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关系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灾论文,历史时期论文,人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1998年夏，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水位之高，水量之大，以及持续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纪之最。灾后社会各界就其成因从多方面展开了讨论，在论及自然原因的同时，更多的是触及到了社会原因，即人类的社会活动。而人口作为这一活动的最关键因素，更是引起了诸多人士的特别关注。甚至有人就此毫不客气地指出，“洪灾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此言可能有些过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人口对水灾影响的严重性。实际上也给人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人口对水灾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口与水灾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联系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更多关注与探讨。
2 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化及其分布
首先分析一下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据史家研究，历史上我国人口的变化大体上是随着王朝的兴衰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递增趋势。鉴于本文所要研究的人口变化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人口问题，而是试图寻找出人口与水灾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里我们只分析各朝盛年的人口数即峰值人口数。又鉴于清一代是我国人口的激增时期，因此将人口增长的几个关键时期也一并列出，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历史时期我国的人口大致经历了5个大的增长时期和两个低谷时期。5次增长的极限点分别为战国、两汉、南宋、清及民国；两个低谷时期是魏晋至隋和元。以此为契机，我们将人口的这一增长变化分为7个阶段，见表2。
其次再看一下历史时期的人口分布情况。据史家研究，三代时期，我国的人口活动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夏的中心在嵩山周围的伊河、洛河和颖河流域，商则发源于河南东部的商丘平原，周人兴起于关中盆地。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更是成为诸侯争夺的中心地区，秦兴起之时，以关中为据点，一直向东扩展其势力范围。其间在长江流域地区，虽也有吴楚蜀的繁荣，但就全国的人口中心而言，一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汉之后，各地有了详细的人口资料，兹把历史时期各地的人口数、所占比重及人口密度列举如下，见表3、4、5。（说明：鉴于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两地区的人口数一直占全国比重的70%－80%，甚至更多，因此，用此来反映全国形势，大抵也是可行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及山东五省以及京津两市为代表；长江流域以四川盆地、两湖、江西、江苏、浙江为代表。四川盆地人口的计算，据《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口基本上都占全省人口的95%左右，为此，这里将历代四川人口总数乘以95%得出四川盆地的人口。）
资料来源：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6
资料来源：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6
由上述几个表格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我国的人口重心仍然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载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10个一级行政区和10个二级行政区都位于这一地区，郡国兖州的人口密度高达262人／km[2]。东汉至唐，虽然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密集区，但与前一时期相比，已有了下降的趋势。相反，长江流域的人口逐渐上升，就人口比重而言，达到了近30%，尤以江浙增长为最，人口密度虽然只有20-30/km[2]。但与西汉相比，其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增长了一倍至几倍。这样，到了两宋时期，在我国的人口数量攀上一个高峰时，其人口分布也发生了一个大转移，长江流域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尤以江浙一带和川西平原最为密集。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5个一级行政区和10个二级行政区中，这两个地区分别占了4个和9个；而在两湖及江西地区，虽然人口密度没有上下游高，但就其增长幅度来看，却是最大的。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重心南移了。元朝时，我国的总人数虽有下降，但就地区而论，长江中下游却进一步上升，只有在四川盆地和黄河中下游一带，人口大大下降，四川一带甚至只有100多万，占全国人口比重不到2%。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又一次大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北方的人口也迅速回升，只有在四川地区，一直到清乾隆中叶，方才有所回升，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强。当时的成都府人口密度达500人／km[2]，为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此后到民国时期，我国各地的人口一直随总人口的增减而变动，区域变化没有再发生重大变动。
以上就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及分布作了简单分析，下面再分析一下水灾特点。
3 历史时期水灾的变化及其特点
我国是一个水灾十分频繁的国度，中西学者曾对此作过不少统计分析，虽然其统计方法与依据标准互不相同，但都大致反映了水灾频繁这一基本事实。现摘录一则如下，见表6。
资料来源：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
注：原书中有关于五代的水灾统计，但由于这一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争频仍，人为决口的水灾较多，而在长江流域，则记载较少，因而，这里将此略去，不做分析。以下类同。
从表6大致可以看出，我国水灾的发生大致是愈到历史后期愈为频繁。在汉以前，水灾的记载甚少，由于三代以前的时代久远，水灾的发生无从可考之处，大约从三代起，一直到秦，在其1800多年的历史中，有记载的水灾共7次，大约250年才发生一次。可见水灾的发生是很少的。从西汉起，水灾的发生逐渐频繁了起来，在两汉时期，平均每百年发生17.9次，民国时达92.3次，约为汉时的5倍。可见这一变化趋势是明显的。但是，同人口的增长相类似，水灾的这一频发也不是一直呈增长趋势的，而是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如果将水灾发生频率每增加20%划为一个阶段，那么，可以看出历史时期的水灾变化大致上经历了4个相对频发期和2个极度频发期，见表6。
