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学术界大多只论及了其政治基础，而对其文化基础则有所忽视。笔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国民党“党魁”的孙中山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以来争论不休的中西文化问题，有着大体相同的认识。文化观的趋同性，是国共两党政治合作的前奏和先导，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传统文化观的趋同性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每一个文化的思考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总的态度是：继承而不迷信，利用而不泥古，继承中有批判，批判中有继承。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的论著和演说中，经常称赞中国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是很有创造能力的民族，有很好的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民国成立以后，随着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日渐加深，对中国国情体认的逐渐贴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的评价逐渐趋高。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①]。他还说：“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②]在《民族主义》的演说中，孙中山又反复申明：“在数百年以前，欧洲还是不及中国”，“我们固有的文明，欧洲人到现在还看不出。”[③]可见，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中华民族是充满自信和自豪的。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自己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④]。他反对对传统文化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或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主张“以古人之思想，资今日学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⑤]。他特别赞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认为这些优良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对于《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提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⑥]，因而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批判，不要为其所囿，陷入旧思想之中不能自拔。他认为，在世界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及其心理结构，总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因而提出：“要想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⑦]。所谓“学问和思想”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要改造传统文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腐朽、落后、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批判。
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既不是奉为国粹，顶礼膜拜，更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而是主张“究其源流，考其利病”，以革命利益和民族生存为衡量标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择善而从，“补偏救弊”。这种态度，应该说是近乎科学的、合理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有区别、有分析的，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总的态度也是批判地继承。
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他们着重批判的主要是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在他们看来，“三纲五常”思想长期以来奉为“天经地义”，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辛亥革命以后的帝制复辟又宣扬“定孔教为国教”，孔子学说成了复辟帝制的工具。同时，孔子生活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礼教、生活态度、政治主张等，已不适合于现代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儒家思想和孔子学说提出批判是必要的。他们所反对和批判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则是持肯定态度的。
陈独秀曾说过：“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⑧]以“孔教为非”并不等于以传统文化为非，因为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儒学不过是学术的一种”，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部分，陈独秀是充分肯定的。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或云“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三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⑨]这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还是有所取舍的，他并非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其实，对于儒学，陈独秀也只是从其不适合于现代生活这一点上进行批判与否定的，对于儒家思想他也采取了分析态度。他认为，儒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他并不否认儒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认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他指出：“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对于孔子他也表示不“敢不敬其为人”[⑩]。因此，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严肃的，即使对其批判最力的儒家伦理学说，在基本否定的同时，也是有所肯定的，甚至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服膺”这样的话。
李大钊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了孔孟封建伦理道德，揭露了国民性的阴暗面，指出“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另一方面，又主张发扬光大“孔子固有之精华”。他认为，孔子学说也不尽是封建性的糟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表示：“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那么，如何继承和发扬孔子学说中的“真价”呢？李大钊指出：“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而不是“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11)。对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李大钊也主张：“俾诸子百家之论，医药十筮之术，均有教授之自由，以助国家之文化，所关盖甚巨也”(12)。因此，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批判继承的态度是鲜明的，也是科学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样主张批判继承，一方面，他对封建伦理展开了批判，揭露了封建伦理的腐朽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主张进行一场彻底的伦理革命，因而富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小就有一种偏爱，因而其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主张也是鲜明的。他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3)在这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他之所以要“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正是为了吸取和继承其中的精华，“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宏”的目的。因此，他没有赶当时的留学热潮，而是决定留下来，先研究中国古今的学说。
由上可见，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主张批判，又强调继承。不同的是，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态度，比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毛泽东要温和得多，故此，孙中山还有一种“西学中源”的观点。但这一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趋同。传统文化观的趋同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之一。
二、西方文化观的趋同性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文化的思考者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避免西方文化的短处。
孙中山在重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调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因而主张对西方文明实行开放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学欧美之所长”，“学中国没有的东西。”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热情洋溢地指出：只有“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才能使中国很快“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14)。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近代文化之所以落后，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因而他极力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
在主张吸收西方文明长处的同时，孙中山也看到了西方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因而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抨击。提出“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他不赞成那种“一味的盲从附和”，事事仿效外国的“全盘西化”主张，认为那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结果“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害”。孙中山主张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学习和借鉴西方。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15)在他看来，就物质文明讲，西方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远远高于中国，因此，“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完全可以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但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16)所以，对待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持两种方法，决不能相同，这就是“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17)
