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内容。它从哲学高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一般规律和动力问题，为人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着的矛盾，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不同的社会中，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都有其特殊的内容和形式。邓小平同志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并制订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
专门就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进行理论阐述的起始于斯大林。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生产工具的发展的状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这一思想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承认这是个普遍原则的话，那么就不难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样会与生产力相矛盾的结论。但是，斯大林以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功方面的特殊性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受普遍规律的制约，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
但是，社会基本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并且顽强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1952年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他批评了雅罗申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观点（其实，雅罗申柯无非是重述1938年斯大林主张的并在以后为人们奉为经典的论断），认为“这是错误的”。斯大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有矛盾，但是，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②另一方面，斯大林虽然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却看错了阻碍在当时所表现的具体内容，认为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即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如还存在集体所有制，商品交换，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还不够全面、彻底等，“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业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③所以，斯大林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把它当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④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经过这种改造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翻身解放而欢迎新制度的热情，从客观上也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某种理想化的倾向，妨碍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深入。另外，由于毛泽东在主观上有不大重视生产力的弱点，也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⑤毛泽东自己也说：“我自己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⑥这个“重大缺点”，不能不对他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生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的局限性在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中没有指明何者更根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更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没有把握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优劣的根本标准。由于毛泽东没有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受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制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矛盾制约的，因而在党的八大已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偏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找错了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把所谓的阶级矛盾、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二十多年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实践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真正解决，而且日益尖锐了，大大延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
1979年3月，在一次重要的理论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但是，“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⑦这表明邓小平同志既肯定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正确的方面，又决心克服其不足的方面，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为实现了三个转换。
(1)在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毛泽东更多的是着眼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着重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则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样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更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确定的。他以农村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此作了说明：“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⑧二是认为以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以其是否能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⑩三是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主义社会最大的政治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因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1)
(2)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的一切矛盾产生、发展的根源，也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集中表现，能否正确抓住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能否正确掌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中心内容及其时代特点，决定能否解决该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晚年把阶级矛盾视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邓小平同志则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条件的现实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2)抓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明确了任何时候都要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其他任何工作都要服务服从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干扰”。(13)所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于后来形成围绕“一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奠基意义。
(3)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社会基本矛盾，除了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还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阶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特点的认识是从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点的普遍性的概括，邓小平同志则注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的剖析。这种特殊性是与社会主义初次由理论付诸实践而根据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一般特征的预测作为原则来建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与社会主义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国家里先行实践相联系的，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剧烈较量的国际条件相联系的。这种特殊性一是表现为“不相适应”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某些部分过时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因上述特殊因素制约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引起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14)“左”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脱离生产力的水平追求理想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脱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内容，强调阶级斗争观念越强越好，政治生活中越“革命”越好。二是表现为由此决定的不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个别制度、个别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既有的经济、政治体制已呈僵化趋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过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个别制度、个别环节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不能停留在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上，而是要打破旧体制的桎梏，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即要进一步认识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5)
三
邓小平同志就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的成果之二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规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本道路、根本目的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面，而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手段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体现的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6)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一是能够使生产力以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7)二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所以“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方面”。(18)三是使上述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制在本质上是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使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产业结构的变动越来越频繁，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科技和重点产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9)；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调控系统和较强的调控能力，就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就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来调控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自己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0)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1)邓小平同志还从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格局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认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2)
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是与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的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是具体民族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国民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等条件而选择的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手段、措施等，如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等。这种选择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措施、形式、方式、手段的选择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有些方面达到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与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国民素质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种是有些方面扭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国民素质，制约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发挥。两者同时还有量的规定性。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肯定前者的同时，主要对后者进行了剖析，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以及许多条件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方面，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其结果一是“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三是脱离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潜力；片面追求高速度，如“1959年搞‘大跃进’，心是好的，想搞得快一点，但违反了客观规律，反倒带来灾难”；(23)四是片面强调计划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4)；五是“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25)，“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26)，没有搞好生产的动力和压力；六是在管理方面“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27)；七是在分配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多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善”。总之，“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8)
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由于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没有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政策，有“左”的错误思想的人，往往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合理性，来论证体现它的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也是合理的，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方法的弊端的改革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把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29)，反对对外开放。有右的错误思想的人，又往往用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的弊端，来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们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失误，“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30)有些人则是“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31)那些真心实意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也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关系上混淆不清，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种种挫折迷惑不解，找不到在新形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政策、方法、手段的科学区分，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我们党反对思想僵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
四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在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手段，即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改革而言，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传统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体制的革命”，“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32)
就开放而言，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也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建设的具体方法、措施、手段区分开来。对外开放除了把我们的经济纳入国际轨道外，是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
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早在1979年11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除在所有制、分配方式根本不同外，在市场经济的运作、管理方式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所以，把市场经济“当作方法，它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34)1985年10月、1990年12月和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分别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对人们突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最集中的体现。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方式，建立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是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商品生产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商品交换自古就有，有交换就有市场，就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存在，只不过这种作用有大小之分，因此，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与哪种社会经济制度不相容的问题，也不存在实行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它在运行过程中要求商品生产者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自然拥有这种自主权，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也可以拥有这种自主权。我们以前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不是因为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运用市场机制，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改变公有制的实现方式而不改变“公有”的性质，如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使企业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就足以使企业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融入市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实践邓小平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手段的过程，历史已证明，我们的实践是成功的，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对此日本学者冈部达味等人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一书中指出：“1978年12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80年代的中国以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三大支柱”，“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所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同时提高了。”(36)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步苏联东欧各国的后尘即会发生类似的变化，只要施加一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也会垮台。但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在中国卓有成效，政治稳定，政局昌明，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苏联东欧的政局动荡和经济危机形成明显的、反差极大的对照。正如意大利《共和国报》所说：“中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同10年前相比，已认不出来了，它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创造了想象不到的奇迹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权力）绝对牢靠，至少在目前尚看不出有何混乱或迷失方向的迹象，事实是这个党并未表现出有危机之症状，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37)美国学者马克布莱彻认为，在社会主义实践遭受挫折的现时代，中国的改革实践，“无论对研究社会主义还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人，中国的实例都大有教益”。(38)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我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属于世界前列时，“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9)
注释：
①③《斯大林选集》（下），第449页，第592页。
②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第374页。
⑤⑩(14)(15)(17)(18)(19)(20)(21)(22)(24)(26)(29)(30)(31)(32)(33)(35)(3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第63页，第237页，第237、113、370页，第137、255页，第255、110-111、364页，第16-17页，第149页，第111页，第311页，第148页，第160页，第375页，第44页，第229页，第138页，第149页、第148-149、373页，第135、225页。
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29页。
⑦⑧⑨(11)(12)(13)(16)(25)(27)(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275-276页，第215页，第149、123、181页，第168页，第213页，第214页，第135页，第140页，第287、292页。
(23)(34)《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49页，同上续编第50页。
(36)(38)转引自《海外邓小平研究》第17、18页，第72页。
(37)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3期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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