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离婚大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六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离婚是一种背叛
●离婚是一种传说
●离婚是一种时髦
●离婚是一种解脱
●离婚是一次新生
●离婚是一种进步
●离婚是一次葬礼
●离婚是一场革命
据国务院1994年发布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公布，中国家庭离婚率为1.54‰，即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每年至少有40 万个家庭走向解体。
改革开放以来，弹指十多年间，离婚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据广州市家庭研究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时下普通家庭的离婚率比八十年代初上升了185%。举国上下，该离的不该离的， 想离的不想离的，一下子都似乎手足无措地被拉上了离婚的大舞台，演出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离婚问题突然间变成了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由离婚问题而引发出的深层次思考，使整个社会亦犹如经历着一场革命，荡涤着一切旧有的思想，革新着与婚姻牵连的方方面面。而这场革命犹如其它社会革命一样，面对它不论你是排斥、抵抗、惊恐、疑惑还是欢喜、痛苦、无奈，它都如滚滚历史洪流一般是不可阻挡注定要来的。
离婚是一种背叛
离婚，无论对于当局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对旧有婚姻观的一种否定和背叛。这种否定与背叛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尽管它与任何崭新的文明与进步姗姗而行步入社会一样，会遭到打击与排斥，但它的生命力却是博大而旺盛的。而且，只有这种背叛才能促成对旧有婚姻观的扬弃，产生涅槃，促进婚姻新生命的诞生。然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遗传至今的国人对于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毕竟是怀有感情，存有不忍背叛的良心的。既成婚姻，那怕一方是流氓恶棍赌徒，那怕一方对另一方无感情可言，也须“从一而终”。背叛即为大逆不道，背叛即如过街老鼠遭人人喊打。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鞭子扛着走”才合这些封建卫道士的法理，迎来一片赞叹声，从而换得这些人施舍你个“贞节牌坊”。潘金莲不是背叛了自己并不爱的武大郎吗，虽然她对西门庆真真切切是“欢心不已”，终逃不了武都头的牛耳尖刀。假如潘金莲那个时代有离婚这当子事，难道她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做鲜花一般插在牛粪上，终日与西门庆“偷偷摸摸”？离婚应该是解脱潘金莲与武大郎不合理婚姻枷锁的合法途径。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时至今日，离婚虽已合法化，离婚却仍要遭受来自家庭、单位、社会等各方面数不尽的“千般评说”“万般责难”。“法律虽然能使离婚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风俗却可以使离婚率大为降低”（罗素《婚姻革命》）。那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对离婚自有说法：离婚不离婚，还得看良心。在他们看来，“良心”要远远大于爱。爱可有可无，良心非有不可。也许他们一生从不知爱为何物，所以在良心与爱的矛盾中，爱必须无条件地牺牲于良心，否则，你讨不得个好下场。高加林（《人生》男主人公）不是忘了“良心”么，怎么样，是不是被这些遗老遗少在他们所谓的道德法庭上如对待陈世美一般判了死刑。虽然高加林逃过了包丞相亮铮铮的狗头铡刀，却没躲过德顺爷的一顿狗血喷头般的臭骂。
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犹如一部血泪史。
笔者：请问你怎样看待离婚率高？
