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然的先锋性——浅草—沉钟社文学的开拓性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沉钟社论文,浅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浅草—沉钟社生逢狂飙突进、激情洋溢的五四时代，却没有也似乎从未准备跻身于新文学开拓者行列，而是自甘寂寞，固守中间状态，在新文学的浪潮过去后，孤独地漫步沙滩上，静静地拣拾大浪淘沙之后遗留下来的五光十色的贝壳，编织他们低调而富有特色的文学世界。然而，由于他们有意无意地避开时代的潮头，踏踏实实地立足于生活这块坚实的土壤，从人生体验的精微处对新文学的主题和题材作沉潜的体悟与自然的拓展，反而在不经意间发现和表现了时代和人生的某些本质现象，部分作品的题材甚至比后来成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那些极富影响力和时代冲击力的同类作品早出许多年。这些作品虽然为数不多，却可以看作是后来问世的同类作品的一种萌芽状态，为更具有时代精神和深刻内涵的作品的出现作了默默的准备和铺垫，或起到了某种启发与呼唤的作用，因而，客观上形成一定的开拓性，体现出某种不期然而然的先锋性。
一
不追求先锋性，但并不完全拒绝走入先锋的领地，这是浅草—沉钟社文学的基本状态。他们始终坚守着这种中间状态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开拓层面保持着低调而沉潜的态度。而对于人生底蕴的深刻体悟与开掘给予了这些忠实的生活的守望者们以启迪，使得他们偶尔也能够敏锐地把握新思潮蜂拥而至时呈现出的新旧观念的冲撞与融合，以及所建立的新型的人物关系，进而使其思想也染上某种先锋的色泽。
在新思潮蓬蓬勃勃的时候反思其缺陷，在新型的人物关系中把捉新思潮的软肋进而展开深刻的反思，这似乎是只有鲁迅这样的冷峻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才可能抵达的先锋思维，也是鲁迅最重要的文学贡献之一，《伤逝》便承载着这样的文学方法与贡献。然而，文学史料恰恰证明，这样的先锋性浅草—沉钟社的文学家也曾经在不经意间有所抵达，虽然无法抵达鲁迅的深刻，却也显示出相当的敏锐与快捷。体现于具体的作品就是，在《伤逝》(1925)发表前两年，浅草—沉钟社的罗青留便在《浅草》上发表了《新婚者》(1923)。该作品正是从新人物之间建立的新型的人物关系以反诘新思潮这样一个独特的构思，与鲁迅的这一名篇《伤逝》建立了长期以来被文坛忽略的某种历史联系。
《新婚者》是一篇剧作。剧中男女主人公如同涓生和子君一样，经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但他们不知道新的生活其实尚有许多陷阱。男主人公黄元吉是报馆记者，因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而苦闷消沉。女主人公石媛英却沉湎于享乐，终日出入于舞会、影院，家庭经济重任落在收入微薄的男主人公一人身上，于是，入不敷出，债务累累，上演着人生的一出小小的悲剧，高悬在他们客厅的匾额上的题字“胜利的恋爱”也似乎成了一种婉讽。但黄元吉没有像涓生那样冷峻深刻地审视社会、审视人生，他和石媛英两个人的矛盾也只是在日常的、表层的意义上表现出来。至于“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等等深刻的道理，他们也许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或者有所认识但还没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罗青留显然是从中间价值观出发，站在有保留的赞同新式生活的角度，审视新人新生活，写出这样的反思新道德新生活的故事。因此，他没有让男女主人公走到极端去分道扬镳，只是有了隔阂，而且从作者设置的剧情来看，这隔阂也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努力来消弭的。这个作品揭示的社会人生的意义在于男女主人公感受到了自己创立的新生活没有爱情只有痛苦，但还不知根源在哪里，出路在哪里。这就自然地呼唤着更有批判力度的作品的问世，为更具有思想性、批判性的作品的问世作了铺垫。《伤逝》较之于《新婚者》显然思想深刻许多，新人物的命运及其与新思潮的紧张关系也刻画得更丰富，更有力度，但从新的人物及人物关系彰显新思潮的弱点，进而展开深邃的时代反思和现实批判乃至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这样独特的构思路数似乎与后者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根据资料记载，《浅草》出版后每期都赠送给鲁迅，而《新婚者》就登载在第1卷第1期上。鲁迅在散文《一觉》中曾详细记录他接受《浅草》杂志时的情景：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的前身。
既然鲁迅认为《浅草》是那么“丰饶”，并“可惜”它的不再出版，可以推测，他是认真读了作品的， 《浅草》上的作品如果给鲁迅以某种启示，或者激发鲁迅的某种创作灵感，也应不无可能。
