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处理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角色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2-0038-05
关于中国在处理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过去受一些当事人回忆录的影响，普遍认为毛泽东亲自出面表示反对是赫鲁晓夫放弃武装干涉波兰的主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甚至有些国外学者包括波兰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最新的文献资料显示，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笔者将根据最近几年公开的文献资料，重新对波兰事件的发展和处理过程做仔细的梳理，从而让世人清晰地认识中国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战后期，苏联帮助波兰复国，并支持亲苏的政治力量执掌了政权。1947年冷战开始后，苏联加强了对波兰的控制，波兰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因坚持走“波兰道路”而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于1948年9月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951年8月被捕并被开除党籍。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苏联新的领导集体开始尝试对斯大林体制进行调整与改革。苏联国内出现的改革，很快在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引起回响。195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决议。同时，对40年代末的一批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理，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近3万人陆续获得自由。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尤其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被西方国家披露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强烈震动，波兰社会要求改革斯大林体制和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在此时，波兰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在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因肺炎和心肌梗塞突然去世，这加剧了波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在苏共中央的“建议”下，奥哈布出任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作为党内两派力量的妥协。但奥哈布上台后，公开承认党和政府在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并宣布大赦，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还罢免了党内顽固捍卫斯大林模式的领导人，这使得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得势。
1956年6月28日，波兰爆发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赋税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①。波兹南事件起初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7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全会重新评价了波兹南事件的性质，认为波兹南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对工人不关心造成的，而阶级敌人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全会还正式为哥穆尔卡等人恢复了党籍。七中全会后，波兰党内外要求改革和排除苏联影响的情绪进一步高涨。10月17日波兰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新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把保守派和亲苏派全部排除在外，这一决定特别针对的是拥有苏联国籍的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被波兰人当作苏联“管理”波兰的象征。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称波兰正在走上反苏的道路。
苏共中央主席团接到华沙密报后，对波兰党正在发生的变化极为担忧。因为波兰对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存在极为重要，波兰一旦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将切断苏联与东德的联系。10月18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派遣由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二是向各兄弟党中央通报此事。会议结束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干涉的准备②。
10月18日晚，波诺马连科通知波兰领导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将于19日清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波兰党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但均遭到拒绝。19日早上7时，苏联代表团乘坐飞机抵达华沙，波兰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在机场，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随后，苏联代表团被送到下榻的贝凡德尔宫，苏波双方在此继续会谈。赫鲁晓夫对罗科索夫斯基没能进入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表示极为不悦，并威胁说：“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积极干预。”哥穆尔卡则针锋相对：“我可以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抱怨，但是如果要在武力威胁下做出决策，我不干。”③
在波兰领导人的坚持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党中央全会如期举行。19日上午10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首先通过了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4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然后在奥哈布的建议下休会，以便苏波两党继续举行会谈。会谈正在进行时，波兰领导人得到驻波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推进的报告。哥穆尔卡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赫鲁晓夫则谎称是早已计划中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演习。会谈进行到晚上时，关于苏军和罗科索夫斯基指挥下的一部分波军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仍不断传到贝凡德尔宫。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军立即停止前进，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领导人尽快做出决定。
此时，面临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条情报。一是，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二是，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波兰军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在波兰领导人坚决抵制和苏军行动陷入被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好表示退让，命令苏军暂时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会谈恢复后，哥穆尔卡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苏联对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④ 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最终相信和接受了波兰的保证，同时放弃对波兰党中央人事变动的干预。双方还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20日清晨，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
当19日苏波两党正在贝凡德尔宫唇枪剑战、两国军队在华沙城外剑拔弩张时，北京还显得很平静，因为此时中共并没有得到苏联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消息。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通报。苏共在通报中称波兰“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⑤ 在通报中，苏共着重强调了派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提苏联已经出动军队，准备武装干涉。至于中共何时了解到波兰事件的详细经过，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能够证实的是，10月21日前中共中央并没有对波兰事件进行过讨论，也没有表明过态度，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20日，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局势仍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20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但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而且他们已经意识到波诺马连科大使在评估波兰局势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⑥，夸大了波兰局势的严重性。
21日苏共中央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主席团多数人的赞同。可见此时，苏联对波兰放弃武装干涉的政策已经基本确定。会议还决定于23日召开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参加的协调会议，并通过了给各国党中央的邀请信⑦。
与此同时，波党八中全会在21日闭幕当天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则未被选入新一届政治局。八中全会确定了波党新的政治路线，实现了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折。
22日，赫鲁晓夫签发了苏共中央致波兰党中央的信，同意召回波兰安全部门中的苏联顾问和军队中的苏联军官。虽然波兰十月事件基本告一段落，但苏波关系还有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处理，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动荡局势需要尽快加以稳定，中国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目前能够查阅到的国内可靠文献资料，笔者认为中共第一次对波兰十月事件进行讨论是在接到苏共的邀请信后，于21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对外国通讯社有关波兰事件报道的介绍后，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表明中共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会后，毛泽东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中共中央的决定告诉他⑧。但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决定放弃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所以苏共中央的决策并不是在中共态度的影响下做出的。
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于23日0时40分结束。23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陪同下，再次约见尤金。毛泽东对尤金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方法，一种是硬的方法。所谓硬的方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⑨。
与尤金的谈话结束后，约3时，毛泽东再次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波兰问题。会议决定，应苏共中央的邀请，派遣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苏波两党的会谈⑩。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单独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代表团下榻的别墅，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共能够表态支持他。谈话中间，赫鲁晓夫对苏共处理波兰事件的方式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并表示苏共已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考虑到苏共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已与中共大体一致，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24日上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在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指21日后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着重批评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对兄弟党关系中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倾向，同时强调要维护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1)。
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再次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为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去留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波兰的工作(12)。刘少奇在请示北京后同意了。但波方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压，所以委婉拒绝了中国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让波兰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紧急约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共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另外，毛泽东还表示对波兰要求苏联从其领土撤军的主张感到担忧。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11月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其领土撤军(13)。
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谈话中间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方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后来刘少奇建议苏方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平等的。谈话一直持续到30日凌晨两点，苏方最终同意了中方的意见，表示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14)。
30日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宣言》，并于当晚向外界广播。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犯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原则，声明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宣言表示要根据互不侵犯内政、相互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与合作(15)。
结束语
赫鲁晓夫决定放弃对波兰的武装干涉的主要原因，一是，哥穆尔卡等改革派领导人对苏联的干涉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二是，哥穆尔卡的一再澄清、保证使得赫鲁晓夫逐渐意识到哥穆尔卡并没有脱离苏联的意图。在苏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向苏方表明任何态度，更谈不上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但在调解苏波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间平等关系、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面，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中国的建议和推动下，苏联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宣言》。在宣言中，苏联公开承认了错误，进一步重申和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对改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具有一定意义。波兰事件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一度有所收敛。正因为如此，笔者非常赞同沈志华的观点：波匈事件后，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中国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得到显著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16)。
注释：
①(13)(16)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274～275、297页。
②⑤⑥⑦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26～27、41～42、43～48页。
③(15)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3页。
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⑧⑩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⑨(11)(12)(14)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223～228、229、229～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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