张福庆：（男，50岁，原西安××厂厂长）现在离婚率高我认为有三点原因：第一，历史原因。黄河流了几千年，流出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封建思想。在封建思想下婚姻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从汉唐的“和亲”到现代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都是为了生存。这样就造就了大量的不合理的死亡婚姻，即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这些婚姻迟早要离的。一旦生存吃饭不成为了问题，这种死亡婚姻势必要经历一场新的充满痛苦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穷的时间太长了，一下子有了钱了就不知该怎么花。于是有了三换：换房、换家当、换婆娘。第三个原因是到舞池转的，转了几圈就晕了，男的找不到自己的媳妇，女的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当然后两种在整个离婚大潮中算少数。
面对死亡婚姻，为什么不能背叛？
有学者曾言，中国的家庭80%是凑和着过的。在这庞大的群体中，许多夫妻根本无感情可言，完全出于因善良而生出的责任心抑或是恐惧于“人言可畏”而却步，以此来维系着这个不变的系数。
的确，五千年浑厚的封建史早已如黄河的泥沙一样厚厚地堆积在国人的血脉里。敢于背叛这古老的流传，荡涤尽千年的泥沙，流一股爱之姻缘的清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而“背叛”在许多国人的观念中始终是一个贬义词，如“叛徒”一样可耻可恨可杀可剐。因此，离婚对于国人来说所要面对的重压远比太行、王屋二山要庞大得多，须得“子子孙孙无穷尽”般一点点移挪摧毁。
离婚是一种传说
新文化运动前，从僵死的婚姻中挣扎出来的觉悟者对于“情”只能“偷”，因为没有离婚这一法律来促使他们的情成为合法化。而那些心理发育不良，从不知情为何物，从不曾从中感受人性欢乐的卫道士们对此历来都是“格杀勿论”。在中国的南方，卫道士们充分利用了水多的优势，不是将偷情者投井沉塘，就是缚石投湖。例如苏童《妻妾成群》中的三姨太。而在“五四”运动后，尽管有一批觉悟者对于没有半点爱心的媒约之婚采取了如逃婚（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类比较勇敢的抗争，离婚要让国人觉得顺心顺眼却仍是痴心梦想。包括蒋介石也难逃此劫。当他要与毫无感情的原配毛氏离婚时，不是遭到家内党内国内异口同声的反对么。
历史迈入日新月异，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已高度发达的九十年代，离婚虽然再遭不到沉塘投井的厄运，离婚者却同样要经受另一类诸如道德良心、责任情感、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等等不足以杀身却足以杀心的社会综合因素铸成的软刀子的宰割，使之足以成为告别死亡陈旧婚姻的障碍。面对这众多的精神枷锁，许多人视离婚为雷池，不敢逾越半步。因而，离婚对他们来说永远如传说一样飘渺而遥远，尽管这传说很美丽。
笔者：你认为你的婚姻幸福吗？
××（女，26岁，已婚，陕西某电视台主持人）：不同的人对于婚姻的幸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的婚姻……不好说。
笔者：你曾经想到过离婚吗？
××：他打我的时候，让我无法上镜头工作，那时我认为他是法西斯，曾想到过离婚。但一想到孩子我就退缩了。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这件事对我内心的伤害很大。后来我跟母亲去了南方，母亲又去世了……（哽咽）现在，我除了他和孩子已没有了亲人。所以就算我的婚姻不是我想象、希望中的那么幸福，为了孩子不再经历我所经历的痛苦，我也会忍受，继续维持我的婚姻。何况，离了婚，再找一个男的，他就一定会对我好，让我感到幸福吗？这些都说不定。所以离婚无疑是一次冒险，我会维持我目前的婚姻，哪怕牺牲我自己，至少现在我这么想。……
这位女主持人听天由命的思想，其实是对心灵的一种慢性自杀。而象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笔者：请你谈谈对离婚的看法？
高××（女，27岁，已婚，深圳××电子公司，翻译）：做为基督徒是不应提高离婚的。当我和我的爱人在上帝面前结婚时，我们两人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了。所以即使当两人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必须忍受。因为做为人改变不了的，上帝可以改变。我们只有忍受，只有爱。
笔者：假设你的丈夫有了外遇，你该怎么办？
高××：我会用更广博的爱心来感化他，让他战胜人性的弱点。
宗教与传统，从来就不把感情当做人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来重视。它们所要求人们的只是维护婚姻的长久与稳定，而从来就不在意其中可能包含的，并不由他们来品尝的痛苦。
笔者：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会离婚？
