投降于日本的前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与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及孙荣久等武装势力[14](p8)。
11月17日东北局又派李范五、李延禄等20余人前往佳木斯，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合江省工作委员会，除他们二人以外，委员还有刘英勇、彭施鲁、孙靖宇，其中李范五任书记兼三江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刘英勇任组织部长，胡伦任参谋长，柳润生任副参谋长。中共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工委）在11月20日干部大会上，做了如下决定：建立党领导的骨干部队，树立新政权，没收敌、伪财产，展开群众性的“反奸清算”运动，设立合江军政干部学校等[14](p9～10)。
11月21日根据东北局指示，决定废除三江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合江省政府，李延禄任省主席，李范五任副主席，彭施鲁任民政厅长，董仙桥任教育厅长，景吉臣任建设厅长，马仲任财政厅副厅长，柳润生任保安处长。在此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将“满洲国”时期的“三江省”和“东安省”合并为一，因此合江省成为一个面积126000平方公里，人口168万规模的大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划分为1市18县[14](p10)。
1945年9月至12月为合江省战后第一阶段，其社会基础尚不稳定，没有统一的政治领导，但由于苏军的进驻这一国际条件及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抗日政治局势，且东北地区固有的认同意识也构成了原动力，促使战后东北地区新的合法性开始逐步形成。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在积极推进建立东北战略据点，这正与新的国民国家的建立相衔接。
三 北满根据地社会认同意识的形成：看“剿匪运动”中合江政治空间新貌
1945年9月以来，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来的自治军）通过收编当地武装势力，使其规模骤然扩大，但同时内部也积累了众多矛盾。到12月为止，国民政府军攻占了山海关、锦州的军事攻击消息，使当地武装势力（亦称土匪）在政治上开始动摇，12月11日发生了孙荣久、孙访友部队在勃利投靠国民政府军的事件。孙荣久本来是 10月25日由人民自治军司令孙靖宇收编后担任三江人民自治军独立团团长兼勃利、宝清、林口等支队司令，且11月末孙靖宇命孙荣久由勃利前往鸡西、密林、虎林任挺进支队司令。正在此时，国民政府占领沈阳并开始北上，于是，到处传说国民政府军占优势，而且土匪张雨新（张黑子）自称国民政府“第15集团军先遣军总指挥”在勃利与孙荣久有过接触，结果，孙荣久12月 11日最终叛离人民自治军[15](p325～326)。
当时，人民自治军的内部矛盾比较普遍，而合江省出现的却是“土匪”武装势力的整体扩大且渐趋普遍。中国共产党方面分析它的社会原因，在他们的回顾录中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6](p81～84)[17](p214～216)。
“满洲国”崩溃以后，伪满的军队、警察、官吏、恶绅地主、宗教秘密结社等社会集团，开始在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之中寻求重新调整自己的利害关系的时机和空间，但当时代表性的政治合法体制只有两个，一个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反满抗日势力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它的后援苏军的进驻势力，另一个是地理空间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必定进入东北的受到美国援助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势力。在长达约14年的日本统治下，东北地区基层部分的普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它的“中央军”才是保证新的政治秩序建立的主要势力。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观念称为“盲目正统观念”。与此同时，作为中央政治方面的国际条件，“三国四方关系”笼罩于东北地区的政治空间，而国共势力也在围绕东北相互角逐，这直接导致了东北地区政治的两极分化。
但在日本战败以前，进驻东北的苏军与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占优势，特别是在合江省地区。于是，当地的诸多社会集团也暂时顺应依靠此势力调整自身的利害关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45年12月。就在此时，另一股保证政治合法性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事接收已到达沈阳，而且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对地方土匪的“收编、加委”也逐渐具体化，由此许多土匪开始明确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例如，佳木斯国民党支部独自设置了“前进指挥所”，吸收了宗教秘密结社、旧军人，还将“委任状”下达给“惯匪”、地主武装，授予他们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官衔，通过这种方法建立组织。土匪武装还采取首先编入人民自治军，接着看风投靠中央军，即所谓的“先八路，后中央军”的对策。