《新婚者》虽不及《伤逝》揭示得那么深刻，但作者较早地捕捉到这一比较新颖比较独特的主题确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当时许多青年面临的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自由恋爱、结婚以后，应如何继续往前走的问题，是对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新的爱情观、人生观的表现与反思，这样的主题与题材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当然，罗青留不是鲁迅式的社会批判家，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甚至比鲁迅更早地以如炬的目光看出新的婚姻恋爱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但他从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的“中间状态”原则出发，在解析青年人的婚姻爱情现象时，就有可能对任何绝对的爱情自由和婚姻方式有所保留，从而既与时潮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与鲁迅式的深刻的批判殊途同归，在某种意义上包孕着一定的先锋性。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题材独特、描写方法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篇，这些名篇的独特题材和表现方法曾被视为是一些单薄而孤寂的存在，反映的社会人生现象似乎也只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鲜有类同者。殊不知在浅草—沉钟社颇具特色的文学园地里，早就出现了与后来一些文学名篇相似的题材与表现手法。但由于他们一贯低调而沉潜的行事方式，其开拓性和先锋性则被长期尘封在如烟的文学史料之中。
在新文学建设中，郭沫若的作品，包括他那笔法独特、取材和刻画人物情感极富个性的小说，常常被视为一个炫异的亮点。其实，进入浅草一沉钟社的文学世界以后会发现，他的某些独创曾被浅草—沉钟社占了先机。他的《喀尔美萝姑娘》（1925年）写一位大学生痴迷小店里卖甜食的姑娘，因而频频去那里买她的甜食，借此欣赏她的美的眼睛和睫毛。他还追踪她的足迹，同情她的遭遇，并幻想着与她的恋情。最后，不知何故，小店搬迁了。人去楼空，唯有主人公独自的怅惘。这是郭沫若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之一，其取材的独特性与爱情心理描写常常为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作品的取材与浅草—沉钟社作者查士骥的小说《浅笑》(1924)极为相似。《浅笑》写一个大学生迷恋杂货店女主人的“浅笑”，便经常找借口去那店里买一些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课的时候，也只想着“今天我可以去买些什么？洋蜜，牙粉都买过了，好了，去买瓶小号的花露水罢”。当女主人几天没出现时，他就焦虑不安。他的行为终于有些惹恼了店里的男主人，不久，这家店门口挂上了“招租”的牌子。这也是一段无望的“单恋”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发表在浅草社的刊物《文艺周刊》上，比《喀尔美萝姑娘》早问世近一年。两个作品中青年学生对于异性的向往，见面时的紧张胆怯、未见时的失望沮丧焦虑等情绪，都刻画得十分逼真、生动，甚至情节发展也大体相似，《浅笑》完全可以看作《喀尔美萝姑娘》的姊妹篇。两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前者情节线索比较简单，思想情感的表达比较含蓄内敛，一如既往地显示出不急不随的“中间状态”的审美特色，而后者在与店主人恋情的线索之外还有一条与自己妻子的感情线索，表达也比较热烈夸张，表现出“热就热如火”的极端的情形。
当然，并不能就此认为《浅笑》与《喀尔美萝姑娘》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郭沫若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取材方面受过《浅笑》的影响，虽然当时浅草社的活动地点分处北京、上海两地，《浅草》季刊交由上海代印，《文艺旬刊》和《文艺周刊》也附于上海《民国日报》发行，郭沫若这段时间又正在日本与上海两地之间活动，完全有可能接触过浅草社的这几个刊物。但是，即便是郭沫若体验的这类情境与查士骥捕捉的生活素材正相吻合，也必须承认浅草社在独特、另类的选材以及细腻的爱情心理描写方面的这种不期然的先锋性。
浅草—沉钟社文学所蕴含的这种默默的不期然的先锋性在林如稷的作品中有更多体现。被人们普遍忽略的文学史资料表明，他们的这种不期然的先锋性有时呈现出的是早出现十年甚至更早的优势。
