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片段论文,性别论文,旅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3)05-0017-08
由于gender概念在国际女权主义的话语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词汇，因此，它在这个时代女权主义思想的“理论旅行”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来自于爱德华·赛义德1984年发表的同名文章。[1]作为一种比喻象征，赛义德讲述了理论在国际环境中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过程中是如何被借用、挪用、接受和拒绝的。经过20年来的发展，这一比喻已成为分析理论、概念、知识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穿越的一个重要概念。（注：对“理论旅行”概念的分析，请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旅行的概念——gender（社会性别）”；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詹姆斯克利福德：“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载《视界》，第8辑。）在此，我将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和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对gender概念自9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片段作一个大致的分析，探索女权主义的gender概念为什么会在90年代来到中国？它是如何旅行到中国的？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一概念是如何通过翻译、解释被接受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旅行中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说是片段，主要与我的所见所闻有关。近10来，我一直在国外生活，由一个中国妇女研究的“局内人”(insider)逐渐转变为“缺席的局内人”(insider without)。这样一种变化，使我看到与接触到的国内妇女研究的情况只能是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幸好有了互联网的发展，使我得以及时追踪国内各方面的发展，与国内朋友们的交流也成倍地“提速”了。也许，正是这种研究者位置的转换，使我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些新的观察与分析，供国内的同行们参考。这些片段，主要涉及到gender概念在妇联系统的“旅行”，以及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翻译和解释的。至於gender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则需作另外的研究。
一、接轨
Gender概念的中国之行，在某种意义来说比feminism“顺利”得多。虽然80年代gender概念就已见诸国内个别刊物文字，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思其原因，能想到的可能有两点，一是当时与外界的交流有限，而这些有限的信息又局限于高校等学术单位懂英语的极少数人之中。二是国内的妇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从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分离出来是当务之急，而gender理论未成为首选并不足以为奇。（注：对于80年代国外的女权主义理论如何“旅行”到中国的问题，需作专门的研究，在此无法作深入的探讨。）
1993年在天津师大举办的中国妇女和发展讲习班上，这一概念被中华海外妇女研究学会(CSWS)的成员比较集中地介绍过来，并成为讨论的中心之一。自此之后，gender概念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妇女研究的概念与范畴。[2](P25-27)特别是在'95世妇会的推动下，gender概念在中国的旅行如同乘上了直通车，迅速得到官方与民间妇女运动的承认与接纳。这之中，“接轨”成为gender概念顺利旅行到中国的关键一环。这一形像的比喻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中国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当她回到国际社会之时，应该把自己的“轨道”与国际对接。
1991年，中国政府作出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决定，无疑像是一阵春风，一扫80年代末之后的沉闷气氛。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响彻人心，“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表达了这种接轨的急切心情。[3]
在'95世妇会上，一个重要的迹象是gender的观点成为讨论的重点，并被引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中国政府在其建议和《北京宣言》中承诺：“作为政府，我们特此通过和承诺执行以下《行动纲领》，确保在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点”。1996年黄启藻代表妇联在讲话中提出：“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4](P4)同年，陈慕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gender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是从性别的观点来分析妇女问题，它的核心是男女平等。[5]这种解释，表示了一种力图把新引进的概念与既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既不割断与既有理论的联系，又要与国际社会接轨。世妇会结束后，妇联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宣传《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的运动。
问题是，如果gender概念与马克思妇女观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为什么需要gender？对我们来说，它是真正有用还仅仅具有在宣传层面上同国际接轨的需要？带着这些问题，我当时反复读了《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国妇女报》上的一些文章。现在，我以李慧英的“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讨论”[6]一文为例，来看当时大家对gender这一新来的概念有何反响。
