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猖獗十余年伪科学活动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科学论文,猖獗论文,十余论文,心理因素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文革”结束后，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就兴起一股“气功热”。气功确是我国传统医学中一种有价值的医疗、保健方法。但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此机会，将气功与特异功能生硬地结合在一起，打着“气功大师”的招牌，吹嘘他们的“神功”、“无所不能，无病不治”；从而导致伪科学活动形成一股黑色逆流泛滥全国达十余年之久，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这些所谓的“气功大师”实际上是一帮江湖骗子。有的装神弄鬼，行如神汉、巫婆；有的玩弄魔术技巧，蒙骗众多干部与群众；有的吹嘘能穿墙入壁、隐身空遁、发“神功”扑灭大兴安岭森林的弥天大火；有的伪造“实验成果”的虚假“科学根据”，有的声称可发“外气功”给千里外的病人治病，用手一抓就能把病人的胆石或癌肿抓出来、运用意念把妇女的乳房肿瘤消除。他们迷惑成千上万的群众受骗上当，不但被骗去巨额钱财，还有不少病人因此耽误正确治疗的时机，断送了宝贵的生命。这股黑色逆流犹如瘟疫一样，一时猖獗横行于神州大地，不但夺去无数人民的性命，还给国家与人民造成数以亿计的巨大经济损失！在所谓具有特殊“神功”的“气功大师”张香玉、张小玉二人因罪行确是被依法惩处之后，他们的气焰仍旧十分嚣张，甚至对批评他们搞伪科学活动的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丁肇中等教授进行无理的指责。
直到1996年6月12日，面对这种伪科学猖獗与其危害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联合下文如下：“在对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这类重大问题上，新闻宣传要勇于捍卫科学与真理，不能模棱两可。对违反科学事实、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荒谬学说，对反科学、伪科学的‘奇闻怪事’，对求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对违反科学规律的弄虚作假，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批评和反对！”在这之后，中国科协普及部前后汇编与出版了三辑《捍卫科学尊严、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专刊。由中科院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也于1996年10月出版，立即引起首都知识界的哄动，纷纷争购，可惜只印了五千册，与铺天盖地宣扬伪科学与封建迷信的书刊相比，实在太少了，许多人都未能如愿买到。
经过深思后，笔者感到前一个时期的伪科学猖獗泛滥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心理诸因素相关，现分析如下，望同志们批评或指正：
（一）打倒“四人帮”后“信仰危机”的影响：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打着“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了一系列危国害民的滔天罪行，当林彪反革命集团毁灭与打倒“四人帮”之后，在众多缺乏科学知识的干部、群众中产生了一场“信仰危机”。不少人对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产生动摇或怀疑，唯心主义与封建迷信思想，从而抬头。在执行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之后，有些人先富起来，但缺乏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而走向歧途；从而大修寺庙、求神拜佛、占卜算命、相信阴阳风水等等。这样，就对80年代的各种伪科学与封建迷信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
（二）若干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在这个时期，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不但对民间的封建迷信活动没有进行正确地教育与劝阻，相反却起了“带头”作用。例如根据1996年4月9日《工人日报》与新华社的通讯报道，该年春节除夕夜在福州涌泉寺与西禅寺前停放了几百辆公车，戴着当地领导干部或其家属、子女前来抢烧新年头柱香，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我们发现不但在地方领导干部中有这种怪现象，就是在某些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支持伪科学活动的若干现象；兹举例如下：