以妻子去抵债（或称“典妻”）这样的事情，通过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给人们造成了如此普遍的印象，似乎这只是封建时代浙东一带的陋习。其实四川人林如稷在浙东以外的人生中也捕捉到了类似的题材，并且比柔石同题材的《为奴隶的母亲》早十年创作出《伊的母亲》（1920年）。《伊的母亲》全篇总共600多字，写一个贫苦的母亲“为了一年的租钱”被迫典当给地主当“七房的太太”的辛酸故事。作为新文学早期的作品，林如稷对社会人生的这一独特的艺术发现是十分宝贵的。之后，他没有放弃对这类题材的继续探索，三年后又以“徐丹歌”为笔名在《浅草》第4期发表了《慈母》。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穷苦的“母亲”，她为了糊口在富人家帮佣，侍候着这家的大人和孩子，却无力照顾自己生病的痴儿。可以说，“慈母”与“伊的母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伊的母亲》写的“抵债”是“母亲”早年的悲惨遭遇，《慈母》勾勒的是“母亲”中年时期的生活状况。把这两个作品衔接起来，则展示了一个贫苦母亲完整而不幸的人生。由于作品的素材缘自生活，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时隔七年之后，柔石呼应了这一题材，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奴隶的母亲》(1930)。《为奴隶的母亲》与上述作品虽然内容上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取材与《伊的母亲》十分相似，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情节简约，采用白描的手法，寥寥数语，勾勒出故事的大致轮廓，后者采用铺陈的手法叙述故事，情节线索比较复杂；前者人物形象比较单薄，后者对人物的刻画比较丰满和生动；前者语言直白平实，后者语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因此，在新文学发展的序列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伊的母亲》视为《为奴隶的母亲》的雏型。
《伊的母亲》和《慈母》不仅在题材的特殊性上与《为奴隶的母亲》建立了联系，而且在痛苦的情感表现方面也与后者一脉相通。作品落笔在一个佣妇撇开自己的亲骨肉，强颜欢笑侍候着富家儿女，经历着亲情分离的煎熬，忍受着巨大的人生尴尬与侮辱，这样的情感表现可以说至少是在客观上为柔石的创作做了历史的铺垫。《为奴隶的母亲》无疑具有厚实的生活基础，这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集中提炼以后的结晶。它让一个软弱的女人遭受着被“典”和被迫“回家”的双重打击，同时将一个慈爱的母亲置于两度骨肉分离的痛苦深渊，对人性的表现更有力度，也更能打动人。加之作者将这种人生的悲剧放在贫富两个阶层之间进行揭示，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思想和社会批判的意义。因此，《为奴隶的母亲》得到了文坛长期的喝彩。虽然《伊的母亲》、《慈母》这些较早问世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但的确已经蕴含着后来问世的经典作品所具有的 “先锋”因素在其中，对后来同类作品的问世有着启迪和催生的作用，呼唤着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的作品的诞生，它的价值在其后的作品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家们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阶级论观念，当然也没有把文学的目光投注到这一方面来。但浅草—沉钟社从人生的底蕴中很自然地关注贫富阶层的人生对比，有些作品就能不期然地成为阶级题材的先驱。林如稷的《伊的母亲》、《慈母》关注贫富两个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主要还是缘自生活，深厚的生活底蕴馈赠给他们以创作素材。他于同一年发表在《浅草》上的《婴孩》(1922)也落笔于贫富两个阶层的差异，用对比的手法描写贫富悬殊家庭孩子的不同命运。两个婴孩——富家子与穷孩子，他们的命运在其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确定了。有钱人家的太太临产时，有汽车接了医生登门迎接新的生命，穷人家的孩子一出生便被裹在襁褓之中抛弃在巷口。两个婴儿的不同命运激发了他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一素材也很可能来自作者在生活中所耳闻目睹的现象。也许其他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类似的事情会擦肩而过，不一定拿来写入作品，林如稷却能够将捕捉到的这一现象诉诸笔端，客观上显示出作者朦胧的阶级意识。近十年后，冰心的小说《分》（1931年）表现了同样的题材，以鲜明的阶级意识告别了作家原来信奉的爱的哲学，成为冰心前后期创作的分水岭。作品以在同一个产房出生的两个孩子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刚来临的新的世界，各各形成明显的对比。