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农业学大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使中国农村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农村现代化，曾进行过多次探索，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它引领中国农村十几年，对中国农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做一回顾和总结。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进程
20世纪60至70年代，《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新华月报》等报刊以社论、新闻报道（典型经验介绍、各级政府的号召、会议发言稿）以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美术等多种形式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颂扬。同时出版了多达上百种农业学大寨图书。“文革”前的报道基本上属实，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作的发展。“文革”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心理的影响，报道和图书多缺少理性分析和论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到大寨参观考察后，在政协会上尖锐地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1]从此，大寨的盖子被揭开了，各种报道和舆论又对大寨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进行强烈指责，揭露学大寨对各地农村造成的各种恶果。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对大寨以及1964年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政治定性。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两个时期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农业学大寨时期的社会景象，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偏颇性。因而，这两个时期对大寨的种种报道和出版物都称不上学术研究。
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学界开始反思集体化经济。部分省（市、区）相继整理出版了反映本省（市、区）的农业合作化史料，如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王祝光主编的《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耕今主编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编撰的《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编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编辑委员会编的《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编写委员会编的《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于文贤主编的《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化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等编的《广东农业合作制文件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之，学术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80年代末，学界围绕着《总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进行阐释和研究。李德彬、赵德馨、蒋家俊、柏福临等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涉猎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①特别是赵德馨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了农业学大寨对中国农村产生的影响。90年代初，孙启泰、熊志勇应《40年国是反思丛书》之邀，合著《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2]该书大量地利用了记者报道和调查报告资料，叙述了大寨红旗升起与坠落的全过程，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开山之作。1994年10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委托郭延狄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第一批课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回顾》，并于1995年完成初稿，1997年10月结题。②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大寨这个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绕不开的历史环节给予关注，出版了一些涉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著作。③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还未出版一本系统、全面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专著。与之相反，大寨和陈永贵却为文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各种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品层出不穷。④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
目前，学界围绕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发动原因、大寨典型性、大寨精神的评价及农业学大寨运动总体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
山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向大寨学习的内容不同为界分成两个时期，认为“文革”中的大寨已经由一个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逐步变为一个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3]
对此结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
以孙启泰、熊志勇代表，基本采用《总结》的观点。主张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或“文革”为断线，将运动一分为二，之前的为“学大寨，赶大寨”运动，之后的十几年称之为“农业学大寨”运动。[2][P58]周德中也认为“四清”和“文革”两个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本质性的区别，“四清”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文革”中的大寨则完全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政治化了。[4][P40]这个笼统的认识并无错，只是随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对大寨这一政治典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郑谦认为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明显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而纠“左”和落实政策的内容在“左”的外表中发展起来。[5][P49]张神根也认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扛着大寨红旗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偏差，抓农业政策的落实。”[6][P57]
经济学界以程漱兰为代表，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置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模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分析，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初兴(1964-1970)、高潮(1970-1978)、衰落(1978-1980)三个阶段。[7][P223～224]
事实上，这两种分法都暗含着一个条件，那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农业学大寨，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史学界从运动发展进程本身分析，强调文革时期的大寨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并按其性质的变化分为两个时期。经济学界则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分析，认为毛泽东针对干部侵占农民剩余的问题而提出阶级斗争，并贯穿于文革前后，按照固有体制能量发挥的程度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只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某一方面，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原因
学界认为大寨红旗的升起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是着眼点略有差异。
张湛彬、吴象等从毛泽东构建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原因。张湛彬在《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一文中指出： “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着力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的典型，大寨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这个典型必须继承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又确实改变了贫穷面貌，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8][P4]吴象指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和反修防修的重要性。[9][P14]程漱兰认为大寨典型是集体化体制的理想境界。[7][P223]
晓晋从大寨的崛起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分析，认为大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除了大寨人的主观努力和陈永贵的精明强干等因素之外，中共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对大寨、对陈永贵的大力培养和帮助扶持是大寨红旗升起的另外一个因素”。[10][P44]
