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恩格斯命题”的探索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列宁论文,命题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6-0017-05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但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提出过非常重要的思想。1891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恩格斯命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何防止人民群众自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成为新的官僚主义者。恩格斯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对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可以随时撤换”；“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1]12～13 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列宁全文摘录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而且加了批注，认为这是两个“正确的”方法[2]190。根据“恩格斯命题”，列宁还亲自起草了《罢免权法令草案》。但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认为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俄国社会，因此，只能“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3]217。在间接民主的背景下，如何根除无产阶级政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杜绝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级领导由“公仆”变为“主人”，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三年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人民群众普遍享有的直接选举权和罢免权被俄共的命令制、委任制所代替，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干部的任免掌控了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对此，列宁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4]27。这种“寡头政治”把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而在书记处内，总书记的地位至高无上。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官僚作风形成共振，使得官僚主义在新生的苏维埃死灰复燃。在俄共十大报告中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5]26所以列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有经济结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6]300国内战争胜利以后，官僚主义作风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进一步蔓延，特别是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它已经相当严重，对此，列宁非常痛心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7]14。遍及党内外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文山会海、脱离群众等。1918年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共有18个人民委员会(部)，到了1922年增加到120多个，按照列宁的说法，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有16个，“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8]387。 对于这些“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列宁十分气愤。他多次强调：“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话!”[9]79在审阅《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提纲过程中，列宁对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泛泛之谈。空话连篇。……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7]44～45。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作风应该是崇尚实际，“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10]330。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指出：“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11]309。 脱离群众既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也是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国内战争的胜利遮蔽了诸多社会矛盾，布尔什维克党变得沾沾自喜，陶醉于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甚至不顾广大农民的利益，寄希望于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领导战争的方法领导俄国的经济建设，结果，“到了1921年……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11]719。危机首先出现在农村，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一场特大的饥荒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在这种绝望的情绪影响下，全俄33个省相继爆发了农民暴动。在城市，全国11条铁路停运，很多城市工人罢工，钢铁、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发动武装叛乱。出现在1921年的俄国危机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在于官僚主义作风，在于党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11]446。于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采取了“退却”的战略，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俄国社会开始转危为机。 由于执政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苏维埃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全面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领导全党与各种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探索“恩格斯命题”。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彻底铲除官僚主义的“毒瘤”？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一个过程。 在十月革命前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列宁把“直接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理想目标，认为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实现全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这是杜绝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措施。因此，列宁希望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再造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这种直接民主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3]217应该看到，列宁当时之所以十分主张直接民主，这与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当家做主，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3]606。 不久列宁感到，管理国家实在不易，直接民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战争爆发、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列宁主张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根据国家实际状况推行间接民主。“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3]770随着时间的推移，间接民主的弊端逐渐显露，这就是这种体制一旦与沙俄的官僚主义文化土壤相结合，容易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所以，列宁指出：“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1]626。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深受人民爱戴，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深深感动了无数老百姓。在当时大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但是1921年以后，列宁认为官僚主义已经在国家机关内部滋生，对此，他感到十分痛心：“我从心底里憎恨它。并不是恨个别的官僚，可能他是个有能力的人。我是恨那制度。它使人从上到下麻痹和腐化起来”[12]10。由于官僚主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并将最终断送社会主义的事业，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列宁的高度重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于“恩格斯命题”的思索，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条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与反对官僚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从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1921年以后随着列宁对俄国国情的不断认识，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于小农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即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型民主道路。 列宁认为运用法律武器是根除官僚主义顽疾的重要途径：“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8]362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发了《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等一系列文件和法令。列宁对这些文件和法令都非常重视，在他的提议下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了《惩治受贿的法令草案》，对于“受贿罪者，应判处不少于5年的徒刑，服刑期间强迫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13]227。 自从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后，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德斯鸠曾经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14]154在苏维埃俄国滥用权力也成为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表现，所以在列宁看来，对权力的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举措。监督是建立在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报刊“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15]136。 