包××（男，30岁，新婚，某晚报编辑）：我承认离婚率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但我毕竟是学历史的，从小到大受的传统教育比较多，所以可能受到的传统约束比别人多些。面对婚姻，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离婚。
当一个家庭的婚姻僵死了，失去了爱的活力，你会看到周围封建的遗老遗少刹时活跃起来，他们急急忙忙搜寻老祖宗的遗训，充满关心地教导你：除了忍受外，还须掐死那根脆弱的背叛神经。于是面对它退却、忍受痛苦与煎熬，任凭心灵为无望的爱而哭泣的人倒成了他们赞美的对象，这无疑是国人的悲哀。
肖×（女，27岁，已婚，西安××学院，教师）：我觉得中国人活得累有三点原因：一是为生存而奔波辛苦；二是为人际关系的复杂紧张；三是为广博的爱心，诸如同事间的友爱，师生间的友爱等，这些广博的爱心在婚后必须根据世俗的道德规范收缩凝固在爱人孩子身上，稍有伸展必遭唾骂。这种被迫的收缩无疑是很累人的，内心也是很痛苦的。
“因为婚姻而拒绝来自他方的一切爱情，这就意味着减少感受性、同情心以及和有价值的人接触的机会。从最理想的观点出发，这是在摧残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罗素《婚姻革命》）。
有爱而不能爱，不敢爱，这正是许多人让离婚——这种追求幸福的途径仍停留在传说中而不能步入现实，让僵死婚姻的尸体吞噬掉对爱渴望之心的真正原因。只有象那些敢于抛弃掉旧的死亡的婚姻的先行者一样，勇于面对暂时的痛苦，果敢地抉择，以昂扬的心迎接新的婚姻。这样才能为幸福开创一片解放区般明亮的天。
离婚是一种时髦
两个老外见了面，总要问一声“Hello！”（你好！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问候。然而对于两个中国人见面的问候语却使他们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吃了么？”对这句话，中国人没有谁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因为这三个字足以道出国人骨子里朝思暮想的真谛来。为什么，因为长久以来，吃是国人必须首要思考和费力解决的大事情。所谓“民以食为天”即是此理。毕竟穷了几千年，能吃饱肚子就是幸福。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甚至还流行这样一句话：吃一碗油泼面热泪盈眶。个中滋味不难喻解。的确，只要能让国人吃饱肚子，他就会知足常乐安份守己不寻事。
然而时代变了，今天填饱肚子对于国人已不算一回子事了，于是“温饱思淫欲（淫欲者乃人之本性，非贬义）。”于是有了“潇洒走一回”，于是“吃了么”在一些城市的一些群体中也已被演绎翻新成了另一个模样：吃了么，玩了么，离了么？
这话也许杂些调侃与夸张的味道，但至少说明离婚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已不再如一个丑媳妇那样要躲躲闪闪。而且，敢于把原来被认为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当做时髦来放在人面前公开地讲，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对自己敢于接受能淹死人的唾沫星子的挑战的肯定，对自己敢于面对嘲笑、敢于追求幸福的胆识的肯定。
王××（男，26岁，未婚，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离婚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地区（西安北郊）象时髦一样。许多人不说是赶起码也是看样子：别人的所做所为直接成了他所做所为的参照和样板。我的邻里有四五对年轻夫妇，前几年都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忽然有一家不知为什么闹离婚，而且闹得不可开交，非离不可。其影响是：没多久，另几家不知为什么也开始闹离婚，而且都没有轻易罢手。闹得时间长了，都判离了。而奇怪的是，他们重新组合的家庭大致仍是原班人马，只是相互间交叉式换了伴。现在，他们还都过得挺好。
上面的例子让人不由想起贾平凹的《野山》中相互换了妻的那哥俩，这足以证明原有婚姻有它的不合理性。尽管上例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婚姻选择对象的封闭性，但至少反映了他们选择的新对象不是陌生人，反映了他们对待婚姻已敢于背叛的果敢性。这也正是离婚能象时髦一样让人追逐的原因。
有一位大哲人曾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既然离婚做为一种时髦存在，那么它一定就有自身的合理性。就赶时髦者而言，他一定认为时髦本身对他在某一方面有所肯定。比如时装，在气质、形体、心态等某一方面总会让追逐它的人有所收获、有所肯定。
