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危机的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社会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社会学危机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Gouldner)就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学界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主义，代表了西方社会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相互适合(fit)。而60年代后各种社会冲突、运动浪潮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关于秩序和进步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流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也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社会学危机是以社会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为基础的，这至少表明了社会学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想的可疑性，因此古德纳倡导建立一种“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来取代传统社会学，尽管他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帕森斯时代那种将社会学的更新视为社会重建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Gouldner,1970)。
古德纳的说法直到今天看来仍有意义。此后的学者在对主流社会学理论进行抨击或修正的同时，都要从理论上、方法上对社会学的传统、现状和目标进行探讨，对社会学的学科反省已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领域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流派不断涌现，但是均未能形成大气候。随着帕森斯时代的逝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社会学上空，关于危机的争论和探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专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的文章，指出社会学令人担忧的现状，即无论从制度(institutional)方面还是从智识(intellectual)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作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Cole,1994)。前者包括社会学系和研究机构资金的缺乏，有些面临关闭的威胁；社会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的下降；社会学在学术领域中被其它学科轻视或排挤；社会学研究生的教学和分配成问题，等等。后者包括社会学中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的缺乏；学科中认知统一和统一范式的缺乏；未能取得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未能有效地解释或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等等。这场延续好几年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或结论，但提出或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牵涉到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探析，以便理出一条关于社会学危机的真正涵义的可能思路。
一、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
参加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指出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散和分裂、统一范式和核心的缺乏、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无能，等等。他们将原因归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物与人）、主题性质的不同（稳定与易变）所造成的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要求（实证与理解），认为自然科学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在社会学中无法坚持到底，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领域的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缺乏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使命），因而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从而丧失了社会支持。（注：参见SociologicalForum,Vol.9,No.2,1994,pp129-291;Vol.10,No.2,No.3,1995;Vol.11,No.4,1996的有关文章。）也就是说，他们将社会学的危机主要归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核心又在于社会学方法论取向上的内在分裂。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向来有方法论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论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二元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因而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而要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两种基本观点的论争可以追溯到韦伯(M.Weber)的同时代人。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的时代，德国的新康德学派将精神科学或称文化科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试图确立其独立的地位，指出自然科学以解释因果关系为目的，文化科学则以个体化的体验和理解方法研究人的行为。这种争论反映在社会学领域，就表现为社会学中两大研究传统的分裂，即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文的、理解的传统，分别以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Durkheim)与韦伯为代表。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意识，并且对个人意识具有强制作用，作为独立科学的社会学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将因果律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的普遍研究，才能树立社会学的权威。韦伯则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以便使其前因后果得到相应说明，也就是以理解的方法探究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和价值，力求通过移情作用理解行动者的意义，同时力求把行动同意义和目的联系起来得出因果性说明。
社会学中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代表了研究社会的两种不同程序。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的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以数学和统计性为取向。相反，人文或理解的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唯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波洛玛，1989）。这两种传统的争论从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始终没有结果，但它似乎并不妨碍社会学的发展，反而给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能。原因在于这种分裂是表面的、虚假的和人为的，缺乏方法论的依据，因为两种传统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误解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2)正是这种方法的权威构成了科学权威的基础。因此社会学想要取得类似自然科学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到这种普适的方法。结果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移花接木，照搬具有普遍声誉的自然科学方法；或者另辟蹊径，挖掘社会领域自身宝藏，创立新的普适方法。两种传统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它们都没有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优势提出质疑，都将描述与解释、实证与理解对立起来，只不过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实证的一面，人文主义社会学强调理解的一面，试图确立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独立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地位，因此本身也可视为向科学主义的一种退让。
