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在德国——讨论分支以及政治社会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分支论文,市民论文,现实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60；C912.81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8)03-0011-07
一、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和概念
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德国，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通常被“德语化”为Zivilgesellschaft)这一概念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科学和政治论辩中。
它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欧作为针对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及其无处不在的不同政见和抗议运动的对立方案和抵抗模式而取得突破①，而后，随着围绕福利国家和民主的批判性讨论的展开，它也日益在“西方”各国得到接受。在德国，市民社会和（最近出现的）大致同义的相关概念公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也同样进入了政治和学术讨论的视野。
对市民社会的讨论并没有把对其概念的单一理解作为基础，更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在更多情况下它是一个流行的“总概念”，其中可区分出多种设想和讨论分支，它们中的部分构想还是颇有思想史和理论史传统的。
在对市民社会行为空间的确定和定位方面，不同的构想立场之间存在广泛的一致性，都是把这种空间作为“国家、经济和私人之间的、社会自我组织的空间，（作为）协会、社团、社会关系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域，（作为）公共讨论和涉及公益的、已经或多或少地机构化了的倡议活动和团体的空间”②。政治党派通常不被计入市民社会，因为它们在功能上过于志在获取国家机关的职位③。
关于市民社会各种讨论分支还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性基本特征，那就是把市民社会作为一项工程来规划，其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市民社会所指的社会空间拥有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约束和强制的独立自主性和行动潜力，并使之发挥作用。
以下将介绍关于市民社会的（学术及／或政治）讨论的几个突出分支，尤其是它们在德国的讨论中留下的踪迹。
1.讨论分支：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对立体
在一个重要的讨论分支中，市民社会以其“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定位，作为社会自决和建构力量的空间，尤其与国家相对。在思想史上，这一基本思想可追溯至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社会契约概念（如约翰·洛克）：社会先于国家，而后者是通过社会契约才得以建构。类似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中，（市民的）社会也被理解为一个与国家分离并与之对立的领域，在该领域中，市民阶层致力于其（主要在经济上定义的）私人利益，而国家则负责保护自由和财产（在抬高国家地位的黑格尔哲学中，则负责追求公益）④。在此历史背景下，议会制和法治国家等政治—行政机构是市民阶层借助来试图保障其对（君主制）国家的控制的手段。较近的（由此开始提“市民社会”以示区别）讨论脱离上述关于“市民的社会”的“旧自由主义”思潮之处在于，前者不再包含（在旧自由主义理解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经济领域，而是被理解为有别于国家和市场的领域。因此，上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关于社会运动和“替代部门”的讨论同样以指向两大方向的自主性和对抗力量的设想为特征，一为针对国家（及其“预算化的”和官僚机构化的膨胀），一为针对市场（及其“经济化”和“货币化”的扩张）。在20世纪80年代，市民社会被中东欧不同政见和抗议运动理解为当时国家权力的对抗力量和“对抗社会”⑤。同样，在当代“西方”讨论中，也有一个重要的讨论方向，一方面强调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和“平衡力量”，及其相对于国家的民主化和控制潜能；而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它扎根于民主宪法国家并由它提供保障的“辩证”依赖性⑥。
2.讨论分支：市民社会作为“共和主义协商”形式