合江省的各个武装集团1946年1月约有7100人，处于行政区域的勃利、林口、通河、方正、萝北、同江、密山、鸡宁、饶河、宝清10个县均由“土匪”割占，依兰、汤原、鹤立、富锦、桦皮（佳木斯）、绥滨、虎林7个县除县城外的农村地带均处于“土匪”控制状态[18](p13)。
面对这些“土匪”势力的扩大，当时位于依兰城内的孙靖宇等通过与“土匪”交涉才得以停战，并发布了确保重要县城的方针政策。这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6](p84)。
在这以前的1945年11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刘少奇起草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此指示内容为两个月以来共向东北派出了20万人的军队，但整备尚未完毕，现在的状况尚“不能进行决战”，“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沿线道路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争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与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并强调指出将工作重心放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上[19](p447～448,457)。东北局方面，11月29日发布了书记彭真起草的新指示，为了获得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支持，需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开展“反汉奸、反特务斗争”，因为“东北人民的阶级觉悟仍然远落后于其民族觉悟”，且这才是“东北人民群众从民族斗争迅速转入反顽（蒋介石势力）斗争之捷径”。这样，扩大新兵才成为可能，补充主力部队与树立地方部队也将成为可能。指示还强调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消灭东北各地的国民党武装及与其勾结的武装力量[20](p449～452)。
值此一系列指示下达之时，11月29日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与高岗、张闻天（洛甫）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三人连名向东北局及中共中央致电明确表示，“目前三大城市与铁路主干线之独占已无此可能”，应将武装力量与干部分散于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等战略地区，并且主张在铁路干线两侧广大范围内建立根据地，以此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同时提出如下建议：北满地区因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但北满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乡村、中小城市及建立各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还应集中兵力、人力、物力建设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讷河、龙江为中心的根据地[21](p299～302)。1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满分局扩大会议，强调指出由于苏联严格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军独占东北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方应准备以建立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在此会议上，佳木斯为中心的合江省根据地作为典型被列举出来[22](p435)。
1945年12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合江省工委会议上，方强（合江省军区司令员）所做的报告是按照北满分局此次会议的方针提出来的，即规定“合江军区的战略方针为：以合江广大农村为战略基本阵地，力争以佳木斯为战略中心，东北背靠友邦苏联，左右依托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富锦、勃利、依兰、蜜山为战略据点，首先集中力量建立以富锦为合江战略阵地的出发地，并以此为合江战略的总后方；以波浪式逐渐向桦川、依兰、勃利发展，达成控制绥佳、牡佳、林鸡等铁路及松花江、牡丹江下游，创建合江根据地，与黑龙江、滨江、牡丹江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方针”在于人民的“反奸、反特、清匪、保家”自卫武装上。但目前广大群众尚未动员起来，党的政治影响尚未得以扩大，而且现实表现为“地主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勾结，奸特与国民党相勾结”，形成了一股反动势力，像这样的“土匪武装正在急剧扩大”。明年（1946年）春苏军撤退时，国民党军将迅速进攻东北，由此军事斗争必将更加激烈，在这一点上，我党目前虽处于劣势，但需要彻底“消灭土匪”，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