然而，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赋予科学更加丰富的内涵。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然而，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如波普(K.Popper)所认为，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波普，1987）。所谓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绝然对立，而是相互包含的。因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本身包含着理论预设和背景知识，也包含着对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不存在纯粹的、中立的观察和绝对的、原始的事实，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含着解释，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因此，这种二元对立元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不成立的。
在社会学中，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这种实证的与理解的分野导致社会学领域的内在分工。一些人致力于获取社会世界的“真实”信息，描述有关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实在”，同时为这种描述创建更加精确可靠的框架和模式。这种实证社会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模式越来越走向数量化、精确化和专门化，给社会学这一关注流行文化和公众话题的领域，包装上了越来越远离公众的专业外形。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社会人际交往中行动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究，并相信人们的意识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获取这些意识的认同。这种研究取向也使一些参悟性的精细方法得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其特有的概念框架，在近几十年西方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中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空间。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分工也导致社会学内部两大传统之间无谓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是方法论上的对立，实际上是文化领域中长期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体现，具体地则表现为两个阵营之间争夺学科正统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最后集中于社会科学何以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合理性的依据又在于对方法论的核心——客观性的认识。
二、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参加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认为，在社会科学中贯彻客观性原则比自然科学中困难得多，或者说社会科学根本就没有客观性可言，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有意志的人，有其独特的行为方式，较自然科学更为复杂；由于研究主体与客体属于同类，他们之间会产生相互交流、作用和影响，使得主体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客体的反应以及研究结果，这就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限度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程度。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它所期待的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普遍性目标从未真正实现过，包括预见性、可控性、可量化的准确性等。这里同样包含着人们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即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姑且称之为“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典型地体现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的“公认观点”中。他们认为科学的权威就在于认知的权威，认知的权威就在于方法的权威，而科学方法又以客观性准则为核心。客观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与真理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即认为科学是“自然之境”的科学实在论观点；二是保证它得以实现的方法或认知方式的客观性，即具有笛卡尔式确定性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规则、标准和方法。这种客观性准则要求研究主体和过程、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未来的面目加以真实的描述，这就要求主体必须不带任何偏见，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上帝之眼”。然而，这种科学方法论是不符合科学史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因为科学研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科学家作为研究主体必然会将个人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带入研究过程，共同体的研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影响了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沾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纯粹的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科学描述语言。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所谓发现的情境与证明的情境的划分、以及观察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几乎已成为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公认观点”。
客观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在较强的意义上指的是客观性的可达到性(attain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如何实现；在较弱的意义上指的是客观性的可想望性(desir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目标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追求。无论是实证的还是理解的社会学都没有对后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规范提出异议，然而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却都缺乏足够的信心。古德纳将社会学传统的两种取向分别对应于人类知识追求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将知识视为信息(information)，视为有关实在的经验上证实的论断。如同人们通过物理科学获取自然界信息是为了控制自然一样，人们希望通过实证社会学获取社会世界的信息以控制人类自身。这样一种社会学观念假定人是可以像其他物一样被认知、被运用和被控制的，人本身被物化了，这种模式导致不断增强的实用文化(utilitarian culture)的发展。另一种知识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获取关于社会实在的中立信息，而是与人类自身变化着的兴趣、希望和价值密切相关的知识；不是为了方便他们控制社会，而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身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意识。视为意识(awareness)的知识不关注外在于知者的社会世界的真理发现，而是将真理看成是在知者与世界的相遇中将自我的体验融合进去而产生的。因此知者关于自我的认知和关于他人、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社会学观念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构造，因为没有一种世界的知识不是我们自己对它的体验并体现了对它的关系(Gouldner,1970,p.491-494)。可见，社会学的两种传统都不可能达到由韦伯率先提出的学术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价值中立，相反，他们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社会学客观性的破产似乎宣告了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失败，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导致社会科学家对客观性的可想望性的怀疑，而是将怀疑指向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先天差异”。即使像吉登斯(A.Giddens)这样的社会学大家，也相信“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它所关注的客体和事件所构成的世界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这一点保证了科学知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技术’关系；而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其研究主题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它能够参与到对象世界的构成过程本身，这使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一种“实践内涵”（吉登斯，1998,p.489-497）。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就是建立在这种二元论的认识模式基础上，认为真正的客观性须以主客体的绝对分离、事实与价值的绝然分割为前提，而社会科学之所以未能取得类似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其先天不具备、后天也难以达到这种二元分离。
