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社会化与《武训传》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武训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02-0014-04
以政治家的逻辑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中无形的力量。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所约束的，例如罗马人旧的共和道德风尚消失时，共和国就被取而代之。”①普列汉诺夫所揭示的就是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基本功能：指导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和维持政治稳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如何维护新的国家的稳定？如何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从根据地很快推及全国？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普及化由此被提到议事日程。政权的行政管理只能在形式上保证统治的有序，只有思想的革命才有可能使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地理解这一点。1942年的整风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统一、组织统一提供了保证，也为共产党对全国实行思想统一与组织统一提供了范本。在推广、宣传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广大基层组织共同信仰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指导的解放区文学队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形成了成果丰富的文学氛围。以“讲话”为理论基础，以“讲话”为指导在解放区的文学实践成为了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战线的主体基调，在全国欢呼统一的中国到来之际，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思想推及到全国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项政治任务的历史表述就是：铸造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核心，依恃组织战争时的社会经验，推进政治核心价值的形成，而不是任由“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②。其实质就是进行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使人民自觉地“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③这种自觉性思想改造必须靠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有意识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既宣布解放区文学界与国统区进步文学界在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旗帜下的统一，同时也赋予了文学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具体任务。正如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团结，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努力用文学艺术的武器来加紧这种斗争和建设。”“我们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我们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郭沫若关于文学艺术界当时面临的工作的总结，是对文学界配合政治任务的具体表述，反映了文学艺术界领导层自觉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对解放区文学队伍、部队文学工作者队伍、国统区进步文学界队伍会合后面临的重要问题的认识。但是，当时的文化界人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其主观意识来说，统一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唤醒了这些知识者民族复兴的热情，但他们并非全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思想的创造者与阐述者，他们对政治文化的评判自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在延安整风时期的“五四传统”(知识分子传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早已证明了知识者对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是有“保留”的认同。特别严重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随着他们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共产党思想的一部分，并以其更大的惯性危害着核心价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这种现象在文化艺术界屡有体现，并逐步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人物。尽管随着战争的胜利，公然地向共产党及其思想挑战的理论不再存在，但它们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表现。政权的建立仅仅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之一，而形成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建立为大众所接受的政治文化体系则需要长期的努力。文学艺术以其对政治的“从属”论断显示出对政治运动的服务功能，而如何使这一种政治“从属”功能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致成为当时政治家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对文学界进行整肃，重新形成新的政治文学观念，并且服务于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成为当时文学领域的管理者、文学领域的作家、艺术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整肃与重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自194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期间的主体基调，也成为了当时政治文学界的主流思想。其中又随着各种不同时期政治家对文学情况观点的变迁，呈现着不同情况，并体现在不同的政治文学事件上，以批判电影《武训传》对伪革命思想的批判，是以“暴力”革命为立国根本的政治思想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其目的是消解“五四”以来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斗争是仅次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对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结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学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主流核心价值观念的社会化事实上成为了政治文学的发展主线。
《武训传》批判运动发生于1951年。批判运动的中心论点是这部影片宣扬了“改良主义”思想，而为之辩解的观点则认为其一是宣扬了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物，其二是即使存在错误，其创作动机也是好的，因此不能全面否定。其实，以政治家的逻辑，批判运动本身本无错误，作为政治事件的批判运动，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同时，管理层也力图利用政治事件来改变当时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由于政治事件与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这样的政治事件与大家关注的文学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文学事件的特殊性，将导致人民更为明确深刻地体会主流政治文化。文人的辩解也不无道理，那些真诚的文学家确实是在真诚地向主流政治文化投效，但问题是：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发生了一桩错误的联姻。