①“现代巫婆”张香玉，一个曾演过话剧数年、缺乏任何科学与医学知识的妇女，居然会到北京开设了“气功研究所”与“气功诊所”，自居为“自然中心功”创始人，被吹捧登上“气功大师”宝座，公开给病人看病并广收门徒（诊费与学费都不低），诈骗了人民的大量钱财。经她诊治的病人，有的诱发了精神分裂症甚至自杀。她这种非法行医、擅自开设诊所甚至“研究所”、诈骗人民钱财的胡作非为，如果没有强硬后台的大力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在其罪行暴露并被北京海淀区公安部门拘留后，有一位中央首长的办公室立即打电话来命令“立即释放”。幸亏承办同志敢于顶住不放，同时这位首长也不久病逝，最后才能依法将她判刑。
②当国防科委一位高级领导同志病逝之后，象严新、沈昌、柯云路等这些人为何如丧考妣、哀痛欲绝？是否因失去一位强力的后台而怕今后进行伪科学活动时困难重重？这位领导同志还亲自给《沈昌人体科技》的伪科学一书作序，并担任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理事长。柯云路在进行伪科学演讲时，每次都能顺利地借到国防科工委的大礼堂作为他宣扬伪科学谬论的阵地，这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吗？严新、沈昌、柯云路在他们的许多伪科学论著中都公开不讳地声称得到许多高级领导同志的热心支持，在书中首先刊印他们的照片或亲笔题词（如一位前国防部长 1991年10月对沈昌的题词“神功”），成为他们在群众中进行招摇撞骗的“金字招牌”。
③严新80年代到上海在万人体育馆作“带功报告”，开幕式就由当时一位副市长亲自主持，同时在《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进行了大量宣传。这是一般医生（包括专家、教授）有能力办得到的吗？严新共作了六场报告（每场2万人左右，每次每人收费10元，当时已颇可观了），产生的后果却是相当严重的。听了他的“带功报告”当场引起癔症发作者数以千计，由于癔症复发和诱发精神分裂症到各区及市中心精神病防治院诊治者短期内即有数百名。笔者一人在当时即看过一百余名这类患者。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当时由于癔症大发作倒地身亡。严新只好中止作下去的打算（本拟不只六场），骗取了群众几十万元巨款后灰溜溜地溜走了。
总之，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过去我国革命斗争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假如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笔者认为像严新、张香玉、沈昌、张宏堡、张宝胜、柯云路等人的伪科学活动就绝对不会猖獗于一时。
（三）权威主义的影响：在80年代“气功热”风靡全国各地之际，我们曾提出：“对心理素质较脆弱或有人格缺陷、接受暗示性较强的人，不宜随便练气功，因容易‘出编’或诱发‘气功所致精神障碍’；特别是不能听信‘气功大师’的特异功能，它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当时立即受到有些人的激烈围攻，有的向我们扣上“反对党的中医政策”、“破坏气功事业”的大帽子。他们抬出一张王牌——国内外一位著名科学家（航天力学权威）来斥责我们说：“连这位大科学家都认为‘把气功、中国传统医学、人体特异功能跟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一定是一次新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认为是东方的科学革命’。你们算老几？敢不相信这位科学家讲的真理！”
我们认为：任何一位专家都只能是他所熟悉领域内的权威，而在他不熟悉的领域内就不见得比别人高明，甚至是“门外汉”。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任何问题都是专家权威。就以这位科学家而论，他对农业并不熟悉，1958年“大跃进”时代，湖北等地有些人头脑发热，提出“农业放卫星、亩产上万斤”口号时，毛主席曾向他征求过意见，他却回答“通过科学计算，亩产一、二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可参考《神功内幕P585）。在各地农村“放卫星”之后，却带来农业方面的灾难，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饥饿或“浮肿病”而丧生，就是对不熟悉领域内的事务“瞎指挥”所导致的恶果。
