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王印”还是“道教法印”：贵州镇宁铜印的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贵州论文,夜郎论文,镇宁铜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01-6
一枚普通的青铜印章，经各种媒体几年来的宣传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文化产业化的运作，还是学术理论界的悲哀？在文化产业发展、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十余年前，围绕湖南石门县夹山寺是否为李自成出家、葬身地，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许多专家将一通道教用于镇墓的“圹符碑”，解读为“奉天玉和尚”即为李自成的确证，并为之建造了“闯王陵”，从而落下了一个天大的笑话。[1]笑话仍在继承上演，那就是围绕贵州镇宁铜印的话题。
从有关媒体及网络的报导中得知，2004年11月贵州镇宁发现了一枚古代铜印，持有者为苗族老人杨文金，他自称属于夜郎王第七十五代子孙，那枚夜郎王自制大印就“掌握”在他们这一支系的苗族同胞手中。从上世纪的1987年开始，他便开始潜心研究夜郎文化，并对这枚世代相传的大印上的文字、图案和符号进行研究。2007年4月，杨文金找到北京市文物局研究馆员、从事文物鉴定工作38年的文物鉴定专家孙晓虹，请其为这枚大印进行鉴定。孙晓虹得出结论：此印为汉代(少数民族地区)铜印章，甚至出具了由北京古玩城文物鉴定有限公司印鉴的鉴定证书。
于是，这枚被一些专家、学者鉴定为两千多年前的“夜郎王印”，引起极大轰动，众多媒体争先报道“夜郎王印”出世，有人要投资上亿元修建夜郎王城，安放这枚“王印”。受贵州竹王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金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夜郎竹王像”、“竹王多同像”及“夜郎王印”商标价值进行了评估，三枚商标价值为人民币1.26亿元。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记者，北京电视台《魅力科学》记者相继赶赴镇宁自治县，拍摄题为《夜郎“王印”之谜》的电视专题片，并于2007年9月18日公开演播，宣称找到了夜郎王印也就等于找到了夜郎王国，揭开夜郎王印的神秘面纱也就揭开了夜郎王国的千古之谜。贵州省苗学会秘书长麻勇斌说，夜郎王印是夜郎王国最重要的神器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夜郎王印的神秘出现，是夜郎文化魅力的大展现。无疑，“夜郎”这块贵州独特的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然而，贵州的张进指出它是思南地区发现的一种“傩师印”。[2]陕西的刘合心认为这是道教的“北极驱邪院印”。[3]由一枚印章引发的文化品牌争夺，继续上演着大剧，甚至有对簿公堂的倾向。
那么，这枚价值连城的铜印，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究竟是一枚什么印？这里详加考辨，以求证其谬误，判其真伪。
法印是道教最重要的一种法器，它象征着道教所信仰的三界神灵的威权。它是历代的法师们因为宗教法事活动的需要，遵照道教信仰中三清诸神的名号、鬼神司府的称谓的内容，模仿人间社会中古代封建帝王玉玺和官府公印而刻造的各种印章。通常以玉、石、木或金、银、铜等质材制作镌成，道教用以上章申表、发书遣文、召役鬼神、驱邪治病等。
道教法印的出现颇早，早在道教教团形成之前，秦汉的方士和巫师已经将法印施用于治病、解厄、辟邪、通神等宗教活动中，如“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天皇上帝之印”、“皇天上帝制万神章”、“黄神越章之印”等印。后世称这类印章为“方士印”。