可以断定，当上例中的离婚者不再畏惧因离婚而面对的恶势力，视所要面对的心灵的折磨与重压为轻飘飘的不屑一顾，把离婚当作一种时髦一般轻松的事来看待，那么，假如他们重新组合的婚姻仍是不幸福的，他们仍将注定做第二次第三次的选择，直到追求到幸福。
需要说明的是把离婚当时髦决不是变相的“嫖娼”，它所依靠的根基是对真情无羁绊的释放，对旧婚姻的反叛，对人性最真诚的流露，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以一种成熟而轻松的心态看待婚姻的。而对婚姻以幼稚沉重的心态看待，才是造成众多死亡婚姻的罪魁祸手。
可惜，离婚时髦观还只存在于一些城市的有限群体内，“解放区”仍只是一小片蓝天。假如有朝一日，离婚也如结婚一样，被别人看得平凡而平常，离婚者的身心不再遭受任何口诛笔伐和唾沫星子飞溅的“礼遇”，那么中国不合理的婚姻就会被消灭。这无疑将是一场前所未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而从这场革命中解脱出那躲在僵死婚姻和封建道德重压下苟延残喘的心灵又有多少。
离婚是一种解脱
笔者：请你谈谈对离婚率高的看法？
××（女，23岁，恋爱，西安××公司，秘书）：我认为离婚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当离婚的双方要离婚的话会承受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如社会、心理等，既然能抗争起这么大的压力的话，那说明双方的确是过不下去了。
一个家，原本应是夫妻爱的巢穴。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淡若水的日子里有了坑坑洼洼的小矛盾，用之爱心足以将其填平化解。也只有这种爱，使得夫妻间在肉体的欲望衰退很久之后，仍能保持住夫妻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这样的一个家才是温暖的天堂。但是，当一个家庭失去了这种感情，夫妻间仅仅是一种动物式或尽义务般的性关系，那么所有坑坑洼洼的小矛盾会因双方的敌视或不积极的合作而膨胀，成为相互欺骗、冷脸相对、言语侮辱甚至拳脚相加的大矛盾。这时家就成了一个冰窟，甚至黑暗的地狱。不得不身在其中的双方无疑要象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一般倍受煎熬。
笔者：请你谈谈你离婚的原因？
王××（男，40岁，离婚，西安××制药厂，工人）：并不是我要离婚的，是她提出的。她有了外遇。
在此之前，她家的许多大事，如兄弟结婚、老人送终等，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对得起她。
笔者：你不曾试图弥合吗？
王××：试了，但她父亲利用手中的权力派人来劝说我离。我想，人活着必须学会屈服。
笔者：你现在后悔吗？
王××：不。在离婚前她都从来没管过孩子。现在离婚了，她仍不管不问，虽然我们相互离得很近，也常见面。离婚后，当她见我与一个女同志交往多了，曾提出要回家，当时我拒绝了她，她就用硫酸烧了我的脸。又是她父亲在××派出所找了人，所以也没追究。对这事，我也只能屈服。
据笔者了解，尽管这位中年人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又当爹又当妈，既学做饭又学缝纫织毛衣活得很辛苦，但他的心情却比离婚前面对一颗冷漠的心灵饱受压抑和烦恼而轻松了许多。
笔者：你爱你的父母吗？
××（男，12岁，中学生，父亲是电视工作者，母亲是工人，9 年前离异）：不爱。
笔者：在家里你最爱谁？
××：爷爷奶奶（流泪）。
笔者：你希望不希望你父母和好？
××：不希望。他俩性格不合，每次来看我，老吵架。
笔者：你受了委屈给谁说？
××：谁也不说，憋在心里（流泪）。
当婚姻一旦真的成为夫妻感情自然生长的枷锁时，那么离婚势在必行。尽管离婚给这位中学生带来了创伤和痛苦，但正如他的话“性格不和，老吵架”，离婚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则是一种解脱，这种解脱犹如给了受束缚者一次新生。
离婚是一次新生
记得几年前刘晓庆在《我的路》中写道，在农村劳动的年代，她在望不到边的田野里劳作累得精疲力竭时，曾真真地想：假如有人帮她一把，她一定嫁给他。
假如刘晓庆仍长久地呆在那乡下，她会真的嫁给一位帮她的庄稼汉子。那么再假设，这种婚姻持续了几年后，刘晓庆以她的才能做了演员，在艺术上大有成就，对艺术人生婚姻都有了新的更深的看法，这时她仍要与那位庄稼汉厮守终生吗？
这种假设所代表的真实故事在那一代知识青年中有很多很多，而为了对世上的一颗心灵——自己负责，只有象《小芳》中唱的那样“谢谢你对我的爱”，然后背叛，从而给自己一次新生的机会。否则，中国就少了一个刘晓庆和许多艺术形象，而仅仅多了一个农妇。