以下再看历史时期水灾在地域上的分布变化情况。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资料的收集及处理方法作一说明。由于本人能力的有限，未能将历史时期各地的水灾按同一的标准加以统计与分析。而采用近人的研究成果，则由于每人的依据标准不同，所掌握的资料的不同，因而势必也不能作相互的比较。此外，还由于水灾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变异的结果，而各地地理条件、气象条件的各异，也使得各地的水灾发生频次互不相同。因此，如果单纯地用水灾频率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明其地域上的变化，势必不尽合理，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此拟引进一个水灾频率增长比例的概念，即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水灾频率相比，用其系数或比值来说明水灾在地域上的变化情况。首先看一下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水灾情况，见表8、9。
由上述两表可以看出，无论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长江流域地区，都是唐宋之间的系数量大，由此说明，两大地区都是以宋为分界线的。但是，在宋之前和宋之后，两大地区水灾的变化又不尽相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宋之前的水灾从两汉开始频发了起来，到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一个缓和期后，唐再次频发，大约比两汉要频繁。而从宋开始，元朝的水灾极其频繁，明清时期与元相比，略有缓和，民国的水灾再次与元相抗衡。在长江流域地区，宋之前则只有在唐代见诸记载的水灾才多了起来，而且频率也较为低。宋之后，一直迄清，水灾的发生基本上呈现出一种递增的趋势，只有在民国才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见，历史时期的水灾呈现出了一个不断蔓延扩展的形势。为详细分析水灾的这一地域变化，我们再将长江流域分为上中下3个区域来分别说明。鉴于资料的有限，我们分别以四川盆地地区、江汉平原、江南三角洲为代表说明长江上中下游的水灾情况。这可能与实际上的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稍有差别。但是，由于本文分析的只是一个趋势，因而，这一缺陷并不影响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见表10、11、12。
资料来源：水利部长江委，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文物局。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9.统计标准为：不管一年内发生多少次水灾，均按一次统计。
资料来源：1 林承坤。古代长江中下游平原筑堤围垸与塘浦圩田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学报，1984;
2 民国时期的水灾统计依据骆承政乐嘉详编。中国大洪水。中国书店，1996,12
资料来源：同表9
由上表可以看出，长江流域的水灾虽然以宋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水灾发生较少，此后逐渐地多了起来。但是，各个地区是各不相同的，在上游地区，明清之际的系数最大，清与民国的系数次之，说明上游地区的水灾从清开始频发，民国再次跃上了一个新时期；但是，即使在清一代，水灾的发生也是极为不均衡的，在嘉庆朝前的151年中，共发生水灾20次，频率为7.6年／次，其中特大水灾5次，平均30年发生一次，而在嘉庆朝后的百余年间，则发生水灾30次，频率为3.9年／次，其中特大水灾14次，平均8.3年发生一次。而从唐至宋，系数大致为1.5，说明这一时期的水灾呈现出了逐渐增加的趋势，元与明系数大大减少，因而这一时期的水灾也大大缓和。在中下游地区，都是清与民国之间的系数最大，唐与宋的系数次之，说明这两区域在民国的水灾最为多，而宋则是一个转折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两宋，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灾频率几无变化，而中游地区南宁比北宋则增加了两倍之多；宋明之际，其系数大致都在1.0-2.0内浮动，说明这一时期的水灾是逐渐增多的。各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清一代的水灾发生特别频繁。民国则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期。由此可见，长江一带的水灾同样经历了一个蔓延扩展的过程，首先是下游地区，其次为中游，清时扩展至上游。民国时期，则同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4 结论：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的关系
对照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的这一变化，我们发现它们呈现出大致一致的趋势。并且，在二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二者都在这一时期跃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就流域整体而言，人口在宋之前和宋之后分别经历了一个下减时期，而水灾则呈现出一直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人口对水灾的影响越到历史后期越为严重，但是，就水灾增长的形势来看，在宋前和宋后则各不相同。在宋之前，就二者增长时期来看，尚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即是人口增长到一个高峰期时，水灾才开始一个新的频发期。也就是说，水灾的发生尚存在有一个前奏期，或者说，水灾对于人口而言，尚存在有一个滞后的过程。而且，就持续时间来看，人口的这一增长期要远远大于水灾的这一频发期，其差距大约为100年。但是，宋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水灾的发生不仅与人口的增长期同步，甚至还要早于人口的增长期，当然，其滞后的过程依然存在。因而，其持续的时间就远远长于人口的增长时间了，水灾发生期比人口增长期长了200年之多。此外，就二者变化特征来讲，宋之前，人口经历了两个增长期，而水灾则经历了三个频发期，人口与水灾的增长幅度都不是很大的；而在宋之后，人口方面则经历了一个膨胀期，水灾方面更胜一筹，有两个极度频发期，这说明宋后的人口与水灾增长幅度都大大加强了（见表13）。
第二，就区域而论，水灾与人口密度的变化关系，宋前和宋后各不相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宋前的水灾随人口密度的增减而频发或缓和。但在宋之后，就不存在这一关系了，水灾直线上升，而人口则发生了一个曲折变化。在长江流域地区，则不论宋前和宋后，水灾的发生都有一个滞后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宋前的人口与水灾都较少，宋后才逐渐地多了起来。
第三，水灾随人口重心的转移而扩展蔓延。宋代不仅是我国人口分布的转折期，而且也是我国水灾变化的一个重要扩展期。它在使长江流域成为我国人口重心的同时，也使水灾扩展到这一区域。即使在长江流域的三大区域之内，情况也是如此。江浙地区在两汉时人口已相当密集，因而在其后的魏晋时期，见诸记载的水灾较多；到唐时，仍是这两个地区人口较密集，因此水灾在北宋时期仍集中于这一区域；两宋时期，江汉平原的人口多了起来，水灾也紧跟着频发了起来。及至清，两大地区的人口都急剧增长，水灾也就急剧频发。人口与水灾遍布全国的形势至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