一个家境优越，产妇住的是单独的房间，许多亲友来探望，送礼物，孩子被温暖幸福的氛围包裹着；一个出生在贫寒的家庭，产妇住的集体房间，生下来两天还没见过当屠户的爸爸，更没亲友来探望。两个孩子一落地就被“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从此具有了不同的人生。如果说有了阶级意识的作家写这样的“分”还比较自然，浅草—沉钟社作家在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之际就写出了题材类似的《婴孩》，将不公平的甚至是罪恶的“分”强加给无辜且无任何选择能力的婴孩身上，这样发现人生的节点，这样展示世事的悲剧，实属难能可贵。即便不坐实冰心卓有影响的《分》对早其十年问世的《婴孩》的借鉴关系，也无法否认《婴孩》相对于《分》在题材和作品构思方面特有的不期然而然的先锋性。
三
对于五四时代异常坦诚的一代文学家而言，通过文学观念的表述分析他们的文学状态往往是行得通的。浅草—沉钟社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团体相比，其文学观念的表述显得少有的低调和审慎，这是这派文人甘愿坚守于中间状态的直接表达。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表现出来的引领时潮的意气自不必说，便是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太阳社这些社团的名称，也足以令人联想到先锋性运作的风范。沉钟社的名称虽也与先锋性色彩有关，但他们低调而审慎的文学主张却多呈现出中间色彩，而消歇了引领文学潮头的书生意气。然而，他们仍然有融入时代先锋的本质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因他们放弃了引领先锋潮头的角色就被淹没，相反，由于他们能中间性地、温和地接纳各种新潮文艺观，他们的文学观念反而显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先锋性。
浅草—沉钟社一贯不张扬先锋性和现代性，这是这派文人构筑文学世界的独特品质。当新文坛上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时，他们声称不“高谈文学上的任何主义”①，不标榜任何主义。他们所接受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文学家、哲学家的作品，兼具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化思潮，绝无偏废，显示出相当大的包容性。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讲究什么主义，而不过是要防止偏重于一种主义的“谬误”；他们希望文学上的“各种主义”竞相萌芽，茁壮成长，而不愿意用某一种“主义”来“统一”新文坛。因此，在诉诸创作实践时，他们虽然由早期的浪漫主义逐渐趋向现实主义，由表现青年人理想的幻灭、浪漫的情怀进而表现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却也从不绝对排斥某一种现代主义或先锋文学。他们在不经意之中吸纳并偶尔运用到作品中的某些先锋性的表现方法甚至堪称现代派的先驱，从而表现出不期然的、同时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先锋性与开拓性。其结果便是，不以任何一个主义为标尺的浅草—沉钟社却比任何新文学家都更早地吸纳了现代主义艺术，其艺术表现手法也获得了一定的先锋的因素与特性。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较早在文学创作中引进现代主义手法的是李金发、王独清和鲁迅。其实，李金发第一部诗集《微雨》是1925年才问世的；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作为创造社的丛书之一，于1927年才出版；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比较集中地吸取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但也是1924年以后的事情。陶晶孙、白采、王以仁等运用现代派技巧的小说也大都创作于1924年前后。而浅草—沉钟社的《浅草》于1923年3月创刊，其中有些写于1921年的作品，就已经开始吸取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如林如稷的《狂奔》（1921年）中“狂奔的小鸟”这一意象的设置和“灰色的坟墓”等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冯至的散文诗《交织》（1923年）则采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时空的颠倒，人和事的交错，思绪的杂沓而至，将江南织女们恬适美好的生活，十年前母亲温暖的怀抱，记忆中的事情，心灵里的怀想以及现实的感受，都“交织”在一起，达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林如稷的小说《流霰》（1923年）中亦维对于题名为“Temptation｛诱惑｝”的“在一片幽荒的山谷之上，一位姑娘拥抱着一幅骷髅在跳舞”的唯美主义艺术的赏玩，陈炜谟《狼筅将军》（1925年）中主人公将一家人都封为军官的荒诞主义手法，以及发表于1924年3月和4月《文艺旬刊》的顾随的散文诗《蛇之草原》、《头的照片》、《街上》，王维克的《狂狗——欲望的象征》等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等，都明显折射出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影响。