我们认为：这位科学家应该汲取1958年时的教训，对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不宜轻率地“插手”。他对我国航天力学所建立的功勋令人衷心钦佩，然而由于他对我国传统医学、气功和特异功能等方面并未进行过深入研究，且缺乏临床经验；所以他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就不能认定为“句句是真理”。
特异功能在国外属于“心灵学”(parapsychology)或“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范畴，它主要包括超感知觉与意念致动两部分。超感知觉有：遥视（俗称“千里眼”）、遥听（俗称“顺风耳”）、透视、预测、心灵感觉、第6感觉等。五十年代盛传一时的“钉螺姑娘”就曾谎言具有“透过地层、发现钉螺”的透视特异功能，最后却被拆穿了；现在这些“大师”所虚构的各种超感知觉特异功能也在陆继被人拆穿。他们所说的“预测”特异功能，实际是占卜、算命的代名词。假如相信是“真的”，就与相信算命瞎子一样。
意念致动包括：通过意念可使物体移动位置、药片从瓶中倒出来、可将物体搬来搬去（俗称“搬动术”）、改变物质性质（如“水变油”）、“发外功”给人治病（包括“抓下胆石”、“消除肿瘤”等等）
令我们精神科医生最感气愤的是：像严新、张香玉、沈昌、柯云路等人将人们进入“气功态”后所出现的视幻觉称谓“开天目”、听幻觉称谓“开天耳”、“呐呐自语”的精神运动性自动症状称谓“宇宙语”；说成是经过气功锻炼发展了人体的“特异功能”。还挑选一些未成年儿童少年培训发展这类“特异功能”，从而使这些孩子种下诱发精神分裂症或其它精神疾病的心理根源之一，真是害人非浅！
许多“气功大师”所表演的意念致动特异功能（如自瓶中抖出药片、将水变成油等），有的不过是耍魔术，有的干脆是骗人的谎话。（请参考司马南所著《神功内幕》）。“气功大师”的意念治病主要通过对病人的心理暗示(suggestion)作用，使患者病情好转甚至康复，这也是神汉、巫婆所使用的方法，只限于与心理密切有关的心身疾病、神经症、神经性疼痛与心理性障碍方有一定效果，而对任何器质性躯体疾病都毫无疗效、连灰指甲、脚癣这些小病也不会看好。沈昌甚至串通一位妇女伪装有乳房肿瘤，经其意念、治疗后说缩小或消失了来欺骗群众。魔术师还能对观众坦率地说是玩戏法、是假的，而这些“气功大师”却骗人说是他们运用了“神功”，真是厚颜无耻之尤。神汉、巫婆把这种心理暗示治疗归于请来的“大仙”，而这些“气功大师”则是说由于他们发动了“外气功”，尤其改用了新的伪科学名称后更容易迷惑人引人上当，结果为害更大！
总之，“气功大师”所表演的魔术或意念致动、意念治病都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这样的伪科学又如何能够和真正的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甚至进行“一次新的东方科学革命”？岂非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相信上述特异功能的，例如恩格斯就曾严肃批判过“降神术”一类的西方特异功能。
我们认为现在有些人认定这位科学家所讲的话是“真理”、“无可置疑”，是由于个人崇拜迷信或权威主义思想作怪。这种权威主义思想不仅可为伪科学理论及其活动“开锣鸣道”，削弱了人们的理智辨认能力，还会阻碍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消除权威主义及个人崇拜迷信，也是当前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工作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侧面。
“气功大师”迷惑了部分领导干部与个别科学家，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了“气功大师”们强力支持者或“保护伞”，并利用这些同志在广大人民中间的高度威信，以售其奸，确实很令人遗憾。然则这些同志很可能出于善良的动机，目的是想利用气功特异功能来加强国防建设或者推进“一次新的东方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清末慈禧太后偏信了义和团“大师兄”们具有“刀枪不入、无惧枪炮子弹”特异功能的神话，从而措施失当，导致八国联军入侵、辱国丧权的严重后果。现在有的领导同志如果也听信了“气功大师”们的鬼话，那么这是一种进步或“革命”呢？还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四）少数文人的推波助澜：是推动伪科学猖獗泛滥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假设没有诸葛喜汉写了《超人张宝胜》为其吹捧；没有李培才为张香玉撰写《大自然的魂魄》一书对她神话般赞美；没有尹一之所编写的《21世纪的曙光——沈昌人体科技》一书为其竭力宣传；没有人编写《大气功师出山》一书来介绍那位“横空出世、风靡寰宇”的“一代气功宗师”张宏堡的诸般“神功奇迹”；……我想过去十余年间伪科学活动可能不至于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上有某些领导干部与个别科学家为这些“大师”们撑作后台，下有这些摇笔杆的秀才们“吹喇叭”；上下配合、各地相互呼应，一时搞得神州大地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连中央电视台、若干地方电视台都被这些“大师”们所占领，成了宣传伪科学气功特异功能的阵地。