在另一种可以向上追溯到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旧欧洲共和主义的市民国家(res publica civium)思想轨迹的讨论分支中⑦，市民社会被视为与政治领域紧密交叠，从而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们”解决公众问题的领域。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其对市民社会的亚里士多德式及话语理论倾向的理解而著称，是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市民社会由“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形成的团体、组织和运动构成，它们接收和凝练那些反映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并放大后转达至政治公共领域……（构成）市民社会核心的是一种结社体系，它在经过组织的公共领域框架内把寻求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讨论加以制度化⑧”。在对市民社会的这种理解中，市民社会被视为业已制度化的民主立法程序的前提和补充，这一程序虽是民主原则的必要框架和体现，却必须时时通过活跃的市民社会进行更新⑨。在联邦德国的政治社会现实中，这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传播开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市民咨询及参与形式——尤其在（地方）规划进程中，如“规划基层组织”⑩、“多级对话程序”或“合作型民主”参与及协作形式(11)，都可以被视为此类市民社会与以立宪方式确立的（代议制民主）决策结构和程序的交叠及对此类结构和程序进行补充的开端(12)。
3.讨论分支：社群主义和市民社会
（最初源于美国的）社群主义这一思潮内容丰富多样。社群主义理论者，还有社群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一方面在于突出社群、中间团体及其所共享的价值、所激发的社会接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要求政治权力尽可能分散(13)。阿米泰·埃特兹奥尼发表于1968年的《积极的社会》(The active Society)(14)一书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社群主义思想认为，地方层面（“完好”）社群以及价值联系的产生与存在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及整个政治的改变具有关键意义(15)。从社群主义思想发轫中，还总结出了关于福利国家“社会化”的结论（如迈克尔·沃尔泽）。但在德国的市民社会讨论中，社群主义思想的反响至今仍相对较弱。
4.讨论分支：“社会资本”作为市民社会（及民主）的社会—文化土壤
罗伯特·普特南继承了社群主义的思想，他的关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著述影响深远，其中将社群和社团的构建以及社会信任描述为“社会资本”的关键元素，而又强调植根其中的市民社会传统(civic traditions)的形成是“有效运作的民主”的必要前提(16)。同样，“社会资本”理论目前也已在德国引发了与市民社会相关联的活跃争论和研究(17)。
5.讨论分支：市民自治体(Bürgergemeinde)与市民社会
一个建立在较新理解及用词基础上的市民社会讨论分支可追溯至现代地方自治的开端，亦即19世纪初（尤其是1808年普鲁士城市规章），市民自治体由此作为市民的联合会获得了在市民（且主要是“义务的”，也就是说业余无偿服务的）自治机构中处理与地方社群相关事务的权利(18)。这一规定“似乎也是市民义务工作诞生的时刻”(19)。虽然在随后的时间里，对于市民义务自治地方社群事务的设想被乡镇的“国家化”（地方管理机构作为间接的国家管理机构！以及地方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和官僚化所叠加和弱化，但德国的地方传统中仍然保留了一种特有的“双重结构”，一方面乡镇在其宪法规定的政治和管理结构中以“政治自治体”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则作为“地方社群”与地方的（市民）社会相联系，即使不能完全与之等量齐观(20)。事实上，地方层面早已发展出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市民活动，自上世纪60年代起势头更明显，其中的部分更多地可归入政治自治体（尤其如传统义务工作的、经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机构成员及其他从属及辅助委员会的成员），部分则更多地可归入乡镇的市民社会维度（如市民倡议，还包括义务参与社会服务机构地方服务工作）(21)。
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了一场关于市民自治体的争论（作为地方政治和管理结构现代化讨论的继续，这一讨论的第一波系针对新型调控模式）。该讨论一方面关注到了市民社会的参与和协作形式，这一形式因其介于政治自治体和地方社群之间的“双重结构”而早已是德国地方管理传统，对它的讨论只能算是老调新弹。另一方面，这一讨论分支对“市民自治体”这种新的理念提出了要求，并作出了表述(22)。在这一新的理念中，一种新的义务工作（它外在于并超越受遗留结构羁绊的旧有义务工作）形式和内容被赋予重大意义，而且将迄今一直由公共机构承担的公益功能“社会化”（如将地方体育设施转由协会和社团自行管理）的新方案也有望出现(23)。
这一讨论分支的可持续性尤其依赖于乡镇的参与度。“找到既能适应组织程度不高的倡议活动的坚持态度、资源和工作能力，同时又能融合较强行为体的合作形式，这是对地方政策要求最高的发展任务之一”(24)。在此人们提及的是由乡镇承担（以及筹集资金！）的“参与管理”（市民代表、志愿者行动署、城区办公室等）(25)，这一提法有些技术专家政治论的意味，但很贴切。
6.讨论分支：市民社会与激励型国家
在“红绿”联合执政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它被诠释为一个关键的改革政策方案，其中“市民社会的更新和加强”以及（赘述式的）“市民的公民社会”被宣称为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工作和责任分工”(26)的核心要素。2000年春，德国联邦议院任命了一个名为“市民活动的未来”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紧张工作（听证、鉴定等），于2002年提交了多卷的调研结果(27)。红绿政府有意偏离了赫尔穆特·科尔总理领导下的前一届保守—自由派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的）“瘦身政府”指导思想，而（响应英国工党政府所宣称的全面的经济、国家和社会改革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奉行激励型国家方案。“市民社会需要一个更好的、主动的、激励型国家”(28)。但是，由于国家财政面临危机，对市民参与的这种政治的、可以说是官方的强调也自然引发了某种怀疑和警告，即担心这种满口承诺的“市民义务工作”可能被利用为国家的一项巨额节约计划，并可能被滥用于将国家任务和开支“社会化”和私人化(29)。