孙启泰、熊志勇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与文化意识的角度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衰败的原因。他们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庞大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群体和家庭血缘关系衍化出来的‘忠君’思想，既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土壤，又是运动走向失败的内在因素。”[2][P102]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但均不外乎于内外因分析，这些因素共同促成大寨的崛起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
（三）大寨典型的性质问题
《总结》中认为，“文革”前的大寨是农业生产典型，“文革”后是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界对《总结》的结论颇多异议，共形成以下三种认识：
第一种是为实现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农业典型。程漱兰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借鉴苏联发展经济的模式和经验，走上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其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是农业。因此，这种现代化模式中存在着一个两难命题，即在确保工业对农业外部剥夺的同时，杜绝农业内部的剥夺。解决这两难命题的关键点在于集体农业内部必须有清廉且具奉献精神的革命干部。作者认为陈永贵为代表的好干部是大寨集体经济良好发展的起始动力，大寨以自己合作化——集体化30余年的经济业绩，显示出其发展道路是“既定的规范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模式中，保工富农，国民两利的最好可能。”[7][P229]
第二种是政治典型。所谓政治典型就是指符合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典型。王先俊认为，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大寨模式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农村的具体化。[11][P35]王玉贵也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则是用榜样的力量和正面引导的方式，以确保公社制度的稳定与巩固。”[12][P401]郑以灵也认为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出发点就在于建构乡村理想社会模式。[13][P63]
第三种是生产和政治的典型。杜润生等认为“文革”期间的大寨在遭到“左”的严重干扰的条件下，生产和建设继续发展，是农业生产的典型。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大寨不少方面逐渐被树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被当作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学大寨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4][P732～733]温锐认为大寨以其在五六十年代艰苦创业创造的奇迹支持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三面红旗”胜利的典范。然而自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农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成就，自然就被‘合理’地演绎为‘一大二公’的成果，大寨人身上那感人的奋斗精神也被政治斗争所扭曲，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就成了毛泽东晚年追求‘一大二公’的新载体。”[15][P222～224]周志强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既是将大寨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山区的‘生产典型’，又是将其作为体现人民公社制度优越性的‘政治典型’来塑造的，是现实理想相结合需要的产物，它不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社会均等的理想原则，而且成为击退盛行一时的包产到户主张的有力的现实武器。”[16][P287]
前两种观点是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思想的延续，因而对大寨典型性的认识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二者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多变。第三种观点将大寨置身于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中分析，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四）大寨精神的评价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一次人大会议上将大寨经验提升为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升华。学界对大寨精神给以高度评价。陈彩虹认为大寨精神是融“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为一体，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永存。[17][P318～327]温锐、罗平汉等认为大寨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摆脱贫穷的顽强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学习和继承。[18][P342]陈吉元、陈家骥等将大寨大队在1963年总结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作为大寨精神财富的一部分。[19][P379]晋中地区大寨精神科研组也指出大寨精神曾激励着全国人民为战胜困难而奋发图强，努力改造自然，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握时代脉搏，赋予大寨精神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精神力量。[20][P26～27]
但是，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精神在“文革”中发生了变异。王朝彬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大寨自身的局限性，“文革”开始后，政治家们根据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重新塑造大寨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并通过“全国的农业学大寨使自己的主张变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21][P191]这样，学大寨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背离了大寨精神。
由于大寨精神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双重性，因此，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央决策人物“防修反修”和“阶级斗争”思想意识的强化，其工具属性逐渐背离了内在价值属性，甚至走向其反面。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认识的回归，大寨精神魅力重现。
（五）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
《总结》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认为“文革”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值得肯定。“文革”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它破坏了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山西农村经济路子越走越窄。但同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农业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3][P888]这一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肖伟昌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农业学大寨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对中国政治、经济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该以慎重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22][P89]郑有贵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生产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认为学大寨运动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出现一系列波动，但对于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23][P77]周德中则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性的复杂运动，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主张实事求是地对此做出评价。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三个方面给予肯定。对于运动中搞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等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予以否定。[4][P41]孙启泰、熊志勇指出，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建设时期推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题；但肯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地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在当时严重经济困难条件下尤为重要。[2][P101、39]
还有一些学者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目的和成效是否一致为检验标准，基本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李宗植、赵德馨、孙健、武力等经济史学者指出，“文革”期间，林彪、江青集团在农业战线竭力推行“左”的路线，在全国强制推广大寨“经验”，用“专政办法办农业”，使中国农村经济深陷困境，酿成了严重后果。武力还指出“将大寨精神强行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并且将其做法具体化为全国各地各行业发展的唯一效仿模式，则是片面和机械化的做法，束缚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更被极少数人当作维护政治路线的棍子。”[24][P770]温锐也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客观上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在农村经济变革中追求发展生产、脱贫求富的终极目标。[25][P10]
