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183;斯大林的最后岁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岁月论文,瓦西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敖程漳译
苏联国家安全局档案中，“弗利格尔”是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的代号。在我们看到的材料中，记载了瓦西里被流放到喀山并于1962年去世的情况。
瓦西里20岁时是大尉，24岁就晋升为中将。这种神速的提升在苏军中是史无前例的，但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不久瓦西里也随之垮台。起初，他被开除军籍永远不许再穿军装，这对军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随后被捕，判11年徒刑，罪名是：“滥用职权，挥霍国家大量金钱，营私舞弊，侵吞国家资财。”法庭于1955年9月2日做出判决：没收瓦西里的私人轿车、钢琴及其它贵重物品。
享有特权的囚犯
有人说约瑟夫·斯大林制定的一整套迫害干部的措施，现在落到他儿子头上。其实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真象。他曾经至少两次未经诉讼程序而被释放出狱。第一次是在1953年他第一次被捕后，大约半年左右。当时他被安置在监狱医院里，组织上打算先把他送到“巴尔维湖”国家疗养院，然后再送回别墅－－这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对瓦西里的姐姐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说的。医院虽是“监狱医院”，瓦西里在那里过的却是他习惯的生活，酗酒滋事、威胁别人。结果他未能按原计划回家，而是被移送到弗拉基米尔监狱。
第二次释放是在5年之后。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回忆说：“1960年1月赫鲁晓夫又一次召见我。他谈了这样一个计划（我不知道此计划是何人提出的）：建议瓦西里离开莫斯科，携家眷到外地去居住、工作，并且把斯大林这个太显赫的姓氏改掉……之后不久，赫鲁晓夫把瓦西里召去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瓦西里后来说，赫鲁晓夫对他就象亲生父亲一样，他们俩拥抱接吻并且都哭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并准备进一步揭发他，还要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此事仅仅过了4年时间，但这并不影响赫鲁晓失把这个迷途的孩子搂在自己怀里痛哭流涕。大概他觉得，现在保护这个他几十年来为之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主子的儿子，是一种莫大的快事。斯大林之后的上层人物不可能忘记这个独裁者，这种怀旧的情感时有流露，至今仍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于是瓦西里又在莫斯科的伏龙芝沿河大街得到了一套华丽的住宅和茹科夫卡的一套别墅，并给瓦西里退还了战争勋章和汽车，恢复了他的将军军衔、退休金和党籍，这在当时的苏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好象几年前瓦西里并没有因刑事犯罪而服刑，而是在为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奋斗。
但是瓦西里恶习难改，不久又犯了他那个“世袭王子”的老毛病：为所欲为，颐指气使。4月底他的亲人们就已经知道，他又开始继续服刑。直到1961年春天，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才被提前释放出狱。此时瓦西里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他患有肝硬化、胃溃疡，身体极度虚弱。实际上放他出狱不是让他活下去，而是让他了结残生。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不久人世了。
平凡的庸才
谣言的产生往往是由于缺少可靠的信息。关于瓦西里的审判情况很少有人知道，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迫害瓦西里是因为他可能成为政变的旗手或者组织者。其实，这种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王位的封建主义的说法在俄国是没有基础的。瓦西里本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家。瓦西里同党和国家领导层没有密切的关系，而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的任何政治抱负都不可能成功。何况他也没有这种抱负。他喜欢庇护足球队员和冰球队员，喜欢赛跑，爱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作乐……。托洛茨基曾说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庸才”，如果你同意这种说法，那么他的儿子瓦西里则是个“平凡的庸才”，就瓦西里的个人素质来看，他根本没有能力实现任何政治目的。