由此看来，浅草—沉钟社至少可以说是把现代派引入新文坛创作中的先驱者之一。但浅草—沉钟社对于现代主义的接受有他们的原则。他们不会对某一种艺术手法一味地模仿、全盘地接受，而是经过了自己的改造，取其所需作出一定的选择。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磨掉了现代派中最为先锋最为灰冷的东西，表现的内容都深深扎根在自己的生活土壤里。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让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与自己本土的文化结合起来，显示出非常包容的姿态：“凡各国家，各民族，所有的著名文学作品，只要是合于我们现在的要求，我们都尽量的介绍”，而且“必加以有眼光的适宜的选择”；在文字方面，“总力求避免晦涩与不达意的弊病”。②这都源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全面的真切的客观的认识：“两种文化的调和，只能互为影响，若必甲强为乙，乙强为甲，仍为不行。并且两者只能以精粹相渗溶，绝不能整个如吞果核而反生哽噎之患。”③所以，从浅草—沉钟社的一些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可以窥见某些现代派的踪影，一些印痕，但很少西方现代派作品常常具有的那种晦涩、令人难解的玄虚的东西。这也符合他们在审美认知和文学倾向上的“中间状态”，体现了他们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
此外，浅草—沉钟社虽然较早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却并没有像李金发、王独清那样，捡到一种新的东西便无所不用，推向极端，以至于让人关注，让自己处于时代的热点中。他们吸取新的艺术手法并不如获至宝无所不用，而是如同拿起自己家里的某一日常工具一样，随便用用，然后便搁置一边。他们在一部分作品中吸取了现代派的先锋手法，也仅限于这一部分作品，更多的大量的作品丝毫没有现代派的痕迹，而是越来越趋于“质实”，因而他们原本具有的那部分先锋性、开拓性和锐气，就被不温不火的中间状态所冲淡或淹没了。历史就是这样成就了浅草—沉钟社的先锋性：他们不以先锋的引领自诩，同时也磨蚀掉了先锋派文人的偏激甚至狭隘，而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拥抱所有先进的、正面的文学观念，这使得他们在文学手法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反而体现出先锋的厚度与实力。又由于他们从不固守于先锋派文学之一端，其作品也就避免了先锋派文学常有的极端化缺陷，其先锋派表现得相当自然而真朴。
五四新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社会批判性和开拓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题材和主题切中了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者艺术手法具有先锋性，因而具有经典性。多年来，现代文学史反复言说这些经典，而长期忽略那些似乎不具有先锋性和开拓性的作品。浅草—沉钟社的《新婚者》、《浅笑》、《伊的母亲》以及他们的一些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作品被挖掘、被重新认知之后，人们看到，那些原本默默存在于先锋性和开拓性作品行列之外，甚至被浩瀚的文学史的烟尘长久湮没的作品，其实很有可能对后来的名作名篇及其所具有的先锋性、开拓性作了有益的启示或决定性的铺垫，显示出一种既不被普遍关注、甚至作者自己也可能不十分了然的不期然的先锋性；同时，也表明新文坛上某些独特的题材以及主题的开掘并不单薄，它们不只是一些孤寂的存在，从而加强了某些不易引起注意的题材的分量；甚至对于先锋派的艺术手法的吸纳也不只是某几个时代弄潮儿的专利，因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为后来者对于文学史的把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注释：
①《浅草》第1期《编辑缀话》。
②李开先：《今年的浅草社》，《文艺旬刊》第18期。
③林如稷：《碎感》，《文艺旬刊》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