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 东顺区 017000
【中文摘要】：自从公元916年契丹族建立“大辽，”至1125年被女真所灭，辽王朝曾雄踞中国北方二百余年，与北宋，西夏王朝鼎足而立，其地域幅员万里，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契丹文化。近年来在鄂尔多斯境内，首次发现了辽代遗存，为了解和研究北宋西夏，辽分别在鄂尔多斯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相互间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文主要以现有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对两处辽代遗存进行了探讨研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剖析。
【abstract】 : since 916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dan nationality "big liao," in 1125 to be nuzhen, the liao dynasty in northern China has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wit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xixia dynasty legs, the size of its thousands of miles, to create a series of unique qidan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in ordos, first discovered the remains of liao dynasty,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stern xia, liao respectively, in the case of ordos activitie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provided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with other data compares the two remaining liao dynasty in installment, 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problems.
【关键词】：鄂尔多斯 辽代 遗存
【keyword】 : Erdos The Liao Dynasty Remains
一、辽的兴起
契丹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四世纪，他们就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潢河（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一带。他们善于骑马射猎，住在帐篷里，逐寒暑、随水草畜牧[1]，没有一定的住处，到处迁徙。
北魏时，契丹分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八部[2]。他们和北魏通互市，贡献不绝。诸部以马匹和皮毛等与北魏相交换，部落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
由于对外作战的迫切需要，促使契丹各部逐渐走向联合。大约在隋末唐初已经形成部落联盟，“其君长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3]。
六四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在契丹佳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以部落联盟长“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另，赐姓李氏”[4]。
唐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进一步发展起来。唐朝给大贺氏联盟长赐姓名李尽忠。归城州刺史、部落长孙万荣也接受了唐营州都督赵文翙的统辖。后因赵文翙骄横，侵侮契丹，加上岁饥无食，“契丹饥不加账给，视酋长如奴仆”[5]，“尽忠等皆怨望”，于是与归城州刺史孙万荣“即共举兵，杀文翙，盗营州反”[6]。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从此，契丹与唐朝之间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激战。
唐朝和契丹的激战，是契丹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唐朝先后派出许多重要将领，发兵几十万进行镇压，但一再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唐朝末期，契丹社会更迅速地向前发展，阶级分化也加速了，这和古老的氏族部落制度日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契丹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之中，国家产生的条件日趋完备了。
为了消灭旧势力和反对派，军事首长夷离堇阿宝机，用其妻 述律氏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7]。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于九O七年（唐哀帝天祐四年），阿保机经过名义上的“选举”，终于成为契丹新首领，并于九一六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正式废除部落联盟旧制度，在部落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契丹国家——辽朝。
二、契丹族习俗及地域