李慧英的这篇文章是对在中央党校召集的专题讨论会的报导，与会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全国妇联的领导、妇女研究界的学者、个别政府部委的领导。在讨论中，“性别观点”变为“性别意识”，而性别意识又与性别平等挂了钩。在讨论会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意识？强调的原因如下：(1)在中国缺乏性别意识；(2)男女不平等的现实需要性别意识。大家看到，多年来的“非性化”的传统，形成了性别意识的盲点。例如，当时的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泠举例：当妇联提到妇女教育的问题时，教委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他们从不反对妇女受教育，男女在教育的权利上一向是平等的。但是，康泠指出：没有歧视妇女的条文，并不等于在实践中能够保证男女平等。与会人员意见一致地认为，应该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并且对如何操作也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读了这些东西，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妇联欢迎这种性别观点或性别意识。因为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妇联原有的理论已不能充分地解释实际工作、生活中新出现的这些歧视妇女的问题，一种“失语症”的困扰使她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提出这些问题，又不至于脱离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框架。正在这时，gender概念乘着'95世妇会的东风旅行到中国，它可以帮助妇联解决它的“失语症”。用一位在妇联工作的朋友的话说就是：妇联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
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是：妇联继续把gender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运用它来“翻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性别意识比较顺利地纳入了决策主流。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在90年代中期以后已全面进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唱了主角，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变得日益困难。1998年召开的中国妇女八大上没有把gender写进大会的决议。
当然，另一面的现实是：“性别观点”或“性别意识”仍然被广泛使用着。在妇联系统，特别是在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gender概念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外来的发展项目中对性别视角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个主要的推动力。[7]以云南省妇联系统为例，近年来，在省一级便举办了三次大型的社会性别培训班，省妇联目前参与着近300个妇女与发展项目，其中大都有对性别视角的要求。“社会性别主流化”已成为接受过社会性别培训，或参与过发展项目的地区各级妇联干部的共识和话语。
'95世妇会之后的实践表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不单是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推进世妇会上所承诺的性别平等的政策，而且，促使“国际性”的妇女／性别问题、议题、通过联合国等各种国际机构在中国得以讨论。[8]以接轨的名义，gender概念得以从上面（联合国）、下面(NGO)、西方（北美，西欧）、东方（南韩、日本、印度）等四面八方旅行到中国。于是，如何翻译、解释gender概念，便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二、翻译gender
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大致是“性别”和“社会性别”。对如何翻译gender，就目前所见的争论也不是很多。[9]将英语的gender译成中文的过程，既不像把gender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那样，与本民族语言中原有的类似的词汇互相缠绕；也没有发生像拉美各国妇女运动中由翻译所引起的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对翻译gender作过专门研究的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曾感叹到：我对sex/gender的关系在俄语和中文中的问题还没有个头绪。毕竟那是她十多年前的结论，当时gender概念还未大规模地旅行到前苏联和中国大陆。但是，通过研究，哈拉威已经告诉了人们：sex/gender在英语里产生的作用与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genero,genre,Geschlecht所产生的作用不一样。在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的历史中，语言是鲜活的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老的霸权的语法学家们，包括性学家们，已经失去了对gender和它的扩增的姐妹们的控制。欧洲和北美失去了对其20世纪帝国主义语言命运的控制。那么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般的sex/gender的东西或词汇呢？显然是没有的。[10]在新世纪，哈拉威预言式的结论已越来越变成一种可见的现实。
通过翻译研究近年来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翻译不是一种“中性”的、透明的过程。一个概念翻成什么或不翻成什么，实际上代表了背后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种种含义。因此，翻译在理论旅行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看将gender翻成“性别”或“社会性别”的不同主张及背后的原因。
1.Gender——性别
“性别”是汉语中原有的一个词汇，用它来翻译gender，对中国人来说易于理解和接受。从实际接受的情况来看，用性别来翻译gender也比比皆是。
李小江主张将gender翻成性别，她认为在汉语环境中界定性(sex)和性别(gender)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性是身体的，本原性的；而性别则是一种身份，是由性而生的社会身份。迄今为止，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正视，性别身份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同时并存，客观存在的。”她在回顾了gender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发展变化之后，对“性别”在汉语境中的意义进行了辨析，对“社会性别”的译法提出批评。她认为，“在汉语境中，原本已将社会的‘差异性’形于字面：‘别’这个字，在汉语中有‘不同’，‘不苟同’和‘拒斥’、‘分离’双重含义。涉及到人的‘性’，从来说的是‘男女有别’，既有正视和认同‘性’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也有顺其自然，人为规范性别差异的社会导向作用”。[11](P2-5)因此，她认为，在汉语中，不需要“社会性别”或“自然性别”这种隐含着对立性质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和“性别”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它们既没有混为一谈，也没有被截然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对近年来中国妇女研究中对“性”的忽视，李小江在此文里着重作了讨论。