二、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
为了对围绕市民及公民社会的讨论作出实证的具体说明和印证，下面要讨论第三部门（英语Third Sector或Non-Profit-Sector)这一处于市场与国家两极和家庭之间的（社会）领域(30)，在此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它在德国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成为市民社会组织和市民活动的实际行为空间。
以下所列举和讨论的关于在德国的发展和现状数据来自安海尔(Anheier)等人2000年的大型（国际对比）研究(31)。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部门拥有约400 000个组织，约4100万成员，约140万（专职）雇员（无论如何占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全部雇员的4.9%）及1650万义工（相当于五分之一的德国公民！奉献的无偿工作小时数达20个亿）。约80%可称为市民社会的市民活动都发生在第三部门组织的框架内，第三部门组织由此成为“市民社会的机制核心”(32)。但第三部门组织半数以上的收入来自国家拨款或社会保险机构。
若要观察第三部门组织的各项任务及活动领域，那么区分三类组织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要强调的是健康卫生及社会服务活动领域的第三部门组织，主要包括（六个）慈善团体下属的地方组织（“自由承担者”），也包括（大多是德国慈善总会会员的）自助小组大军。根据辅从性原则，尤其是地方层面上的社会服务迄今主要由各慈善团体承担。（1995年）在健康卫生和社会服务领域活动的第三部门组织拥有约100万（专职）雇员（占第三部门全部领薪雇员的65%!），而参与工作的义工人数达240万左右。按此第三部门组织中的专职雇员（“专业人员”）与义工比例总计约为1比2.5，其中慈善团体中的专业化程度要高得多，而在自助小组中，义工也就是市民社会活动占主要地位。在组织的收入中，公共资金（国家及地方拨款以及由社会保险机构偿付开支）所占的份额在这两大行动领域都特别高。鉴于资金上高度依赖公共拨款，熟练的地方管理机构的合作与发包模式，加上日益专业化和官僚化，慈善团体在此背景下发展出了形式多样的行动和服务模式，这些模式在批判性分析中被尖锐地称为“从一个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机构蜕变为专业的社会福利官僚机构，或者说成为国家社会福利官僚机构的社会分部”(33)。
另一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包罗所有体育、休闲和业余爱好社团的文化休闲领域，其成员身份及义务参与活动都恰恰服务于满足私人休闲和兴趣，就这一点而言可被称为谋取“私益”(private regarding)。活跃于该领域的有160000个组织（占全部第三部门组织的近三分之一），成员近1600万。它们半数的资金来自会员缴费。（专职）雇员77000名，而义工有580万名（比例为1:730）。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义务服务占绝对优势方面，这一领域的第三部门组织都明显呈现出很强的市民社会定位。
最后，环境和自然保护以及市民及消费者利益领域的组织可以归作一类，它们把“公益”(public regarding)作为自己的任务。该类组织约有70000个，成员390万，雇员35000名，义务工作者160万（比例1:45），其资金来源中，会员缴费和捐赠占很大比例。这一类组织因其对于“公益”的参与及代言者的角色，而被赋予“市民社会的机制核心”这一特殊地位。
在活力和前景方面，第三部门呈现出一种分裂与不对称性(34)。
一方面，旨在提供社会和健康服务的第三部门组织的市民社会出身和定位，显示出双向（虽然相背却同样糟糕）的侵蚀和萎缩。基于其（由于财政危机又进一步加剧的）对公共财政拨款的依赖性及其与公共部门传统而近乎共生的密切联系，它们的“准国家化”可能进一步发展，同时（只是表面上的佯谬），商品化和向贴近市场行情的报酬的转向也可能促使其向准市场机构转变（从而进一步远离其市民社会出身）。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第三部门组织呈现出数量、雇员和活动方面的强劲增长，其中，既在环境和自燃保护、市民和消费者利益等领域，也在文化休闲领域，参与、融合、社会化和利益表达的功能，亦即市民社会的核心功能，拥有尤其重要的地位(35)。
三、公民的市民社会行动潜力
最后，结合安海尔(Anheier)等试图借助自我组织、集体精神及市民参与等指标对市民社会潜力的实证研究(36)，可以总结得出以下几点：
·市民社会活动的自我组织在过去几年里呈现出很高的（且预计还将持续的）活力。自助小组和倡议行动的数量从1985年的25000个增长到了1995年的60000个(37)。
·从对于集体精神的代表性调查中可以看到，除了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外，面向集体精神的动机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超过八成的市民宣称，自己之所以参与，是因为帮助他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最后，近期的研究(38)表明，三分之一（14岁以上）的德国公民都参与某种形式的义务服务，平均每人每周花费近5小时。