契丹长期以来过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活，最初他们以刻木为契，随水迁徙，“居毡庐，或为小室，以皮覆上，或相聚而居，或散山谷间”。期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契丹故俗，便于鞍马，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任子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8]。
做为新兴的以草原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契丹王朝，在十一世纪迅速发展，至兴宋（公元1031——1055年）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9]。与当时的宋王朝和西夏王朝呈三足鼎立之势。当时的西夏王朝占据着包括今鄂尔多斯大部在内的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在这一区域内，党项人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西夏文化，西夏政权在这一地区曾经存在了近二百年（公元1038——1227），而党项人“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土境虽小，能以富强[10]，经营此地历时347年（公元881——1227）之久，随着辽势力的发展与强大（辽王朝开疆拓土，占据了黄河以东，以北地区，置西南面招讨司，后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西京以西和黄河以东以北地区尽归西京道管辖）。西夏与辽的关系是，时而贡物称臣，时而挥戈战争。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东部又为宋王朝的势力所及。因此，当时的鄂尔多斯及其以南以东地区，正处于北宋，辽和西夏三种势力和交叉地带。
正是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有黄河和阴山之天险，西有黄河和贺兰山之屏障），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年来，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众多古代遗存中，对辽代遗存发现甚少，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在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鄂尔多斯境内的两处辽代遗存。为我们进一步更加深入了解研究鄂尔多斯古代历史及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契丹族葬俗
契丹人最初并无构筑墓掩埋尸骨的习俗。在汉文化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冲破了自己民族传统习俗。人死后埋葬尸体成为他们遵循的丧葬方式，他们坚信人死后要进入一个更为华贵的极乐世界。对陵寝墓葬“风水”选择尤为重视。一般都选在地处深山川谷，风景秀美，景色宜人，山青水秀的地方。皇帝与契丹大贵族墓在地面上建有陵园和墓园。陵墓前筑有享堂祭殿，有碑碣、经幢和石象生等墓仪。在地下除、“凿石为殿”外，一般皇帝与显贵身份的人都要修筑宠大的墓室，并用砖、石等砌筑。有的还用柏木构造椁室，死者放在尸床（棺床）上，周围搭设有木作小账或在尸床上加有木栏杆，形式“棺床小账葬式”。
辽代契丹人的埋葬一般是讲究风水的。就地理环境和位置多是“择地山阳、背山面水、景色佳美”的地方，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称“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沈括的记载是准确的，资料表明，几十年来的契丹考古发现辽墓都埋葬是在其背靠山岭，左右有小山脊为屏障，前临溪涧，远对山峦的呈椅子圈形的大山东南坡的半山腰间。
金属面具与网络习俗是契丹民族葬俗中最有特色的习俗。也是辽代契丹民族考古的重要标志之一。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略有所记，“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巩，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简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
火葬也是契丹人的丧葬习俗之一。“树葬焚骨”是该民族的游牧畋猎生活的产物，也是继承祖先的遗俗而已。公元916年，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皇家显贵阶层开始推崇埋尸厚葬，而僧侣信徒则盛行火葬俗。
据《新唐书·契丹传》载：“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 ；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这大概是契丹民族最原始时期，人们还处在传说阶段。与契丹民族发展到中国历史的北朝时期，即辽建国一段时间内，契丹人则有筑墓入验之举[11]，并且出现了几种形式墓即：土坑火葬墓，石棺墓和土坑竖穴墓等。
四、遗迹与遗物
鄂尔多斯文物工作者于1987年发掘清理了位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焦家圪卜社境内辽墓。该墓东距黄河约4公里，其南侧为一季节性河流，属黄河水系。墓葬便位于面阳背坡的河岸台地上。
墓葬早年被破坏，墓顶已不存。墓室平面呈六角形，有墓道，但较短，仅1.23米；有尸床，尸床下沿为6个龛，龛内有壁画，均已漫漶不清，并大多已脱落，人骨被扰，侧身，头向西，面向南。随葬品只4件，1件铜带扣，1件铜带銙，1件海贝和1件铁器残片，在残墓添土中曾大量发现带有彩绘的白灰泥片，说明在原墓室中是有壁画的，颜色只有朱、黑两种。
另一墓葬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布日都梁乡布日都梁村境。北距乡政府约5公里，向南约8公里即为伊金霍洛旗境内。墓葬所处地势较为平坦。
墓葬已被严重破坏。墓室平面呈圆形，有墓道、较短，为0.7米；无尸床，砖铺底。墓向南。人骨仅个别肢骨、肋骨和腰椎。随葬一具牛头骨，均被置于墓室西侧。随葬品还有铁马镫1副、鎏金带銙11件、带扣1件、泥质灰陶耀1件。