与此同时，方强的报告又提出了四项政策。第一项政策是“消灭土匪”。“合江土匪”从其社会历史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土匪武装，如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高明上等；其次是惯匪，虽处于国民党影响之下，但保留土匪的相当独立性，如孙荣久等；最后是日本战败后成立的农民武装组织，因我方对其影响力不够使其土匪化，这里面还包含中间武装势力。对于第一类应采取“消灭政策”，第二类应采取“又打又拉，达到彻底消灭”之政策，第三类应采取在军事力量威胁下施加影响之政策。从而制定了如下方针：暂时放弃松花江作战，最主要的歼灭对象为伺机进攻江南依兰的谢文东势力，对李华堂、张雨新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对策。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消灭土匪，帮助中间武装势力的地方队，只打土匪不打地方队”，今后六个月将以此为目标开展运动。
第二项政策是以“反奸反特、清匪保家”为口号，促使民众开展自卫武装。以村为单位组织自卫队，而合江军区应以依兰、富锦为突破点，争取在今后六个月内实现此目标。
第三项政策是动员部署地方兵团与野战兵团，这是消灭土匪创建与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地方兵团应着重组织动员“反奸、反特、防匪、清算运动”中的群众。地方兵团与野战兵团总数定为合江省总人口的1%，按省人口190万计算，预计建立15000人的部队。
第四项政策是为备战国民党军，建立后方战略基地，需大胆吸收“伪满”时期的各种技术人才，进行政治教育，并把他们团结起来；为大量筹集军用物资，各兵团、各县委员会、各县政府有责任行动起来，当前主要集中在佳木斯，今后准备在勃利、林口、富锦、宝清、鸡西等地设置收货地，并委托大型商店。现阶段，合江省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军需工厂、被服工厂，先以民间、公营、公私合营的形式，同时也需鼓励调动工商业资本。后方战略基地建设费用最低也可以动用省政府财政的75%。万一哈尔滨失陷出现此严峻局势时，应以依兰和佳木斯为合江军区前线的后方基地，富锦为总后方基地。
方强提出的合江军区军事方针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1946年上半年末期，而其中心一环仍然是以军事力量来扫除土匪势力。1945年12月16日北满分局给“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叙述道，“北满各省土匪蜂起，这些人不是历史的‘胡子’，而是经国民党委任过的‘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北满三分之二的大小城市实际上操纵在他们手中，各省要立即组织可靠的机动部队，主动地有计划有把握地进行剿匪运动，并最先消灭其中凶恶势力。这在苏军未撤而蒋军未到阶段将是北满取得决定胜利的一环[22](p438)。对北满分局负责人陈云来说，从政治上影响东北地区的战略应是用军事力量扫除破坏农民及农村秩序的“政治土匪”。他在12月 23日给洛甫（张闻天）、各省工作委员会、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国军不是失望而是存有幻想，对我党我军不认为是唯一靠山而是旁观”[22](p439)。即他的意图在于提出如下建议（12月12日在给东北局、中央的电报中曾指示过）：以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张寿籛）、李延禄等和东北籍八路军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以及冀热辽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李运昌等的名义发表宣言，同时东满、北满组成几支部队以抗联干部为首，并标明其前身是抗联的军队[22](p437～438)。很明显，他们企图通过扩大在东北的政治影响以获取政治的合法性。
在东北政局的分析中，也表示陈云指出的这些论点造成与重视城市方针政策的东北局彭真等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22](p436)。正值此时，12月28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的方针[23](p148～152)。这里所说的北满是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12月30日陈云与高岗联名致电东北局强调指出，对东北的方针如由独占东北转为创建根据地，则东南满兵力就会过多，因此应速抽10000～15000名的老部队调往东满、北满、西北满。北满、西北满关内派遣老部队较少，东北新编部队不断哗变，国民党政治土匪也不断增加，农民运动暂时难以展开。而且，主力部队的到来，定会有助于建立根据地、巩固新编部队[22](p441)。1946年2月23日彭真与林彪上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东北全军总数为34万余人，主要军队的部署是西满军区 76000人，南满军区105500人，东满军区为 57000人，北满军区73000人，直属部队12600人[9](p379～380)。
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将方强报告中的方针具体提出来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方强首先奔赴依兰的剿匪前线，准备进攻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等政治土匪，同时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共组织了730人的“剿匪野战部队”，这个部队以来自山东的派遣军为基础，其它均为新编士兵。合江省军区司令为方强，政治委员为李范五，副司令由孙靖宇、戴洪滨、参谋长胡伦等担任，并将依兰划为第一军区，富锦划为第二军区，其后直至8月返回佳木斯为止一直在进行“剿匪作战”。这期间，在地方工作的过程中，树立了新政权，并向无地少地的农民分配“满洲国”时期开拓的土地或者从汉奸那里没收的土地。朝鲜族的入伍人数也不断增加，第五支队司令部警卫营三个连400人中，朝鲜族连队二连竟占200人[16](p87～90)。