《武训传》宣扬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在政治话语系统中，这一思想体系的错误性十分明显：无论是创作者对武训形象的过高处理，“武训这个名字，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成为本阶级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使人觉得“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具体人物的代表”。④还是作者在电影主题曲的处理上的拔高歌唱。甚至作者们形成的：武训+周大+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模式的图解，以及作者创作电影的动因，无一不印记着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改良主义思想。
孙瑜创作《武训传》处在一个新旧之交的历史关头。他的创作冲动来源于陶行知先生对武训的颂扬。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孙瑜详述了他受感动的心情“没有人能不被武训的那一种终身为穷孩子们服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他要了30多年饭，做短工、变戏法、吃粗粮、宿破庙、含泪强笑、忍受讥骂侮辱，积钱办成了三个穷孩子不收钱的学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心甘情愿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陶行知先生宣扬武训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教育救国”的理想。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非暴力革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在政治话语系统中，试图走“议会道路”，靠“改良主义”救中国是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观念无法相容的。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强调：“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所言“革命的方法”即是与“改良主义”对立的“武装斗争”。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时，毛泽东一再提醒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很明显，陶行知先生所宣扬的“教育救国”思想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是一种“幻想”。那么，对于这种“改良主义”幻想在政治话语系统中为何大动干戈进行批判，甚至于提升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的高度呢？其实这和政治话语系统中内在逻辑系统密切相关。
1951年的中国是敏感的。当时新生的中国正处于寻求安定时期，在朝鲜却爆发了中美之间的对立、台湾国民党势力仍试图“东山再起”；内地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正方兴未艾。一个年轻的政权所面临的是多事之秋。而特别令政治中心担忧的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内在核心价值，从而使思想界出现“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自“五四”以来，随着“五四”浪潮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礼崩乐坏”使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的儒家文化系统失却了以往的权威。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其实也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尽管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已由刘少奇正式做出了阐述，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更多停留在口号宣传上，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论述，更未能随着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而得到推广。对政治话语系统，必须考虑其存在的合理性：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创立和对人文意识的重塑。对于前者，作为一种经济与物质层面的因素既为一个新中国的建立而证实，也因一系列如“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行为的实施而有了保证；对于后者，则依赖于主流核心价值的确立及其思想的社会化。其实解放后的权力中心一直未曾放弃这些努力，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的“作协”与“文联”的成立即是一种组织管理的行政保障。但单纯依靠组织手段，肯定无法完成其政治话语系统所赋予的任务。因此必须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推动政治话语意识的普及。《武训传》的出现满足了处于相对疲弱状态的政治主流意识社会化的条件：(1)这是一部宣扬“改良主义”思潮，并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广泛关注的作品，有较大的轰动效应；(2)它是一部在普通观众(文人话语系统)看来具有先进性，而恰恰误解了“政治话语系统”革命观念的作品；(3)它的产生既有广泛的文人话语背景也有着一定的权力话语背景。对它的批判既有破(文人话语)又有立(“革命”观念)，符合主流观念的“不破不立”观念。
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还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文学歌颂等问题没有解决分不开，它表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④运动的理论并未定性电影作品《武训传》是属于“反革命”的“毒草”，即使《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政治话语系统以特有的形式否定其价值后，政治主流意识对《武训传》及其艺术家们的定性依然是“思想混乱”。这恰好是从政治话语出发评价作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它的立论对政治话语系统而言是准确的。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充当了“齿轮与螺丝钉”，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文学历来就缺乏独立性，“以什么表现什么，反映什么”已经成为政治话语中一个先验的范本，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种范式的巨大“创造性”。但具体到《武训传》批判，政治话语的逻辑传承与价值判断符合当时政治系统的发展次序，批判运动合理性不言而喻。然而这是一场痛苦的悲剧运动，悲剧运动的主角的创作目的也确乎没有宣扬“改良主义”的意图，相反却在宣传“革命”的伟大贡献，自辩者与辩护者也力图从“动机与效果”之间找到解脱的钥匙。我们并不能否定当时的文人话语系统对政治话语的“忠诚”投效之心，也不能否认《武训传》的政治价值意义。在文革以后的再评价时期，类似如“(批判运动)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文艺问题，但运动并不着眼于文艺，却规定要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强调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⑤批判运动的结果是“强化了文学主题的单一性”⑥使“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凝固化”⑦等结论似乎已成为历史公论的时候，由于文学家们既不了解政治话语系统的思考重点，试图在文人话语中寻找解决的答案，因而永远无法理解政治家的思考重点。应该肯定地说，“五四”传承对中国知识者的影响是空前的。因为它第一次使中国新知识者面临“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从而成就了新的文人话语模式。这种文人话语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的自由选择，思想的自由、民主，科学的伟大、理性与启蒙的智慧之光等观念层面上。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文人话语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某些鲜明的印记，“为王师、为王臣”的观念被置换为一种新的形式“投身革命、马列主义”“保家卫国”等现代观念之中，在政治话语系统中，这一转变是正确的，也是值得鼓励的。所以共产党才会对知识者加入革命表示由衷的欢迎。但文人话语却并未能因为投效革命而丧失其固有的本性，相反却试图在政治话语与文人话语之间寻找新的契合点，以期既保持“文艺的独立性”，又能够“真实地反映时代”，用文人话语来理解、表现政治话语。具体到《武训传》作品的诞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的表征。