从焦家圪卜和布日都梁辽墓的形制看，与我国东北等地区所习见的辽墓形制相同，只是其墓道较短，为上述等地所少见。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辽墓的不断发现，学者们根据墓葬的实物资料，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对辽代墓葬的研究不断深入，初步掌握了辽代契丹人的丧葬习俗[12]，以焦家圪卜和布日都梁的辽墓的形制及其少有的随葬品可判定其大体年代，根据上述两处遗存考古资料表明，平面作六角形和八角形圆形的砖室墓，一般为契丹风俗所特有，椭圆形鎏金带銙和方形鎏金銙及铁马镫遗物，则可进一步印证其为辽代中期墓葬，特别在这里指出的是，该墓出土的铁马镫与通辽市科右中旗巴扎拉嘎一号辽墓中所出土的铁马镫形制基本相同。
五、辽墓的分布及分期
辽墓按地域可分为两个区域。北区包括长城两则及长城以北地区；南区包括北京和河北省的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河，以北地区及山西省北部，北部以契丹族墓葬为多，大致分为三期。早期为辽景宗以前，这时以方形墓为主，流行斜坡墓道，常随葬成组的实用马具和兵器，有高鸡冠耳或矮身模梁式的鸡冠壶。壁画多在墓门外侧和耳室等。中期包括圣宗、兴宋两朝（公元983——1055年）约在七十年，这时期的墓葬在汉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渐趋以完善。首先从形制上统一，除中、下层身份的少数人沿用早期的圆形、方形单室墓外，大多数为多角形墓，结构较前期复杂，并开始兴行石、木、砖木的混合结构，室内多有棺库或尸台并以合葬墓为主。
晚期从道宗、天祚帝两朝（公元1005——1125）约70年。大量流行多角形墓，并存方式小墓、圆形墓和少量画像像石墓。多室墓比中期更为普遍的出现，结构更加复杂，本期出现明显汉化迹象。随葬品中马具和兵器基本消失，鸡冠壶也渐次消失，大量流行三彩器和从南方输入的影青瓷器等等。
六、结语
笔者认为，鄂尔多斯出现的辽墓与下述情况有关。
1、由于西夏与辽长期的依附关系，二者之间发生着很多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交往。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西夏王李继迁开始称臣于辽，到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辽和西夏往来频繁。之后关系紧张，到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辽和西夏恢复旧好。天祥与西夏王李顺乾存在甥舅之亲，有世婚关系。史载“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西夏王李顺乾[13]。契丹国先后有三位公主下嫁西夏国王，每一位公主出嫁都将有一批人陪嫁到西夏。比较有名的如夏州（今鄂尔多斯乌审旗统万城）统军萧合达，便是辽国皇室的姻戚，因屡建军功，曾被赐予西夏王国的国姓。当时必有喜牧者愿居鄂尔多斯，因当时鄂尔多斯是西夏主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这些墓葬或许就是一些少量契丹人与党项在鄂尔多斯杂居交往的一个证明。
2、“西夏与辽，以大河（黄河）相隔，无城堡可守。交界处的党项部落原来处于辽朝统治之下，西夏建国后，多叛辽附夏”[14]这些“交界处”的党项人因长期与契丹人朝夕相处，因接受契丹文化的影响而改变其固有的丧葬习俗者应有之。
3、五代十国时，契丹（辽）的势力伸入鄂尔多斯东北部。公元916年，辽占领胜州城（今准旗十二连城），将居民移到河东居住。辽对宋朝作战时，为避免两线作战，一直与西夏保持着友好关系，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辽夏间因争夺鄂尔多斯北部的部众，导致了1004年的辽夏大战，这年，辽兴宗亲自统帅10万骑兵出金肃城（今准格尔旗北），分兵三路进攻西夏，北路军于贺兰山北击败夏兵。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时期，鄂尔多斯大部被西夏占据；东北部的东胜、准格尔旗东北被辽占据，为辽河清军、金肃军属地；准格尔旗南部被宋占据，为宋丰州属地。这些零散的辽墓或许与此有关。
总之，辽代契丹人的墓葬的形式是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了唐、宋墓葬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契丹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契丹族在2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影响，形成了多元一体，独具特色的辽文化，创造了一整套的自成体系的北方契丹民族文化，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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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逸友：《内蒙古辽代契丹人墓葬的形制与分期》[C]、《北方民族文化》[J]1991年增刊:42。
[13] 《辽史》[M]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三。中华书局、1974。
[14]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1。
作者简介：李军平，男，1965年出生，籍贯：鄂尔多斯，大学学历，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毕业于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要研究民族、文物及考古。现任中国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会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内蒙古《实践》、内蒙古《前沿》、内蒙古《草原》、《神州民俗》《岭南考古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论文作者:李军平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22
标签：契丹论文; 鄂尔多斯论文; 西夏论文; 墓葬论文; 辽代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遗存论文; 《文化研究》2015年12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