“剿匪野战部队”在依兰整训后，1946年1月12日在依兰县城召开了“剿匪动员大会”，并正式开始活动，合江省的剿匪作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p103～112)。
剿匪的第一阶段由1946年1月至同年8月，第二阶段至同年年末，主要政治土匪头目均被逮捕。在此将重点分析一下第一阶段的剿匪运动。
1945年12月以后，在通河、方正、勃利、林口各地区，以前收编的政治土匪哗变频繁发生，他们以依兰东部的三道岗为据点，准备进攻依兰县城。1946年1月中旬剿匪部队向土匪叛乱军展开了反攻，击败谢文东部队的孙景涛等，缴获 200余支手枪。1月下旬又包围了三道岗为中心的湖南营（桦南县）、双河镇（二道河子）。而在三道岗，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联合攻击剿匪部队，剿匪部队将其击败后，又在张雨新总司令部所在地双河镇俘虏了第15集团军参谋长舒大光等500余人，张雨新逃往刁翎。2月1日攻击方向转向西，在松花江沿岸地区清河镇、祥顺山、大罗勒密、方正县一带歼灭李华堂属下高铭三等600～700人，之后在通河与松花军区部队会师。方强、李范五等与北满军区的陈云、高岗会面，并汇报了情况，同时北满军区向他们提供了无线电台，此后他们可以直接与北满分局、北满军区取得联系。2月5日陈云向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致电，对当前形势做了如下判断，“剿匪大捷，土匪已发生很大动摇”[22](p449)。
方强等2月10日经依兰南下，进攻太平镇 （土龙山），又再次包围了三道岗、二道河子，成果显著。土匪败逃，集结于刁翎。刁翎这个地方如上所述，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而且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日本战败后政治土匪以此作为自己的地盘。因进驻苏军也受到过政治土匪武装的攻击，2月26日苏军参与共同作战，包围了刁翎，俘虏骑兵300人。3月 26日又扫荡了二道沟、土头甸土匪500余人，28日与牡丹江军区的李荆璞司令的“北剿战役”相呼应，会师于柳树河子。自此，掌控了3个月未通的“牡丹江—佳木斯线”。有关张闻天（洛甫）的情况，他本来应与方强一同由哈尔滨途经牡丹江前往佳木斯担任合江省书记，但他从1945年 12月一直留在牡丹江地区，并在宁安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直至翌年5月11日才乘坐新开启的装甲车由牡丹江到达佳木斯，正式就任合江省书记一职[24](p737)。
在这之前，2月28日张松（李范五）给洛甫 （张闻天）的报告中写道，我军基本部队拥有 2000余部（支）兵器，而敌人人数达5000人，目前已控制住的县城有依兰、汤原、鹤立、桦川、富锦、绥滨、同江、萝北共8个县，保持中立的县城有方正、宝清、抚远[25](p103)。
1946年4月初，苏军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向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省政府下达了4月5日撤退的通知。4月5日夜里，省工委与省军区警察分队接收了苏军管辖的军营区、机关、仓库。几乎在同一时期，除了宝清、萝北、抚远各县以外，又将17个县城、乡村及战略据点掌控在手中。
4月20日北满分局陈云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合江省同江、宝清两县仍处于政治土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指出北满65个县中有58个县已经由省政府控制，其中有16个县正在开展由农民运动发起的土地改革，而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的成果最为明显。此处的农民斗争即“清算运动”，分配开拓地、满拓地及汉奸地。北满乡村阶级划分特征是，约60%的农民为“雇农、零工、伙种雇工”，事实上都是农业劳动者，只有让这 60%的农民满意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应当分配土地并要求一般地主减租，同时对与北满土匪勾结的地主势力应发动农民一同反对地主武装并夺取武器。如不采取此措施，农民运动将无法展开。在此，为今后开展运动提出了经济斗争——武装斗争——再经济斗争的发展步骤。通过4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帮助农民，而中国国民党却与土匪相勾结，这样农民定会感觉到国民党的到来将不利于自己。此时，北满地区已经全面展开剿匪战争，控制了22个县。“剿匪大捷，开辟了农运的前途”，但目前地方干部甚少，龙江与合江的农民运动才刚刚开始。为使北满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基地以及最巩固的根据地，第一应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第二应满足占农村人口60%的雇农的土地要求，第三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21](p303～306)。