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些推波助澜的秀才中，当推柯云路为“旗手”！他利用自己的才华，汲取了浩繁的文史资料，运用高度写作技巧，在短期内推出一系列“生命科学文化”伪科学编著（约数百万字之多）。由于他文笔精采、颇吸引人，这些书迅速推销于全国各地变成“抢手货”。他又发挥自己的“天才”，创造出许多貌似科学的新名词，为气功特异功能和社会上所有的迷信活动（包括占卜、算命、抽签、扶乩、求神祈祷、神汉巫婆的符咒、符水或其它巫术等等）、以及神鬼、灵魂、精灵、轮迥转世、魔鬼附体等迷信观念，都一一制造出相应的伪科学“理论根据”。如拿前述的那些秀才相比，确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因此人们称柯云路为“中国现代大巫”。他无形中已成为“大师”们的“军师”，在伪科学兴风作浪中，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他的论著流毒之广深、危害之大，也是其他人难能比拟的。所以在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时，柯云路无疑应列为重点中的重点批判对象。在彻底粉碎与清除其伪科学谬论之后，再来清理张宏堡的“麒麟文化”与沈昌的“人体科技”等伪科学谬论就比较容易了。
（五）传媒、报刊及出版机构的导向偏差：也是让伪科学谬论与迷信书籍在社会上大量流传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有关人员可能存在若干不同的心理状态：有的是见利忘义，为迎合部分落后群众、企图从中谋利；有的是疏忽了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有的是辨认能力太差、不分是非、盲目向广大群众推销这类毒草；有的则是“上官意志”的影响，怕不利于己身，从而给这类东西大开绿灯，甚至压制反对伪科学的论著或文章的出版或发表。连中科院何祚庥院士在1988年5月揭露“超人”张宝胜表演特异功能的作弊行为文章也被压下来，迟至1995年才在《中国青年》第6期获得发表。笔者也有类似遭遇，1984年4月我发现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嘘“上海医大神经科教研组报告用气功治疗神经衰弱一千例，痊愈率高达97%！广东某县医院用气功治疗精神分裂200例，痊愈率高达95%！”，如此疗效已超过世界水平！使我十分惊讶，逐去上医神经科去调查了解，并去函广东该县医院。结果上医神经科医生告诉我并无此事；该县医院领导回信也证明纯属虚构。于是笔者撰稿给《健康报》揭露，不料稿件很快被退回（但上医神经科医生的书面说明与广东该医院的领导回信却被扣留）。退稿的理由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经编辑部研究不宜发表”，却只字未提原作者的弄虚作假问题。1996年夏天当我看到《柯云路新疾病学》等系列“生命科学”论著后，发现其谬论百出，并有二个青年读了他的书入迷后诱发了精神分裂症住入本院治疗，感到他害人不浅。出于维护人民精神健康与捍卫精神科学的尊严，笔者即写了二篇文章：[1]《对‘柯云路新疾病学’的评论》；[2]《何来中国大巫——对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的评析》。前者寄给上海一家著名的医学科普杂志，也遭到退稿，就转交给《大众心理学》被提前于1996年3月发表。后者寄给广东《家庭乐》杂志，颇受重视。作为重点科普文章，四期连续于1996年2～5月份发表。在1996年上半年反对伪科学的情况尚未明朗之前，上海《大众心理学》与广州《家庭乐》杂志，敢顶逆流发表笔者的上述文章，使我颇感钦佩！那种允许伪科学论著大量出版发行，却对反对伪科学的文稿进行刁难、扣压的咄咄怪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已联合共同发文（见前述）；今后我国传媒系统、报刊及出版机构就应纠正过去的导向偏差，旗帜鲜明地对所有的伪科学谬论及迷信书刊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对这些害人东西应当限制或阻拦，不记它们继续流传于社会，以避免危害人民心身健康。