至东汉道教成立，即沿袭了秦汉方士的这一传统，创制道教的印章。史载天师道祖师张陵即镌有“阳平治都功印”，后被张氏子孙世代沿用至今，成为道教最重要的法器。在道教的古文献中，明确指出天师道曾使用“黄神越章之印”施法宣教。葛洪《抱朴子·登陟篇》说：“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祸福者，以印印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凡此类印章，在道书中一般统称为“法印”。如《金锁流珠引》卷二六谓法印共分三等，天仙道士得二十四印，神仙道士得十五印，考召道士得十二印，“天仙道士行上清玉皇之印，次即元始之印，是常行用者。神仙道士行太上玉京之印，次即飞天九野之印。考召道士行太上老君印，次行三天太上之印。”可见唐时已出现了一大批法印，并有着相当严格的传授使用的仪轨，从而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宗教活动之中，正如该书中所言“以用印符引，并檄禁文书行用，又传法箓印佩板等行用不绝，过于公中之官印行用不绝。”[4]
至宋元之际的道教，多推重法印的功用与神威，如北帝派、灵宝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派、天心派等，都有自己的法印。在宋元的道书，有着大量的关于法印的记载，载有上百种道教法印的印谱，并对法印的名称、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制作材料、制作方法及来龙去脉，做了或详或略的阐述。
“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是一枚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法印。近年来，在四川、贵州、宁夏、陕西、湖北、江西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与此相关的法印。如在四川成都地区发现了多枚“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北极驱邪院印”、“雷霆都司之印”；阿坝茂县羌族自治县发现了三枚被羌族巫师们所使用的道教法印，分别为阳刻九迭箓书的“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佛法僧宝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以及一枚云箓体的真武“雷神印”，这说明道教法印中亦融入了佛教的因素，且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运用。此外，在湖北武当山剑河畔出土了“雷霆都司之印”与“道经师宝”印；[5]江西德兴市博物馆收藏了三清山出土的一枚“雷霆都司之印”。[6]这些法印多为元明时期所造，但其渊源可追溯至唐宋之际，且与道教天心派、北帝派、神霄派的传播紧密相联。
北极驱邪院之名称及法印，首见于《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该书为北宋道士元妙宗编著，书前有政和六年(1116)序，自言曾访道三十余年，后应徽宗诏赴京校注道经，“因得窍览经箓殆至周遍，神章宝篆靡所不有”，故将所得秘法符印、步纲蹑斗诸术，编成十卷以进上。所谓“北极”，是指“天之中极，万象之所会”，乃紫微大帝之治所。该书卷二收有二种北极驱邪院印印式，一为九迭篆，一为天书云篆。并有《祭造法印式》讲述其传承及使用法：“昔先师所受真人北极驱邪院并都天大法主印二面，可以雷震枣木，用六丁六甲日至诚焚香，斋戒洁净，命匠开之。……各方一寸八分，以金玉为之，雷震枣木亦得。召六丁六甲使者，结界守护。置讫以朱红付印面，先闻奏上天，次申东岳及关合属去处照会，方得使用。”[7]
这里所说的“先师”、“真人”，是指谭紫霄、张道陵。谭紫霄为五代高道，福建泉州人，幼即出家为道士。自言得张道陵天心正法，窍鬼魅治产病多效。闽王孟昶尊重之，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有弟子百余人，唯饶洞天得其真传，并订定《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内收有一枚北极驱邪院印式。其注文曰：“臣洞天普受真人指示，得天篆驱邪院并都天大法主印二面，誊本讫埋于故地。”[8]
饶洞天之后，有五传弟子邓有功整理重编天心正法，刊《上清天心正法》传世，其中亦收有二枚北极驱邪院印。其时道士董大仙亦传北帝法于巴蜀地区，有北极驱邪院印传世，并详细讲述了制做法印、祭印、行印等仪轨。[9]从以上所述可知，北极驱邪院印在宋元道书中已收有九枚，且印文各殊，这即说明了当时对紫微大帝的崇拜相当盛行，也显示了不同地区、不同道派的道士都十分重视北极驱邪院印的功用。(见附图一)