在瓦西里被流放喀山期间，当地的克格勃头子罗马什克夫向上级报告说：“弗利格尔来喀山后，不顾多次对他的警告，总是大肆宣扬自己。不管是邻居、出租司机、还是邮递员，他逢人便大讲特讲自己的经历：1953年当局逮捕他的动机，他的牢狱生活以及在喀山的情况。在许多场合，弗利格尔极力把他的被捕说成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色彩，仿佛抓他是由于他不愿意否定自己的父亲，现在所以把他‘藏’到这里，是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
瓦西里究竟知道什么？苏联著名历史学家A·阿夫扎尔哈诺夫在《斯大林死亡之谜》一书中说：斯大林是被克里姆林宫上层集团谋害死的，而瓦西里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但档案中保存的一些录音资料和特工人员的报告均推翻了这种说法。下面是瓦西里对自己过去的同事－－一位试飞员卡里莫夫的谈话：“在他（指斯大林）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常去看他，有时在一起休息。他抱怨自己年岁大了，很疲倦。他患病时我正在部队执行任务。但我回来后，是有可能要求给父亲做手术的。当时只能去找赫鲁晓夫，因为他是唯一能决定此事的人，可我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可能挽救父亲生命的机会。”
瓦西里曾对玛丽亚·什瓦尔金娜这样说过：“我不能说爸爸是别人害死的，但爸爸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他做了穿孔术，放了血……，还有无数挽救他的办法，但都没有使用……。”难道能对瓦西里这些“酒后醉话”，尽管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作真正的依据吗？仅凭这一点根本无法证明瓦西里“知道很多”。
改姓就等于死亡
1961年4月29日，瓦西里在三个克格勃军官的护送下来到喀山。从车站直接把他送到鞑靼克格勃办事处－－捷尔任斯基大街上的一幢革命前建筑的三层楼房（当地居民仍按过去的叫法称它为“黑湖”）。很快办完了一切手续，然后通知瓦西里，每月发给他150卢布生活费，给他一套一居室住宅：加加林大街105栋82号。至于工作问题，还是个悬案：根据当时的规定，没有身份证和户口的人是不能安排工作的。因为要求瓦西里把自己的姓“斯大林”改为“朱加什维里”，所以没有发给他身份证。最后还警告他如果擅自离开流放地，他要负法律责任。流放期限为五年。
10月7日，瓦西里同新上任的鞑靼克格勃主席比丘林将军谈话时提出要求，准备和玛丽亚·什瓦尔金娜结婚，并要求安排他到飞机制造厂去工作。主席说：他只要把自己的姓“斯大林”改为“朱加什维里”或像他姐姐那样改成母亲的姓“阿里鲁耶夫”，就可以领到身份证并开始工作。瓦西里竟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当然他还提出了一个可笑的条件：给他三万卢布做为没收他莫斯科郊外别墅的赔偿费。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什瓦尔金娜却打来电话说条件提高了。据什瓦尔金娜说，经过一番考虑后瓦西里要求返回莫斯科，归还他的住宅和轿车并增加生活费做为更改姓氏的条件。由此不难看出，这个女人为争取自己的富裕家庭生活而对他施加了影响。
尽管最后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接受的，但当局还是和他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10月27日瓦西里同意接受姓“朱加什维里”的身份证，条件是必须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与什瓦尔金娜登记结婚，并确定她的两个孩子和他之间的继父关系，此外还要在喀山换一套三居室住宅，并把他莫斯科的轿车和其它东西运来。
这份协议必须征求莫斯科领导的意见。为此10月30日喀山给苏联国家安全局局长谢列平打了一份报告。11月17日收到答复。莫斯科只答应住房面积可扩大到两居室，东西可以归还本人，轿车不行，但可以给相应的补偿。
1962年1月，喀山市列宁区警察局向瓦西里签发了写有朱加什维里·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公民身份证。两天后，他同玛丽亚·什瓦尔金娜举行了婚礼，并确定了她的两个孩子和他之间的继父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半年前瓦西里还给姨妈安娜·阿里鲁耶娃写信说：“至于说改姓，就是割断我的喉咙，我也不会屈服！跟我谈此事没有任何意义。监禁了斯大林，审判了斯大林，流放了斯大林。现在，为了他们的方便，又逼我改姓，不行！我活着姓斯大林，死了也姓斯大林”！接着，他好象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又补充写道：“何况这样做也毫无意义，我的邻居，同我一起共事的飞行员们都已认出了我，而且整个喀山都已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过是玛丽亚的影响
瓦西里从莫斯科到喀山不是只身一人，陪他来的是玛丽亚·伊格纳吉耶夫娜·什瓦尔金娜，按她第一个丈夫的姓则是奴斯别尔克。她30岁，是个护士，库尔斯克州马萨诺夫卡村人，瓦西里是在维什涅夫斯基医院住院时同她相识的。虽然玛丽亚知道她同瓦西里结合不会有什么幸福，但还是跟他到喀山来了。玛丽亚·什瓦尔金娜，是否象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呢？如果是，那她的保密工作相当成功，因为在档案中找不到任何玛丽亚属于这一组织的蛛丝马迹。
可以认为瓦西里完全是在玛丽亚的压力下才改变其原来的态度而更改姓氏的。9月份，玛丽亚·什瓦尔金娜曾去莫斯科做人工流产。瓦西里乘她离去的机会，同另一个只有20岁也叫玛丽亚的兽医学院女大学生有过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玛丽亚·什瓦尔金娜返回喀山后，可能很快就知道了瓦西里对她的不忠行为（不排除此情况是克格勃人员向玛丽亚提供的，这些人把加加林大街寓所中的一举一动都用录相机拍摄下来），她扬言如果她和她孩子们的生活得不到较好地安排，她就要离开他。瓦西里虽一再反对，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为什么赫鲁晓夫保持沉默？