（六）卫生部门的管理不力：根据我国的早已公布的开业行医管理法规，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行医看病的。所有行医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与技术，还须通过正式的考核，以免庸医害人，确保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但是在“文革”动乱期间，由于“四人帮”对医药事业的严重破坏，提倡“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就可治病”，将培养医生视为儿戏，为一些不够资格的人随便开业行医打开了绿灯，严重破坏了已有的行医管理制度。这个正规制度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未恢复起来，许多江湖骗子打着“气功大师”、“老军医”、“名医”、“×病专家”的招牌，继续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诈骗人民财产、危害人民健康。像沈昌、张香玉、张宏堡、柯云路等，就根本没有资格作医生。严新虽然学过推拿（一个中级医士），但他却抛开自己的本行去治疗内、外科等重危疾病，也是根本没有资格的。这些人在被吹捧为“气功大师”后，就自认为“无所不行、无病不治”，在未经卫生管理部门的考核、批准前就到处随便行医。对这种“非法行医”行为，不少地方的卫生管理部门却听之任之；这种咄咄怪现象，恐怕在世界各国、地区也属罕见！
因此，这些“气功大师”的伪科学活动在医疗领域特别猖獗，有关卫生部门的管理不力，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
（七）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社会上有不少人喜欢看这类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几乎无例外地描述某人经“异人”指点或获得某种武功“秘籍”后，通过苦练气功而获得超人特异功能，成为“天下无敌手的英雄”。如果把这类新武侠小说视为消闲读物、并不相信，也无可厚非。但确有一部分读者在潜移默化下接受了小说中的荒诞描述；那么，对伪科学气功特异功能自然就会一拍而合了。这类武侠小说经改编拍成连续电视剧后，流传更加广泛。所以笔者感到这类小说与电视剧，对广大群众接受气功特异功能伪科学所起的“触媒”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八）社会群众的片面、错误观点：
许多社会群众坚持一种“眼见为真”的片面错误观点，在目睹了“气功大师”的某种魔术表演、或者相互串通的“治病奇迹”之后，受其蒙敝而不自觉却信以为“真”，从而加入拥护、支持伪科学的队伍，甚至成为他们的热心宣传者。实际上，有时眼见并非是真，例如在观赏魔术师“将有变无”、“将无变有”、“将美女装入箱内用数剑穿刺后仍安然无恙”等等表演时，难道会相信“真有其事”吗？
还有些群众由于知识缺乏而迷信崇拜书本，认为书中所说的都是“真理”，毛主席对这种情况批评为“本本主义”。以柯云路为首的那批秀才们无不擅长舞弄笔墨、虚构各种伪科学谬论；假如因为它们印在精心设计的华丽书刊上就信以为真，就等于“上了贼船”受害不浅了。
有些群众在患了重病或慢性病后，经正规治疗仍无起色，在“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听了亲友的介绍而投向这些“气功大师”。有的病人因恐惧手术或其它可能带风险但是正确的治疗方法而去找“气功大师”看病，结果受骗上当。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医学知识，从而为气功大师的伪科学活动提供机会。
（九）科普工作不足：最后，我们认为国内亿万群众缺乏科学知识、心中长期存留的鬼、神、封建迷信思想，是伪科学猖獗横行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大力普及科学知识，鼓励人们树立信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健康社会风气，才能为肃清一切伪科学与封建迷信打下牢固的基础。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的作用极为重要。领导同志应站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的前线，带领广大群众向科学进军，更快更好地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反对一切违反科学事实与科学原则的各种迷信、荒诞行径与伪科学活动；对打着科学幌子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破坏经济建设、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现象，要坚决揭露；对触犯法律、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者要坚决依法惩处（《刑法》第164、165条）——像处理张香玉、张小玉那样。只要我们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协联合下达文件的精神，必会迎来科学文化繁荣、经济昌盛、国富民强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