剿匪第一阶段，张平之（张闻天）与李范五6月26日在给“太平镇（土龙山）工作团”的信中提到“纯军队剿匪”政策与贯彻实施此政策的条件已具备，因此，今后在保障地区政治稳定的军队剿匪取得一定成果以后，为确保包括日常经济生活在内的地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进行清算分地斗争的同时，还需扩大民兵组织，创建一个体系保证人民自卫队的长期存在。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条件将“军队剿匪”扩展到“人民剿匪运动”上[26](p106～107)。
从整个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1946年5月苏军撤离东北各个地区后，国民政府军于5月 18日占领了重要据点四平，22日占领了长春，2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奔赴沈阳。28日国民政府军进入吉林，越过第二松花江将军队开到了陶赖昭[27](p312～313)。此刻，蒋介石认为在军事上有绝对优势，足可接收全东北；而中国共产党却不得不将势力范围放至哈尔滨，5月18日在四平虽顽强抵抗，却因力量不足被迫撤离四平，重新考虑新的战略方针。由于在东北国共间军事冲突不断扩大，美国特使马歇尔出面调停，6月6日达成协议，规定自6月7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国共双方也同意接受此协定。但由于国民政府后勤部门出现问题等，直到10月下旬才再次展开进攻，这样“停战”状态实际上持续了4个月。
在撤离四平后东北局采取的新战略是，今后要根本上依靠乡村，通过清算、减租、分地政策发动农民。6月12日，彭真、林彪、罗荣桓联名下达题为《有关剿匪工作的决定》之指示，内容为开展“人民剿匪运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肃清北满地区土匪”，并将此处定为“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9](p432)。东北形势正面临新的任务。6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并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6月26日，国民政府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全国陷入内战状态。
陈云、高岗、谭政、林枫等于6月22日开会研究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后的干部安排问题，议定动员大批干部下乡，组织工作团，通过土地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6月25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工作团，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尤其是做出了将合江和牡丹江作为北满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的方针，按此方针，向两省派出了7000余人的工作团[22](p464)。7月3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也坚持了此项基本方针。7月7日，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这个“七·七决议”，此后在整个东北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1](p307～313)。
毛泽东对“七·七决议”原案略加修改后，发表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认为“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仍尚处于初始阶段，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创建巩固的根据地才是首要问题，同时还指出应删去原案中“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的字句[23](p332～334)。陈云于7月13日在齐齐哈尔的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会议上汇报了“七·七决议”，指出总方针在于“发动群众”，并强调按照以往制定的“经济斗争——武装斗争——再经济斗争——再武装斗争”的步骤发动组织农民的重要性[21](p314～319)。
1946年7月至8月，东北地区政治形势进入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在合江省开展的仍是“军事剿匪”运动，但已经消灭匪徒7600人，解除武装并缴获枪支弹药，从政治土匪手中夺取了12个县城（勃利、林口、方正、桦川、集贤、桦南、鸡西、鸡东、虎林、饶河、蜜山、宝清），也将同江、嘉荫、抚远3个县的农村纳入东北局的影响范围内（以佳木斯为首的依兰、汤原、鹤立、绥滨、富锦5县以前就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自此阶段起，至1946年9月直至 12月合江省展开的“人民剿匪”，由此产生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剿匪开始于1946年9月末在佳木斯召开的“合江军政干部会议”。此次会议重编了合江军区、军分区，任贺晋年（陕北三五九旅旅长）为司令员，方强为政治委员，刘转连、李荆璞为副司令员，晏福生为副政治委员。部队主力有4个团，另有骑兵团、炮兵团、警卫团，再加上各县的11个独立兵团，共有18个团（由小团编成）组成，达9000余人。另外，三五九旅还有 12000人，共组建了21000人的部队。这与第一阶段的约800余人相比，其战斗力大大增强。与此相反，合江省为中心的政治土匪据1946年8月的统计，已减少至1 600多名，大部分逃至深山密林。