《武训传》的诞生与政治中心的关系是密切的。作为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孙瑜具有接近权力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1949年6月下旬孙瑜参加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下旬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晚宴上，孙瑜见到了周恩来。孙瑜是这样记述这次会面的：“他(周恩来)一眼看见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南开小同学，并笑着认出了小他两岁的我。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30多年前周总理在南开中学主演话剧的往事(那时称为‘新剧’，他多半演女角)，又谈起我年轻时也‘迷上了’电影的旧时情景，我们不禁相互笑了。”孙瑜在会见中抓紧时间问了周恩来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加思索后告诉孙瑜：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⑧正因为有周恩来的这一段话，编导人之一的陈鲤庭建议把武训“行乞兴学”的“正剧”改为“义学”，后来被统治阶级利用而失败的悲剧，又接受沈浮的建议把原剧中张举人家车夫改成了体格魁梧、身手矫健、正直坦率、嫉恶如仇，“代表了亿万农民反抗的烈火”的周大，孙瑜怕周恩来的意见尚未彻底体现，穿靴戴帽式地在一头一尾加了两段女教师的戏。片头由女教师讲武训故事，由此引出整个故事，在全片结束时女教师又总结说：“武训老先生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奋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个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放人民。更体现着作者主观创作上对政治投效是努力的，周恩来、朱德看影片时充分肯定了电影创作的正确性。朱德当时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后来因为对此电影的参与而做了检讨。
从《武训传》的产生到制作，充分体现着孙瑜主观上向政治话语投效的倾向，而且也取得了主流系统内部一定程度的认同。孙瑜所导演的《武训传》的创作，跨越了两个时代，由陶行知先生宣扬武训精神引起创作冲动把《武训传》定为宣传的“正剧”，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文人话语的具体表现。《武训传》的本质也是以一次文人创作开始，但随着时代的转换、社会的变迁，向政治话语倾斜，并进而成为完完整整的政治话语。《武训传》也成了在主流意识(并非当时严格意义上)影响下的文人话语+政治话语的新作品，当时评论界的美誉也集中于这种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的有机结合。表面上看，这种结合是一组完美的结合。但在创作的主体——作家而言，他们却忽略了这次“危险”的“婚姻”的内在不稳定性。独立的思考，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也是文人话语立足的根本。它否认可以用来最终解释一切的惟一的、权威的范畴。“教育救国”模式亦是文人话语独立思考的结果。最早的创作冲动是一种纯文人式的，但因为时代的变异，文人话语却试图向政治话语倾斜。由于长期以来的士大夫是在“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的阅历中形成的。儒家思想亦已与文人话语合而为一，它成为了当时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文人知识者在“为王师、为王臣”中保持着自然的存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文人话语典型的“入世与出世”的分野，无论“出”“入”文人都无法否认其思考的先验性，因而他们的思考带有前提。现代文人所面临的苦难正是处在文人话语转换之时，现代话语要求思想的多元，而政治话语在当时需要一元，一元与多元之间本是矛盾，但在孙瑜们那里却实现了统一。这一统一也导致着矛盾：“面对现代的多元品格，任何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它的梦幻性或宗教性，正如阿尔都塞说的，人们在这样一种权威性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态，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的生存的想象关系。”追求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结合表面上看是有可能成功的。但实际上这却只是存在于文人话语之中的“梦幻意识”，要完整地体现政治话语必须以牺牲文人话语为前提，或者使政治话语成为文人话语的一个主体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确切地体现着这种努力，也恰恰因为这种努力，一个处于长期分裂状态的中国能够很快地成为“大一统”的国度，从维护国家的安定角度而言，不可不谓政治话语的巨大成功。但这种成功却是以政治经济一体、政治文化一体等政治强化为前提的，文人话语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虚幻的想象关系中，文人话语丧失了其主体地位而蜕变为一种新的政治文人话语，发展到“文革”即形成了一种登峰造极的话语体式。在《武训传》批判时期，事件参与者并未意识到期间的巨大差异性。对编导《武训传》与批判《武训传》的观众而言，这种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合为一体的模式是很鲜明的。最早对武训从“精神的认同”到批判“武训的改良主义”鲜明地体现着这种转变的努力，这种努力也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化史，从而成为了文人话语政治话语化的最坚实的现实基础。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结合并非绝对的鸿沟，历代的政治家也做过具体的论述，鲁迅就认为若做革命的作家就必先做革命的人，毛泽东亦曾表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说，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合一必须以文人话语的丧失为前提，应该把政治话语作为新的文人话语，也就使创作者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并进而成为革命者。任何夹杂于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模式其实是“出则政治，败则文学”的翻版，它与“出则仕、归则隐”息息相通。对文人话语而言，政治家并不否认其向政治话语回归的努力，但在他们的思想中，这种回归必须是赵理式的回归，也就是他的主体性必须是政治话语与文人话语合而为一，而绝非简单的主体性相加。在否定政治话语对文人话语的摧残时，这种文人话语+政治话语的模式亦充当了悲剧的帮凶。
注释：
①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②笼约翰·丰卜威：《人权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页。
③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中的儿童：政治合法性的起源》，麦克格劳-希尔公司，1969年英文版，第73页。
④毛泽东：《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⑤⑥⑦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文化实录》，中国政治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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