其实，“白头偕老”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奢望。明天我们谁也说不清自己什么模样，该负责的应是我们现有的感情是真是假。盼着百年不见归而化成了石头的望夫石就是“白头偕老”的牺牲品。
“离婚不一定是个大灾难，相反的，它可以解救一些陷于苦难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再度追求个人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帕金森夫人，美国社会学家）。
笔者认识一位播音员（男，38岁）。他自幼养成了洁癖的习惯，每次在水龙头洗手要半小时，而且从不关水龙头，原因是怕洗净的手又被水龙头弄脏。他每次抱小孩要双手捧着小孩不让小孩贴身，怕弄脏了衣服。他第一个妻子虽文弱贤淑，但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怪癖，离他而去。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习性。第二个妻子来自农村，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决不纵容他的个性想怎样就怎样。于是两人常常争吵，争吵的结果是相互撕打，撕打的结果是他不敌其妻落荒而逃，其妻则见手边有什么工具（如菜刀、炉钳）就操什么工具作武器在后紧追不舍。于是，他无法忍受，提出离婚。其妻不允，常到单位找事。磨了一年多，终于还是离了。如今他正在积极寻找新的伴侣。对于前两次婚姻，他说：“我认为自己前半辈子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我相信，人一辈子不会永远走下坡路。下坡路走到了底，就该走上坡路了。”
尽管这位播音员有一些不容于人的怪癖，但他对于工作的兢兢业业，对于音乐深刻的见解力渗透力并将之用于工作并未随两次婚姻的失败而减弱或消失，相反，他却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而且对音乐的理解更具有了创造性。他所主持的音乐节目也得到了广大听众的好评。
而且，尽管有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对幸福仍百折不挠地追求，这种精神让人敬佩。
陈××（女，40岁，某商店副经理）
对于那些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在婚姻上多次的变更，我有一种认同感。我认为那些灵感性的东西常要新的激情来撞击，从而达到不断的新生，这样他们就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一旦被世俗的东西世俗化了，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成了庸品。
当我们现实的人站在现实的柴米油盐框成的门内时，总是指点着站在门外那些以深邃的眼光看世界的“疯子们”。我们所固有的道德观并不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法则，须人人恪守。因此，我们无权指责梁实秋七十岁高龄了仍给一位妙龄女郎热烈地写着火辣辣的情书，也不必对卓别林五次离婚后以六十多的高龄与一位十八岁的少女（其父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结婚而嘲笑。更不该添油加醋地对当今演艺圈名流们走马灯似的情变新闻指桑骂槐。我们当嘲笑的是我们封存在伪道德包装下的嫉妒、胆怯和固步自封。
感情上的喜新厌旧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喜新厌旧并没有错，只要新感情是真挚的，是有利于自我身心不受压抑地发展，有利于人生活得更自然更轻松愉快。这才是判断喜新厌旧区别与嫖娼卖淫的标准。而且，喜新厌旧给予人性张扬下的新生所具有的伟力是惊人的。这就是为什么罗丹每换一个女模特艺术生命就飞越一个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每遇新情妇就才情大发。
离婚是一种进步
中国人到了国外，发现所要填写的表格中婚姻栏所列的“第一次婚姻配偶姓名、国籍，第二次婚姻第三次第四次……”空出七八栏预留。对此，中国人总是报以不解和嘲笑。
西方一些国家的离婚率高达30%—50%，但这并没有促使其社会倒退，相反，他们在对待爱、对待子女抚养、老人赡养方面倒比许多国人的心理健全得多。翻开报纸杂志，僵死的婚姻导致的弃女遗母杀夫卖妻的案例举不胜举。
笔者：你怎样看待离婚率高这种现象？