由于军事的优势，反复清剿的条件也就具备。因此，能够在各地区进行户口调查，“由地方工作团来动员群众”。10月25日，军区政治部发出“缴枪留职，优待俘虏，教育俘虏”的方针，并推行通过一定社会关系劝投降、保证一般土匪士兵家属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政策。前文提到在合江省的“四大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仍未逮捕，并盘踞在勃利、依兰、桦南地区，出没于牡丹江地区、东安地区、松江地区。合江各军分区不断追剿诸匪势力。11月20日，第一军分区三五九旅第8团第5连在四道河子和五虎嘴间生俘谢文东。12月3日，公审大会审理谢文东并判处死刑。12月5日，又在依兰山里活捉张雨新，12月15日在刁翎将其处以死刑。约同一时期，12月12日在刁翎山中又抓获李华堂，在遣送途中该匪死于交通事故。第二军分区早于7月末抓获孟尚武、郎亚斌。第三军分区 12月9日抓获喻殿昌，接着又在同江、饶河地区抓获尤德荣等并处刑。第四军分区也于12月 12日在汤原抓获吴长江、孟庆云等。最后，只剩下孙荣久一个人，也于1947年3月26日在桦南地区被桦南县大队抓获。合江省的剿匪第二阶段至此结束[15](p309～330)②。
合江省之所以能将匪首全部逮捕，是因为当时已有条件在全合江省实施“人民剿匪”的战略方针。而各个乡村开展的以“土地分配”为中心的土地改革运动，便成为创造此条件的中心环节。首先进行的就是在军事上防御政治土匪的进攻，与此同时，又在各个乡村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组织农民自卫队、基干自卫队（民兵），在重编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已为剿匪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1946年11月，组织了5万人的农民自卫队，14000民兵[28](p39)。
张闻天1946年5月赴佳木斯任合江省书记以来，一直以指导农村土地分配斗争为重点开展工作。11月1日至7日，合江省委员会召集了“全省群众工作会议”。张闻天于7日做了总结，内容是对6月开始的持续5个月的土地改革运动情况加以分析，包括东安地区在内的合江省 15个县35万农民获得了20余万垧熟地（包括满拓地、开拓地），农会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事实上已掌握了权力，肯定“共产党开始在合江省生根了”。
土地改革阶级路线的口号是，“依靠贫农雇农，紧紧团结中农，争取富农，争取或中立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地主”。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标准，特别是对政治上犯错误的中农（如当过屯长、甲牌长、地主狗腿之类的人）可实行“政治清算”，但不能采取“经济清算”；区分富农与经营地主，对政治上反动的富农采取“政治清算”，而经济上“酌量清算”。在此过程中，全合江省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共有3万人以上，重点在于应以他们为中心组织地方武装，这样，方能消灭当地的土匪[29](p67～75)[39](p322～327)。因此，11月28日贺晋年的题为《依兰剿匪经验》消息，叙述了在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应“利用匪之家属关系”向“大众宣传教育”，从而使土匪瓦解成为现实。[31](p82～83)
之后，张闻天于1946年年末至1947年年初，指出了关于土地分配诸多情况——“生饭、夹生饭现象”的出现，同时还强调指出需克服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不足之处。陈云也肯定了“煮成熟饭”方针，1947年开始在全东北推行新型政治经济运动[32][33]。
因本文重点在于分析剿匪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如何融入东北地区，又是如何获取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如何逐步树立地区范围内的领导现实，因此暂且不论1946年后半期合江省土地改革过程[27]（p337之后部分）。但正如上文所述，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了有期限的东北停战协议，就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共东北局正式确立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方针。1946年7月7日决议后，全东北有12000名（其中合江省有1500名）干部分别下乡组成土地改革工作团，实际指导农村的土改工作。国共双方势力在东北处于军事“停战”状态，这使中共有余地去建立农村根据地，推广剿匪运动，以奠定政治统治的基础。持续了4个月的停战状态，因1946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对东北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政策，事实上这一状态已被破坏；而南满根据地11月下旬也仅剩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5个小县[21](p471)。中国共产党经过这场战争以后，直至1947年4月一直实施“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略，作战以后，为取得战后东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国共两党的对峙局面渐趋鲜明。