以程漱兰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发展经济学学者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趋势为出发点，基本肯定农业学大寨运动。她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挥了合作化——集体化体制内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从而使新体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最终实现了新旧体制的转换。[7][P252～253]
上述三种评价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大寨经济发展模式的放大，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大寨作为全国各行业学习的“革命化”典型。学大寨运动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召唤，另一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措施学习，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偏差，甚至是相反的结果。这恐怕是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键所在。
三、“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学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结论进行了修正，但还未能进行对话交流，仍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更广阔的视野选题
首先，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对大寨自身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研究。陈吉元、陈家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一书以一章的内容写大寨村，勾勒了大寨村发展的图像，而未作具体深入的剖析。史莉芳的《大寨发展研究》[26]从宏观上研究了大寨经济的发展历程，未涉及其它方面。孔令贤的《漫话大寨文化》一书则从文化视角审视了大寨文化的内涵，但此书采用散文写法，学术性不强。因而有必要多角度、多侧面地对大寨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其次，学者多从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出发，选取农业学大寨的某个侧面进行研究，尚未能全景式地反映农业学大寨运动。如《当代中国的农业》、《农村人民公社史》等著作集中论述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产生的影响，而未涉及其它方面。事实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已跨出了农业领域，关涉工业、文教、卫生、财贸、司法、公安等行业。因此，加强对各行各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行为研究，触摸多样化的历史表象，更能丰富人们对集体化时代社会的认识。
再次，加强区域研究。中国有着广袤的地域，各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不一，加之政治精英对运动目标、政策、措施的认同度不同，在具体执行运作中往往采取趋利避害的措施，因而各地在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多样性。已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系列丛书及部分省市县出版的农业合作史等著作仅对当地农业大寨运动的状况略作介绍，如简单地将这些内容加减来概括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加强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或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研究，对于呈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全貌是非常有必要的。王玉贵和娄胜华合著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该书选择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苏南农村在建国后的社会变迁，具有典型意义。由于写作角度的原因，该书着重研究了“文革”中苏南社队企业的发展情况。但作者区域研究的意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充分利用和挖掘资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多种史料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形成客观的认识。目前，有关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利用的史料来源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及《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红旗》等报刊的报道。前文提到的部分文献资料由于发行范围有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史料汇编是这场运动主导者的活动记录，报刊的报道是社会舆论的导向，不可避免地残留有权力性“过滤”的特征，因而它们也不都是当时政治社会精英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他们会根据形势和自己形象塑造等多重需要而发表相关的言论。如何鉴别这些文献的真实性，客观反映人物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就显得非常必要。对当事人的采访可以佐证文献资料，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客观的分析。近年来，一些当时驻大寨的新华社、山西日报社的记者以及农业学大寨的亲历者，根据自己对大寨、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的认识及采访记录，出版了一系列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作品。如秦怀录的《扎白毛巾的农民总理——陈永贵》，孔令贤的《大寨沧桑》，冯东书的《文盲宰相——陈永贵》，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等，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对大寨、农业学大寨运动和陈永贵的认识。但是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在利益方面并非完全是一致的。因而仅从政治精英考察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广大民众在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化下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在研读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加强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与精英政治人物的决策相印证，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微观情形形成多元化的认识。
（三）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农业学大寨”是由毛泽东发出号召，由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的一场全国性的、历时最长的一次复杂性的群众运动，涉及的问题跨越若干研究领域和层面。像张化的《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与农业整顿的要求》、郑谦的《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张神根的《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等论文从政策层面、农业发展思路层面进行分析，主要关注历史走向的探讨，揭示农业学大寨必然会被新的农业政策所代替。另像江波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由来》、温晋生的《大寨发展史略》等文章主要采用叙事的方式，介绍了大寨的具体情况。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农业学大寨的地方主导者和参与者的行为与活动，将本来复杂多变的历史本身简单化、概念化、抽象化和碎化。因此，博采众长，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采用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研究，把握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乡村的互动关系，既还原被宏观研究屏蔽的社会真貌，又能从微观研究中揭示整个农村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惟其如此，才能更加客观地、深入地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
注释：
①李德彬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蒋家俊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守林、柏福临、张庆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转引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③部分研究成果见吴志军：《“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概况与评价》，《山西师大学报》2004，4期。笔者经过仔细搜索，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做了论述的大陆著作主要有：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李宗植、张润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孙健主编：《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陈国宝主编《山西省农业合作化史综述卷》（总卷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周志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王玉贵、娄胜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等。港台著作：陈佩华《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香港牛津大学，1996年版；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④主要文学作品参见吴志军：《“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概况与评价》，《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另有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孔令贤：《大寨沧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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