附图一 北极驱邪院印
(明代铜质，成都地区发现)
“雷霆都司”印，亦系紫微大帝所掌。《道法会元》卷五六曰：“雷霆都司，乃北帝专司之所，列官分积，佐玉机之政。凡世间水潦旱魃，悉请玉枢院禀听施行。至于雷霆斧钺，庆赏刑罚，有条不紊，悉有司存，天心有雷。”[10]《道法会元》卷一二三曰：此印亦名“邵阳雷公法印”、“雷霆都司符玺”，“此印专为申奏而设，乃天门、雷门认识之私，其印方圆各有法则，印文乃雷霆都司之印，方圆厚阔各一寸一分。凡召雷部将吏及邵阳雷公，皆以此印符牒，谓之暗号，大有报应。”[11]
据王育成教授介绍，这类印章传世实物较多，木、铜、石质的皆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宋代铜质雷霆都司印，通高3.3公分，印面正方径6.6公分……该印是现知最早的铜质雷霆都司印。”[12](见附图二)此外，贵州省博物馆尚收藏有二枚道教铜质法印，两印印文大体相似，上部为联线三星，左侧为“雷霆都司”字样，右侧为“北极驱邪”字样，中部有一图形，头上有一“王”字样，脚下踏着一“罡”字样，中央图形呈鸟人状，而这二枚恰好正是与“夜郎王印”同一类的法印。
附图二 雷霆都司之印
道教的这类法印，存世的数量、品种颇多。但印文一般或为九迭篆书，或为天书云篆，因此识者罕见。所谓“九迭篆”，又称为“上方大篆”。迭是指印文笔画屈曲盘回，九为数之终，则言迭数之多。隋唐以来，因官印颇大，多用其体，并把印文折迭布局得平满均匀。传世唐宋元官印一般为五至七迭，明清则以九迭居多。明代篆刻家徐官在《古今印史》中引刘钦谟的话说明：“我朝凡印章，每字篆叠皆九画，此正乾元用九之义。”[13]
所谓“天书云篆”，亦称“真篆”。因道教法印在形式上虽与人间官府之官印类同，但其功用却是人神交通之凭信。故多强调其印文不当用人们熟知的“凡篆”，而是道教秘传的“真篆”。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十曰：“其文则天章云篆也。”这里所说的“天章云篆”，亦名“八龙云篆”、“飞天之书”，其形体如天之流云，故名“天章”、“云篆”。在道教看来，天书云篆皆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圣真传与人间的神谕真信，千形百态的各种符箓云篆即是三界神真的信物。《洞玄灵宝玄门大义》说：“神符者，即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神以不测为义，符以符契为名，谓此灵迹，神用无方，利益众生，信如符契。”[14]正因为如此，故道士在制作法印时，往往强调其印文用天书云篆，以此显示法印所具有的神圣性。不仅如此，道教的法印往往还加入一些抽象的符号或神像，以强化其役使三界鬼神之灵力。如“北极驱邪院印”中皆有北斗七星图，以显示此印乃北极紫微大帝所掌。
概而言之，法印为道教的法器之一，它象征三界神真的权威。“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北极驱邪院印”、“雷霆都司之印”的广泛运用，说明宋元以来北帝派在各地盛行一时，其时对紫微大帝(即北帝)的信仰亦达到高峰。它不仅在汉族生活的地区传播，而且受到了西南、东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如苗族、羌族、布依族、瑶族、壮族的崇拜。这就是今天在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地区出土发现了许多“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北极驱邪院印”、“雷霆都司之印”，且有羌族、苗族巫师所使用者的内在原因与历史背景。
从现已公布的资料来看，这枚被称为“夜郎王印”的铜印印面为方形，边长为5.5厘米，厚1.5厘米，高3.8厘米。印把上刻扇面纹饰，印面为阳刻。依据杨文金先生的研究和破译：“夜郎王印”下方左右两个文字为“多德”，即夜郎王的名字，与蒙正苗族流传祖先“竹王”“多德”吻合，印上面“王”字代表夜郎国的创始人夜郎王，下面的“王”字表示世袭王位。大印中间似人非人的图像是“蝴蝶”，传说远古时期，蒙正苗族崇拜的是“蝴蝶”，因此，夜郎王在自制夜郎国王印时就把“蝴蝶”作为民族的标志，后裔为了纪念夜郎王才由崇拜“蝴蝶”转向崇拜“竹王”；印上共有28个圆圈，在“蝴蝶”中心的一个代表夜郎王，下面王字上的3个圆圈，为夜郎王的三个儿子，其余24个圆圈散落在夜郎王印中心圆圈四周，为当时夜郎国所属的24个部落联盟，即班固著《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的“二十四邑”；印面上的长线、短线均由夜郎王为中心牵出，表示各部落联盟的隶属及区域界线。