5月15日，瓦西里到喀山后总共才两周，就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悲忿地控告地方当局无视法律的无耻行径。用他的话说，现在他的处境就象“1960年我给你信中写的一样－－他们想迫害我”。尽管信中说，“这一切所做所为并未征得您的同意”，希望给予帮助，但赫鲁晓夫对此申诉未予理睬。瓦西里生活在苏联“解冻”后稍趋缓和的极权主义制度下，但他的处境和成千上万的流放犯人相比还是最好的。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瓦西里的请求置之不理，除了受到那些有关瓦西里不良表现的报告的影响外，也有其个人的原因。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肯定会有瓦西里酒后发牢骚的记录。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赫鲁晓夫是什么人？”“他不过是大学的一个党委书记，……我母亲就在那里上过学……，母亲把他领到我们家来过。我父亲啪一下让他当了区委书记，啪一下让他当了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又啪一下－－当了中央书记……”。这些话确实反映了这位苏联领袖上的部分真实情况，这自然不可能使他高兴。
瓦西里之死
瓦西里虽然有了家室，成了一家之主，但这并未使他摆脱酗酒的恶习。1962年1月30日，瓦西里一连喝下一公升白酒和一公升葡萄酒之后，神经变得极度兴奋。这么多的酒对一个强壮的大汉都难以承受，何况对一个身高只有1.74m体弱多病的瓦西里。这是“最后的一次警钟”，但瓦西里并不愿听。他的酒癖是否是遗传的？他父亲经常在自己别墅里大摆酒宴，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祖父也嗜酒如命，并且死在酒后斗殴中。现在这个毛病又把瓦西里送进坟墓。实际上他还年轻，只有41岁。
根据鞑靼克格勃的汇报，瓦西里临终前的情况是这样的：1962年3月14日，谢尔盖·喀希什维里少校，马里扬诺夫坦克学校的一名教员拜访了朱加什维里一家。他是格鲁吉亚人，自然就成了瓦西里的座上客，因为当时瓦西里到处找同乡，甚至找到市场的商贩中去，并多次对他们吹嘘：只要他说一句话，半个格鲁吉亚就会跟着他起来。喀希什维里带来不少酒，瓦西里一向认为客人的这种礼物是理所当然的。
客人走后，他天天喝酒，到3月29日瓦西里的心脏终于承受不住。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委员会，主席是喀山医生培训学院院长、副教授阿洪加诺夫，委员有副教授果里科夫和给瓦西里治病的大夫巴雷舍娃。委员会认为他的死因是：“酒精中毒导致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力衰竭突然死亡。”在他的档案中还保存着化验报告：检验了四个酒瓶中残留的酒，未发现有毒物质。瓦西里是在迁往一套三居室住宅的前夜死去的，这套房子是他亲自在喀山选的，位于生产大街七号楼三楼。
应该说死于酒精中毒要比死于无所不能的克格勃之手看起来要少一些戏剧性和浪漫主义色彩。难怪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好象瓦西里死于暴力。这首先是出自他的孩子之口。娜杰日塔说她看见“屋子中间放着两个凳子，上面搭着一块木板，他父亲就躺在这块木板上，身上裹着一条血迹斑斑的被单”。许多年之后亚历山大回忆说：“他父亲的鼻子被打破了，两个手脖子上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两条腿也有瘀血，而在他床上还发现了大量安眠药。”
这些说法很难令人相信。第一，瓦西里除了使克格勃感到气愤外，并未构成对他们的威胁，干掉他的理由在1953年都不存在，更何况在1962年，瓦西里事实上已经满足了当局的一切要求。第二，不管我们对克格勃人员看法如何，但很难设想他们会那么愚蠢，在行凶杀人之后对自己的罪证竟丝毫不加掩盖。如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杀人场面是相当凄惨的。就是说克格勃人员先是打瓦西里的鼻子、手腕和腿，然后强迫他吃下安眠药，又特意把他用被单包起来好让血浸透被单；最后他们确认瓦西里已死，才把他放到木板上然后离去。走前因为疏忽大意不但忘记带上安眠药，而且莫明其妙地把药乱撒在床上。还要补充一下，死者就这样在木板上躺了一昼夜直等到娜杰日塔和亚历山大从莫斯科回来，在这期间竟没有一个人抽空把现场整理一下，以免人们对克格勃产生猜疑。在瓦西里的档案中保存有治疗医生巴雷舍娃的诊断书。她是接到什瓦尔金娜的告急电话后立即赶到的。她也未见到血腥的杀人场面。
瓦西里的葬礼是按东正教的传统在死后第三天举行的。据克格勃人员的统计，出殡时来了大约有250-300人，其中“多数是附近几座楼里的妇女和儿童”。一辆带篷灵车把死者的棺木送到古老的阿尔斯克墓地，灵车里还有他的亲人。其他30来人分坐在两辆汽车上。来送葬的还有卡皮多琳娜·瓦西里耶娃，她是带着瓦西里和他前妻布尔东斯卡亚生的孩子娜杰日塔和亚历山大一起来的。此外来的还有什瓦尔金娜的父亲。据鞑靼克格勃人员的报告说，瓦西里的安葬费共花了426卢布5戈比。
为这位过去的将军，大元帅之子，既没有举行一般老百姓的追悼会，也没有举行军人追悼会。1962年3月21日下午3时，瓦西里·朱加什维里的遗体入葬。他的葬礼和普通苏联人的葬礼毫无两样。其实，从他那位不可一世的父亲去世之日起，他也就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原文刊登在俄罗斯《消息报》1993年10月2日第十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