王保民（男，27岁，恋爱，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离婚率高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象征。以前人们认为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现在观念变了。经济发达了，有了物质基础，人们有了时间和精力了，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不再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目前我国的婚姻中，只有极少数是两厢情愿的结合，很多人的婚姻是被当作一件任务来完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年龄不结婚就有人怀疑你不正常，这一方面中国人的想象力出奇地丰富和发达。于是不断地有人关心你，而这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促使没有感情的婚姻生长的温床，滋生出终将要散去的一场临时的两性结合。破除这些婚姻，使人性由压抑迈入一个张扬的高度，这即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男，36岁，有一女，西安××税务所，干部）：假如我的爱人有了新的感情，而且是真情，不是图新鲜寻刺激，并且那个人也对她比我对她好，他俩在一起比我们在一起幸福。那么我觉着阻止她离开是不人道的。我认为人的自然感情在人性中是很重要的。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对我好的女孩，说不动心那是假话。只要是正常的人，对于美好的东西都有占有欲。只是家庭的责任感让我退却了，但内心却是很痛苦的。
人的感情受到了许多因素的约束，但约束不应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否则它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压抑。
大卫·休谟（英国哲学家）在其《人性论》中对于两性间的爱如此阐释：“这种感情在它的最自然的状态下是由三种不同的印象或情感的结合而发生的，这三种情感即：1、由美貌发生的愉快感觉；2、肉体的生殖欲望；3、浓厚的好感或善意。”
人的健全的生活应包括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性生活。而三者的结合可以归结在人性的两个方面，即生理与心理方面。假如人性不能自然地生长，过分地压抑就会导致心理变态抑或生理缺陷。
有个心理学家说，假如你对面来个漂亮女孩，你若不看，就说明要么你老了，要么你有生理缺陷。
外国有一部电影《城市上空的乌云》。男主人公就是因为在他的生理正当正常发育时，家长及传统观念压制它不让其自然发展，阻止他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结果导致他心理变态，见了女性裸体的美术作品广告画就仇视破坏，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专门杀女人。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存天理，灭人欲”造成的性心理生理压抑所导致的不单单是街头到处贴满了“治疗阳萎”的广告。其奥秘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早已点破：性心理压抑导致性功能的丧失。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存在着心理生理“阳萎”大军的根本原因。
当“通奸”作为犯罪从《刑法典》上被删除，当性教育节目在全国电台的开播，当离婚成为一种时髦，中国人两性间自然的关系得到伸展时，文明便进步了。
离婚是一次葬礼
国外有学者比喻说，离婚是为死亡的婚姻举行的一次葬礼，而对死亡的婚姻不允许离婚就象不给死人举行葬礼一样荒谬可笑。
××（女，50岁，××政法学院婚姻法教授）：一个完满的婚姻应当具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感情，第二是责任和义务，第三是法律纽带。其中感情是后两者存在的基础。假如没有感情作基础的婚姻，那么法律就不成为纽带而成为束缚了，因为感情是强迫不来的。把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圈在一起是不人道的。
在对待离婚问题上，我们坚持“破裂主义”，即夫妻感情破裂，无和好可能，考虑社会利益即财产解决和孩子抚养问题，然后破除双方的婚姻。
死亡的婚姻会促使夫妻间反目成仇，相互仇视之下责任义务就会得不到实现。而孩子在夫妻间的吵闹甚至大打出手下，身心较之离婚后一方抚养会遭到更大的伤害。这样的婚姻对当事人不利，对孩子不利，对社会更不利，因为这样的家庭象肌体的癌细胞一样，对社会是有危害的，应该将之割除，促进新的健康的细胞的生长。
在国人淡薄的法律意识下，尽管法律已经给予了他脱离苦海的救生船，他却仍死抱着即将沉没的传统观念号大船不放。殊不知正是这艘满载着道德良心、责任情感、祖宗训条的大船把他送入到僵死的婚姻的苦海的。
