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国际发射市场的我国航天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航天技术论文,国际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6)06-0067-06
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对我国的航天工业来讲，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领域，因为就我国航天工业的整体实力来看，真正能够有效参与国际航天领域竞争的航天技术，目前说只有在运载器上是具有这个能力的。在90年代初，我国的长征系列运载器曾经占有7％的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份额，但近年来由于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这个市场上的份额出现了很大的滑坡，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其结构特征是什么样？欧美的主导力量在这个市场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对此进行研究，对我国的航天工业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意义十分重大。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航天商业发射市场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规模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厂商已经或有意进入这一领域，尤其是竞争、供求和价格等市场因素的作用逐渐得到强化。但由于航天商业发射市场处于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和公立部门的作用仍然是决定这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与市场因素共同决定了航天商业发射市场的存在模式。
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家和厂商更多地开始关注价格和成本，进而更加关注价格的形成过程。所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能够获得的数据，对商业发射市场进行模型化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更精确的量化的解释方法，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商业航天产业的内在作用机制。
1 市场环境
(1)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 与90年代中期相比，目前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发射能力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达到每年40枚的中等和大型卫星发射。由波音公司、俄罗斯、挪威和乌克兰联合开发的Sea launch计划首次发射实现成功，欧洲的阿丽亚娜5号终于能在1999年第三次试验成功，其有效载荷达到了GTO的6.8吨，是目前商业发射市场上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器，它每年可以提供4-5次中、大型卫星的发射服务。日本计划中的商业发射由于技术等问题前景仍不明朗，但可以说，离提供商业发射为期不远，它可以提供每年4次的商业发射服务。中国长城公司在1996年连续发射失败后已连续45次发射成功，每年也可发射4颗以上的商业卫星。虽然俄罗斯的发射提供者的情况不很清楚，在管理和法规方面尚不能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接轨，但如果能被允许自由进入商业发射市场，其发射能力则可将世界商业发射能力提高近一倍。
尽管商业卫星的需求日渐增长，低地轨道小型通讯卫星的市场正在吸收大量的服务，但据估计，由于多星和双星发射，加之大型和中型卫星的增长幅度不大，而且欧洲和美国尚有未被利用的发射能力，所以商业发射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竞争仍很激烈。
(2)国家厂商 由于在商业发射市场上，发射的提供者是以厂商和国家联合的形式出现的，在做经济学模型化研究时，以国家为单位更为恰当，在此将发射提供者称为国家厂商，以使提供的经济学模型更为合理。
目前，国际商业发射的提供者主要由美国和欧洲占90％的市场份额，中国占有7％，俄罗斯占有其他的3％，潜在的进入者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其中美国的公司主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要提供宇宙神(Atlas)系列运载器和与俄Khrunichev公司联合经营的质子号(Proton)运载器，波音公司主要提供德尔它(Delta)系列运载器，以及少数专业公司提供小型的发射服务。在欧洲主要由阿丽亚娜航天公司提供阿丽亚娜系列运载器，到1997年国际商业发射的60％都是由阿丽亚娜航天公司提供的，只是到了1998年美国提供的商业发射才在当年超过欧洲，并在以后有进一步的小幅上升。
在商业发射市场上，国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商业发射中使用的运载器都是由政府投资研制并且在政府建造的发射场上发射的，而且政府在商业发射市场的形成、保持现价和市场规则、限制进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将在模型中做更深入的讨论。
(3)发射服务的用户 发射服务的用户范围从商业通信公司(如美国休斯公司(Hughs)，GTE康特尔公司)到国际非盈利性的合作机构，如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还包括各国政府及其公共部门。
由于卫星的最终所有者可能自行购买发射服务，也可能购买在轨的卫星而由制造商组织购买发射服务，发射服务的用户会因此有所不同。
2 航天发射市场的成本构成
如果没有政府在研制发射系统和采购发射服务中所起的作用，航天公司就不可能进入重型和大型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一个完整的发射系统其最大的成本构成就是R&D费用及试验新型运载器的成本，这往往需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由于国家研制大中型运载器是为实现国家的航天需求和安全需要，其次才是商业目的，因此通常政府不向航天公司收回这部分成本。此外，商业发射系统的成本中包含数量可观的续生成本主要用于扩大生产能力，更新设备和改进运载器及发射设施，这部分成本可以达到几亿美元。
经济学的分析表明，由于各种发射系统纳入的质量和效率不同，在研制过程中较多的资本投入可以使航天公司节省更多的续生成本而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
3 商业发射市场模型