虽然吉登斯的这种观念仍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过分理想化的想象基础上，但是他对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的强调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在对客观主义的批判过程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即客观性由一种传统的认知标准退化为共同体的一个实践范畴，强调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神话被一种负载价值的情境化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所取代（伯恩斯坦，1992）。如波普认为，所谓客观性就在于批评方法的客观性，这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说都是同样的。“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环境”（波普，1996,p.104-105）。因此在波普眼里，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对于科学家来说不仅是达不到的，而且是扼杀人性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所谓客观性只能是一种可批判性、可交流性，社会科学的逻辑可称之为是一种“情境逻辑”，这使科学方法和认知过程具有了一种社会特征。库恩进一步将这种社会性赋予“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之中，客观性成为一种不排斥主观价值的可判断性，而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替代了抽象的科学方法，成为科学家之间进行对话、磋商的依据。如此说来，客观性本身若离开了共同体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使客观性走出了自身的认识陷阱。
三、社会学危机的文化诠释
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的困境之所以不能构成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在于它们共同源自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和知识见解迎合了公众的常识，满足了人类对于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追寻欲望，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因此，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危机并不能解释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科尔所阐明的社会学学科在社会建制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诞生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直接产物，科学主义的兴衰伴随着社会学的兴衰，因此其危机也可视为科学主义衰落的必然结果。16、17世纪牛顿—伽利略经典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惊喜，不仅仅在于科学对自然现象无与伦比的解释力使人们消除了对自然界的神秘感，而且在于科学这种具有魔力的东西自身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人们希望找到这种能够探求自然法则的奥秘所在，并利用这一奥秘去探寻社会法则。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竖起理性的旗帜时，就已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最高象征。科学不仅能够控制自然秩序，而且能够控制社会秩序，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福祉。这种科学主义信念，使得科学取代宗教上升到文化的霸主地位，并在知识领域中表现为以科学模式作为一切知识模式的范例、将科学方法作为权威方法模仿推广的运动。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设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其直接目标就是创立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或者说寻求科学地研究社会的途径。
知识领域的科学主义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分化，在各门学科不断走向专门化、精细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知识分野的日益僵化，甚至两种文化的分裂现象也在社会科学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中实证的与理解的两种研究传统的争论就代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价值取向的断裂，这种断裂本身就是由于科学主义日益膨胀的结果。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巨大变迁，使现代文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问题和人类精神上的种种困惑。一种关于科学和文化的忧虑蔓延开来，促使人们对主流科学和科学观进行重新审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遭到人们的抨击，而且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知识领域，科学哲学家的工作结束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极端表现的科学主义形式，正在创立多元化的、更具实践意义和人文关怀的知识理论；在社会文化领域，60年代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使对现代化与科学文化的批评成为一种时尚，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科学主义正在走向终结；在学科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后现代思潮的泛滥，使作为学科基础的普遍主义追求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华勒斯坦(I.Wallerstein)认为，科学主义的衰落伴随着本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结构内部出现的两个显著的发展动向，一个是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新发展，使得牛顿——笛卡尔式的经典科学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调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传统不谋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强硬区分；另一个是人文领域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使得不同学科出现了一种语言转向的趋势，后现代怀疑主义正在逐渐取代现代批评，一切宏大理论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这两个发展动向使得“两种文化”的区分失去了现实性和有效性（华勒斯坦，1997）。这对社会科学来说应该是个发展契机，因为它们从此不再因为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而处在一种内部分裂状态，“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同上，p.73）。
然而社会学危机的呼声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科学主义的衰败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地破坏。因此如布尔迪厄(P.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因为“对于社会学场的分析很可能会表明：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因此不同学派的论争代表着学术市场中争夺地位的斗争（布尔迪厄访谈录，1997）。为了在学科领域和社会文化中获得类似科学的合法地位，社会学曾经建立了一种虚假的范式。如今两种文化的融合趋势使得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发生动摇，这意味着社会学的不同范式之间必须重新开展为争取学术场中自身合法性的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这种融合趋势也改变了学术领域内智力劳动的内部分工，模糊了各门学科包括社会学的边界，相邻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趋同性和交叉性，也使它们在学术资源上日益趋于共享，因此每一学科所面临的生存竞争也日趋严重。作为统一学术前提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效应，而对眼下学术市场中的结构变化和流行话语的生疏和不充分反应使社会学失去了应有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问题超出了学科环境的有限范围(Henry,1995)。由华勒斯坦等人组成的一批国际知名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放社会科学”，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为可能”，条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华勒斯坦，1997,p.100）。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展，用参加危机讨论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话说，“社会学的问题所在实际上正是其有利所在”(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is actually what'sright)。（注：女性主义是这场有关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参加者中唯一唱反调的。他们批判正统社会学价值中立的标榜和打着普遍主义旗帜的男性中心霸权话语，指出社会学的危机为来自边缘人群的观念和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边缘化学问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批判，提供了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有价值见解的工具和原动力，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对现代社会的更加充分的、多元化的理解。参见Fitzgerald,et al.,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