从第三部门组织主要在地方和地区层面活动(39)这一点，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活动在乡镇这个地方社群和市民自治体中扎根并网络化。
但从程度和频率上看，个人的市民社会的（义务）活动的组织方面则显示出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旧的”）、往往长期维系于社团或机构（但也包括政党和工会等）的义务服务正在减少，而更多是松散的、基于某一具体动机、围绕某一项目（临时）构成的联合体以及市民倡议行动和其他临时小组中一种“新的”义务活动正在显著增加。这反映了普遍的价值转型（赫尔穆特·克拉格斯），在这种转型中，个人参与义务服务的决定较少地受既定的组织或协会利益的影响，而更多地由其个人背景及其自我实现的兴趣所决定(40)。
从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及其现实的社会—政治发展情况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眉飞色舞地”陶醉其中，那么不同讨论分支中所勾画的图景和方案在市民社会的社会—政治现实（及其现实可预见的未来）都可以找到极其显著的市民社会对应物。但如果从思想和机构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当前的讨论分支，可以看到，帮久已为人熟知且发挥作用的发展和现象披上新的（博取新鲜感的）语言外衣的情况并不鲜见，即所谓“老酒装新瓶”。另一方面应当看到且必须承认的是，围绕市民社会的各个讨论分支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术语，已被证明非常适于并可有效地（启发性）开启与锐化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观察视野，对其进行（描述—分析性的）把握，并（规范化—规定性地）表述改革目标与策略的要求与可能性。毕竟，对市民社会组织和活动实际发展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念，那就是市民社会蕴藏的潜力——尤其是在预算收紧和削减的压力下——同样且恰恰在德国也能够为短时间的政治危机管理作出贡献。
注释：
①参见F.B
nker/H.Wiesenthal/H.Wollmann,"Einleitung",in H.Wollmann/H.Wiesenthal/F.Bnker (Hrag.),Transformation sozialistischer Gesellschaften:Am Ende des Anfangs,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2005,S.11-29，及K.M
nicke-Gyngysi,"Ost-und ostmitteleuropische Gesellschaften zwischen autonomer Gestaltung und Adaptation westlicher Modernisierungsmodelle"，同上，S.30-53.
②J.Kocka,"Das Bürgertum als Trger von Zivilgesellschaft",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 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Opladen:Leske+Budrich,2002,S.16f.
③参见P.Thiery,"Zivilgesellschaft",in D.Nohlen/R.-O.Schultze (Hrsg.),Lexiko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Bd.2,München:Beck'sche Reihe,2002,S.1111.
④参见H.Münkler,"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in der Zivilgesellschaft",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29.
⑤参见K.Mnicke-Gyngysi,“Ost-und ostmitteleuropische Gesellschaften zwischen autonomer Gestaltung und Adaptation westlicher Modernisierungsmodelle",S.38ff.
⑥参见J.L.Cohen/A.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1992.
⑦参见H.Münckler,"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in der Zivilgesellschaft",S.29.
⑧转引自H.K.Anheier/E.Priller/A.Zimmer,"Zu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Dimension des Dritte Sektors", in H.-D.Klingemann/F.Neidhardt (Hrsg.),Zur Zukunft der Demokratie,Berlin:Sigma,2000,S.74,76.
⑨参见P.Thiery,"Zivilgesellschaft",S.1112.
⑩参见P.Dienel,Die Planungszelle.Eine Alternative zur Establishment-Demokratie,(4.Aufl.1997),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78.
(11)参见J.Bogumil,"Kooperative Demokratie",in M.Haus (Hrsg.),Bürgergesellschaft,soziales Kapital und lokale Politik,Opladen:Leske+Budrich,2002,S.151ff.