由于国家和航天公司在航天产业的重要数据方面的较高保密程度，致使对真实和完整的经济数据的获得，商业市场模型的建立成为困难之事。但经济学提供的理论能够使我们通过现有的资料、数据以及对相似产业的考察理论地获得有用的模型。
(1)关于市场类型的考察 前面已提出国家厂商的概念，因为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发射服务的提供者是以厂商与国家联合的形式出现的，到目前为止，美国与欧洲已共同占有了近90％的商业发射市场份额，本文认为现阶段的商业发射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寡头垄断市场，这不仅与国家在商业发射市场的角色一致，而且与产业分析家们以国家为单位分析市场份额的方式是吻合的。
从总体上看，由于来自买方垄断的很弱的影响，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很好地符合卖方垄断这一经济概念，在这种市场中，任何一个国家寡头的活动都会明显地影响到整个商业发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公司以较低的价格比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的产品更多，因此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2)利润最大化 在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国家厂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与厂商的联合在目的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政府的战略与厂商获取最大利润的动机是相容的。在美国，商业发射的经营单位主要是私营公司，而我们在讨论厂商存在的原因时，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私人厂商必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更确切地说就是净值的最大化。尽管商业发射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R&D计划，政府对运载器性能的参数的要求和政府的基础设施，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形成导致厂商销售努力中的非经济考虑。在欧洲，法国宇航的私有化将使阿丽亚娜公司这一目标清晰起来。
(3)有限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 在目前的商业发射市场，任何新出现的低成本运载器，国家厂商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都是有限的，其降低价格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的企图要受到两种市场可能的约束，其一，因为它只能提供有限的低价商业发射服务，仍有大量的商业发射市场需求要由相对高价的发射服务满足。其二，即使价格低到获得全部市场，有限的发射能力也使它根本无法达到所要求的发射率，这使较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成为不可能。
(4)不合谋的两种考虑 现在和过去都不曾有过卖方寡头垄断的通用经济学模型，那是因为卖方寡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不同产生了大不相同的市场存在形式。在卖方寡头垄断的行业中，像欧佩克那样的正式卡特尔中存在着公开的合谋，因而也就形成了卖方寡头的垄断价格。在某些行业中，存在着不完全的合谋，由某一家厂商领导行业的价格。普遍存在的另一种寡头垄断具有非合谋的市场结构，寡头可以进行独立的定价活动。
由于已有资料表明，在卫星商业发射市场上，国家寡头之间基本不存在公开的关于定价或市场份额的约定，而国家寡头之间反而因为竞争规则经常发生公开的纠纷，航天商业发射市场可以认定为不合谋的寡头垄断市场。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两种模型考虑：其一是假设市场是由那样一些竞争者组成，只要有一家厂商降价，它们就竞相削价攀比；而提价时它们都反应迟缓，不完全跟随。这一假定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条单个垄断寡头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另一种考虑是，由于美国和欧洲拥有了卫星商业发射市场90％的市场份额，市场尚处于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信息较为完全，欧美两个国家寡头对市场施加的巨大影响十分明显，考虑到双方政府在形成目前的市场存在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将商业发射市场确定为双寡头垄断市场，从而得到一个双寡头垄断市场模型。以下我们分别提出这两个模型，并以此对商业发射市场做出分析。
(5)模型一 图1表示的是单个的垄断寡头所面临的拗折的需求曲线，这一寡头垄断模型暗含着无合谋价格刚性的假定。
这一模型中，我们从P[，0]假定价格出发，P[，0]恰好是商业发射市场的现行均衡价格，需求曲线dd在P[，0]对应的E点发生拗折，在这一点寡头面对的需求是q[，0]，如果寡头降低价格，其他的寡头也会通过降价来避免丧失各自的市场份额，所以曲线的E点右侧的部分是缺乏弹性的，当某一寡头提高其服务的价格，则其他寡头通常不会尾随，它将丧失其现有的市场份额，因此曲线在E点左侧的部分是较有弹性的。寡头此时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dd，这一曲线意味着在E点两侧产业的总利润都会降低(对应数量q[，0])。
根据图1的拗折的需求曲线，我们从纵轴和曲线的弹性部分引出边际收益曲线MR，发现边际收益曲线MR在E点向横轴引出的垂线处发生断裂，斜率突然发生改变，这与E点两侧需求曲线的弹性(或斜率)的差异相对应。
(6)国家寡头对边际成本波动的反应 图2表明商业发射市场的均衡价格对边际成本曲线在边际收益曲线的断裂处的较小变动不做出反应，当边际成本曲线为MC时，最大利润的产出为q[，0]，现行市场的均衡价格为P[，0]，当新技术等因素造成边际成本曲线下移到MC′或MC″时，最大利润的产出q[，0]和现行市场均衡价格保持不变，利润最大化条件MR=MC保持不变。这一结论与前面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的假定相一致。
在美国和欧洲航天产业中，技术进步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边际成本曲线下降的过程，如果均衡价格和最大利润的产量不对边际收益曲线断裂处的边际成本曲线移动做出反应，则降低的成本将转化为利润。
(7)国家寡头对需求变化的反应 需求的变化不影响寡头垄断价格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图3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当市场需求增加时，图1中需求曲线dd向右移动到图3中曲线d′d′的位置，但E点左右的曲线的需求弹性不变，因而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保持不变，当边际成本曲线MC仍然与边际收益曲线MR在其断裂处相交时，寡头垄断的市场均衡价格将保持在P[，0]，但生产将由q[，0]变为q[，1]，因为在q[，1]处MR=MC。同一条件下，我们可以推得需求下降时，均衡价格将保持不变，生产量将会变小。