死亡的婚姻终将被埋葬。而当葬礼举行的那一刻，尚未觉醒的国人却要伴着缔造这姻缘的卫道士们的哭声洒几行热泪。但是，痛苦、哭泣，甚至反抗都将不能阻挡一场离婚大革命的必然到来。
离婚是一场革命
当死亡的婚姻被埋葬以后，被解脱的灵魂获得了一次新生。离婚，这场摧毁旧婚姻的革命也给离婚者周围的旁观者的旧婚姻观予以猛烈的震撼。它不但给予离婚者的人性一次最彻底的解放，也给予人类理性一次最高度的弘扬。
×××（男，35岁，××社科院，学者）
离婚率越来越高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效应。经济的发展势必刺激各种社会行为。过去的人们依靠传统的东西来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当这种传统的东西被打破时，社会行为就失去了行为参照，发展没有了目标。
我认为就离婚率高而言，可将之分为两大群体：即文化层与非文化层。
文化层追求精神生活，而在精神领域，严肃文化已被流行文化所替代。而一切流行文化都是调侃的形式，这直接影响着严肃的文化主题。当严肃的东西不再严肃，该认真的东西也就没有人认真了，信任、真诚等等东西都被抛弃了，婚姻这本该是一件严肃的东西也变得不严肃了。
非文化层追求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生存因素，为了生存或生活得更好，流动性的生活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频繁。这就激发了生活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大背景下，婚姻这个本该是稳定的东西也变得不稳定了。
假如世界上只有亚当和夏娃，那么他们的姻缘一定稳固而长久。因为双方都没有选择性，两人只能如井底之蛙一般朝夕相伴。但这是被迫的。
人一旦落入社会的“人堆”中，一切都有了新的参照。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爱情婚姻亦是如此。“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之类的挽歌只能是否定变化最无力最无奈最哀怨的叹息。天在变，道在变，人在变。十几年，几十年从不曾见一面，全无心灵沟通的久违的夫妻，对于随着年龄、环境、思想、生活等等在变化的双方，仅仅凭“尘封的往事”和“保存的笑脸”而面对的陌生熟视无睹死不承认是一种虚伪。尽管那过去的感情如初恋一般真挚而美丽，但对它的热情势必如闪电一般耀眼而短暂。人毕竟在摆脱盲目和幼稚，走向理智和成熟。
辩证唯物论者解释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一切皆然”。人必然也随之而运动变化。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中的女红军战士与她押解的白匪军官本是一种相互敌视、你死我活的关系。但当两人在船沉后一起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为了生存而互相协作互相关心时，爱情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魔王”就将两颗心拴在了一起，发出了闪闪的光华。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增进。几百年前的潘金莲至死也想不到几百年后通奸已不算犯罪，当年逃婚的林道静也想不到九十年代离婚会成为时髦，惨死于人言可畏“利刃”下的阮玲玉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人性的伸张会听到一片赞歌，连在人家做了多年童养媳后来入了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的战友也未必会想到今天70%的离婚诉讼女性是原告。
离婚从“大逆不道”到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这过程中有的人倒下牺牲了，但“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的前赴后继者终于汇成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开始向那千年来封闭人欲，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发动猛烈进攻了。
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离婚如一场大革命，革新着社会的细胞，革新着“爱情地久天长”的神话，革新着两性关系的简单和腐朽，革新着人对于自我价值的墨守陈规固步自封，革新着整个社会对离婚的评判标准。尽管我们自身对于老祖宗的教诲仍残存留恋，尽管有人还会负隅顽抗，但这场革命却正在浩浩荡荡而来，谁也无力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