(12)参见H.Wollmann,"Die Bürgergemeinde-ihr Doppelcharakter als politische Kommune und (zivil-) gesellschaftliche Gemeinde",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Kommunalwissenschaften,41.Jhg.,Nr.2,2002,S.24ff.
(13)参见M.Haus,"Theoretische 
berlegungen zum Verhltnis von Bürgergesellschaft und lokaler Politik-zwischen deliberativer Demokratie und kommunitrer Solidaritt",in M.Haus (Hrsg.),Bürgergesellschaft,soziales Kapital und lokale Politik,S.89ff.
(14)参见Amitai Etzioni,The Active Society,New York/London,1968.
(15)参见D.Braun,"Begriffsbestimmungen,Dimensionen und Differenzierungskriterien",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57.
(16)参见R.Putnam with R.Leonhard/R.Nen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The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1993.
(17)参见M.Haus (Hrsg.),Bürgergesellschaft,soziates Kapital und lokale Politik，尤其是第209页起。
(18)参见H.Wollmann,Reformen in Kommun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in England,Schweden,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Wiesbaden:VS Verlag,2008,S.46ff.
(19)C.Sachβe,"Traditionslinien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24.
(20)参见H.Wollmann,"Die Bürgergemeinde-ihr Doppelcharakter als politische Kommune und (zivil-)gesellschaftliche Gemeinde"；关于“第二城市”参见B.Blanke/A.Evers/H.Wollmann (Hrsg.),Die Zweite Stadt.Neue Formen lokaler Arbeits-und Sozialpolitik,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6.
(21)详细概述参见H.Wollmann,"Die Bürgergemeinde-ihr Doppelcharakter als politische Kommune und (zivil-) gesellschaftliche Gemeinde",S.24ff; H.Wollmann," Die Entwicklung der Partizipationsmglichkeiten auf der kommunalen Ebene",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101ff.
(22)参见J.Bogumil/L.Holtkamp/G.Schwarz,Das Reformmodell Bürgerkommune,Berlin:Sigma,2003.
(23)参见D.Braun,"Begriffsbestimmungen,Dimensionen und Differenzierungskriterien",S.60ff.
(24)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ericht.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auf dem Weg in eine zukunftsf
hige Bürgergesellschaft,Opladen:Leske+Budrich,2002,S.384.
(25)参见L.Holtkamp,"Das Leitbild der Bürgerkommune und die Interessenlage der kommunalen Entscheidungstrger",in M.Haus ( Hrsg.), Bürgergesellschaft,soziales Kapital und lokale Politik,S.134f.
(26)此处参见前联邦总理Gerhard Sehrder:G.Schrder,"Die zivile Bürgergesellschaft.Anregungen zu einer Neubestimmung der Aufgaben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Nr.4,2000,S.200-207.
(27)关于最终报告参见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ericht.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auf dem Weg in eine zukunftsfhige Bürgergesellschaft；关于鉴定参见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
(28)G.Schrder,"Die zivile Bürgergesellschaft.Anregungen zu einer Neubestimmung der Aufgaben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S.202.
(29)参见E.Priller,"Zum Stand der empirischen Befunde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Theorie zur Zivilgesellschaft",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45.
(30)参见A.Zimmer,"Empirische Befunde zum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 in Deutschland",in Enquetekommission" Zukunft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Hrsg.),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und Zivilgesellschaft,S.90.
(31)参见H.K.Anheier/E.Priller/A.Zimmer,"Zu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Dimension des Dritte Sektors",S.71-98.
(32)参见H.K.Anheier/E.Priller/A.Zimmer,"Zu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Dimension des Dritte Sektors",S.76.
(33)C.Sachβe,"Traditionslinien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S.26.
(34)同注①,S.84.
(35)参见E.Priller,"Zum Stand der empirischen Befunde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Theorie zur Zivilgesellschaft",S.41; H.K.Anheier/E.Priller/A.Zimmer,"Zu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Dimension des Dritte Sektors",S.85.
(36)参见H.K.Anheier/E.Priller/A.Zimmer,"Zu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Dimension des Dritte Sektors",S.87ff.
(37)同上，表格，S.88.
(38)同上，证据，S.90.
(39)同上，表格，S.91.
(40)参见C.Sachβe,"Traditionslinien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