党内监督无疑也是遏制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部、中央控告检举局、工农检察院，俄共(布)十大、十一大相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目的》等决议，对党内监督的任务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党内监督有法可依。十一大以后，列宁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如进一步改组工农检察院、实行党政合一的监察体制等。 列宁认为，除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党内监督以外，反对官僚主义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对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之中。1921年，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中特别强调，要“吸收非党人员参加检查”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这对遏制官僚主义作风的蔓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保证。由于滋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所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尤为重要。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弊端表现在工作效率低下、作风拖拉、职责不明，这种弊端严重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落实推进。所以，“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11]613。1921年，在苏维埃政权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时间和效率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效率就是政治，因为它们直接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息息相关。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列宁极力主张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1923年在治病期间，列宁明确提出了精简机构，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等具体改革措施。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指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11]743。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工人中的中央委员，加强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等，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监督。列宁在其晚期著作中多次提到工农检察院的建设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改善国家机关，通过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反对官僚主义。 为了反对官僚主义，防止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十月革命以后在列宁的提议下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对领导干部实施低薪制。按规定，当时人民委员的最高工资每月500卢布，而专家的工资可以达到3000卢布。为了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列宁带头拿普通人民委员的工资，带头自己买书自己付款，身先士卒，为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对此，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他提倡开短会，写短文章，“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8]389。会风是领导机关作风的体现，为了改变会风，提高效率，列宁主张要开有准备的会议、有成效的会议、时间短的会议。在每次开会之间，列宁总是认真审阅相关材料，找有关部门的领导谈话，每次会议从不迟到。在列宁的提议下，1921年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实行《迟到惩戒法令》，严肃会风，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记人会议记录，并且写明迟到几分钟。在各种会议上，列宁要求发言人员讲话要简明扼要，具体明确，反对空泛的议论。列宁曾专门为人民委员会倡导和制定了开会的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1)只请与讨论问题有关的人参加；(2)不许迟到，无故迟到半小时罚款五卢布，半小时以上罚十卢布；(3)开会有事只许递纸条，禁止说小话；(4)给报告人的时间是十分钟；(5)给发言人的时间，第一次是五分钟，第二次是三分钟；(6)发言不得多于两次……[16]359～360这些要求虽然显得有点苛刻，但对于严肃会风会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会议制度以后，列宁始终带头遵守。对于各种文件和报告，列宁要求“请写得简短些，采用电报文体，必要的话可以另加附件。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如果有具体建议，可以写在另一张纸上，要象电报那样极其简短”[17]369～370。 第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缺乏文化而苦恼，“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3]766。列宁深知：“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11]680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建设在当时的俄罗斯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什么叫作“文化不发达”？列宁讲得很清楚：“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7]63所以，这里的“文化”主要指“管理的本领”，即治国理政的文化。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缺少这方面的“文化”，缺少管理国家的人才，所以，列宁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11]786。这里的“学习”，首先是学习管理，通过学习努力把布尔什维克党建设成为善于管理的党。 根据当时的国民文化素质和领导干部的实际状况，列宁对教育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规定教育人民委员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工农出身的各方面专家，提升国民文化教育，普及职业技术教育等，这些要求对于提高俄罗斯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反对官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因众多，但是其中有一条，那就是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盛行。历史的教训必须时刻铭记!所以，列宁虽然离开我们已经90多年，但是他对“恩格斯命题”的探索对于我们党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在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善于运用法制的手段，坚持从制度上消除官僚主义。他指出：“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7]153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一方面通过人民民主的方式，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3]345；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这对于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发挥了标本兼治的作用。 我们党长期以来十分注重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作风纪律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效果明显。但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们更需要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运用法治思维，从制度上杜绝官僚主义“毒瘤”；与此同时，从制度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从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结合有效遏制官僚主义。 第二，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1]590。所以，“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3]771。由于苏维埃各级领导绝大部分来自工农，长期贫困的生活直接导致这些干部缺少文化，缺少管理知识，使得他们工作效率低下，视野狭窄。因此，贫困、缺少文化是导致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官僚主义这种毛病仅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11]588。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他说：“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采取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10]259 与俄国相比，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文化是滋生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文化土壤。所以，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善于学习的党、善于治理的党。 第三，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战争的特殊环境导致了苏维埃俄国权力过度集中，在这样的体制下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18]130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共振，领导干部很容易脱离群众。为了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列宁要求广大领导干部下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在与老百姓的交往中，列宁要求领导干部“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19]93。列宁还经常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11]695 对于我们党来说，60多年的长期执政也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官僚主义。所以，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我们根除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党风建设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反对官僚主义永远在路上。所以，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我们要自觉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工程，牢记列宁的谆谆教导，在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同时，通过不断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等措施，彻底根治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恢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相信，一个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执政党，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反思的执政党，一个热爱人民不断创新的执政党，一定能够带领13亿中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一往无前! 收稿日期：2015-09-18标签：官僚主义论文; 十月革命论文; 苏维埃论文; 恩格斯论文; 列宁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