李小江一贯对西方女权主义持一种警觉态度，强调中国妇女研究自身的理论特点。对翻译gender一词的界定与解释，主要是关注如何在汉语言文化中来界定和解释。而对如何通过这个翻译来传达西方女权主义gender理论中的观点，似乎并不是她所关注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跨民族、跨语言的交流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汉语本身，自20世纪初期，通过翻译、接受外来语言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如何赋予语言以新的意义及创造出新的语汇，则是妇女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再者，性与身体虽是客观存在，但如何对其界定却是千差万别，而女权主义的gender理论正是要重新对其进行研究，作出解释，而不是将其拱手相让。
2.Gender——社会性别
用社会性别来翻译gender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出现的。这是个新造的词，显而易见，想造成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1997年，海外学者王政论证了将gender翻成社会性别的缘由。她认为，社会性别概念是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理论框架，但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制度和一种社会关系来认识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对比当时对gender的翻译，她认为使用的译词不当，例如，“用‘女性意识’来指称gender consciousness表达的是我们自己在文革后形成的观念，而没能转达gender在当代女权主义中的含义。中文的‘性别’二字同样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意义，用‘性别’来指称gender不仅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产生概念的混淆”。[12](P20)为了防止旧瓶装新酒的局面出现，王政主张采用社会性别来翻译gender,主要是因为，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两个词的组合，使人不能想当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会产生一个问号：什么是社会性别？这种提问是了解一个新概念的有利前提。这种翻译的策略，我们似曾相识，例如，俄国莫斯科第一个gender研究所的创建人在翻译gender时也采用过同样的策略。
王政所关注的方面主要在如何将西方的理论、概念完整准确的介绍给中文读者。的确，她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即：将gender一词翻成“女性意识”和“性别”，很难找到盖尔·鲁宾和琼·斯科特对gender界定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性别”似乎变成了分性别观察研究的一种认识。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个“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unfaithful translation)。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者总是要追求一种忠实的翻译(faithful)，通过翻译将某一概念在原文中的意义传达到接受者的语言中去，以便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翻译的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概念从来未能从一种语言准确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司空见惯的概念如：民主，被公认为是个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国际化词汇，而在美国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中对其含义的认识是基本不同的。因为，尽管这个概念是国际化的，但在不同语境里会有不同的用法。[13]因此，如何看待“不忠实的翻译”便成为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14](P1-13)近年来，在女权主义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对此问题的关注。有人提出，我们最好把翻译看成是一种不忠实于原文的挪用过程。[15](P253-272)或许，“不忠实的翻译”问题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另类的选择，代替那种力图寻找一个准确无误的词来翻译某个概念的努力，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分析翻译都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翻译的不是这个‘词’，我们必需要了解和学习的，是用另一种方法来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物”。[16](P70-82)
在我看来，与其要全力以赴地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来翻译gender，不如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gender这个理论概念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被翻译、界定、解释、应用的。在这一过程中，它会产生某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既不会同英语原来的gender概念相同，又区别于接受语言一方原有的类似概念，创新便从这里开始了。
三、解释gender
对gender的解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性别”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区别，“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7]
这是一种比较中性的观点，可以包括社会文化中对性别差异的各种解释。例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一种理解；“男主外，女主内”也是一种主张。正如杜洁提出的一个比喻：社会性别像个酒瓶，可以装各种各样的酒。[18]
2.引用琼·斯科特给gender的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求，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19]
我1999年访谈的一位学者说：“gender…是一种权力结构。除规范种种之外，权力关系就多了，具体在一个家庭有政治法律的问题。权利和权力(right与power)，社会性别就是power，只有有了power才能有right，要想有right，就要争取power”。在这一小段谈话中，power与right被反复强调，由此我又想到gender一词似乎成了女权主义一词的替代。考虑到女权主义在中国旅行的艰难曲折，将gender作为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并不足以为奇。也有一部分妇女研究学者把gender作为女权主义的一部分。
3.李慧英认为，“社会性别意识的思想基础是人的主体性，它将主体意识引入性别范畴，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强调女性主体性，不仅要改变女性对于男性的从属关系，而且要改变女性对于国家的从属关系。”[20](P1)她认为gender在从西方向东方旅行中的变形和扭曲，主要是抽离了人的主体性。在她看来，“性别意识其实从西方过来的时候，隐含的东西是对每个个体的权利和尊严的尊重，强调人是独立的、自由的，隐含着一种平等的思想，相互尊重的东西。...她们接受了从性别视角看男和女有什么差别，但她们不看男女背后有一种权利。这样就和国家的许多东西不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她强调妇女自身的主体性，并涉及到妇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gender理论在西方并不是专门来讨论“个人权利”的理论，但当一个理论旅行时，它的意义多少是会误读的。这是思想与理论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21]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读？