结语 从东北地区认同意识发展到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民国家凝聚力与它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表现在何种层面呢？尤其是对当时的东北地区，国际诸条件极为复杂，而国内却处于近似无主权的“真空地带”。诚然，在国际环境上，东北地区自日本战败后处于美国、苏联、中华民国三方关系之中；而在国内，国民政府在与美协商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正式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权限，这样，东北便成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地区。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势力在日本战败后不久便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计划，主动地穿过热河走廊、渡过山东海路，成功地开进了东北。到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已在相当大范围内完成了事实上的接收。在此之前，一直坚持反满抗日武装抵抗的“东北抗日联军”成员也与苏军一同进驻东北各地。由此，可以将东北地区政治格局的特征概括为处于“三国四方关系”中。而且，国民政府与美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均以某种形式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东北地区在日本战败后“伪满”崩溃，出现了权力的“真空”状态，此后中华民国主权下的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两个政党势力进驻东北，由此东北地区进入了双势力明显对立阶段。这种政治现实正意味着“亚洲冷战的开始”[34]。东亚的“国民国家体系历史尚浅”，这样，“国际政治秩序的历史特征也正决定了战后格局分布的不稳定性、流动性”。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成熟程度。
由于战后中国在政治上陷入三国四方关系中，而波茨坦政治格局美苏关系对立，鉴于这种国际关系，中华民国国内东北地区接收问题就上升为国际问题。由此，东北地区就最早面临历史上的一个政治选择阶段，即选择国民政府统治的国民国家，还是将来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国民国家，由此爆发了争夺东北的“内战”[35]。内战自1945年8月起直到194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军进驻沈阳，取得在东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争取合法性的矛盾，是与如下两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即能否保证乡村的军事统治、能否通过土地改革得到农民的信任来确保“兵源”。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重新整合地区社会，为地区政治的合法统治，既从政治上获取了资源，又在确保本身政治影响力方面取得了成功。国民政府则失败于此，故将在国际上已取得的东北接收合法权弃置于流水中。
战后中国东北地区处于国民政府的“接收权力”与中国共产党的“接收权力”两种“地区级权力”对立并存状态，至1948年11月，谁胜谁负已成定局。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地区级”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制度化，同时于1949年9月之际，已经实现了与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央政府级统治之合法性相接轨。
中国东北社会政治凝聚力的民族主义，是有向美苏冷战倾斜的一面，但最终被以中国共产党势力为中心形成的新型国民国家而吸收统一。正是这个原因，20世纪东北地区与社会也最终踏上了力争成为新型社会主义国民国家的一部分的旅途。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凝聚力与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向新型国家发展的向心力发挥了它的作用。20世纪东北地区与社会在激烈变动的政治空间内，将本身的多层认同意识归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国民国家内。在这一方面，东北地区固有的且表现在民族主义上的认同意识，也进入了稳定时期。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磁场是在具有中国国民国家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作为转折点的1945年，不仅构成了当今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原型，而且还迎来了自身认同意识逐渐归属至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阶段。
收稿日期 2006-09-26
注释：
①《陈云年谱》记载为20日、21日两天。《陈云年谱》、《彭真年谱》以前诸文献均记载为10月20日，比如参照丁晓春等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即如此。
②参照《合江日报》1946年12月14日、12月29日，1947年1月1日、2月2日、4月3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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