(8)模型二 对于寡头垄断市场的均衡价格P[，0]的形成，已有的解释认为，由于经验的历史成本与商业发射的引证价格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因而均衡价格P[，0]与历史上的成本结构一致，也就是说，是商业市场形成之前一次性使用运载器的成本结构决定了P[，0]，但这种观点缺乏逻辑基础，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双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对此加以解释。
根据从不同角度对商业发射市场所做的分析，图4表示的双寡头垄断市场模型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经过一段时期的价格竞争之后，美国和欧洲两个国家寡头共同认识到它们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是分享垄断利润，两个国家寡头使总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为MR=MC时对应的单位时期的产出Q[，e]，对应的垄断均衡价格为P[，e]，在此基础上国家寡头通过将竞争引入非价格领域而有接近对等的市场份额。当市场的后进者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商业发射市场时，美国和欧洲两个国家寡头就会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或先行者制定的市场规则，尽量设置阻止价格竞争的壁垒，以保持双寡头垄断市场的稳定，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和俄罗斯以较低价格进入商业发射市场的种种限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欧国家寡头的这种市场行为正是在保持现价基础上获取最大的利润。可以说，这是一个稳定的双寡头模型，它理论地解释了均衡价格P[，e]的形成过程。
这一模型暗含着一种不公开合谋的，由政府维护的稳定价格体系，在不存在正式的协议的情况下，它所导致的结果与公开合谋的卡特尔所形成的市场均衡近乎相同，而且，实现这种均衡价格的交易成本理论上只等于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少量费用。
根据这一模型，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或其他原因，双寡头的发射服务的边际成本的逐渐下降，使均衡价格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市场需求的增加又会使均衡价格具有上升的趋势，正是这两种力量的消长使商业航天发射的价格下降缓慢，图5的(a)和(b)分别表明了这样两种趋势。由于相似产业的经验证明模型一更适用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随着市场的发展，模型中的价格刚性将会出现一定的松动(价格下降)，所以这一结论与拗折的寡头垄断模型的结论是很相似的。
(9)充分利用已有生产能力的批量生产和生产中的规模经济 在前面提出的假设条件中，我们已经根据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发射公司每年至多提供十几次商业发射服务的现实设定了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因此充分利用已有的能力实现更大批量的生产将带来净收益的增加，图6表示的就是美国的两种一次性运载器随生产批量的增加成本降低的情形。图7则说明了这种成本下降的原因，如果边际成本曲线保持不变，当生产的批量从图7(a)的q[，0]增加到图7(b)的q[，1]时，随着需求曲线从dd移向d′d′，边际收益曲线MR与边际成本曲线MC的交点沿着曲线MC向下移动，从而使某一数量范围内的批量生产具有成本下降的趋势。政府的大量订货有利于这种成本下降的实现，尤其是当来自于商业发射市场的订货不足时，政府订货为商业发射公司节约了大量资本并强化了商业发射公司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
与充分利用固定生产设备和可变资本形成低生产成本的较大批量生产不同，规模经济是依靠增加固定生产设备而带来的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虽然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由于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发射能力以及商业运载器产品寿命周期随市场发展日益缩短等原因，目前的商业发射市场具有很少的规模经济，但未来的商业发射市场可能在技术进步等因素形成的新产品在成本方面的大幅下降的推动和可能的更大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将更多地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发射成本。
4 限量发射对我国航天产业的影响
在商业发射市场的双寡头垄断模型中，我们已经谈到美国和欧洲两个国家寡头为了维护这种双寡头垄断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分享垄断利润，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制造市场进入壁垒，限制中国长城公司的商业发射数量，对我国商业发射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通过图8，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限制商业发射数量造成的限产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当发射数量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中美谈判的结果是，到1994为止，不允许长城公司每年为其国际用户发射的通讯卫星多于3颗，在1994年结束的6年期限内，其发射总数不得多于9颗)，加上政府不多的购买量，其总量在Q′，假如其他条件与美欧相同，则成本远高于美欧，即使因为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低而具有低于美欧商业发射公司的边际成本曲线，生产成本仍可能高于美欧厂商，如果按这一成本生产而由于较低的可靠性以低于国际价格销售，则获利甚微。另一方面，限产严重阻碍了通过获利改进技术和降低边际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渐增加政府的订货，培育国内商业需求是推动我国航天产业发展和提高我国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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