在此，让我们对gender在拉美和中国大陆旅行中的不同境遇稍稍作一下对比。'95世妇会前后，拉美妇女运用对gender的翻译、解释，与天主教会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其目的是争取与拉美妇女有切身利益的各种权利，如：人工流产合法化，承认同性恋，单亲家庭等。而在中国大陆，对gender的翻译、解释则与妇女的主体性、妇女的社会政治权利（如：妇女的贫困化，农村妇女的土地分配权，村民选举中的性别平等，女童教育等等）等方面相关联。对gender概念的不同解释或误读，又进一步证实了，世界上没有单一的gender概念的定义。Gender可以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目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和语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在实践中，在一定的策略的运作中构成各种各样的gender。[22]
四、问题与挑战
在gender概念旅行到中国10年之后，其所到之处引起的变化不能说不少，欲往前行，下面几个问题与挑战则不得不面对。
1.社会性别：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意大利歌剧变成云南花鼓灯
有人提出，社会性别一词让人觉得晦涩难懂，对于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人来说，也许并不十分困难，但对于基层的项目实施者来说，就很难懂。如果后者不能对此词识别和认同，社会性别就很可能变成阳春白雪，而“社会性别与发展便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自弹自赏的‘意大利歌剧’”。[23](P231-262)
问题是：欣赏不了“意大利歌剧”怎么办？
人们自有其变通的办法。在笔者对云南GAD小组对云南省妇联系统社会性别培训所做的调查中发现，在省、州一级的干部中，通过培训学习及参与妇女与发展项目，对社会性别概念普遍持一种接受与欢迎的态度。但当她们与县、乡、村妇联，地方政府及基层群众接触时，社会性别这个词大多变成了“妇女与发展”、“男女平等”等一类人们所熟悉的话语。用她们的话讲：到了村子里，对老百姓就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这一过程，像是把意大利歌剧改编成了云南的花鼓灯。但问题是，如果gender的话语不能使大众所理解、接受与交流，也就会减缓甚至停止这一概念的旅行。
2.与性脱钩的gender——Gender如何成了social gender（社会社会性别）
前不久，笔者接到国内某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做的一份英文的研究计划，其中多处出现social gender两个连在一起的字。我猜想，译者可能不太清楚gender概念的含义，可能知道gender是性别的意思，那么社会性别就自然成了social gender。岂不知，gender本身已经是在指涉与性有关的社会方面的问题。在此，我无意批评翻译者这种画蛇添足式的翻译，但其背后显露出来的问题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gender概念的“发源地”，30多年来，对sex与gender进行着反反复复的讨论，但当它旅行到中国之后，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一些意义。Gender或是变成了sex的代名词，或是成为与sex关系不大的社会关系与制度。
当gender概念在90年代旅行到中国之后，便成为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流行词汇。经常看到的表述是：生物学上的性是不变的，社会性别是变化的。很少有人提问，为什么生物学上的性是不变的呢？生物学上的性、身体又是怎样表述的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回顾当初gender概念到达中国之时，出于对本质主义的警惕，“旅行者”们强调的是gender的社会层面及gender与sex的分离，而忽略了在其“发源地”多年以来对这二者关系的讨论，以及在80年代之后对这个对子的分离与对立的批评与反思。其结果，可能将中国妇女研究中并没有充分讨论的性与gender的关系，性与妇女的个体、主体意识等关系又封存了起来。理论上的这种“跨越式”发展，使gender领域横空出世。由于甩掉了性、身体等“自然”方面，又使诸多的研究领域流失。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性科学留给了医学界和以男性为主的性学；“身体”留给了“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等等。这种将性与gender硬性分离的做法，又会有助于男女两性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由后门进来，而这正是女权主义的gender理论所要反对的。近来，经常看到有男性性学专家呼吁女权主义对性学的研究。直到最近，终于看到妇女研究学者注意到了这个方面的失缺；[24]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在中国割裂了性与社会性别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25]
3.社会性别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Gender概念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端是双方的互相排斥，另一端则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近年来，对立的情绪逐步减弱。人们已经认识到，双方都在推进男女平等。但问题是：既然如此，那么在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主流的妇联系统，为什么还要做社会性别培训？为什么它会受到大多数妇联干部的欢迎？（当我们在访谈这些妇联干部，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的异同时，又似乎很难找到答案）。种种迹象表明，当gender概念旅行到中国之后，缺乏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内的原有的理论的对话与讨论，这是个早晚都要做的功课。可喜的是，近来，已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探讨。[26]
我们看到gender概念旅行的过程也是个“翻译”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对话、协商的过程。令“翻译者”绞尽脑汁的答案，多不是在字典里获得，而是要依靠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实际了解，对两边的政治、文化等知识的掌握来重新创造。权利关系随之而消长，翻译成了政治社会斗争的场所。别忘了重要的一点，参与这一过程的还有众多当地的“读者”。
为什么gender概念在90年代会大规模地旅行到中国？首先是与世界接轨的95世妇会为其进入开了绿灯；同时，日益明显的性别分化则是其内在的需求。众多的国际组织、基金会为其旅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与便利。然而，在与世界接轨的热潮过去之后，或许值得思考一下，我们都与哪个‘国际’、什么样的‘世界’接了轨？有哪些国际世界我们还没有接上轨？除了和外边接轨之外，更得想想如何将这些旅行来的理论概念和当地的社会文化接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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