然而，当我们把同类的几枚印章置于一处，综合加以分析，就可以见出杨文金先生的破译缺乏根据，皆为憶想之言。这里将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二枚法印(见附图三)、(见附图四)与镇宁铜印比较，可见其真实的内容及题材。
附图三(印高6.3公分，宽6.5公分)
附图四(印高6.3公分，宽6.3公分)
此二枚皆为道教的“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其印上部为一线连接的3个圆圈，代表上台、中台、下台三台星君。道教谓三台乃中天之大化，北斗之华盖。上台虚精星君主寿，保我千龄。中台六淳星君延福，卫我身形。下台曲生星君主兵，护我性命。三台星君共增禄寿，令无祸殃。因此在道教的法印、符图中，常见这类符号。左侧为“雷霆都司”，右侧为“北极驱邪”字样，中部最上方为一“印”字样，下有一图形，头上有一“王”字样，脚下踏着一“罡”字样，据其图形呈鸟人状，应是道教神系雷部主神雷祖之化身“雷神”。道教的文献，对雷神的形象多有描述，他们多为鸟头人身，两翼生有肉翅，左手持雷钻，右手执雷槌，手足皆龙爪。有关雷神的符图甚多，逼真的反映了道教雷神的形像。(见附图五)
附图五《道藏》中收载的雷神符
通过以上图像的比较、分析，可见镇宁铜印中央者似人非人的图案，并非“蝴蝶”，而是主掌“雷霆都司北极驱邪”院的雷神。在铜印中央的上方，尚有一“印”字，这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至于铜印下方左右两个被杨文金先生称为“多德”的字，应即“司”字与“邪”字。雷神下方的“王”，是步罡踏斗的“罡”字，后来演变为3个小圆圈加下面一个“王”字。这一变异，并非唯一，在四川成都出土的一枚明代铜质“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中亦曾出现。[15](见附图六)
附图六 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
这里，我们可以系统的分析镇宁铜印(见附图七)的内容及其题材，看看它到底是一方什么印。
附图七 镇宁铜印
附图八
通过以上如此细致的分析(见附图八)，可证它确实为道教的法印，而非“夜郎王印”。是“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道教法印中所用多为“云篆”，颇难辨析，这也是造成误解谬论的原因之一。
镇宁铜印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再从形制以及文字、内容来看，这枚法印当为明代所出。秦汉时期的印式都很小，也没有这种直柄的印钮。据资料记载，隋唐以来的官印在形制上彻底改变了秦汉印章系统的方寸阴文的印式，而改为阳文大印，其边长多在5厘米以上，较乎边长多2-3厘米的秦汉印章要大得多。由于印体较大，已不宜于佩戴，因而钮式也作了很大改革，汉印系统普遍使用的鼻钮至唐代便完全废止，改为长孔的环钮，唐末五代又改为无孔的橛钮。所以从形制分析，这枚镇宁印并非汉代印章，更不可能是“夜郎王印”。目前就我所见到的这类“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约有九枚，它们皆为明代制作，无论在质地、形制、铭文等方面均多与镇宁铜印相同。再从其内容与题材而言，宋元之际道教的法印中出现了“雷霆都司之印”、“北极驱邪院印”这两种法印，到了明代，又有了“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类似的法印近年来各地仍有发现，四川原道博物馆最近即从四川阆中征集了二枚。当然，“一模一样，一根线条都不差，一个符号都不少”，并且有“多德”两个字的印没有；如果有，那肯定是赝品。显然，如此众多的同类印章，不可能皆为“夜郎王印”。是停止演戏的时候了，应还原历史真实，给“夜郎王”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