可见，孙中山既反对“极端信仰中国”，又反对“极端崇拜外国”，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为我所用，但又强调绝不可“照本抄誊”，“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他对西方文化所持的是一种批判选择的态度。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全盘西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近似于孙中山的态度。
众人皆知，陈独秀十分推崇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并竭力加以介绍宣传，主张大力输入。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还是十分审慎的，他所说的“欧化”，实际上是现代化，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文化。例如，他肯定西方民主政治，但又认为即使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他还一直反对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不止一次地指出：“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中国目前要的是“国民运动”而不是“党派运动”。他在宣传西方自由学说的同时，又揭露了西方自由的本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陈独秀更是明确指出：“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在西方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那里，人们的“极端利己主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都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17)这些论述足以表明，陈独秀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十全十美，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来中国施行，而是主张批判地加以选择。
李大钊在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基础上，曾提出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18)。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本身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比我国文明优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因此，李大钊坚决反对盲目排外主义，认为“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对待西方文化。同时，李大钊又提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一切“取法西洋”。他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完满无缺，“此次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者），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9)。他还指出，西方文明导致人们“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20)如此，要学习西方文化，也就只能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了。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同样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学习，洋为中用。他在给湘生的信中指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21)西方文化是他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要求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封建文化。但毛泽东并非全盘西化论者。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2)他在看到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叙述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命、以过去压现在时，即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23)这就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他还主张，学习、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是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西方文化观的趋同性，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又一文化基础。
三、文化发展观的趋同性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确立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向？如何建立新文化？孙中山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融贯中西，创造出一种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的新型文化。
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是从徐光启以来多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由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和方法的不尽恰当，这一理想一直没有实现。孙中山认同了这一传统，他一直明确主张：博取兼收，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创造一种融合中西的新文化。这种文化集中了两种文化之长，而无两种文化之短。
早在1911年11月，孙中山在欧洲发表演说时就声称：“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之。”(23)后来，他在《民权主义》的演说中又再次重申：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造成一个很好的完璧。”(24)孙中山反复强调：“集合中外的精华”，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拼凑，而是将二者“连成”、“融合”起来，“融合”的结果便是“作成一个中西合壁”。
孙中山在总结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国有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5)“因袭”是对中国“固有思想”的继承；“规抚”是对欧美“学说事迹”的吸收；“独见”是在现实斗争基础上，受中西文化的启发的创见。三民主义就是这三部分的有机融和，“是集合中外的学说，应世界的潮流所得的。”(26)又如，五权宪法也是“将外国的规制和中国本有的规制融合起来”的结果。他一方面看到了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先进性，同时又认为传统民族文化中监察、考试机构的设立对于当时的革命仍有作用，且比西方完善，故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五权宪法。因此，孙中山的文化发展观，超越了“中体西用”论机械的、绝对的思维框架，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兼收并蓄，融合中西，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
陈独秀认为，创造文化，是一个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那么，怎样创造新型的文化呢？他虽没有明确提出融合中西的主张，但从他对蔡元培兼收并蓄主张的赞同，可以窥见其关于文化发展的思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主张兼收并蓄，博卑众长，无论是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他都要求认真地介绍、吸收、消化，以求创新。对于这种办学方针，胡适指责他“宗旨错了”，陈独秀则为蔡元培辩护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27)陈独秀对蔡元培主张的这一番解释清楚地表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然融合，不断革新就是他倡导的文化发展的总体路向。
李大钊则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必须是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之中，形成一种第三类型的文化。他在论述东西文明的差异时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28)在他看来，这种“第三新文明”只能是东西文化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结晶，因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29)故此，李大钊宣称：只有东西两种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30)可见，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李大钊是明确主张融合中西以创新文化的。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同样主张在吸收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融铸”一种先进的新文化，“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为一学”。他认为“学宜自造”，创造一种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在进行文化创造时，毛泽东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他明确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错误的，这口号实质上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他强调：中西文化应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融铸”一种新的文化。
可见，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孙中山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也是颇为接近的。文化发展观的趋同性，也是首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
总之，文化观是政治的反映，反过来又作用和影响于政治观。孙中山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的趋同性，促使了后来国共两党政治观分岐的日益缩小，促进了后来国共合作政治基础的形成。因此，文化观的趋同性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文化基础。
注释：
① ② ④ 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9—180、224、180、72页。
③ ⑤ ⑥ (15) (16) (2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243、247、320、320、353—354页。
⑧ ⑩ (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6、222、445页。
⑨《独秀文存》第74页。
(11) (12) (18) (19) (20) (28) (29) (30)《李大钊文集》上，第246、250、562、565、560、560、560、571页。
(13) (21) (2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7、86页。
(14) (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282、560页。
(25)《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2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
(27)《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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